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的畸形人格---孤独、迷信、凶残---ZT

关东响马

孤独无聊

　　宦官每天只能生活在皇宫那个窄小的圈子里，整日里低三下四地伺候人，生活毫无情趣可言，闲下来就是赌博、喝酒，以麻醉自己的神经。《明史·火集》记载有宦官们的日常生活，说他们“饱食逸居，无所事事，多寝寐不安。又三五成群，饮酒掷骰，看纸牌，耍骨牌，下棋打双陆，至二三更始散，方睡得着也。又有独自吃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约聚，轮流办东，帮凑饮啖，所谈笑者皆鄙俚不堪之事。多有醉后纷争，小则骂僮仆以迁怒，大则变脸挥拳，将祖宗父母，互相唤骂，为求胜之资。然易得和解，磕几个头，流过几点泪，即欢畅如初也。”这些宦官们生活在枯燥无味的岁月里，就像一个没有生机的木头人似的。

　　生活在深宫里的宦官们，虽然锦衣美食，但他们没有家，没有知心人，没有后代，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打发时光。虽有个别的宦官，生逢其时，能够达到权力的顶峰，但他们的内心仍是苦闷无聊的，他们一旦有了权，就拼命地捞钱，迫害百官，就是这种穷极无聊的变态心理的表现。宦官死后，往往是用草席草草地包裹一下，就给扔到了郊外，宦官们的阴魂，一代一代地伴随着凄风苦雨，孤独地游离在莽莽原野。

　　迷信多忌

　　宦官大都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又孤独无聊，因而都很迷信。明代宦官刘瑾，独揽朝政以后，在原籍陕西兴平(今陕西兴平县)大兴土木，为其父母修建了有碑亭石器的祠堂、坟茔；又在京师朝阳门外修建了玄明宫，供奉玄天皇帝。刘瑾为了维护“天”的神秘，还禁止人们说“天”，但他由于作恶多端，最终还是以“无天之罪”被千刀万剐了。

　　在太监的口中，宫中的铜鹤、水缸、花树、古井，甚至一块石头都是能成精显灵的。至于那些有名有姓的神佛，有如关圣帝君、真武大帝之神圣不可侵犯，更是不在话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对清代宦官们的迷信有所记载：“他们自己实在是非常迷信的。张谦和就是这样的人，他每有什么疑难，总要翻翻《玉匣记》才能拿主意。一般的太监也都是很虔诚地供奉着殿神，即长虫、狐狸、黄鼠狼和刺猬这四种动物。本来宫里供的神很多，除了佛、道、儒，还有‘王爹爹、王妈妈’，以及坤宁宫外的‘神杆’，上驷院的马、什么宫的蚕、日月星辰、牛郎织女，五花八门，无一不供，但惟有殿神是属于太监的保护神，不在皇室供奉之列。照太监们的说法，殿神是皇帝封的二品仙家。有个太监告诉我说，有一天晚上，他在乾清宫丹陛上走，突然从身后来了一个二品顶戴、蟒袍补褂的人，把他抓起来一把扔到丹陛下面，这就是殿神。太监们不吃猪肉，据一个太监说，吃猪肉是犯了大五荦、殿神会罚他们在树皮上蹭嘴，直蹭到皮破血流为止。太监若是进入无人去的殿堂，必先大喊一声‘开殿！’才动手去开门，免得无意中碰见殿神，要受惩罚。太监每到初一、十五，逢年过节都要给殿神上供。”

　　太监都很信命，认为自己之所以落到这一步，完全是命运的安排。慈禧太后的贴身太监张德福就时常给人说“我是金命的人，走的是白虎运，上克父母，下克儿子，只有孤孤单单伺候人才是自己的天命。”所以他一生全心全意地为慈禧太后服务，从不贪财，不图名利。宫中人称他为土圣人。

　　太监们最忌讳别人说阉。北宋时名臣钱昂，以政绩斐然闻于当时，尝帅秦州。此时，童贯初得幸，为熙河措置边事，恃宠而骄，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有一次赴会，童贯久久方至，钱昂上去问他是怎么回事，童贯说：“偶以所乘驴小而难骑，动辄跳跃，适方欲据鞍，忽般庭内甚久，是以迟迟。”昂曰：“太尉之雄也？”童贯说：“雄也。”钱昂说：“既尔难奈何，不若阉之。”童贯愧怒交加，童贯用事以后，便把钱昂贬到了边远之地。

　　效忠主子

　　宦官们的生理特点决定了他们只能是皇宫的奴人，没有其他的选择。自己能不能飞黄腾达，交好运，全看自己所伺候的主子怎么样了，正所谓，主子得道，自己才能升天。因而这些宦官们对主子大都非常忠心。

　　北朝时燕国皇帝慕容宝有个宦官叫赵思，后来，慕容宝被其叔父慕容德取而代之，慕容德想留住赵思，而赵思却说：“昔关羽见重曹公，犹不忘先主之恩。思虽刑余残隶，苛国宠灵。犬马有心，而况人乎乞还就上，以明微节。”后赵思坚辞不从而被杀，成为封建伦理的殉道士。

　　正因为宦官是皇帝的忠实奴才，故而历代帝王对宦官都很崇信，而以明代为最突出，有明一代，对于攻击宦官的人，往往不罪则罚。明代的特务组织东西厂和锦衣卫均掌握在宦官的手里，他们侦察百官，为非作歹，以至从官府到民间，“无不畏打事件者”。东厂更是悬有巨幅擘窠大匾，书曰：“朝廷心腹！”

　　奴颜婢膝

　　宦官们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平常做的大都是失去人格的低贱的事情，因而在主子面前，总要表现得奴颜婢膝，以讨好主子。皇帝外出在路边休息时，可作为板凳来让皇帝坐，睡觉时，又可给皇帝当枕头来枕，据《汉书·樊哙传》记载，有一次樊哙冲入宫时，正看到刘邦“独枕一宦者卧”。

　　清同治帝载淳最喜欢玩一种叫“狗踢”的游戏。就是让太监仰躺在地上，张开嘴巴，自己往太监的嘴里撒尿，洒到外边的越少则水平越高，载淳也就越高兴。而那个太监则必须把到嘴里的“龙尿”全部咽下去。慈禧在作弄太监时，其手段更绝。高兴时要打太监，名曰：“喜打”；不高兴时更是要把一股怒气撒到太监的头上，说不定还有掉脑袋的可能。末代皇帝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谈到：“我逢发脾气，不高兴的时候，太监就要遭殃；如果我突然高兴、想开心的时候，太监也可能要倒霉。”故而，太监们在主子面前都要小心谨慎，表现得奴颜婢膝。宋代小宦官彭孙为主子洗脚时，总是啧啧赞叹道：“好香呵！”以此来博得主子的欢心。

　　八面玲珑

　　宦官们生活在深宫中，处于皇帝、嫔妃、外戚、皇子、朝臣们的权力漩涡之中，不小心得罪了哪一方，都有可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就使得他们练就了一套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手段。

　　首先要做的当然是笼络好自己的主子，和皇帝搞好关系。西汉宦官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旨，内深贱，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眺，辄被以危法”。当有人告发石显专权时，他竟在元帝面前痛哭流涕，表演得淋漓尽致，使得汉元帝不但没有责罚他，而且还对他说了许多宽慰的话，并对他厚加赏赐。

　　宦官们深处内宫，往往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哪一位皇太子能够即位当皇帝，因而他们常常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结纳太子。西汉宦官张贺在汉宣帝小时，曾把他收养于掖庭，教他读书、写诗，为他娶许妃，耗尽家财，不遗余力。明代权宦刘瑾，在武宗小的时候，耍尽各种手段，蓄意结纳，深得武宗欢心，为其以后专权朝廷打下了基础。

　　宦官为了笼络皇帝，有时要借助皇帝的嫔妃和外戚的力量。汉武帝时的宦官李延年向汉武帝推荐自己的妹妹说：“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汉武帝很快迎娶了这位倾城倾国的佳人，备加宠幸。李延年也因此而得到了皇帝的重用。

　　据说唐玄宗时宦官高力士与玄宗的宠妃杨贵妃关系暧昧，亦是其终生深得玄宗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明代权宦魏忠贤更是靠了皇帝乳母的关系而爬上了一代权阉的席位。

　　总而言之，深居内宫的太监们，整天见到的都是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这就使得他们练就了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领。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以使得自己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挟制君主

　　宦官们都有一套挟制君主的本领，一旦拥有机会，便会大展其威。唐代宦官仇士良在离开宫廷时曾向为自己送行的众宦官讲过一段肺腑之言：“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近则又纳谏，智虑深远，减好玩，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毬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新唐书·仇士良传》)众宦官听后，都非常感谢仇士良的教导。

　　讨好主子的手段虽然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那便是投主子所好。明武宗是一个风流天子，喜好玩乐，刘瑾等宦官便每天陪着他玩鹰犬、听歌舞、看角抵，因而备受皇帝重用。清代宦官李莲英进宫后看到太后慈禧非常注意自己的发型，于是就在宫外学习了梳头，反复揣摩，并想法进入了梳头房，得以一展身手，得到太后的宠信，很快就被提拔为大总管，权势甚至超过了朝廷重臣。

　　贪婪挥霍

　　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衣食于内廷，俸禄很低，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随着其权势的日增和经营皇室产业，使得他们有机会参与经济领域的活动，并凭借着贪赃纳贿、敲诈勒索等手段，成为经济上的暴发户，擅权专断，“其富骇人听闻”。

　　翻开中国历史，可以看到拥有巨额财富的宦官真是多如牛毛。唐玄宗时，京城中的高宅大院中，有一半是宦官的。高力士的资产更是富甲王侯。宋代宦官的首富当推童贯，他在开封建造府第，四方贡献，充斥其门，又在两浙霸占民田，并且藏美女于其家。明代宦官更是贪婪成性，明成化时，抄宦官尚铭的家，“得资数万，辇送内府者，累日不绝。”弘治时，大宦官李广以巨额钱财“起大第，引玉泉山水前后绕之”。宦官江彬家被抄时，得黄金七十柜、白银二千二百柜，其他珍宝不可计数。

　　那么这些宦官的巨额财富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一方面来自皇帝的赏赐，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明代宦官李广失势被杀后，内侍奉命抄其家，得到一个纳贿簿，上书某某人送黄米几百石、某某人送白米几千石，通计有数百万石。里面所说的黄米就是黄金，白米就是白银。

　　宦官不择手段地攫得大量财富后，或是几十万、几千万地予以窖藏，使它们离开了流通领域；或是挥霍浪费，过着穷奢极欲的糜烂的生活；或是大建寺庙、生祠等等。这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后果则是经济凋敝，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导致封建王朝走向灭亡。

　　弄权干政

　　历代宦官都是弄权于多事之秋，在朝政动荡和战争之际，他们往往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春秋时，齐桓公在管仲死后重用阉人竖刁。桓公死后，竖刁与奸臣易牙擅立另一太子无亏为国君，从而导致国家大乱。

　　西晋时宦官董猛热衷于朝政，他在东宫侍奉贾后，秘传消息，策谋废太后，参与诛杀杨骏、汝南王亮、楚王玮，临机专断，因功封为武安侯。由于太子司马夭皇羌趾笏生，董猛又策划废掉太子，派人杀害太子。南朝刘宋萧昭业的宦官徐龙驹日夜在六宫房内，与宫姬鬼混，后来发展到专总枢密，常居含章殿，戴黄纶帽，盖貂裘被子，南面而坐，替萧昭业批阅文件。

　　到宋朝，宋徽宗在位的二十五年，是北宋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宋徽宗先后重用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三个宦官，使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梁师成专权时，宰相王黼待其如同父亲一样恭敬，就连权势极大的蔡京父子对其也要阿谀奉承。所以人称梁师成为“隐相”，即幕后的宰相。

　　明朝几次大的事变，如“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等都有宦官的介入，就连明成祖朱棣的靖难之变，也是深得宦官之助，故而成祖夺得皇位以后，对宦官备加重用。

　　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讲到宦官专权时评论道：“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唐代后期，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擅立的。皇帝恨宦官、怕宦官，又离不开宦官，不得不用宦官。

　　凶残本性

　　宦官大都来自罪犯、战俘，或是地方上的一些无赖游民，当然也有良家子弟被骗入宫的，但不占大多数。这些人受宫刑后，身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貌变得不阴不阳，缺乏阳刚之气。而心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往往丧失人性，变得极为凶残。

　　明代太监相信“吃童脑阳具再生”，因此惨杀稚童无数，据明代成书的《野获篇》记载：“福建抽税太监采古策字，谬听方士言：‘食小儿脑千余，其阳具可复生如故’。乃遍买童稚潜杀之。久而事彰闻，民间无肯鬻者，则令人遍往他所盗至送入。四方失儿无算，遂至激变掣回，此等俱正天夜叉化身也。”

　　对于老百姓，这些宦官们更是大施其淫威，完全是一幅地皮无赖的嘴脸。《山堂别集·中官考入》记载了明代正德十四年1519的一件事情。“先是太监吴经至杨州，选民居壮丽者为提督府，将驻跸焉。经矫上意，刷处女寡妇。民间汹汹，有女者一夕皆适人，乘夜争门逃匿不可禁……经密觇知寡妇及娼户家。夜半，忽遣骑卒数人开城门，传呼驾至。令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经遍入其家，诸捽妇以出，有匿者，破垣毁屋必得乃已，无一脱者。哭声震远近、寻以诸妇分送苑寺寄住，有二人愤恚不食死。”

关东响马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分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宦官制度。

星占

中国太监
                                                     ------------ 余杰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
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

    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
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
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
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
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
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
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
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
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
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
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
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
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
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
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
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
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
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
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
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
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
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
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
“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
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
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
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
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
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
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
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
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
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
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
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
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 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
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
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
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
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
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
没办法维持。

    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
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
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
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
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
苦耻辱而告终？

    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
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
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
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
“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
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
“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
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
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
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

    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
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
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
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
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
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
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
“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
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XX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
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
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
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
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
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
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
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
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
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
“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
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
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
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
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
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
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
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
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
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
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
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

    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
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
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
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
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
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
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
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
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
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
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
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
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

    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
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
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
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
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
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
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
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
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
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
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
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
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
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
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
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
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
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
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

    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
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
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
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
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
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XX
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
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
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
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
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
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
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