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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战争叙事中消失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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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2 09: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3期,原文标题《战争叙事中消失的日本“人”》,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75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而余痛犹在,战争的风险也从未远离。作为从事战争时期日本文学与思想研究的学者,近年来我试图去发现那些被宏大战争史、文学史叙事遮蔽掉的“人”。从底层世界、周边视角重审那些我们习不察的宏大叙事,将会拓宽我们对战时日本人精神史、日本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认知和阐释空间。
文/王升远



1945年9月26日,日本战败后,大批士兵在东京街头等待复员


日本帝国不止一副面孔
作为大学教员,在与学生们讨论战争相关学术议题时,我发现一些优秀的学生常会熟练地运用现成的理论工具、后设立场进行评判,而不顾历史语境,对理论的限度、射程也缺乏必要的警惕与检省。他们往往懒于小处着手,人事脉络尚未理清,结论却早已准备就绪。长此以往,一个比较让人忧心的后果是,我们不断生产着概念、术语、体系,但历史中的“人”却被弄丢了,历史也被人为地简化了。近些年我的研究工作,是试图通过搜求大量的一手文献和文本细读,以“带有日期的判断”(鹤见俊辅语)在细节层面读出史料文献所负载的历史信息。
在大众传播的层面上,日本帝国容易被描述成只有一副面孔。看惯了抗战剧的读者,对所谓“日本帝国主义”的认知或许也是比较脸谱化的。但实际上日本帝国内部权力构成极为复杂,毋宁说天皇、政府、军部、枢密院、贵族院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冲突使得近代以降的日本历史常常充满了不确定性,最终使得帝国盛极而崩。我想借助一些文史材料从底层、周边的维度,与各位一道窥探这种“复杂性”。
首先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层面。在东条英机指挥战争期间,有一股力量认为再这样下去战争会走向失败,他们希望重新组建以近卫文麿为首的内阁,其中,细川护贞就属于这一派。他曾在日记中抱怨,“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国民还只是一味地中饱私囊以满足一己私利,不支持国家”。(细川护贞:《细川日记》)作家大冈升平在《莱特战记》中提道:“近代国家一般必须依靠由国民组成的军队。但是,国民除了国家利益之外,也有追求个人利益和家庭幸福的权利。所以,当国家无法保证士兵的参战条件时,军队就不得不下令投降。”
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藤阳子指出,日本人之所以不愿意承认战争责任,与征兵制有关系,一些人认为自己并非自愿参战、杀人,而是被国家硬拉去的。思想家鹤见俊辅就曾有过逃避兵役的小心机。事实上,明治以降,征兵就一直是个让日本官方和民间头痛的事情。民俗学研究显示,有些地方甚至将征兵检查视同成人礼,这几乎就是一种道德绑架。一些神社和寺院还推出了专门的“逃避征兵”灵验符,许多妈妈和奶奶就会慕名前来参拜求符。由于入伍参军的中签率是1/30,大家都希望“幸而不中”,但是这些真心话在村里是说不出口的。战后曾任东京大学教授的历史学家田中正俊战时曾经“学徒出阵”,作为二等兵入伍,后转为航空兵,在菲律宾战场险些丧命。他回忆自己战时在医院的见闻时称:“他们(受伤濒死的日本兵——引者)最后的话——大多是‘我有孩子,我不能死啊……’这些对家属牵挂的话。”(《战中战后——战争体验与日本的中国研究》)
其次是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最后是军队内部的阶层问题。经济学家小林昇曾经作为下等兵在南方军总司令部服役。他透露说:“以寺内(寿一——引者注)总司令官为首的一些参谋及将校们,却分别住在西贡、堤岸等地有着漂亮的庭院和配有勤务兵的住宅里,从那里乘车到司令部上班。工作的时间大约是从早上9点到傍晚5点左右。这些人表现出充满明快自信的神情和态度,穿着与南方气候相适宜的各种各样的非常漂亮的军装,夹着上等皮包,进出于司令部所在地高级中学的大门。我所在的这个编成班的工作……虽然工作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涉及战事,但一向不曾伴有战争的现实感。那是与整个作战分离出来抽象化了的工作。在这里,山川、河流或者城市,几乎连名字也不曾出现过。”而与这些在优雅的办公场所遥控战争的高级将领不同的是,底层的中下级将校、士兵则不得不在最前线风餐露宿,出生入死。
曾驻守马尼拉近郊克拉克(Clark)空军基地的西原敬磨回忆当时的惨状时说:
美军在吕宋岛登陆。我们守备的克拉克基地和马尼拉陷落了。……在热带丛林中辗转了3个月,人人干瘦得不成样子,身体衰弱到拿不动一点重物,头盔扔了,手枪扔了,军刀扔了,最后连手提饭盒也扔了,只把铁水壶、布袋、罐头盒和准备自决用的手榴弹系在腰间;军靴的底子掉了,只有脱下死去战友脚上的靴子替代,没吃的了,就只有从死去战友的布袋中寻找。……一位不知名的战友脱去衣裤,露出尖尖的屁股,呈青绿色透着乌紫,他用细细的手指着屁股对我说:“战友,如果我死了,就吃这里吧!”“混蛋,怎么能吃战友?”话虽然这么说,可我的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那屁股上的肉块。(《朝日新闻》1987年7月30日早报)
茶本繁正等人的研究显示,日本兵的战争体验和战争记忆也会因服役地点、军中任职、服役年龄的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如果现已是90~100岁的老人,与中国刚开战时他们就基本已到了征兵年龄,这些人是以成年人的身份经历了整个战争。而那些比他们小10岁的人,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去参战的,而这些人未必会了解自己也是日本侵略亚洲战争的一部分。比他们再小10岁的人,则是在战时体制压迫最高峰时成长起来的,在战争结束前经历过更为强化的思想灌输。当然,战后出生、因此没经历过战争的“战后派”与“战中派”对于战争的认知差异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玛丽安·赫什提出“后记忆”(Postmemory)的概念,指称那些没有经历过事件本身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深受其影响的人,产生的一种对精神创伤的想象或理解。事实上,决定了当下日本人战争观的几乎可以说就是这样的“后记忆”。
所以我一直强调,要将“战中派”的“战争体验”与“战后派”的“战争经验”贯通起来。若仅有“体验”而无法将其相对化,则常常会沉浸在受害者心境之中,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看不到自己作为帝国一员对其他国家的加害一面,战争结束从“满洲国”、苏联、朝鲜等地被遣返日本的返迁者们就写了不少这类“哀史”。而问题是,随着“战中派”一代的日渐凋零,能诚实面对过往的人越来越少,战争记忆也就随之日渐风化。而“战后派”思考战争时缺失了那种“实感”、历史临场感,可能还会缺失不少信息,“战争体验”如何“经验化”就成为一个艰难的议题。



1945年,美军进军菲律宾吕宋岛(FOTOE供图)

知识人的境遇与抉择
日本文化人参与战争报道的历史是有迹可循的。早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时,记者兼商人的岸田吟香就随军出征。“七七事变”爆发后,近卫内阁随即召集各新闻社、杂志社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战争,8月又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要纲》,其后为数众多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应征入伍,抑或参与到“国策文学”“战争文学”的创作中来,为日本侵华战争摇旗呐喊。关于“笔部队”与侵华战争的关系、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相关议题,中日学术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兹不赘述。我想补充两个易被忽略的问题点。
首先,成绩优劣或能决定生死。战时曾流行过一种说法:“一等是军人,二等是军犬,三等是军鸽,四等是文职。”尽管如此,学生兵和知识人参军入伍的境遇还是高下有别的。哲学家木田元是在“满洲国”长大的。1945年4月初到4月中旬,他在江田岛的海军学校接受教育,并在那里意识到自己的成绩与命运密切相关。第一年的时候,班级的座位是按照假名排序的,但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就按照前一年的成绩排序,而这又将决定毕业后的去向。在《没做成黑市交易的哲学家》中木田介绍说:“比如,第一名去海军省,第二、第三名乘坐航空母舰或者战舰,其次是巡洋舰或驱逐舰,再往后去航空队,再往后就只能是潜艇了。倒数第一恐怕连船都乘不了,只能去陆战队,当敌方战车登陆的时候,多半会被命令抱着地雷什么的来个挺身而出。”甚至有人说,可以根据成绩计算出毕业后的寿命。他特别强调,数学成绩尤为重要,若这一科不够优秀,则性命堪忧。
其次,加藤阳子教授的研究显示,战争末期,知识阶层的征兵率是79%,与普通青年持平,整体上来看这已是很高的比例。日本甚至把征兵对象瞄准了旧制中等学校以上的知识阶层,这些柔弱的知识分子、学生被带到了瓜达尔卡索和莱特等地。
鹤见俊辅说自己对法西斯主义曾有过误判。他曾支持国粹主义、排斥欧美文化,而这些都只是出于对享受着西洋文化的城市富裕阶层的反感。后来之所以能慢慢了解到日本所宣扬的“东亚解放”只是一套精致的谎言,不仅仅是因为在美国所受的教育,也有爪哇从军的经历。
这些年我们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文化界、思想界难道就没有“反战”的声音吗?我想,我们必须注意“反天皇制”“反军部独裁”“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战”(反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认真去甄别,你会发现,真正称得上“反战”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有时我们从受害国立场上或许会期待有这样的力量和声音,甚至一厢情愿地赋予一些作家、作品以“反战”的正义化认定,但实情却并非如此。上世纪20~30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政党政治都遭到了军方严酷的弹压和剿杀,知识人、文学家以亚洲诸国为指向的公开反战变得不再可能。尽管如此,也必须承认,抵抗与反战是存在的,只是不存在于公开出版物中。
例如,不同于菊池宽、佐藤春夫、保田与重郎等在战时活跃的作家,唯美派的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两位文坛巨匠或断绝与外界来往,或则困守于耽美世界,以一种“不合作”的消极姿态度过了艰难的战时岁月,在那个极端的年代,沉默也需要付出极大的道德勇气。而“反战”尽管在公共领域难以存续,但在私人写作层面却是不难发现其印记的,我想在这个意义上介绍法国文学研究者渡边一夫。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致辞中高度评价了乃师渡边为造就正派的人道主义日本人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中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



小熊英二

“活着回来的男人”身上的时代印记
在这些为数众多的返迁者中,有一位平凡的日本兵,名叫小熊谦二,他是著名学者、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熊英二的父亲。谦二是从苏联被遣返回到日本的,儿子英二以其与父亲的交谈为基本史料写作了一本《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以父亲一生经历讨论了历史中的个人,或者说个人身上负载的20世纪日本历史。这是一本内涵极为丰富的著作。小熊英二说他的父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20世纪历史”。英二和上野千鹤子曾经对鹤见俊辅做过一次访谈——《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访谈中,鹤见提到了一种兼顾公、私历史的“全历史”(Total history)写作范式。在《活着回来的男人》中,昭和史、平成史被小熊谦二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所点亮,赋予了人的温度。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将其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对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对历史中的人的思考都融会其间的笔法非常的“小熊英二”。
如果说谦二是“20后”,是“战中派”,那么1962年出生的英二则是“60后”,是标准的“战后派”,本书记录了父子二人跨越代际、毫无芥蒂的坦诚对话。谦二代表了日本平民社会的“均值”,他有着常人的欲望、烦恼、痛苦、恐惧和畏缩。在历史研究中,我们看过太多的精英名作、英雄故事、巨擘伟业,须知,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平均值”却是印刻在每个普通人身上的,而他们的喜怒哀乐并未引起历史研究者足够的重视。近代日本由一个东亚弱国迅速崛起为列强之一却最终盛极而崩的历史进程,没有一个个平凡而具体的个体参与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复数的、有生命、有温度的个体之总和(也就是孙歌先生所强调的“人人”的观念)。《活着回来的男人》让我们看到了这平凡而具体的亿万分之一,为我们提供了一只解析20世纪日本历史的“麻雀”。



鹤见俊辅

精英中的“异端”
在接受小熊英二、上野千鹤子采访时,鹤见俊辅指出,近代以降日本知识分子普遍都患有“第一病”。因为那些总能考第一的优等生们最善于揣摩老师的心思或者命题人的意图,然后在短时间内迅速调整姿态,与掌握权力者协调立场,并给出正确的答案。在民主主义盛行时就高喊民主主义口号,在法西斯主义掌权时就追随法西斯主义。事实上,在战争时期,无论是优等生还是后进生,无论是主动投怀送抱还是被裹挟其间,知识阶层绝大多数都协力了战争,因为现实中几乎没有其他选项。尽管如此,在这场“大合唱”中依然有些不应被遗忘的“异端”分子。
鹤见俊辅与小熊谦二是同代人,都是“20后”。俊辅出身于政治精英家庭,背景显赫,外祖父后藤新平先后出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首任满铁总裁、内务大臣、外务大臣和东京市长等职,其父鹤见祐辅也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鲁迅翻译过他的《山水·风景·人物》。祐辅与后藤新平之女爱子的婚介人正是东京一高的校长、祐辅的老师、《武士道》一书的作者新渡户稻造。但鹤见俊辅是属于政治精英二代中的一个比较特异的存在,他对优等生、精英思维一直有种异乎寻常的反感。在其一生中,他常常选择站在弱者、败者一边,并管这种思维叫“黑社会道义”。俊辅16岁就远赴美国留学,考入哈佛。战争中,他选择在日本败局已定之时回到母国并加入海军,理由是不愿意作为胜利者趾高气扬地回来,他打定主意要在战败一方死去。俊辅曾说,自己哲学研究的根就是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是可以以其家庭、以其父母为方法的。战后,鹤见俊辅以其父祐辅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知识精英阶层为对象,发起了对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性批判,组织学术同仁进行“转向”专题研究,这项研究成为他一生中的标志性成果。与很多人对自己抑或亲友的战时经历讳莫如深,抑或美化自己战争经历的做法不同的是,俊辅选择了一条大义灭亲的道路。在他看来,战争时期日本知识分子的整体堕落与前文提到的“第一病”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与此相反,恰恰是渡边清、加太浩二这些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发展出了自己的思想。
参军入伍的切实经历塑造了俊辅的战争观。在1966年“越平联”(日本市民为了反对越南战争而结成的反战团体,1965~1974)活动时发表的一次演讲中,他表示,“‘不去杀人’是我反战的根本原则”。在与小熊和上野的三人谈中,他坦言“杀人”的问题在战后一直困扰着自己:“当时如果对我下达了‘杀敌’的命令,我会怎么做呢?虽然是想要拒绝服从命令决心自杀,但在战争中每天都在恐惧度日,说不定会屈服于这种恐怖,听从命令……所以战后我想的是,要做一个能一口气地说‘我杀过人,杀人是不好的’这样的人。”
在访谈中,俊辅高度评价了他的小学同学中井英夫,并明确表示,“我对他的政治立场特别有共鸣”。中井与鹤见有个共同点,他们都与自己战时曾任高官的父亲关系不洽。英夫之父中井猛之进是一位植物学家,1942年他以陆军司政长官的身份在印尼雅加达附近的一个植物园任园长,从事关于植被、生态的田野调查,1943年时已经享受中将待遇。在旁观者鹤见俊辅看来,“中井英夫觉得,那家伙吊着军刀真是混蛋,这种厌恶感跟对战争的憎恶连在了一起。他因为不愿意从父亲那里拿钱,就从东大退学了”。中井是一个忠于自我的人。战后初期盟军总司令部(GHQ)发起了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作家自然也在劫难逃,其中诗坛重镇高村光太郎首当其冲。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深夜丛书社的主事者斋藤慎尔因要出版《中井英夫作品集》之故而曾与他频繁见面。某日,斋藤在与中井的交谈中高度评价了吉本隆明对高村讴歌战争的诗歌所进行的批判。于是,中井找出了自己战争时期写的日记并告诉他,批判高村这事儿自己在战争期间就做了,比吉本要早得多。这本日记随即引起了斋藤强烈的兴趣,并最终得以出版。
中井在21岁时应召入伍,在三宅坂的参谋本部做密码工作。在如此特殊的地点、特殊的职位上,中井在其个人日记中表达了对愚蠢的军部及其欺瞒国民、发动战争之行径的嘲讽,他希望每个人都能站起来反抗军部,并认为这才是“人性的胜利”,在日记中他不断强调这种“精神革命”的意义。用好友鹤见俊辅的话来说,这“完全是一部憎恶战争的日记,太了不起了。连我都还有顾虑,没有那样去写。那样的反战思想,他就一直在三宅坂参谋本部的密码兵营房里写日记,那是把命都豁出去了呀”。日本战败前后,中井生病入院,昏睡多天醒来后的第一反应便是,不能让美军看到那些会对日本不利的话,于是撕掉了日记中痛骂天皇的那些话——其实他也是有所畏惧的。但更为可贵的是,中井决定出版自己的日记是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美化自己战争经历的倾向变得显著起来,这让对“职业军人的无知与傲慢在生理上感到难以忍受”的中井内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他感到,必须将自己和周围的战友对于战争的厌恶、憎恨结集成册并出版。他愤怒地表示:“大家对那些全然不顾世界发展的大势、将显而易见的侵略战争说成是圣战的欺瞒,难道不会觉得恨之入骨吗?即便一本社会科学的书都不去看,就凭自己的体肤感受、以灼烂的皮肤不就能感知到他们是错的吗?”他在用自己的真实感受、对战争的真实记录,来对抗那些美化侵略战争、美化自己战争经历的言行,这一指向现实的介入意识在今天看来尤为可敬。
就像加藤阳子所指出的那样,“学者总想要依据井井有条的逻辑来讲述‘反战’。但是,直接表达出他们厌恶战争而骚动不已的心情,甚至不惜撒谎来逃避兵役的心情,难道不好吗?我感觉如果学者不从这里开始讲,就很难成为广泛的‘反战’运动”。在玄虚、迂远的理论之外,我们是否看到了那些丰富、具体、有温度的生命,是否听到了那些被主流叙事压抑的悲戚之声,能否感知到那些“为抽屉写作”者的灵魂之怒,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与生命,这些都是战争结束75年后的我们应去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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