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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则幽默故事：在路上丢了一块钱，美国人马上打电话给警察：“我丢了一块钱，马上来给我找，因为我是纳税人”。英国人表现得很绅士，耸耸肩膀就走了。而德国人会在丢钱的范围内画出一万个小方格，拿着放大镜，挨个去找，最后还真找到了。
这个故事虽然有些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刻画出德国人独特而生动的形象。生活中德国人的确很严谨，甚至有些刻板。同样，做起科研来也是一板一眼、执着而认真。
慢悠悠做学问
初到德国，在阅读学术资料时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脚注和尾注：“T Wagner, 1999, S. 98.(人名， 1999年，第98页)”，偶尔会产生疑问：仅仅标注人名和年份，怎么知道是哪篇论文？万一这位教授每年发表5篇论文呢？标注过于简略，会不会出现混淆？于是查阅了很多学者的论文，突然发现一个现象：德国学者每年一般发表一篇。当然，超过一篇的情况也有，但并不是很多。对此，我问一个德国教授：“你们一年才发表一篇论文，岂不是太少了？我们有些中国学者每年能发表三五篇，甚至十几篇呢”。德国教授反问：“一年发表一篇嫌少？如果坚持下来，30年的时间就有了30篇论文，还少吗？”虽然这位教授的想法也不无道理，但还是感觉德国人的效率有点差。
即使每年才发表一篇，但德国人并不追求长篇大论。德国学者顾彬认为，中国作家写得太长了。莫言用43天时间写出了 《生死疲劳》，中文有500多页，翻译成德文有900多页。他说：“在德国，不可能有人敢去写900多页的书，因为那意味着你可以比肩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德国作家一年能写出100页的作品就不错了，因为一页作品，他们要用两三天的时间来修改。像我，也写小说，但短篇可以，中篇也行，长篇我是不敢的”。
笨办法做学问
我的导师哈瑟教授是个标准的德国老头：灰白头发、高高的鼻梁、身材高大、说话不紧不慢、用词讲究、做事死板，而且一脸的威严。很多学生希望找他作导师，但是看到他那样子就害怕了。倒是我这个亚洲人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不知深浅就去找他。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
如果说在德国留学是一个苦活的话，那么写论文就是苦中之苦了。我的论文前后被这个导师打回八次之多！每次帮我修改论文都很仔细，一个标点符号、一个单词都不会放过。例如一次看见我拼错了一个单词，就不再看下去，直接给退回了。那是一个什么错误呢？我把表格 “Tabelle这个词”错写成Tablette了，估计是晚上太困而胡写的。Tablette 是药片的意思，他很严肃地说：“你的论文上要是让人看到有这么多药片的话，大家会误以为你是学医的呢。”看到他这封邮件，当时我恨不得马上钻到地缝里面去。
季羡林先生在德国上大学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一件事情：博士论文完成之后，需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不但要核对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后来季先生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再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办法来一一仔细核对。德国书中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即肯下“笨功夫”。
一位中国学者曾经这样写道：在德国研究期间，他的合作导师泰希勒（Teichler）教授每天都要阅读最新的相关文献，对所在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及相关研究小组的最新研究进展非常清晰。在讨论中，他要求研究生将课题的每一个细节都搞清楚，不可以似是而非。数值算法的每一步推导必须有严格的证明，推导过程必须有书面记录。对研究生写的论文，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一句一句地修改。对于研究结果，尤其是新颖的研究结论，他会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验证，以确保结论的合理性。像每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那样，泰希勒教授在审阅要发表的论文时通常都非常谨慎。他在意科研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步推理过程，会非常明确地指出计算或测量中引入的误差。他能正视自己实验或计算中的不足之处，绝不会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而去隐藏什么，绝不允许任何人篡改数据、弄虚作假。
亲身考证做学问
我的好朋友、文革史专家普朗克博士（Dr. Tomas Plaenkers）为了得到文革的第一手资料，先后十余次来中国搜集文革资料，包括当时的报纸、杂志、标语、大字报、领袖语录、书籍等，并与上百名当事人进行谈话。他的研究工作并未得到官方资助，所以每次来中国都是自掏腰包。我问他，这样做是否值得？他回答：“如果不是亲身考证，写出来的东西有什么价值？”
长沙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杨建宏也遇到过类似事情：杨教授的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论宋代潭州区域的社会变迁——以手工业、商业经济发展为视域》一文在《长沙大学学报》上发表后，引起远在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曹大龙（Alexander Jost）博士的浓厚兴趣。曹大龙专程从德国来到长沙，与杨建宏教授就宋代长沙地区“胆水炼铜”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并一起前往浏阳七宝山古矿遗址考察，访问了当地矿业负责人，并参观当地矿业博物馆，与有关人员进行讨论。杨建宏教授对德国学者这种严谨的科学精神表示由衷的感慨和敬佩。
做学问如此，在事关人命的问题上德国人更是一丝不苟。德国医生在接诊患者时会很详细地询问患者发病的全过程并认真阅读患者以往的就诊资料。在进行身体检查时非常认真，对疑似阳性的体征会反复多次检查。在决定治疗方案时很谨慎，对复杂病例往往会集体讨论。德国的科技很发达，可以使用许多测量软件对患者的X光片、CT片和磁共振片进行精确地测量得出一系列数据，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更精确的手术和治疗。在手术中，主刀医生从消毒开始直到伤口完全缝合好都是亲自操作。
德国人严谨的精神来自何处？
严谨和认真已经渗入到每个德国人的血液之中，这种精神与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德国是著名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发源地。路德给德国人带来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天职”。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包含的是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教徒来说，他做一样工作，生产一件产品，并不是为了工资、为了谋生而做，而是为完成上帝安排的任务。我们可以想象，这与干工作只是为了对得起所拿的那份工资，在工作态度的严谨与认真上会有多大的不同，制造出来的产品在品质上又会有多大的不同。
路德及其后来路德派的职业思想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深刻地影响了德国人：一是将世俗工作视为神圣，并以最神圣的态度去从事世俗的工作；二是尊重自然形成的分工与合作，不过分注重职业的形式；三是极其安心于本职工作，有良好的职业精神。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9年，德国共有一百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把移民美国、加拿大的德裔算上，获奖人数将突破200人大关。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要来自研究型的综合大学，其中哥廷根大学44人、洪堡大学29人、维尔茨堡大学14人（包括5位短期研究学者）海德堡大学10人、弗莱堡大学9人、图宾根大学7人、莱比锡大学6人，此外还有其他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列入统计。
据说中国有一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60年出不了顶尖的人才？许多学者研究去研究来搞不明白，教育官员们想破头也没有得到答案。其实，问题有那么复杂吗？你只要转脸往德国看一看不就明白了？除了自由、独立的科研环境之外，德国学者对学术研究的敬畏、淡定、执着和较真也密不可分。
来源：搜狐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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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6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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