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日本民众对政府防疫能力“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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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舆
华舆讯 据东方新报报道 1月7日，菅义伟首相在官邸召开新冠病毒感染症对策总部会议，基于新冠特别措施法向东京、埼玉、千叶和神奈川1都3县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持续时间为1月8日至2月7日。除首都圈外，大阪、兵库、京都、爱知和岐阜等地也都要求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此前，菅义伟曾把防疫方针定为“兼顾经济活动”，但日本疫情加速蔓延，迫使菅义伟将防疫方针转为“优先遏制疫情”。去年4月，为了遏制疫情蔓延，安倍内阁曾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期间加强了对商业活动的限制，并鼓励居家办公，以减少通勤，通过实施这些措施，一度压低了包括东京、北海道等“重灾区”在内的日本各地的新冠肺炎感染率。



▲疫情期间的东京

紧急状态解除后，日本疫情很快出现反弹，秋季以后日本每日新增病例数迅速增长，11月18日东京新增病例首次超过2000例。2021年1月7日的新增确诊病例超过7500例，连续3天更新最高纪录，医疗系统压力陡增，一些地方出现“医疗一线告急”。与此同时，日本还面临变异病毒输入的威胁，目前日本已经发现了来自英国、南非和巴西的三种变异新冠病毒的感染者，一旦变异病毒出现社区传播并成为传播主流，日本的疫情蔓延可能会失去控制。

菅义伟内阁加紧与相关各方的协调，并在7日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是继去年4月后再次发布。相比前次，此次为了落实“紧急事态宣言”，日本政府制定了更具针对性的措施。

宣言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限制商业活动，主要是餐饮业，要求餐饮店在晚上8时打烊。为了强化这一措施的执行，日本政府决定给予响应营业时间限制规定的商家单月180万日元的补助，而不予响应的商家，则要被公布店名，这样的限制措施具有了诱导性和强制性，不再像过去那样全靠自觉。二是减少出勤，和前次一样，此次宣言发布后，日本政府也要求企业将员工出勤减少七成，可减少通勤造成的人员聚集外，还可减少聚餐、聚会活动。三是限制可能造成大量人员聚集的活动，比如学校社团活动，同时还将大型活动的参与人数限定在5000人以下。

这次“紧急事态宣言”的执行措施更具针对性和执行力，宣言发布后的几天里，日本的每日新增病例数也被压低到7000以下，但从目前情况看，日本的疫情仍不容乐观。日本当前的疫情比去年4月时要严重的多，感染者不断增加，变异病毒也使疫情发展不确定性大增，这样的情况下，仅靠限制餐饮业、减少出勤等措施恐怕难以有效遏制疫情蔓延。据研究机构预测，依靠现有措施只能让有效传染数最多下降10%至约0.99，2月底东京新增感染人数日均约为3500人，到3月底将增至约7000人。也就是说，“紧急事态宣言”只能减缓疫情蔓延，而不能压低确诊人数增长曲线，更不可能达到菅义伟内阁制定的将疫情控制到“第三阶段”（即东京每日新增确认人数低于300）的目标。

虽然被迫放弃了“兼顾经济活动”的方针，转而强化防疫，并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但菅义伟内阁的防疫政策仍存在很多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急于求成，此次“紧急事态宣言”时间为一个月，解除宣言的标准被定为将疫情控制到“第三阶段”，尽管有专家提醒，若要让感染者人数趋于减少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可菅义伟仍然认为“一个月后必然让事态改善”。在制定防疫措施时，菅义伟内阁也显得顾虑重重，只有对餐饮业的限制措施加强，而此前造成疫情反弹的娱乐、旅游和跨区域人员流动都没有提出更为有效的防控对策。

民众对日本政府防疫政策的信心也正在动摇。据调查，有80%的人认为“紧急事态宣言”发布过晚，80%的人认为东京奥运会应该中止或延期举办。受到疫情防控不力的影响，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也一路下跌到了41%。民众对政府防疫能力的质疑和信心的不断受挫，可能加剧他们的焦虑情绪，让日本很难保持防疫政策和经济恢复政策的平稳推进。疫情出现反弹后，已有不少人选择“逃离东京”，现在，民众普遍焦虑和恐慌情绪，一旦出现紧急状况，比如感染者人数激增或变异病毒发生社区传播，可能会有更多人离开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会造成疫情更快、更大范围的传播。

确诊人数不断快速增长，疫情输入压力也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只靠以自愿为主、辅以少量强制性措施的防疫政策，无法扭转日本疫情蔓延的势头。菅义伟内阁不愿出台更为强力的防控措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想在加强防疫的同时，避免管控措施对经济活动造成太多干扰。二是把疫苗当成了控制疫情的“杀手锏”，认为只要实现国民普遍接种疫苗，就能控制住疫情。因此，菅义伟内阁并不想靠“紧急事态宣言”和相关措施来全力阻击疫情，而只是将其当作延缓疫情蔓延的工具。然而，正是这样的做法让疫情防控一再被拖延，民众对政府防疫能力的信任也一再被损耗。

日本的防疫努力要产生实效，还需要从思维、策略、落实等方面不断反省调整。（原标题：为何日本民众对政府防疫能力“心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