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与盼望——屈原与弥赛亚主义--ZT

苏格兰风笛

绝望与盼望——屈原与弥赛亚主义（论纲）
作者：尤西林
屈原与弥赛亚主义代表着Karl Jaspers所说的“轴心期”（Axial Period）时代寻求公义的两类态度。它们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政治伦理差异的深远开端。

西周将殷商的祖先神信仰泛化的同时，关键性地将信仰重心从“天命”转向“敬德保民”，这一转向在孔子那里终于定型为以“仁”为核心的古代人文主义。这种德行人文主义将彼岸的“天命”世界统摄于“天人合一”的此岸世界，以人文伦理为人世间的德行与公义提供终极担保。然而，这种德行人文主义在战国发生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第一次重大危机。这一危机在屈原自杀这一极端形态中最为鲜明地显示出来了。战国兼并与腐败的楚国政治代表着弱肉强食、恶行得逞、善良遭难的人间普遍性现实。在这一现实面前，德行人文主义无力担保公义并完全失效。屈原从自身厄运出发究问的正是德行人文主义为何失效这一中国精神危机的根本问题。这一究问不仅是《天问》宇宙自然观提问的价值本体论背景，而且是屈原全部作品的最高题旨。《离骚》与《天问》表明，屈原力图追究人间公义及其德行人文主义的信仰根据，已走到了中国传统信仰的尽头。但由于周孔德行人文主义对天命信仰的消解，战国时代已不复存在明确坚定的天命信仰对象；同时，屈原本人的德行人文主义立场使他无法将此岸现世的人文伦理的根据移交彼岸神性世界，而且也无法选择老庄道家泯灭善恶是非的隐逸逃离出路。屈原凭藉楚地巫风对德行人文主义的最高超越形态是审美神游。但审美无法消融忧国忧民情怀及德行公义愤怨。屈原在无可指望的绝望中自杀。屈原自杀所体现的中国精神信仰危机此后由儒学的入世德行与道家的避世（不是“出世”）的互补结构缓解平衡。但世俗性的德行人文主义在中国精神史上不断发生危机，乃至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一伦理信仰危机依然重现。

古希伯来人从巴比伦之囚后一直陷于亡种亡教的苦难深渊，虽经历玛卡比（Maccabeus）起义中兴，复又沦于异族残酷统治，直至公元70年圣殿彻底被毁，标志着希伯来人在人世间已一无依凭。希伯来人曾有数百年之久的绝望与近于屈原的死亡意识。但与此同时，从古代中近东的浓厚信仰氛围中产生了弥赛亚（Messiah）的传说。“弥赛亚”观念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大卫时代（《旧约·撒母耳记上》7：12－13，《旧约·诗篇》132），旧约时代一系列先知不断强化着对弥赛亚的信仰：他指称着一个受膏者、一个终将复活的不死者；一个不属于此岸罪恶苦难世界而代表彼岸天国世界的拯救者；他将主持公义，对善恶做出终极的审判，并在地上建立天国。弥赛亚主义将包括德行伦理在内的全部价值判断的终极根据从此岸交给彼岸，并打破了古代圆形循环性的时间观念，将终极根据未来时态化，从而成为后来现代性（拉丁文Modernus）的直线进步时间观与历史观的开端。这意味着善与正义在一个不受现世人间恶欲权力损伤的信仰世界中获得了绝对庇护。这个善与正义的信仰世界，绝不止于消极的抚慰，它以“应当”与承诺的力量改变了现世的意义与性质，它在“现在”与“尚未”的两个世界之间造成了吸引力与变革的张力。从公元前400年开始，希伯来人在弥赛亚主义的感召下，将对现世的绝望转变为对末日来世的盼望：痛苦升华为忍耐期待的憧憬、死亡意识振奋为面向未来天国前进的历史感。弥赛亚主义所奠基的精神心理结构不仅拯救了苦难的希伯来民族，而且成为基督教诞生最为根本性的准备条件。耶稣与十字架事件所代表的新约精神，将弥赛主义产生背景中的苦难、复仇、权柄、威能等此岸观念升华与净华为普遍的救赎与博爱的恩宠。近两千年后，作为启蒙主义哲学总结的康德道德神学表明，从弥赛亚主义到新约所提供的两个世界观念及其面向未来的历史－时间观，仍然是近现代人文主义及全部现代性文化深层的功能性背景条件。

屈原绝望自杀与弥赛亚主义盼望所构成的比较，是21世纪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时必要的一个反省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