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的三重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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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青年网

“北京时间”的三重特质

——谈邱华栋“北京时间”系列长篇

作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教授 李林荣

邱华栋以“北京时间”为总题、新版重出的四部长篇小说——《白昼的喘息》《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的黄昏》，不仅是对1990年代中期到2008奥运年这一期间他本人的创作和整个中国城市文学的一个回顾，同时，也是我们这些亲身经历了北京这十多年前所未有的快速都市化进程的人，精神思想和情绪上的一次怀旧。

从1995年的《白昼的喘息》里展现的北漂画家和青年艺术家群落，到1999年《正午的供词》问世时，第五代导演连同他们的事业彻底告别传统体制进入新产业阶段，再到2001年《花儿与黎明》里呈现的互联网扩张和国际化场景全面波及普通人生活，以及2008年的《教授的黄昏》突出的学者和学术的异化，整个看来，确实是一幅北京城市生态变迁的浮世绘。这些作品里竭力凸显的人事和氛围，正是我们刚刚过去的一段日常生活里可观可感的切身见闻甚至经历。在这个意义上，审视“北京时间”这四部作品，既是审视邱华栋的创作，也是审视我们和作者共同的感受、理解和把握这段近距离历史的方式本身。

以此为前提，“北京时间”的以下三点特质清晰可辨。一是这四部小说从总体的叙事形态上看，仍是知识分子小说或者文人小说，而不是从中产阶级或别的什么主体的立场展开的叙事。这四部小说的叙事者在故事中的地位和角色不尽一致，但都被设置成了画家、记者、编辑、教授这类凭知识和技能，而且还是人文艺术方面的专业技能在当代城市社会里吃饭的人，作品中所有的情节和场景归根结底都是从这类叙事者认知和表达的习惯中展开的，都属于从他们的视角展开的“以己观物”的结果。题材吞吐量大、人物荷尔蒙足，这些外在的特征，正对应了一个让知识分子或文人感到“三观”备受冲击的城市生活的急速巨变。

对邱华栋这些小说聚焦的北京来说，这一急速巨变，就是北京有史以来头一次变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对外来的和新起的人与物、事与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层层设防。对这一变化感受最深刻最细腻的，只能是也正巧就是邱华栋这些小说里设置的叙事者，城市文化圈里的外来者和新起者。他们的惊悸和兴奋，实际就是变化中古城自身的脉动，这种脉动靠其他身份、哪怕是老派的城里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是感受不到位的。

其次，邱华栋这四部小说在整体艺术风格上确实依托了巴尔扎克式的社会风俗画的路数。但在此基础上，他更有自己的发挥和变化。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像巴尔扎克那样总把人物送到德性和地位两分的悬崖，得到一个就必得失去另一个。他愿意给奔趋在物欲追求的上坡路上的人物，留下一个个软着陆的机会，他排斥那种让人物在欲望飙升之后必然堕入无底深渊的机械化的情节处理。而这，也正说明邱华栋式的社会风俗画叙事，在本质上并不追求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它的底座是文学想象的质地，现在我们从他这类作品中看到的，似乎更多的是人物和环境终究言归于好的一面，但实际上，完全相反的一面，也同样可以从这个叙事底座上生发开来，就像在邱华栋很多中短篇小说里已经做到的那样，怪诞、反讽和超现实的升腾都了无障碍。

再次，就是邱华栋这四部小说都聚焦了“新北京”，或者说竭力凸显北京新变的一面，却规避了历史的北京，包括支撑和引导出北京这种新变化的历史背景因素。但另一方面，这种规避又并不干净、彻底。因为事实上后来他写长篇历史小说写得很带劲，这说明他之前在“北京时间”四书里的规避，更多的是一种叙事策略，并不是无视或者无力把握。就在“北京时间”这四本书里，实际上，情节链上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归宿的安排，也已经流露了他内心的某种历史文化意识。《花儿与黎明》结尾马达去了昆仑山，《教授的黄昏》赵亮最后去了冰岛、段刚也游了马尔代夫，《白昼的喘息》以朱晖回故乡为结局。

这些都喻示着，在邱华栋的文学空间和精神天地里，一方面同样也存在着城与乡的区分，另一方面，他所认同的本然故乡实际上也并不在他作品里都市化的喧嚣变数充盈的近景地带，而是指向远方。正在这一更加开阔的对立和歧异中，邱华栋小说里已经展现得很多、很频繁的人与环境、人与都市的正向配合的关系形态，显得都不算太重要了，而那些在他的创作姿态和叙事肌理里蓄势待发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和历史的疏离、对抗和悖谬情态，则显得格外重要起来，也格外值得我们期待。

（文章原载于2020年12月11日《图书馆报》）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