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德国现在已经采取了所有手段与新冠病毒作斗争。在为6万人接种了疫苗的同时，商店和饭店都关门了。要想重返正常的生活状态，卫生当局必须能够成功德跟踪感染联系。但是这件事情应该还是一团乱麻。
现在大部分人都指望着，如果德国人遵守规则，并且后续的预防接种顺利进行，那么就可以迅速控制新冠流行病。实际上要达到这一目标，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迄今为止彻底失败的卫生部门的流行病调查工作。
德国380个卫生部门正面临着他们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他们本身的结构僵化，再加上每天使用过时的技术对抗这种病毒，而这个病毒的传播甚至会淹没至更现代，更灵活的组织。卫生部门及其负责人是应对危机的官僚机构的绝对薄弱环节。尽管如此，他们还要负责疫苗接种中心。他们在抗疫斗争已经不堪重负，毕竟在政治上也多年来一直被严重忽视。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各卫生部门负责人试图紧急调整最严重的缺陷，他们疯狂增加了人力，德国联邦国防军也深入到受影响特别严重的地区，以支持跟踪联系，进行测试和管理隔离。
军人是最抢手的支持者
世界报周末版对卫生部门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新冠斗争中，各地方卫生部门的员工人数成倍增加。
- 截至2020年2月，埃森卫生部门传染病部门雇用了16名员工，增加了6名永久雇员，以及65名学生，12名志愿者和30名外部雇员。
- 多特蒙德传染病部门的雇员人数从28人增加到35人。他们还从其他地区获得200位其他员工的支持。
- 法兰克福目前大约有80至150人从事感染管理工作。而在危机发生之前，传染病和卫生部门仅有40名员工。
危机管理人员对联邦军的支持尤其欢迎。“他们的效率令人难以置信，并且非常抗压力，”柏林Charlottenburg-Wilmersdorf社会事务和卫生市议员Detlef Wagner说。军人们快速地熟悉现状，训练有素，在危机中迅速作出反应。“接受过应对敌对行为的训练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在学校做咽(鼻)拭子时受到欢迎。孩子们钦佩他们。瓦格纳说：“他们的出场对民众来说算是闪亮登场。”
但是许多地方缺乏诸如计算机和办公空间之类的基础条件。目前，Charlottenburg-Wilmersdorf卫生部门有170人工作，包括25名士兵和35名临时工。瓦格纳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员工，但我们没有足够的房间。”
“我们生活在月球后面”
更严重的是技术缺陷：由于笔记本电脑缺乏，员工不得不轮流使用现有的计算机来输入感染者的联系方式。新计算机通常只受到有限的使用。因为数据保护的原因，新购置的电脑通常没有摄像头，然而摄像头是大流行中视频会议必不可少的元素。瓦格纳说：“现状十分荒谬，我们必须额外订购摄像头装备新的笔记本电脑，同时没有相机功能的笔记本电脑还在订购中。”
柏林Neukölln的区长Falko Liecke抱怨另一个问题：由于服务器容量不足，“只有400台移动设备（包括笔记本电脑）才能在我们的网络上可靠运行”。政府实际上需要的数量是原来的五倍。“我觉得我们住在月球后面。”
德国的大多数地区的卫生部门都与柏林类似，在数字化方面极端落后。大多数感染数字报告仍通过传真接收，然后员工必须手动将其输入系统。各个卫生部门的员工主要通过电子邮件来回交换Excel文件和PDF文件。计划了很长时间的统一解决方案Demis，可以让全国所有卫生部门联网工作，但最近连精简版本也无法使用。在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的支持下，个别卫生部门使用了Sormas有助于跟踪联系程序， 但距全国数据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威斯巴登卫生部门在夏季几乎每分钟都会收到有关受感染旅行者返回的报告，但是传真机有时会无法反应。负责人绝望的说， “我们绝对必须变得更加数字化。”
政府雇员还不习惯新状况
仅靠技术改进是不够的，组织也必须改变。 Butt说，日常办公通常结构良好。 “一切都有计划，一切都有法律依据，这对于在机关工作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无论是学校入学考试，还是工作能力评估，还是服务能力评估，一切都遵循相同条条框框。 “来一个通知，我们预约时间，然后邀请人来。”巴特表示，政府雇员“相当不习惯快速适应”。在应对例如保护妓女或预防麻疹的重大变革中，员工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
另一方面，新冠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闯入了办公室。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这给我们的员工带来了震惊，”巴特说。特别是几十​​年来习惯了固定节奏并具有较高计划安全性的老员工很难适应。
在大流行开始时，电话几乎一直在响。但是，由于许多法规尚未最终确定，员工几乎无法回答相关问题。“民众抱怨是我们不够迅速地提供帮助，他们需要安全感。”但是政府雇员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些工作。但是在大流行时期，根本没有时间准备。
“最终，到某一个节点，持续增加人力也无济于事”。斯图加特卫生部门负责人史蒂芬•埃海特（Stefan Ehehalt）表示，在目前如此之高的病例数下，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将社会交往限制在绝对必要的最低限度内时，这种流行病才能得到控制。二次封锁开始之前，斯图加特的测试阳性的人在其直系家庭环境中有2-3人与他们有紧密接触。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还有许多其他更紧密的联系，其数量可能会根据职业和生活条件而有很大的不同。 “跟进联系变得越来越困难，并且花费了我们很多时间。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人们不知道自己可能在何处被感染。 Ehehalt说，在斯图加特约三分之二的病例中，感染的地点是未知的。 “事实上，在症状发作之前就可以感染他人，这使得阻止病毒传播变得异常困难。”
居特斯洛危机小组曾经崩溃
没有任何卫生部门像居特斯洛(Gütersloh)那儿那样受到重创。在Rheda-Wiedenbrück的肉联厂Tönnies发生大规模新冠暴发之后，该市不得不在6月进行封锁，该地区的居民由于感染大量而感到受了污名。
危机小组负责人托马斯·库尔布施（Thomas Kuhlbusch）在持续的压力下崩溃了。卫生部门负责人班特（Anne Bunte）说：“六月，我们不得不在几天之内处理1400例感染。” “那纯粹是压力爆炸。”
班特之前曾在德国最大的卫生部门科隆工作。 “当时必须控制从2018年开始在流行地区爆发的麻疹，在2016年我们在大学医院爆发了拉萨热，我还参与了抗击猪流感的工作。 “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当时所有员工仍然设法在居特斯洛发现了60％的感染。班特说：“危机使我们成为一个敏捷的组织。”谁会想到通过一个政府机关可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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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30 16: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