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接连自杀，日本社会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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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文｜贝小戎

9月27日，40岁的女演员竹内结子自杀身亡。这是近期继三浦春马、芦名星、藤木孝之后第四位自杀的日本演员。有媒体推测，疫情期间的隔离加上经济形势低迷让人们感到绝望、焦虑，导致近来日本自杀率上升。



竹内结子与三浦春马的合影
8月，日本有1900人自杀，比去年上涨了15%。世卫组织说：“自杀行为的发生往往是个体在缺乏支持来源的社交情境中所采取的一种应对心理应激的方法，同时自杀行为可能反映了幸福感和凝聚力的极度缺乏。”

竹内1月下旬生了次子。不久前接受杂志采访时她还说：“到了40岁觉得肩上许多东西都落下，有种变轻盈的感觉。”但她也说，因为生孩子而暂离工作让她感到很不安，“特别是老大出生的时候，一想到可以取代我的艺人太多，就让我非常害怕”。



竹内结子

根据日本政府的数据，日本的自杀人数从1998年开始连续14年超过3万人，几乎每天就有近一百个人自杀。2012年9月10日，73岁的日本金融大臣松下忠洋在家中自杀身亡，讽刺的是，当天是世界预防自杀日。上一个自杀的日本大臣是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2007年5月他因为涉嫌权钱交易而在家中自缢身亡。

《菊与刀》中说：“现代日本人对自身采取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仰，最适当的方法就是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使后人记得他们……日本人敬重自杀，认为它是一种光荣而有意义的行为。在某种特定情境下，为了自己的名声，自杀是最荣耀的行为。那些在年底还不了债的人，为了对某种不幸事故负责而引咎自杀的官员，相爱没有结果而双双殉情的恋人……都把最后一击对准自身。在封建时代，自杀行为最终是为了表明某人的勇敢和决绝，而如今的自杀则转变为主动选择毁灭自我。”



斯坦福大学的马尔科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勇敢、高贵的自杀是日本男性专属的，对于自杀的女性，媒体往往关注她们不稳定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而不是她们的经济窘境，说她们神经脆弱，自杀是由于感情问题（爱情破灭、不满意的婚姻），男性自杀则是由于负罪感或责任感。

日本作家石田衣良在小说《反自杀俱乐部》描述了自杀者对亲人造成的影响，“被抛下的亲人就像在真空中生活，空虚得只剩下满腹的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多么希望和他相守在一起，而现在……一切的疑问全被时间吞没，不会有回音，更不会有答案，找不到解释也不会放弃，只是一厢情愿的发问，永远不会终结。这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同时间一起容在生活的角角落落，它会时不时磨一磨锋利的牙齿，袭击被抛弃的亲人。”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剧照

《日本经济新闻》说，日本的自杀人数在2000年至2010年前后较高，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泡沫经济破裂，很多中年人和老人失去工作，因此绝望自杀，后来随着日本经济缓慢复苏，这一现象已经得到极大缓解。

2006年日本制定了《自杀对策基本法》，2009年自杀人数开始逐步下降，到2012年首次低于3万人。在国民整体自杀率逐年下降的情况下，日本19岁以下青少年的自杀率却连续两年上涨。调查显示，日本10到19岁的青少年自杀主要源自三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在学校遇到困难、有健康问题和家庭矛盾。

《反自杀俱乐部》中说，在搜索引擎中输入“自杀网站”后会出现七百多条资料，自杀网站上有“轻松自杀的五十个方法、日本自杀名胜古迹的前二十名、往生安眠药的最佳组合”，有些年轻人相约集体自杀。

日本政府的一项预防自杀措施是，在一些车站的月台上安装大镜子。在镜子中看到自己即将跳下月台的样子有让人清醒的效果。这些镜子还会发出蓝光，具有抚慰作用。

在日本，自杀热线总是过载，以致联系到接线员需要打三十多次电话。2000年的状况是，300个志愿者每年只能接听27000个电话。许多人没有耐心等待。美国《大西洋月刊》说，在日本自杀不是宗教禁忌。日本人有着在自杀中发现美感的传统，以自杀来致歉、抗议、报复。



《最后的朋友》剧照

纪录片《拯救1万人：打赢抗击自杀的战役》中说，自杀的人也能被日本的保险公司理赔。在战后的日本，很多人买了保险后就出门去最近的铁道卧轨自杀。保险公司就规定，购买保险一年后自杀才会理赔。所以人们就签了合同，等上一年。到第十三个月，自杀率陡增。保险公司又把期限延长为两年。结果到第25个月自杀人数上升。一些失业的男性为了让家人能够活下去而自杀。

一位日本社会活动家说，日本社会需要帮助那些穷困的人，大部分人自杀不是因为他们想死，而是因为他们活不下去。《朝日新闻》报道，“渴望拥有家人与安定生活，女学者心力交瘁走上绝路”，长年来钻研日本佛教的西村玲，在2016年2月撒手人寰。尽管缔造出卓越的研究成果且备受外界期待，却在求职时吃了多所大学的闭门羹。希望能从事研究职而向二十几所大学投了履历表，得到的回复却总是“抱歉无法满足您的期望”。有些退回的数据，甚至毫无开封过的痕迹。现年81岁的父亲透露：“时下的大学追求的并非才智，而是好用的劳力。玲意识到了这一点。”



不少日本人自杀跟工作辛苦或失业有关。“每月加班188小时过劳，医事检验师弃妻小走上绝路”，“两度被退回辞呈后突遭开除丈夫当天在家中自杀”……

戴维·皮林曾任英国《金融时报》东京分社社长，他在《日本：生存的艺术》中调查了日本年轻人的处境和心态，“劳动力市场已经崩溃，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只能去做时薪只有10美元的临时性工作，大部分18~35岁的未婚日本青年同父母一起居住，很多人拥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成为摇滚明星或者时尚摄影师，很多女性则希望可以嫁给一个富人。单身寄生族把节省下来的房租和自己的工资全部用来维持一种最终无法维系的奢侈生活方式，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场虚妄。有些人选择做兼职，不停地换工作，或者受雇于职业介绍所……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他们失去了长远的事业发展机会和高薪，有些人甚至丢掉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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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小戎
本刊主笔，写思想栏目时署名薛巍，哲学硕士，假装读过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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