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危机的中期报告：带有创伤的“德国奇迹”

袖底香

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今天的最新数据，德国仍然有约6100个现存活跃病例。在最近的24小时内，德国新增407例新冠病例，病例总数增加到183678例。另外新增33例死亡病例，因此死亡总数增加到8646例。估计有168900人已康复，康复人数比前一天增加了400人。
而德国最新公布的病毒复制系数也就是R值为0.68，这意味着平均十个感染者感染了6到7个人。但是R值显示的感染情况大约要提前一个半星期。自5月中旬以来，RKI还提供了所谓的7天R值平均值，目前最新数据也是0.83。

在德国400多个城市和地区中，最近发生群体感染事件的不莱梅港（最近一周平均每10万居民的新增病例为48,4）和哥廷根是面临封锁的危险区域（最近一周平均每10万居民的新增病例为35,05)。不来梅港市（Bremerhaven）教会聚集感染造成的感染人数还将上涨，但新增病例基本与教会感染有关，源头可追溯，该市决定暂不收紧防疫措施。而哥廷根将对聚集感染暴发中心Iduna居民楼住户进行全面检测。

不管怎么说，其他地区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好了。社会基本已经恢复了正常运作：五金店开放了，啤酒花园里坐满了人，理发师提供剪发服务了，人们也可以在健身俱乐部中挥汗如雨了，无论你计划到波罗的海，蒂罗尔州甚至在土耳其度暑假，现在看来都可行了。达克斯指数上升为12800点，离历史最高又不太远了；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燃料价格继续下跌。但是仅仅两个多月前，总理就还表示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考验。针对新冠采取的措施使德国免于灾难，但也撼动了整个国家。是否犯了错误？德媒开始进行中期的总结，结论是：带有创伤的“德国奇迹”。

我们应该学会生活在不确定中
从3月16日开始的德国抗疫封锁政策真的有必要吗？根据心理学家吉格伦泽（Gerd Gigerenzer）的说法，他“无法说清”遏制该病毒的所有措施是否正确。但是我们应该“最终学习”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生活并做出决策。我们不可能事先正确地评估未知病毒的风险，只能通过回顾来评估，避免下一次的错误。吉格伦泽表示现在对抗疫政策的反思：“不是要找到罪魁祸首。而是要从错误中学习。”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德国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控制新冠”
在过去的几周中，德国幸免了许多其他国家（包括附近国家）所记录的大量死亡病例。卫生系统没有崩溃。当局和医院诊所仍然可以正常工作。在任何时候，医生都不会因为必要资源缺失而选择治疗病人。

迄今为止，德国经济总体放缓了，但并未导致大规模失业，广泛而坚定的国家援助措施似乎正在奏效。至少如慕尼黑Ifo研究所的新数据所示，未来德国六个月的经济前景令人惊讶。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相比，德国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病毒危机，而且应该可以相对轻松摆脱经济危机。

但是，德国受到的打击的确也不小
一千万人拿短时工作的福利，成千上万的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或已经破产。幼儿园，学校和大学的关闭给无数家庭造成了额外负担。德国数千亿欧元的额外债务将影响该国数十年的经济表现。

医疗保健附带损害可能特别大

几个月的抗疫封锁政策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恐惧和被迫孤立的创伤可能会使许多人永久性的患病。

无论如何，抗疫措施的附带损害在医疗保健系统中可能特别严重。因为其他疾病的治疗被完全忽略了。手术被取消，甚至是急症患者也不敢去医院。

尽管存在这些不可思议的副作用，但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实施抗疫措施是必要且适当的。但是，有些人则不同则一开始就开始了批评，如„1bis19“这个协会就认为抗疫政策破坏了公民的基本自由（特别是《基本法》前19条所列的自由），认为政府“走得太远”。而现年57岁的高级政府参议员科恩（Stephan Kohn）也认为，政府对大流行的反应过度。那么，事实如何，我们来回顾一下德国是如何应对这个危机的。

接受病毒学家的判断是政治决策的基础

从12月底（中国首次出现神秘肺病的报道传到西方）到2 月底的几周内，联邦卫生部长Jens Spahn和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都认为德国发生新冠的风险很低。持相反意见的人很快就被冠以公众恐慌制造者的名号。然而，汉莎航空早就在这个时间段做出反应并停止了往返中国的所有航班。但是，从北京飞往德国的国航乘客却依然能够在法兰克福降落，而且无需在机场进行健康检查。

当德国学校的冬假过后，卫生当局突然报告数百名感染者，而且患者人数每天都呈指数级增长并且感染链不再可追溯。联邦政府，尤其是一些联邦州才转向危机模式。尤其是巴伐利亚的州长Markus　Söder。

避免混乱
现在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已成定局。联邦内政部的会议是决定性的。3月11日晚上，德国内政部长西霍弗（Horst Seehofer）邀请高级官员和医疗专家到他家里，包括科赫研究所所长维勒（Lothar Wieler）和柏林病毒学家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在内的医疗专家向政府高层解释了四个多小时。西霍弗和政府高层显然想特别了解一件事：如果国家不干预，仅仅如处理流感一样应对，会发生什么？德罗斯滕的回答应该是：到8月，大约有1500万至2000万德国人可能已感染了病毒。然后，大约3万名患者将必须在医院接受重症治疗。但是，在德国，只有10000张重症监护病床可用。很明显，这个时候政府不得不采取迅速行动了。

清醒且明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商定了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揽子措施。3月16日下午6时起，公共生活被降低至几乎为零，边界关闭。为了避免大伤亡，整个德国社会都开始停滞下来。

那么，到现在回看一下，这种抗疫封锁政策是不是没有必要呢？事实并非如此。科赫研究所的一位官员说，政府“表现很好”。所采取的措施是“无懈可击的”，并已产生效果。因为没有疫苗，所以实际上德国别无选择。对于像德国这样的人口稠密的国家，是不可能选择如瑞典那样的抗疫策略的（即很大程度上避免强制措施）：“那将导致灾难。”

这位官员也对自己研究所的工作感到满意。该机构的负责人维勒（Wieler）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兽医，他在疫情初期相当平静，但当事态发展时，他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的每日情况报告清醒地向全国通​​报了局势的严重性。为人们普遍接受强硬措施作出了贡献。

人们发现，很多病毒学家都在危机期间不断修正观点。有时表示不需要关闭边境，然后又需要关闭边境。最初，人们对戴防护口罩的作用轻描淡写，但是后来又表示这一措施很重要。（顺便说一句，国际卫生组织事实上也在不断改变立场，最新消息是从口罩无用论转为建议戴口罩了。）突然成为公众人物和楷模的科学家在过去几周内反复纠正自己，这可能使公众和政治决策者感到筋疲力尽和恼火。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善变或缺乏专业知识。相反：基于新发现对判断进行修正才是科学的态度。才能给那些必须应对危机的人作出指南。“

风险研究人员Gigerenzer提请注意，就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样，新冠危机表明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我们行动的不确定性。对于我们应该理解。例如：医院。多年来，德国一直在批评医院太多，病床太多，员工太多，成本太高。但是这是这个所谓的“太多”却在危机时刻拯救了德国。Gigerenzer说：“有时候我们必须停止谈论最优化。”


“威胁是全新的”
幼儿园和学校的关闭可能证明是最严重的错误决定。儿童和青少年患病毒的风险显然不及成人。他们似乎也没有那么容易传染别人。“我们必须尽快让学校恢复正常工作！”

儿科医生专业协会主席费施巴赫（Thomas Fischbach）说，在大流行初期，“不确定性很大”。如果联邦政府不仅仅从“流行病学家和病毒学家”那里得到建议，而且从真正与患者打交道的社会科学家，教育者和医生那里得到建议，那将是更好的。菲施巴赫补充说：“现在我们的经济依然处于紧要关头，但医疗咨询的范围仍然太窄了。”

明斯特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Gerald Echterhoff表示，政治决策者在危机开始时特别依赖病毒学家的评估是可以理解的：“威胁是全新的。您不知道该病毒如何起作用。”当危险程度“成型”时，辩论很快就会集中在医学标准上。“那是关于生病，健康，垂死或生存的事情。”政府只是将重要的决定带给了人们。强制的抗疫措施是“双刃剑”，既是限制又是救济。现在，封锁期结束了，很多人却还是感到不安，正是因为他们现在既要对自己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信任是基础
尽管在危机发生前的几个月中，人们对国家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相当脆弱，但现在通过危机，德国人反而对自己，对专家，对政府恢复了信心。对于信任这个问题，一名记者曾询问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中央是否对那些当地卫生部门收集和报告的感染数据完全信任并负责。总理感到大为恼火。她表示信任地方当局。民主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默克尔简洁地说：如果缺乏这种信任，我们将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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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想说什么呢

hackvae

老外都不爱戴口罩，前几天柏林科隆还搞万人抗议 怎么就没传染了呢？这 数据也不一定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