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仇恨日本

cynic1940

当仇日变成现实需要和精神信仰——我们为什么仇恨日本
　　
　　 年轻的守门员有如神助扑出一粒点球，将中国男足送入了亚洲杯决赛，也再度点燃了“反日”的热潮。当赛场似乎真要变成战场时，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多数情况下如一盘散沙的国人，在球场上能“万众一心”地“嘘”日本队，我们到底为什么仇恨日本？
　　 不妨先扯远些，从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说起。我们的官方历史观（或说一般教科书中的历史观）习惯于把中国的历史划分为“1840前”和“1840后”两个时期，在“1840前”中，中国被描绘为一直全面领先于世界，科技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辉煌史；而“1840后”则是充溢着血仇、屈辱、叛卖和烈士破碎的骨肉的仇恨史。这种历史观告诉我们，我们也曾阔绰过，也有阿Q祖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般可炫耀的家产，只是近百多年来，被外来的强盗和内部的坏人欺负才落后于世界。“我们也曾强大过”的意象，使我们常常过于自大，陶醉于祖宗的无限荣光，而“因被迫害而不再强大”的集体记忆，又使得我们时时自卑，不愿做真正触及痛处的自省，不去思考自己是否有先天不足或者后天不够勤奋，而将苦难归罪于“被迫害”。
　　 当我们用这种自大与自卑编织起来的历史观环顾我们周围的世界时，仇恨的藤蔓就开始滋长：既然我们是被完全外在于我们的侵略者、反动派“迫害”而受难的，当我们强大起来后，就理所应当地要向加害者讨回我们所失去的。在“1840前”与“1840后”的史书上，所谓“爱国主义”的精髓其实是“恨”，即通过共同仇恨某些外在敌人，为现实的局面赋予“合法性”。被这种历史观浸染的国人，总要仇恨些什么，用代表正义、受难、复仇理想的“我们”和十恶不赦的“加害者”来建构想象中的历史。仇恨的对象过去是“美帝”或者“苏修”，日本则在近年来“脱颖而出”，被想象为一个极右的、变态的、处处挑衅的罪恶帝国。加上日本在历史上曾与中国有朝觐关系，就更被看作恩将仇报、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从而满足了我们建构仇恨世界观的一切条件。因此，从历史观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仇恨的对象，而被仇恨的重任，现在落在了日本头上。
　　 不仅构建历史观需要仇恨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需要创造发泄的渠道。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国家发展有目共睹，但改革逐步深入也结束了改革初期“利益均沾”的局面，日益体制化的腐败、犯罪率的上升、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医疗和教育的高成本，加上就业市场残酷无情的竞争压力，都在强化国人心理上的紧张、焦虑和茫然。西方国家的公众可能会用选票，用街头演讲，用游行集会表达自己不满，但在东土大唐，自我表达必须选择一种政治风险较低的渠道。逐渐地，许多人发现咒骂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清的日本，既与政治沾边又不越雷池，可以在网络上、球场上，现在也在一些报纸上尽情地骂呀骂呀，居然还能搞几次“合法的”游行，这些难道不是骂日本和日本人才能享有的“特权”吗？在一次次“运动”中长大的我们深谙此道，只要政府不禁止，就是默许我们把日本作为发泄的渠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机会啊。于是，中国人民又一次沉浸在“运动会”之中了——亚洲杯上几万球迷集体“嘘”日本国歌，被认为是爱国壮举；几个日本学生的无聊表演，被视作“侮辱中国人”，大学生群起游行；更有创意的，湖南一农民冒充日本人在电台节目中咒骂中国人，日本人到珠海嫖娼明明是9月15日，偏偏被编造为“故意在9月18日”嫖娼，有人制造愤怒，有人努力愤怒，台上台下忙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
　　 公众当然有权表达自己的情绪，而日本较之德国，在反省战争责任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但我们通过咒骂日本，安全地发泄着自身的焦虑和不满也是现实：为什么我们几乎听不到公众表达自己对政府政策的不同意见？农民受到侵害时有没有有效的自我表达手段？在校大学生敢不敢公开批评学校的规章制度？既然“不满”的所有的出口都上了锁，就只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断膨胀的仇日情绪甚至具有了某种“精神性”。对没有宗教传统，缺乏共同价值观的国人来说，“仇日”成了“万众”的“一心”，许多人在咒骂日本的群体经验中找到了共同从事一项伟大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只有“合群的自大”，当个体融入一个无边无际的群体时，个体就会感到力量的膨胀，肉身的不朽。在社会剧烈转型的今天，我们需要一种共同的精神导向，而仇日，就是时下唯一能让许许多多国人融入的“伟大事业”。看过网上流传的去年西大学生反日游行视频的人都不难发现，许多参加游行的学生喜笑颜开，就像是在参加一场化妆晚会，他们或许是因为在反日中找到了“和你在一起”的感觉而参加游行的。因此，可以设想，许多人其实并不太在乎要“仇”什么，只希望能“与子同仇”，与大多数人一起“仇”。这种具有“精神追求”的仇日情结，使仇日脱离了“低级趣味”，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也使得仇日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不是没有人能说清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不是一回事的道理，也不是没有人站出来提醒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但当仇恨本身成了“信仰”时，还傻乎乎地和“信仰”讲道理，又怎能不被“信仰者”痛扁呢？而这种“民气”的发酵，同样是有风险的。一旦仇日情结成了死结，反过来又会成为政府的掣肘，要挟政府不得不对外采取强硬立场，使政府在中日间突发事件时的回旋余地大大减少，其结果则是国家可能被不必要地推到危机，甚至战争边缘。
　　 日本对战争问题认识不够深刻，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等等，的确使我们发自内心地愤怒，毕竟我们曾遭受了那么痛切的困难。但在许多“爱国义士”的眼里，日本人成了一个有“原罪”的种族，中日之间的政治争端被“种族化”了。许多“义士”不能理解民主制度的功用，因而也不能相信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的日本基本消除了军国主义复活的政治基础，也不能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居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所以常将一两个日本右派的奇谈怪论当作整个日本民族的挑衅。许多国人宁愿相信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变态的、军国主义的、永世与中国为敌的日本，而不愿去思考中日如何能共同发展繁荣。但用仇恨书写的历史只能用更多的鲜血装饰，为了满足发泄不满和万众一心的愿望而去恨，只能让“种族论”遮蔽了双眼。廉价的愤怒让当政者和公众各取所需，但只有勇敢地“向前看”，中日才能走出历史的旋涡，这既需要两国政府的政治智慧和胆识，也需要理性、宽容的民意基础。
　　
　　 我不是认为日本不需要深入反省历史，而是反对将所有日本人“战犯化”，将日本文化“罪恶化”；不是认为中国人应忘却日本侵华的历史，而是反对将侵略者过去的罪恶作为我们现在极端言行的合理基础；不是蔑视反日民意的表达，而是警惕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膨胀。为什么被许多反日“义士”奉为楷模的韩国人能与日本共同举办世界杯，而我们就不能更加理性地、自觉地思考历史，反思我们的反日情结呢。我悲观地预感到，亚洲杯决赛的赛场将成为“义士们”自我表达的战场。我只希望，这种自我表达不要退化为向义和团先人致敬的仪式。
　　 当仇日变成现实需要和精神信仰时，思考到底为什么仇恨日本恐怕会遭到许多“义士”的鄙视。但回想几十年来我们的足迹，不正是因为只顾跑啊跑啊，顾不上想想究竟要跑向哪里，以至于在起点与终点之间迷失了自己吗？仇恨就像沙林毒气，销毁远比制造困难得多，所以最好少制造一些，免得最后不好收拾，反而身受其累。

cynic1940

转贴，但是不代表我不同意文中观点；愤青的鸡蛋砸过来吧。另外说一句，历史上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是很有一段时间大力支持中国的变法运动（不要说干涉内政哦，我倒宁可认为是先进扶持后进，共同富裕），目的是：联合中国抗击白人西方。想想革命时代的早期，有多少人留学日本（战争赔款支付学费，是有进步意义的好事），又有多少革命志士（康良，鲁迅等）受到日本人的资助，落难时候又给于大力协助。在变法时候，甚至中国和日本的朝野，很有想法请日相伊藤博文来中国任宰相（四海本是一家，概念现在相当难以理解，但当时古风犹在，想想战国时候齐人商鞅到秦国主持变法）。只是后来日本国内也是愤青当道，所以才被少壮派军官毙了几个内阁里所谓的“日奸”（多巧妙啊，只要理性思考的就给你扣个日奸帽子，那当然是人人得而杀之）从此军国主义当道，直到侵略中国，做出天理不容的恶行。当然从感情上来说我也十分厌恶小鬼子，不过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发生的原因和背景，如果感情超越理性，我们日后是不是也要来个东京大屠杀，才能平心头怒气？
另外再说句，所谓的教科书，日本并不是像我们，全国统一教材；他们是各出版社自己出教材，各学校酌情自由选用；根据我的资料，东京附近3000余所中学，只有8所是采用极右出版社（名字忘记了）的新版教科书。（数据不准确）我们在国外呆的，怎么会不知道西方国家会有左右翼政党的分别？当然日本的右翼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但是今日的欧洲，又何尝不是呢，呵呵。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怎么抑制日本的右翼控制政府行为，而不是小泉一去参拜****，就叫成一片（当然还是要叫的，但是我们的行为不止于叫才对）。叫有用的话，我们就天天上街好了。（PS：我有日本教科书的中文节选，确实相当过分····）
关于日本入常，只陈述事实如下，有头脑的各位请自己判断：1、日本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的第二大赞助商；2、德国、印度也在叫嚷入常；3、目前中国政府除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尚未对日本入常表态，而国内散步则越来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