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高危群体一员确诊新冠的隔离日记

袖底香

Peter Huth经过七天的咳嗽和身体疼痛被确诊新冠感染。2002年，他得过心脏病，也患有哮喘，自然属于新冠病毒的高危人群。本文写于作者确诊新冠后的第四天，同时也是他听到朋友被感染消息的第十一天，也就是有明显症状后通知卫生部门进行病毒检测之后的第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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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肺似乎每天都会突然之间罢工两次，仿佛一块石板在我的胸口上，呼吸困难，这时呼吸就成为一项困难的任务，然后，我服用两剂哮喘药物Symbicort和Berodual。半个小时后，就又恢复正常了。幸运的是，现在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了，显示我在康复的路上了。

我和家人分楼层隔离，目前我还有干咳，支气管也发出轻微的哨声，夜间也会大量出汗，但是似乎在控制新冠病毒的力量占了上风。

我的妻子总是比我自己更关心我的身体，她在几周前就多次提醒我属于危险群体。而在那时，网上购物的Bringmeister和Amazon Fresh仍然有可供选择的交货日期，媒体虽然已经报道了“新型冠状病毒 ”，但还有其他报道更吸引眼球，如足球和难民危机。我还和我妻子有信心的表示：别管我。我很健康 。我不是81岁。我刚刚去看过心脏病专家，肺功能也保持不错。定时服药。

我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当我32岁时，就患过心肌梗塞，所以，我心脏被安置了一个人工的支架，只有通过药物治疗，血液才能保持足够的流动性。我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当然还喜欢吸烟。所以生活中一直和药物以及身体检查为伴，后来长期未发现的过敏发展成慢性哮喘。喷雾剂成为我不变的伴侣。

我妻子当然是对的。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是我的确是一个高风险病人。因此，两周前，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的肺科医生，询问如果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应该怎么办，并预定了新的处方。我还囤积了卫生纸，记下了当地卫生部门的热线电话。


我从一月就开始减肥，减了10 公斤。然后开始家里上班。我那时候每天开车去超市，然后带着满满的行李箱回来。我增加了锻炼身体的计划。每天早晨一个小时在家里的健身器材上锻炼，顺便看病毒学家，政客在电视中的各种辩论。每天傍晚带狗去森林散步一小时。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走一段小路就开始喘粗气了，而健身器材上的锻炼也越来越不从心了。我意识到：我可能中招了！然后我取消了锻炼，疼痛消退，但是咳嗽持续。我非常了解呼吸困难的无助感。吃半片治疗焦虑症Diazepam可以提供有效帮助。



一周前的星期四晚上，在我们让孩子们上床睡觉之后，我打开了电视。我躺在地板上，尽管地板下的暖气不断涌上来，我仍觉得浑身冰冷，好像躺在西伯利亚的冻土上一样。我对妻子说：“明天我必须给他们打电话了。我估计中招了。“她还不相信，因为我们遵守了所有的规则，做了所有的防范。该病毒还是避无可避。

参议院卫生部热线给了我地区卫生部门的电话。当我终于打通时，一位雇员给了我另一个电话号码。显然卫生部热线给的电话还是错的。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并在电话里向卫生当局报备。然后我开始发烧了。我又更新了给卫生当局的电子邮件。但是因为是周末，一直没有收到回复。

我现在的症状是：嗓子嘶哑（不是喉咙痛），干咳，下午轻度发烧，发烧到38.4度。再次出现严重的身体疼痛，晚上发冷。现在非常虚弱。设想一下：如果我从未听说过新冠病毒，那我还会去正常上班的。那么很可能就会传染给很多人。

几天后，当卫生部门让我自己评估疾病的严重程度时，我回答：以十分计的话大概是四分。但是我也自己安慰自己，虽然是风险病人，但并不意味着会很快死去，在统计数据中，我只对已治愈的绿色数字感兴趣。因为我要担负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是家庭经济的支撑。如果我挂了，我们建立的一切都会崩溃。我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被安排在周六傍晚参加病毒测试。我妻子给我带上了口罩。当我上车时，我注意到仅四天没开车，我就闻不到车内的任何气味了。高速公路空无一人，这是幽灵般的旅程。

我在诊所没有等很久。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医生带有两个测试套件过来了。她说，一种用于测新冠，一种用于测流感。测试过程比我想象的要难受得多。她将第一个测试棒伸入我的喉咙，特别疼，然后我就开始咳嗽。医生一下子就跳开三米远。这个时候我更真切感受到这一切不是噩梦了。第二天我听到当地的医护人员说：“如果患者在测试后半小时仍然反感医生，那么测试就被认为是成功的。”当医生确诊我阳性时，我甚至没有他惊讶，他解释说，我们几乎是邻居，他住在离开我几栋房屋之外。我笑着说：我们以后可以在周末一起烧烤。是的，虽然我的身体现在受损，但我的灵魂却很健康。

卫生部门现在开始对我的接触人群调查。隔离对我来说是一种奇怪的行为，在出现第一种症状后的14天内，我不再被允许离开家，还要尽可能地与家人隔离。我的联系人清单对卫生办公室的人来说似乎有点短，因为只有三个人：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清单上还要求提供孩子们的联系电话，她们只有四岁和七岁。

然后我开始在家中的隔离准备，我一个人搬到楼上居住，每天就是睡觉，咳嗽，喷哮喘喷雾，测量体温，打电话。基本没人相信我确诊了。

我和妻子相隔着讨论病毒到底是如何侵入我家的？我曾经接触过两个测试阳性的人，分别是午餐和会议。但是，午餐伙伴直到我们那次会面结束后的晚上才被感染，因为他去看了之前莱比锡最后一场公开足球比赛。据报道，一名从伊施格尔返回的滑雪者感染了一大批人。而和另一位确诊同事的会面已经是太久以前了。

那是不是购物的时候？可是我戴着手套，不用超市的购物车，并尽量保持了距离。那么有人咳嗽了？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在森林里散步被感染更是很难想象的。那么是因为与邻居最后的一次烧烤活动，也是不久前，邻居和另一个朋友都做过测试了，都是阴性的。

那孩子们呢？孩子完全没有症状。两个星期前的最小的女儿曾经有咳嗽，但她患有螨虫过敏，咳嗽可能是感冒或过敏发作。

从学校停课开始，我们就全家睡在一张家庭床上，很难想象我的孩子和妻子没有被我感染。但是她们的测试都是阴性的。在家里保持隔离并不容易。我的小女儿哭泣着呼唤父亲，我不能给她一个拥抱。我站在楼梯口问孩子们是否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再拥抱父亲了。最小的孩子笑言：“因为你非常老。”我今年51岁。



好在我的隔离生活将在五天内结束。然后我至少在几年内对新冠免疫。这么长的时间足够等到有疫苗了。这次病毒危机，撼动了世界，撼动了我们的经济体系，当您在超市的货架上看到40种辣椒酱，却没有面粉和酵母，就很难相信繁荣与发展。目前对社交自由的限制已被广泛接受，没人能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从非典型死亡的少年到可能面临突然终结的老人，每一个受害者都会留下一连串的悲伤，失落与愤怒。无论我们认为这场斗争有多么无望，我们都为每个人而战，这是我们了解社会的基础。

我很好。我有点咳嗽。但是我内在的指南针还在旋转，我并没有失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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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ucherfisch

@遵守了所有的规则，做了所有的防范。但是该病毒还是避无可避@ 说明规则防范不完全。很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戴口罩。
@开始家里上班。我那时候每天开车去超市@ 很大可能是在超市感染的。当然也有可能是被小孩传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