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ZT

苏格兰风笛

布罗代尔曾说，欧洲是从13世纪起开始终结中世纪前半期的停顿状态而向前慢慢移动的，而中国社会则恰是在13世纪停止发展了。布罗代尔说不知道为什么。布罗代尔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答案。布罗代尔说的大体不差。13世纪正是中国的宋末元初。此时，汉唐的中央集权君主制连同它的相对说来最为璀璨的文明，已经失去了盛时的光彩，又没有种下新的种子。南宋同外族的战争不少于北宋，且终灭于元。南宋纵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相当的发展，也难以扭转社会的总体颓势。在元朝的更为野蛮的统治下，中国社会根本陷于停顿，甚至开倒车了。到晚明利玛窦等东来时，已显见彼时的中国在一些科学领域里比之西方远为落后和匮乏的状况了。利玛窦等西方的传教士带来的天文、测绘、水利、几何数学等知识使晚明的有识之士如徐光启等深为折服，因而以师事之。即使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一类的小器物也叫一些朝廷中人惊羡不已。康乾历称“盛世”，但社会生产力并无根本性的进步，乾隆晚期，国运已现衰象。而这几百年的欧洲文明则每个世纪都有新的创造；中西发展趋势上的差异，于今观之，已是十分昭然了。

　　为了把观点摆得清楚些，不妨对截至19世纪以前的几个时期中西社会的不同发展趋势加以对比。

　　13世纪：中国皇权统治时期的鼎盛文明开始陷于停顿，即宋末元初之时。西欧则经过9世纪和12世纪的小“复兴”，开始向前迈进。

　　15世纪：“地理大发现”，接下来是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使西欧进入近代。中国正值兵虚财匮的晚明。

　　18世纪：西欧在产业革命以后进入启蒙时期和工业化时期。中国是康熙最后20年和雍、乾、嘉庆初年。

　　19世纪：西欧达到资本主义高峰期，中西相遇，巨大差距浮现出来，中国旧社会形态不敌外力的竞争开始瓦解；中国亦从此开始了救亡、启蒙、革命的曲折而伟大的历程。

　　这里所着重的是发展趋势（或“走向”）的比较。早先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在生产总值方面直到很晚的时候还是超过欧洲的，到19世纪突然发现不行的。后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比西方落后了四五百年，从发展趋势看问题，这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然而，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发展趋势呢?这问题就复杂了。时贤早有明确意见，那就是要到文明史中去找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文化缺少（甚至没有）科学和科学思维，也没有民主的传统。牟宗三先生说，希腊哲学的“通孔”是自然哲学，中国哲学的“通孔”是生命哲学，前者重知，后者重德。中西文化就这样顺着不同路向延续下来了。他说：“西方希腊哲学传统开头是自然哲学，开哲学传统同时也开科学传统。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传统，后来也没有发展出科学，尽管中国也有一些科技性的知识。李约瑟就拼命地讲中国科学的发展史，讲归讲，讲了那么一大堆，它究竟没有成为现代的科学。”

　　冯友兰先生早年负笈域外，在1922年著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说：“我们若把中国的历史和若干世纪前欧洲的历史加以比较，比方说，和文艺复兴以前比较，就看出，它们虽然不同类，然而是在一个水平上。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是旧的，而西方各国已经是新的。”他说：“中国落后，在于她没有科学。这个事实对于中国现实生活状况的影响，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精神方面，是很明显的。”

　　顾准先生则进而深入到欧洲文化的“精神方面”，他把希腊思想看作是“有教养的贵族静观世界为之出神的体系”，是“从希腊工商业城邦的手艺匠师对客观事物的‘变革’过程中精炼出来的”。“它以笨人的穷根究底的精神，企图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条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来”。这部分精神后来被理性主义所继承，形成了科学的传统和民主的传统，不以政治权威为准的求知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则不同，顾准名之为“史官文化”，“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这种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对宇宙作独立的研究，所以它的路向不是科学的。

　　从上面自13世纪至19世纪中、西文明发展趋势的比较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显然缺少了两样东西，即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民主精神还可以分为民主、自由和尊重人的权利的精神。“五四”运动的先进人士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的精神，实为我国最根本的问题。“理性”说到底就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以科学与民主都离不开“理性”的推动作用。

　　对历史是既不能假设，也不能责怪的。当然更不能抱残守缺。惟一的、正确的态度是承认历史和现实；了解欧洲文明和它的发展历程，说到底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尤其是了解我们历史上所缺少的东西，以便在迈向现代化的大道上，尽快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