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科技转型历史轨迹的哲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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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国家智库


中国科技从传统到近现代的转型经历了怎样一个历程？其历史跨度如何界定？中国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是否有其自身发展逻辑？有没有必要把自鸦片战争“师夷长技”到当代西方现代科技模式在中国转换、生根、自立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特别是有没有必要把自民国时期西方现代科技体制在中国确立到当代科技体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是否出现了根本性转折？


这些问题，需要基于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历史视野和科技自身的发展脉络，对百年来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历史轨迹进行整体性的哲学反思。

01

从西学东渐到自主创新的历史顺轨性

从明末中国传统科技文化与西方科技文化交汇之后，由于清代乾嘉学派对“西学东源”的论证，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失去了通过吸纳西方近现代科技来实现科技转型的可能，直到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兴起，国人才开始正视西方现代科技文化，承认技不如人，奋起直追。从晚清到民国约百年间，在“师夷长技”的总体思路下，中国完成了从原有科技发展模式向近代科技发展模式的转型，特别是实现了科技发展的体制化和制度化。但是，从现代西方科技模式在器物和制度区分的层面上，民国期间与晚清还是存在着较大区别。从科学文化主要包括的四个方面——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来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对“赛先生”的宣扬，科学文化才从器物层面走向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而与晚清到民国之间科技转型呈现出的差异性相对的是，从近代科技体制在民国期间确立之后，一直到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20世纪末，除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体现出来的制度优势，实则科技的体制化、制度化方面乃至科技文化都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民国科技体制化以来，西学东渐的外源性、追赶性的科技转型作为一个未完成状态持续至今，科学文化在曲折中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二是从近现代科技体制确立开始至今，并不存在一个先学习后自主创新的截然二分阶段，毋宁说，模仿基础上的科技创新和贡献从未中断过。可以说，自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在近代折戟，被迫走上西学东渐、师夷长技之路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之路是顺轨性的。只有明确这一点，社会主义文化引领下的具有制度优势的转轨性科技转型才能奠基于厚实的文化和历史土壤上。

02

中国科技发展的典型地方性

近现代转型之下的中国科技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科学实践哲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科学，因其自己趟出的一条“中国特色”之“路”而彰显其根本意义，其现在的成就和积累的问题是否可以从作为其汇入世界科技发展史大流之“路”的意义上进行理解和阐释？科学实践哲学把科学当作一种知识生产的实践活动而非现成的知识形态来看待，即持有一种实践优位的科学观。劳斯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科学知识生产这种实验室（田野、诊所等）实践活动的地方性，而国内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视角来进行的研究，其案例亦多集中于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科技发展之“路”的地方性并没有成为主题。


中国在近现代科技转型过程中基本赶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潮流，走出了一条顺轨性的科技模仿和自主创新之“路”。这在两种意义上体现出科学实践的地方性：第一，在科学知识生产上，我们的自主创新多集中于跟中国情境高度相关的领域；第二，由此出现的中国科技发展模式的地方性。知识生产和辩护的特定情境，佐证了在科学实践哲学的视野下探究中国百年来特定的文化、价值观、立场何以使得中国科技转型走出科技与实践紧密结合、与中国情境紧密结合之路的必要性。


从百年来中国科技实践历程来看，以优先发展工程科学、反哺小科学意义上的“基础科学”的方式走上科技强国之路，基本把握住了中国科技实践的历史脉络，为中国在接下来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迎头赶上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03

近百年科技发展社会历程的不可割裂性

西方科技文化在中国百年社会转型中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作为一个社会历程呈现出强烈的不可分割性。这种不可分割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意志、传统文化、实用主义、社会历史状况等外部环境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在这百年间间歇性地长期持续着。国家意志使得中国的科技转型之路打上了深刻的国家主义色彩，其正面的作用在于通过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科技发展紧紧围绕国家独立、民族富强运转，同时，在促进现代科技文化的大众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其负面的作用则体现在，一旦失控则危害到科技发展的自主性，近现代科技转型的曲折多源于此。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中国重人伦、亲族的儒家传统在科技的现代化转型中，一直或隐或显地产生着作用。一方面，重人伦轻规则的习惯使人情因素过度干扰科技自主性；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伦关系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也消解了作为整体性文化的科技转型过程中由于个体的原子化带来的人际疏离，为工业化之后伦理社会的重建提供了文化土壤。


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中国科技发展之路，以经验的方法注重解决中国情境中的问题，产生了令人瞩目的科技成就。但是实用主义在实践中也与中国传统“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结合，与科玄论战之后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科学主义结合，甚至与意识形态相结合，被庸俗化为实效主义和功利主义，带来诸多问题。从社会历史状况来讲，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颇受社会稳定度的影响。在社会稳定期，科技体制的确立、改革、推进等也进行得比较顺利。上述这些因素历时性地共同发生着作用，并慢慢内化为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成为我国科技运行的无意识选择。（黄 婷）


注：原文刊发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全文约14000字，以上内容为文章节选，仅代表作者本人学术观点。如转载请联系微信公众平台并注明来源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