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女性主义小说的产生及发展--zt

苏格兰风笛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国坛上产生了以苏青、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小说。到了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王安忆、铁凝、陈染、林白乃至更为年轻的一些女作家，掀起了女性主义小说创作第二个高潮。本文试图简要分析一下我国女性主义小说的产生及其发展情况。

“女性主义”的概念是来源于西方的女权运动，它泛指主张性别平等，男女平权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女性主义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女性主义文学、文学批评也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派生物。正如玛丽。伊格尔顿在其主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一书的引言中说：“妇女解放运动——我们这个时代为争取完美的人类生活而掀起的种种运动的一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第一次崭新地激起我们对女性文学及女作家的兴趣，而围绕该问题的讨论也应运而生。”

　　　　　　　　　　　　　　　　（1）

作为庞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派生物：女性文学，在西方构成了巨大的文坛震颤“摇撼了以男人为准绳的价值观念所形成的整个学术界”。但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种种因素，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始终没有成为一独立的大规模运动，这也就意味着，作为中国的社会解放的一个部分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不能派生出女性主义思潮，女性主义文学也就不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潮流、派别，而是存在于一些个体的创作实践中。“女性主义”在中国，也就只能作为一个体的思想倾向存在。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些女作家，如苏青、张爱玲，以及九十年代的一些女作家，虽没有具体地按照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进行小说创作，但她们以现实的亲身感受为基础，通过自身体悟而达到与女权主义理论的一定程度的契合。这也就赋于了中国式的女性主义小说独特意义。概括起来讲，中国女性主义小说，也就是指中国女作家所创作的，是她们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反对传统礼教，反对传统的男尊女卑、处女贞洁道德，以及女性性欲的合乎“礼教”表达方式等，追求独立的人格，维护女性利益而创作的小说。中国女性主义小说一方面也有别于西方文化中的女性主义小说，同时与其存在着内在契合。

中国女性主义小说在中国有两次大的勃兴，第一次是在四十年代女性文学中，第二次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创作中。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中国女性主义小说勃兴之前，我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情况。“女性主义文学”显然是指女作家创作的，体现女性意识的文学。在我国古代，一些女作家，如李清照、朱淑真等人的创作，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就不能归属于女性文学，因为她们只是“代男人立言的”“无法说出她们自己所要说的话的”（苏青语），的确当“民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女性本位社会结束后，不论男女，均以同一男性眼光看待人生，看待社会。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了一批具有独立的人之本体的女性意识作家，诸如冰心、庐隐等人，她们将女性意识渗透到创作中去，如冰心的《我的房东》、庐隐的《海滨故人》等。但在她们的小说创作中，饱含着空前的社会责任感，且在向封建势力发难时，仍然停留在表面；同时她们的创作是以“做人”为价值取向，而非“做女人”。她们所创作的小说也就不能属于女性主义小说的范畴。直到四十年代，苏青的出现，中国式的女性主义小说终于产生了，这也标志了女性文学主旨从“争做人”到“争做女人”。苏青的小说创作是建立在她真切的生命体验上之的。她的生活，当时可以说是充满艰辛与无奈的。她的小说《结婚十年》，是她以独特的家庭生活、夫妻生活的视角，通过许多家庭琐事，闺房闺情，再现了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和失落，揭示了女性的生命压抑，且大胆地描写包括内心情欲在内的女性欲望。从此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女人世界”，也就意味着中国女性主义小说产生。与苏青同时代的张爱玲，也开始了女性主义小说创作。她的《金锁记》可以说是一篇女性情欲大胆外化的女性主义小说。曹七巧，“玻璃匣子理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这一个在精神肉体上遭受沉重压抑的女性，最后变态成阴毒、泼悍，这不能不算女性的悲哀。与以往的女性作家相比，她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持一种反浪漫的理性严峻的态度，冷静地关注爱情、女人、女人性，强调爱情必须有物质基础，强调性爱的位置，审视自己，有着强烈的女性内审意识、独立意识，追求独立的人格，捍卫女性利益。

在第一次女性主义小说勃兴中，欲望叙事，是女性主义小说一重要特征。欲望叙事是指“大胆地表现女性长期备遮蔽的情欲，袒露女性隐秘的本能欲望和个人化的性爱体验”的叙事方式。

苏格兰风笛

（2）

欲望叙事的产生，使女性主义作家，打破了传统禁忌，走出了男权传统的樊篱。“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西苏语）。苏青大胆地描写女性内心的情欲，在她看来：“性是一种艺术，而谈性却是一种科学。”

这种萌发于四十年代的中国女性主义小说到了战争时期，走向了低潮。在战争时期社会意识已取代了女性意识，这也就势必造成女性主义小说走向低潮。在以后的“十七年文学”中，虽然仍有一些女性作家仍保持女性风格，但她们的创作只是反映那个“男性化”的时代，她们的小说也就不属于女性主义小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新时期的到来，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传入，性别差异的存在，以王安忆、铁凝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小说家，掀起了女性主义小说第二次高潮，且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认可。在这次创作高潮中，以王安忆的“三恋”，《长恨歌》，铁凝的《麦秸垛》、《玫瑰门》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小说作品中，有着自觉的女性自审意识，有着明确的女性主义意识。如在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中，“充满了鹰的骄傲”的叔叔在“灵魂休息期”变成了一个肉裕主义者，文革后，离婚，离婚后，叔叔是“大姐和小米共同创造的。”在“叔叔”与“大姐和小米”之间的关系中，王安忆用女性话语穿透男性的伪装，再一次强化了女性独立意识。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姐心里想的是：叔叔把她当作一个女神，岂不知她是活生生一个女人，她的一个又一个苦苦思念的长夜，叔叔是否知道呢？叔叔在她这里享受精神的亲爱，又在小米那里——大姐经常想小米这个人——在小米那里享受肌肤之亲，却不知对女人，尤其是对于大姐那样的女人，这两者必须是一体的。”

　　　　　　　　　　　　　　　（3）

这一段话体现了女性话语中“欲望之流”，直面了女性的本能欲望。而叔叔“他觉得自觉无药可救了，一无希望了”，在叔叔的一生中充满卑贱、下流、猥琐、屈辱，最后他终于发现命运真相：“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男权神话在这完全被颠覆。“叔叔再不会快乐了！”“那一段猪狗和虫蚁般的生涯是无法销毁了”。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可以说是一部经典的女性主义小说。铁凝的《麦秸垛》叙述了特定历史环境下，女性的生命感受：放纵与压抑。王安忆、铁凝她们经历了一种由诗意的诉说到了冷峻的审视，开启了一个女性自审时代。

在这种审视下，王安忆对爱情本身也发出了质疑：“爱情究竟包含多少对对方的爱呢？我很茫然。往往是对自己理解的一种落实，使自己的某种理想在征服对方的过程中得到实现。”

　　　　　　　　　　　　　　　（4）

这种质疑，使她希望从她小说中那种童话般的意境反回自然母性的纯洁质朴，憧憬着现实生活中的妇女回到一种更自然的状态中去。“让愿意回家的妇女回家去！”这是王安忆在她的小说中，体验出来的一种女性要求独立，而又难于长久跋涉于传统与现实的缠绕和泥泞中的矛盾。“不禁觉得生命是一桩很累的负荷物。”

　　　　　　　　　　　　　　　（5）

在女性主义第二次勃兴中“欲望叙事”得到进一步强化，在王安忆看来，“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

苏格兰风笛

（6）

欲望叙事已成为当代女性主义小说创作中一个自觉的价值追求，审美特点。然而这种欲望叙事似乎在走向一种“用身体说话”的极端趋势。

陈染、林白可以说是继王安忆、铁凝之后的女性主义小说家。今年初，林白在《大家》上推出其新作《玻璃虫》，同时刊出的有陈晓明先生的《暧昧的身份认同》这一对《玻璃虫》的评论文，文中讲道：“她以自传体式的纪实风格来表现女性的自我意识，表现在男性的目光和话语谱系中女性无根的漂流状态和不断错位的倔强选择。”

　　　　　　　　　　　　　　　（7）

　　的确，林白的这篇《玻璃虫》是当代女作家又一次对女性主义小说的探索，对女性自我意识的追寻，同时它又告诉了人们“躯体写作”已经形成，林白曾经在她这篇小说的创作谈这样说道：“写作犹如做爱。双方水乳交融，使生命获得快感。”

　　　　　　　　　　　　　　　（8）

本文暂且不论这比喻是否恰当，是否构成对写作，对文学的亵渎，“躯体写作”的形成已是不争的事实，私人化小说，也一同出现。在先前所形成的内审意识下，她们继续用封闭的内心生活来表达对男性强权的对抗。同时“将那些曾经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作》）。　　由此可见，作为90年代的女性主义小说家，陈染、林白乃至更为年轻的一些女作家，确乎在女性主义小说创作中进行了新的探索，且把女性主义小说从过去的追求女性独立的层面往更深的层面，即：社会地位、人格、性爱、生存价值、婚姻等多方面的层面发展。过去，从来没有一位女作家像陈染、林白在小说中，大胆而又一幽秘的文字描写性，甚至描写女人在性欲产生过程中对世界，对自己身体的感觉。陈染林白，以大胆的笔触，描写性、性欲、情感、爱，甚至描写乱伦、同性恋。打破了传统的禁忌，开拓了女性主义写作领域。但另一方面，“躯体小说”的形成，及其所出现的极端化趋势，是当今文坛上的女性主义小说一种偏斜，再加上商业化，经济利益的诱惑，一些“新新人类”所写的小说，则把性完全撕裂开来写作，缺乏起码的思想深度，道德准线。严格来讲，当下的所谓“新新人类”所写的小说也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小说的。从女性主义小说内涵上讲，她们的小说缺少一种追求独立的人格，维护女性权益，这一重要条件。相反她们的作品中充满了极端的虚无，极端的色情宣泄，等等。这就决定了其不能视为中国女性主义小说。因此，暂不把她们的作品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纵观女性主义小说在中国的发展，可见，女性主义小说从起先的追求“争做女人”到八九十年代的女性自审时代，女性主义小说家们加深了对人之本体，女人之本体，人性，女人性的探索。同时也该正视到，在女性主义小说的发展中，“欲望叙事”有极端化趋势。过分注重身体性写作，而忽视了思想性的深度等。作为读者，批评者应对之加以引导，只有这样，中国女性主义小说才能朝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