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重商主义下的中美高科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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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财经杂志

中美高科技竞争中都采用新重商主义策略。与特朗普相比，拜登将更有针对性，更加专注于技术优势方面的竞争；中国的基础设施现已越来越成熟，中国还有无与伦比的规模，这两点产生了巨大的数据，新一代创新相信会在中国开始

文｜《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 发自华盛顿
编辑｜ 苏琦


美国把同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最后时点限制在2025年前，如果不这样做，NSCAI副主席、国防部前副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O. Work）说，美国就会经受被中国超越的风险。


在拜登上任美国总统后的两月多月里，先后签署了1.9万亿经济刺激法案，推出了2万亿基础设施计划，另一份造价或在1万亿左右的“美国家庭计划”也将在数周后出炉。这一系列开支计划是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修建州际高速公路并展开太空竞赛以来最大手笔的公共投资。拜登政府不惜重金的目的之一，就是用巨额投资撬动一个美国科技新世纪，和中国竞争。


美国在先进半导体设计和制造、软件，以及其他核心技术方面要与中国一决高下的态势已有几年的时间。进入拜登时代之后，拜登政府陆续审查前任总统特朗普采取的数十项与中国有关的行动，包括一项禁止美国人投资被认为与军方有关的中国公司的命令。


4月8日，美国商务部宣称将7个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列入所谓管制“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向这些机构出口技术。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近日发表的报告则建议，美国国防部在2025年前全面达到“人工智能（AI）就绪”，才能避免被中国超越。五角大楼官员4月9日表示，总体赞同报告提议，并正在执行其中半数以上的建议。罗伯特·沃克说：“技术主导地位支撑着美国的经济和军事竞争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的这一优势首次受到中国的严重威胁。”


这个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美国国防部年度预算的3.4%要投入到科技领域，并至少拨款80亿美元用于核心AI的研发。沃克说，中国目前与美国还有实力差距：“他们希望到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世界领先者。他们这么说，就意味着他们认识到他们现在不是人工智能的世界领导者，他们认为要用10年、8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超越美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最好在2025年前全面竞争，如果不这样做，美国就会经受被中国超越的风险。”


全球互联网治理权威专家，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弥尔顿·穆勒（Milton Mueller）近日接受《财经 》记者专访时指出，美中冲突涉及到贸易政策、科技政策、外交政策，军事战略，网络安全和产业政策等问题。虽然政策对话发生在不同的专业领域，涉及不同的政府机构、推动团体和政策目标，但将中美冲突看作两个国家在全球秩序中争夺主导地位的冲突，所有这些议题就都融合在一起。穆勒说，美国人批评中国的重商主义，但重商主义同样适用于美国和欧洲。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通过发起一系列新重商主义行动，激发了人们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这阻碍了资本投资，对电信设备制造商施加了原产地限制，甚至试图禁止中国的软件应用程序。换句话说，中国以及全球互联网/数字经济的崛起为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制造了竞争，它与现代欧洲早期的重商主义机制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2021年4月8日的哥伦比亚中国商业论坛上，中国第一家互联网技术提供商亚信联合创始人田溯宁指出，中美技术出现很多争论和分歧，但回顾科技创新的历史，工业革命无论是蒸汽机还是钢铁这些核心的技术大部分都是欧洲产品，在美国做了大规模的应用，在应用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创新，英国也通过了一些法律不允许技术向美国转移，但由于美国市场的规模，这些技术形成了最大的应用，产生了像汽车制造等更有动力的发明。


穆勒指出，现在中美都是所谓的新重商主义者：强调贸易顺差，保护国内产业，且在建立国家实力方面寻求竞争，两国在整个高科技竞争中都采用新重商主义策略。拜登政府的举措是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模仿。他相信它不会起作用。


穆勒说，“我真心认为，中美都需要提高竞争力，这个竞争是在市场上竞争，通过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和资本来竞争。靠比谁获得政府的补贴更迅速，不如通过更加开放和售出更多的产品，才会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美国新重商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国会发现有效的两党合作总是要打中国牌。一些国会议员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指引国会的对华法案一是要来大的，二是要聚少成多，这里几十亿美元，那里几十亿美元，加在一起就不可小视了。


这个策略正在一步步实现。


4月6日，美国跨党派参议员要求拜登总统编列预算，加强美国企业在5G领域与华为等中国企业的竞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Mark R. Warner）和副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等15名两党参议员致函总统拜登，敦促拜登在向国会提出的2022年度财政预算中为根据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设立的“公共无线供应链创新基金”（Public Wireless Supply Chain Innovation Fund）和“多边通信安全基金”（Multilateral Telecommunications Security Fund）各自提供15亿美元的资金，以鼓励采用无线接入网络（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设备，让更多的供应商能够进入5G市场，与华为等中国5G制造商开展竞争。


此前，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希望快速通过一项法案，以便资助美国前沿领域的研究，同中国竞争。去年5月，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以及两院的其他议员共同提交一项名为“无限边境”（Endless Frontier Act）法案，该法案要求在5年内授权1000亿美元，帮助刺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半导体以及先进能源技术等重要科技领域的研究。舒默近日表示，已经指示参议院相关委员会根据该法案起草新的立法，让美国在关键行业进行投资，“这样我们就能在所有行业中击败中国”。


在15名两党参议员致总统函中提到，随着无线网络不断适应5G连接日益增长的需求，一个开放的无线接入网络架构会允许通信供应商偏离目前以硬件为主体的方法，进入严重依赖云端服务的软件中心模式。这个架构将打破目前的端对端硬件专有群；降低进入并立即创新的壁垒；分散供应链，减少对海外供应商的依赖；在美国各地促进开放的无线接入网络部署，尤其是在美国的乡村地区。当前的无线接入网络（RAN）架构依靠操作昂贵又被外国公司主导的封闭的端到端（end-to-end）的软件解决方案。


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意识到，美国政府虽然换了民主党总统，但他们的困境不会改观。提到华为，一些国会议员称，”华为引发极大的反情报担忧。多年来我们要求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国家的通信供应商拒绝华为的5G设备，可我们没有提供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创新替代设备去满足他们的需求。随着无线网络不断适应5G连接日益增长的需求，一个开放的无线接入网络架构会允许通信供应商偏离目前以硬件为主体的方法，进入严重依赖云端服务的软件中心模式。这个架构将打破目前的端对端硬件专有群；降低进入并立即创新的壁垒；分散供应链，减少对海外供应商的依赖；在美国各地促进开放的无线接入网络部署，尤其是在美国的乡村地区。”


穆勒对《财经》记者说，过去数周以来美国的信息基本是，尽管拜登政府可能比特朗普政府温和一些——更准确地说不胡乱扫射，没策略地对抗，拜登则会想得更加周到，准备得更充分，


但大体上特朗普的很多对华举措、包括很多如微信禁令、针对TikTok的行政命令，拜登政府都会按住不动，除非发现它们对美国有明显的负面或有害影响，否则会把它们作为以后同中国进行谈判的砝码，作为美国与中国达成的更大交易的一部分。如果中国不做出一些改变来交换，华为公司等中国科技企业的境遇也不会改变。美国将继续将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视为中国政府的代理。 或者指望美国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的态度发生渐进式的变化。


一方面穆勒看到美国在促进技术创新，这是一件好事；特朗普的对华打击策略如此具有破坏性和盲目性，拜登则更有针对性，实际上将更加专注于技术优势方面的竞争，这也让穆勒欣慰。与此同时，穆勒认为拜登政府正在推出的很多政策都是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因此它们也不会非常成功。只有让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感到更加安全，才有中美长期良好关系的空间。中美进行贸易合作，技术进步就会快得多，但如果中美互相抵触，可能会出现技术断层和不兼容的问题，这不会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中国，可能的引领者



在刚刚结束的哥伦比亚中国商业论坛上，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李泽湘指出，由于基础技术、知识的缺失，中国上一代企业家基本上是从学习甚至山寨、仿制为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通过代工、原料加工和为外国品牌配套，建立起了自己的供应链体系，甚至形成了全世界最完整、最齐全也是最有竞争力的制造供应链体系。有这个供应链体系支撑，中国有全球化知识背景的年轻一代企业家面对新的市场需求进行构思、靠勤奋和努力生产解决这些需求的产品，实际上满足了自己的需求，不再需要去山寨、去仿制别国产品，这是目前的现状。


从宏观方面，清华大学智能科学讲席教授张亚勤表示，现在是第四次技术革命，前三次技术革命中国基本上都是旁观者或跟随者，现在中国才有机会成为引领者。在信息产业互联网领域，互联网的领域最早是复制到中国（copy to China），不论是技术还是商业模式。早期的门户到了后面的BAT搜索、社交和电商，然后到了PC互联和移动互联，到移动互联的时候，中国互联网的产品或者APP很多体验已经超过美国了，尽管核心技术还是在学习美国，但产品的体验包括基础的设施和整个的规模比美国同类或类似的要好。


移动支付方面中国肯定是超过美国的，包括整个通讯基础设施也要比美国好。中国现在包括O2O的产品应用，包括新的互联网公司可能全方位的超过美国，但在核心的基础技术层面，美国比中国超前很多，包括人工智能核心的算法、架构主要还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学者在做贡献。在应用方面中国可能在某些方面赶超了，未来五年十年在这些领域中国都有可能会成为领军者。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三大方面，从新能源、生命科学到人工智能，中国在这三个大领域都有机会。


领先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澜起科技的联合创始人、董事长以及CEO杨崇和认为，中国经过20多年，从山寨仿制逆向工程变成了可以独立自主研发产品。不管什么产品，第三步是可以有一些创新，像大疆这样的公司就是从创新最后变成引领整个行业。从最初的仿制到独立做一些事情，然后到真正能有一些创新，再到最后真正引领全世界的技术潮流其实要经历很长时间。但中国并没有在全面的领域有很多突破，更多的是在一些点上的突破，包括在某些领域里最终设立了国际标准、在一个细分领域变成了一个所谓的领导。但这只是一个点，不管是从集成电路角度来讲还是其他的高科技领域，点上已有一些突破了，这些点什么时候可以连成线，甚至连成片，那个时候真正的超越就会发生，但目前来讲，最重要的是这些点要多一点，不同的领域都要去静下心来做事情。


从历史的角度看，李泽湘指出，新兴市场、中高端的消费市场现在的规模是美国、日本崛起时候的十倍甚至更多。经过30年、尤其是最近20年的不断积累，中国供应链体系的迭代速度，可能是硅谷的5倍-10倍，成本可能是它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办公室写代码构思的想法再到工厂里把想法变成能够批量生产的产品就是半个小时的距离，所以在今天的环境下，中国创新的速度比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可能都要快非常非常多。


李泽湘强调，现在是一个快速落地的时代。要看到这个巨大的机会，利用这个巨大的市场需求，利用最完整的产业生态链，利用这个最快速的迭代、循环的一套生态体系。现在只要是有好的想法，哪怕半个小时前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一个好想法，也许半个小时之后，世界每个角落的人都知道了，最后谁能够胜出，就是看他的迭代速度跟迭代的成本还有市场够不够大，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一些有利的条件，所以只要想得到，就应该快速的行动。


中国的基础设施现已越来越成熟，中国还有无与伦比的规模，这两点产生了巨大的数据，杨崇和指出，互联网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新瓶装旧酒、数字孪生技术，从做设计的人来讲，其实中国几十年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先要在计算机上把模型建好，模拟好怎么样才能去做生产，现在所谓数字孪生技术无非就是把这样一套理念用到所有的地方，因为有了5G、物联网有了各种数据，各种数据进来以后又因为计算能力越来越强大，所以可以在数字空间里面做一个孪生兄弟出来，真实的东西在计算机里做了一套出来是基于大数据，最重要的一点是会形成一个闭环，这个闭环就最终变成了一个非常高效率的、快速迭代的过程，因为所谓的数字孪生技术会让这些东西发生，这个东西就是正反馈，会产生更多的数据，规模更大、数据更多，会是一个速度越来越快、效率越来越高的一个过程。在数字革命的新年代里面，这会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进展。


张亚勤强调，如果看创新要看驱动力在哪里，一个是牵引力是巨大的市场规模效应，另外就是创新的需求。创新是被逼出来的，把美国的技术、产品在中国快速的落地，去拷贝这是最容易的方式，但经过20年之后不行了，拷贝的公司很多，公司间在竞争，有新的需求没办法满足，所以这个时候创新变成了核心的竞争力，让技术创新变成一个核心竞争力。


另外是规模效应。发明是零到一，创新是一到N，是规模化，大规模的部署， 规模化的过程是再次创新，这是市场的创新、规模的创新。现在进入数据爆炸的新时代，一个大的现象就是数字化森林，过去是信息化内容，现在是数字化物理世界，车、交通灯、城市、机器、家庭、电网都在数字化，另外我们所有的器官也都在数字化，这个数字化和过去有几大不同，第一点数据是指数级的上升；第二点过去的数字化是给人看的；现在数据是给机器看的，第三点是很令人兴奋但是也是十分可怕的就是机器在帮你做决定，人不参与，比如说无人车、无人机让机器推荐产品，机器在做医疗的诊断，以后越来越多是机器在做决定。


整个60年的技术架构在变化，计算机的架构到极限了，过去计算机是集中式的，后来到了PC分布式，然后到了云又开始集中，现在发现不可能了，所以需要一个新的通讯架构，包括计算能力，在更大的范围和更大的尺度，这些都是创新的驱动力，所以需要更多的芯片，现在芯片架构和过去的架构是不一样的，需要新的操作系统、操作平台，需要新的通讯模式，太多的地方需要创了，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这些东西在美国也没有。


在田溯宁看来，未来20年、30年中美争论的平衡，也许在历史上还会形成一些借鉴：中国规模产生的需求，另外技术不是静止的，5G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新的数据类型，而新的数据类型无论是密集还是类型种类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到的，这样规模的数据在成为一个新的生产资料的时候，围绕着数据新一代的很多创新就会开始。田溯宁相信这样大规模的数据在中国多维度的产生，围绕数据可能会产生新的技术创新、新的架构。未来随着中国的规模，尤其规模数据的类型，新一代创新相信会在中国开始，而且这种创新不仅仅有利于中国，新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回馈给世界——历史也是这样在发展，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在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