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四大教会大学简介 之二（圣约翰大学）

纳兰

中国近代著名教会大学，它的前身是圣约翰书院。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  J.  Sekoresehewsky) 为实践其推行高层次教育的宿愿，将圣公会原辖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在沪西梵皇渡购地兴办圣约翰书院。于4月14日破土动工，9月1日开学招入第一期学生。

初设西学、 国学、神学三门课程。由于学生水平有限，采用国语、方言同时授课的方式。1881年，任英语教习的卜舫济牧师(F． L． Hawks Pott)提前全面以英语授课，首开中国教育史上英语教习之先河。1886年卜舫济长校后，将英语教学列为各科之首，并于1892年添设正馆；教授大学本科课程。1896年学校形成文理科、医科、神学科及预科的教学格局，为沪上唯一高等学府，对东南地区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1884年，该校得到美国纽约克拉克逊女士的巨额资助，兴建教堂一所，后经重建，成为该校礼堂兼圣公会教堂，80年代末该教堂被拆除后改建为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1894年，该校建造了中国式的教育楼，为纪念创始人施约瑟主教而取名“怀施堂”，90年代初该堂改称“韬奋楼”。1903年，圣约翰大学用庚子赔款基金兴建“思颜堂”，以纪念中国籍牧师颜永京先生。

1906年学校在美国注册，正式称圣约翰大学。1913年添设大学院，招收硕土研究生，形成预科、本科、大学 院三级敦学阶梯。1936年始招女生。 后发展为拥有文、理、工、医、农五个学院十六个系的著名大学，于1947 年向国民政府注册。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为罢课，学生与学校当局发生强烈冲突，学校为阻止学生参加反帝斗争宣布停学，以孟宪承为首的17名教职员及553名学生愤然离校，于当年8月另组光华大学（今延安西路东华大学校址）。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圣约翰为避战火将学校迁往公共租界南京路大陆商场，不久与相继迁入的沪江、东吴、之江大学四校组成上海联合基督教大学。1940年又迁返原址。

首任校长施约瑟任期共10年，继位者卜舫济任期52年，一直从事教会教育事业。1941年，沈嗣良成为该校首任中国籍校长。

其校训初为“光与真理”，后加上孔子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并入在沪其他高校。校址现为华东政法学院所在地。

历届校友中以服务工商、教育、外交、医务界为多，知名者有颜惠庆、邹韬奋、顾维钧、王正廷、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周贻春、刘鸿生、颜福庆、陈行、牛惠霖、牛惠生、荣毅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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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

林语堂自述：

我很幸运能进圣约翰大学，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由于我刻苦用
功，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我总算差不多把英文学通了，所以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被选
为ECHO的编辑人而进入了这个刊物的编辑部。我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
字典上。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个英文字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字在一个
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字的同义
字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精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个字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遗
了。一个英文字，或是一个英文片语的用法，我不弄清楚，决不放过去。这样precarious
永远不会和dangerous相混乱。我对这个字心中就形成一个把握不牢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觉，
而且永不易忘记。这本字典最大的好处，是里面含有英国语文的精髓。我就从这本字典里学
到了英文中精妙的片语。而且这本字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我到何处去旅行，都
随身携带。
    当时学习英文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水，对中文之研读，竟全
部停止，中国之毛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水笔。此时以前，我已开始读袁了凡之
《纲鉴易知录》。此时对中文之荒废，在我以后对中国风俗，神话，宗教做进一步之钻研
时，却有一意外之影响，详情当于次章论及。在圣约翰大学，学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
无妨害，可照常毕业。
    当时有一位中国教师，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将近一百页的民法，他继续不
断的读，然后解释，这样一点钟上大约十行，这样一本如此薄薄的书，就可以拖长讲上一学
期，每点钟讲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向我们学生凝神注视，我们也同样向那位老先生望
着。因为学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头脑镇定静止，我们大都乘机带进别的书去偷看，藉以消
磨时间。我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Haeckel）的著作，还有张伯伦（William　
Howard　Chamberlain）的《十九世纪之基础》（Foundations　of　Nineteenth
Century），这本历史对教历史的教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我们可以坐
汽车到美国，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在民国十九年之后，圣约翰改成中国式的大学，里
面的情形也就与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
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上海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
    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圣约翰大学的图书
馆有五千本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我对这整个的图书馆，态度很认真，很细心，其中藏
书的性质，我也知道，我在这方面是颇为人所称誉的。来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
好教授，如巴顿·麦克奈（Barton　McNair）教授，还有一位瑞迈尔（Remer），学识都很
好；还有一位美国布鲁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为对圣约翰大学极具热心，自动义务来教书。
    校长卜舫济博士（F．L．Hawks　Pott），娶了一位中国的淑女为妻。他治事极具条
理，据说他固定将一本长篇小说每周读一章，一年读毕。在他的图书室里，我看见一卷
Bradley的著作。他有子三人。幼子后来为Elmira学院的院长。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大会
后每日早晨在校园的步行一周。在大会与全体祷告之后，带着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监陪
同，他各处去察看，要在回到办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儿哪些事要做。我相信，伦敦伊通学校
校长安诺德博士对学校的理想，是认为学校是训练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
伯苓对学校的理想一样，安诺德博士他自己总是和学生一同做早晨的斋戒。现在中国好多有
地位的领导人物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我在圣约翰大学将近二年级时，学校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与原校产相接，有乔木，有草
坪，极为美丽。我就在此美丽的环境中度过愉快的时光。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
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
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从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学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
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
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我记得家父当时在上海，到运动场去看我，很不赞成我参加
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干。
    我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我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
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在大家拼命死记准备考试得高分时，我则
去钓鱼消遣。因为圣约翰大学濒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死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
为乐而已。在二年级时，休业典礼上，我接连四次到讲台上去接受三种奖章，并因领导讲演
队参加比赛获胜而接受银杯，当时全校轰动。邻近的女子大学圣玛丽大学的女生，一定相当
震动。这与我的结婚是有关系的。
    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
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我一毕业，就到北京清华大学去。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
心北京，您想象我的窘态吧。不仅是我的学问差，还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质的影响呢。我过
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国戏，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中国戏里得以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
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
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为了洗雪耻辱，我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首先，我看《红楼梦》，藉此学北京话，
因为《红楼梦》上的北京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
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
    我该怎么办呢？我无法问别人杜诗评注的问题，因为好多拥有哲学博士的教授，或是电
机系的教授，他们中国文学的知识之贫乏，和我是伯仲之间。我找到了卖旧书出名的琉璃
厂，那条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旧书铺。由于和书商闲谈，我发现了我在国学知识上的漏
洞，中国学者所熟知的，我都不知道。与书商的随便攀谈，我觉得非常有趣，甚至惊异可
喜。我们的对话比如：“这儿又有一本王国维的著作《人间词话》。”其实我是生平头一次
发现他的此一著作。又如：“这儿又有一套《四库集录》。”后来，我也学会谈论书籍，甚
至谈论古本了。
    民国六年到民国七年，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革命的风暴冲击到全中国，我是
民国五年在圣大毕业的。中国那时思想上正在狂风急浪之中。胡适之博士在纽约已经开始提
倡“文学革命”，陈独秀则领导对“孔家店”的毫不妥协的激烈攻击，攻击儒家思想如“寡
妇守节不嫁”，“贞节”，两性标准，缠足，扶乩等等。胡适向中国介绍自由诗，提倡用白
话写新诗，易卜生剧本《傀儡家庭》，以及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萧伯纳的戏剧。他更进一步
指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科学，工艺，而且在现代政治组织，甚至文学，戏剧，哲学。所有
的青年学生都受到鼓舞。好像是吹来一阵清风。其实吴稚晖早已提出了警告，他说“把线装
书扔入厕所里去”。周树人后来也随着说“所有中国的古书都有毒”。
    胡适在民国七年回到北京时，我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也在场欢迎他。他由意大利返
国，当时引用荷兰神学家ErasBmus的话说：“现在我们已然回来。一切要大有不同了。”
我在北京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十五与十六世纪兴起时，
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如意大利的但丁和包加邱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适之注意，从那时
起，我们一直是朋友。

苏格兰风笛

王国维1904年至1907年间所写的《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等文，对西文美学思想作了富有创造性的可贵传播，这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史实。但在王国维之前，我们还发现有一个名叫颜永京的中国人，他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对西方美学思想作过颇有特色的、值得美学史界关注的译介。而这一点，似乎尚未见有人提及。

    颜永京(1838-1898)，原籍山东，生于上海。1854年赴美留学，1861年大学毕业，次年回国。回国后，他从事过翻译和传教工作。1878年起他担任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院长8年，并兼授心理学等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他曾先后翻译出版过《心灵学》、《知识五门》、《肄业要览》等书。其中《心灵学》一书出版于1889（益智书会校订），是我国第一部汉译的西方心理学著作，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freeman

我只是通过我中学时的英文老师了解圣约翰的，那里毕业的学生英语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