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胜等：地区性历史与国别性认识——日本、韩国、中国有关壬辰战争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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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古籍



壬辰战争（1592-1598），是在明朝与朝鲜干支纪年壬辰年（1592）发生的东北亚地区国际战争。这场战争是由日本太合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而引起的，而明朝万历皇帝君臣决定出兵援救属国朝鲜，前后经历七年（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即1592-1598）。在中国历史文献上，这场战争通常被称为“万历朝鲜之役”。万历援朝之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是朝鲜史书上所称的“壬辰倭乱”和日本史书上所称的“文禄之役”（1592年是日本的“文禄元年”，所以在日本被称为“文禄之役”）时期，明朝派军第一次援救朝鲜；第二阶段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到二十四年（1596）年底，明军在进入朝鲜取得平壤大捷后接着却遭遇碧蹄馆之战失败，明朝与日本进行议和；第三阶段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日本在和谈三年后再度增兵朝鲜，又一次挑起战争，明朝再次派兵援救朝鲜。日本史书称这场战争为“庆长之役”（1597年为日本庆长二年），而朝鲜史上则称这场战争为“丁酉倭乱”（1597年，为明朝和朝鲜的干支纪年“丁酉年”）。考虑到对这场战争的整体性概括和避免对这场国际性战争称谓上的国别性感情色彩，我国学者通常称这场战争为“壬辰战争”。

关于对这场战争史的研究，从东北亚的中国、韩国、日本三国的研究情况看，日本开展最早，韩国学者在日本殖民时期也有人关注，中国学者始自上个世纪40年代末，但普遍开展则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本文依次对日本、韩国、中国学界关于对壬辰战争史研究情况做一介绍，并结合各国研究情况做一粗浅评论，以期能从跨国史的角度将壬辰战争史研究推向深入。

一、日本学界有关壬辰战争史研究情况

关于壬辰战争，日本学界现统称为“文禄·庆长之役”。在丰臣秀吉举兵侵略朝鲜时期，日本曾称为“朝鲜阵”“高丽阵”。而在江户幕府末期以及明治初期，日本则改称之为“征韩”“朝鲜征伐”。中日甲午战争后，尤其是日本将朝鲜征服并作为自己殖民地（1910），日本也将此前的“朝鲜征伐”改称为“第一次出兵（1592－1593）”和“第二次出兵（1597－1598）”。随着日本的战败和朝鲜半岛的独立，日本学界又改称为“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纵观日本学者对这场战争的研究，主要包括在下列六个方面。

（一）关于战争起因、目的与动机研究

早在江户幕府时期，堀正意、林罗山等人就认为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消解爱儿鹤松之死所带来的郁愤”，而贝原益轩、赖山阳则提出丰臣是为了“消弱势力强大大名的战斗力，为了满足他们的功名心而进行海外侵略。但江户时代人们多是根据秀吉的个人意向做出的判断，并不是根据详细史料而展开研究讨论。明治以后日本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壬辰战争也被作为颂扬的对象。在这一背景下，辻善之助和田中义成提出了“勘合贸易复兴说”，认为丰臣秀吉意图恢复明日勘合贸易，希望朝鲜从中斡旋，因朝鲜未能应允而兵伐朝鲜。而池内宏则对“勘合贸易复兴说”提出了批判，主张秀吉的功名心才是侵略朝鲜的主要原因，并且指出秀吉对朝鲜的认识与对马岛宗氏的行动不一致。此外，德富猪一郎对于辻善之助和田中义成的观点也进行了批判，认为秀吉侵略朝鲜的动机是他的征服欲望。田保桥杰和田村荣孝则认为是秀吉领土扩张志向和对马宗氏的欺瞒行为。总之，二战前日本学界关于壬辰战争的相关讨论主要是在“勘合贸易复兴说”和“领土扩张说”这一二者对立的框架中展开的。

二战结束后，日本学者基本是在“丰臣政权论”的框架下探讨壬辰战争。铃木良一认为，丰臣政权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地方领主阶层企图转移中世以来的农民暴动危机，另一方面与丰臣政权相结合的商业资本即富商希望从事海外贸易，以对抗欧洲商业资本。在丰臣政权这种结构性矛盾下，丰臣秀吉将问题引向民族间对抗，宣告彻底脱离明朝册封体制，最终走向战争。岩泽愿彦主张，丰臣秀吉为消除地方领主间为扩张领地而引发的彼此间矛盾，自就任关白开始即产生了征服大陆的想法。对此，朝尾直弘、藤木久志等研究对岩泽的观点作了进一步补充论述，皆主张侵朝战争是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一环。而田中健夫、三鬼清一郎等认为，因为倭寇的活动、葡萄牙的东进，明朝册封体制开始松动，统一日本后的秀吉有志于独立于明朝之外，进而产生征服东亚的愿望。

进入80年代后，藤木久志在其论着中对“丰臣政权论”又提出了新见解，认为丰臣政权的对明朝方针是恢复勘合贸易，对朝鲜方针是将其纳入日本的控制范围。所以，他认为丰臣秀吉征伐朝鲜仅是出于对朝鲜不臣的惩罚，它与恢复日明间的勘合贸易并无关系。而田中健夫则从日本与朝鲜贸易往来的视角，对战争背景进行了再考。中岛乐章从地域学的视角，以参战大名加藤清正为对象，考察了战争期间加藤清正与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势力间的贸易活动。米谷均从日朝关系的视角出发，明确了壬辰战争爆发的历史前提，即对马藩对朝鲜封锁了国内丰臣秀吉进行统一战争的消息，以致朝鲜根本没有预想到日本会发动战争。对于米谷的研究，村井章介则认为这正是日军轻松踏入朝鲜领土客观的背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堀新在期论述中，确认了织田信长在1582年即有征服大陆的意图，而丰臣秀吉只是继承了信长的意图而已。此外，研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著作还有三鬼清一郞的《丰臣政权的法与朝鲜出兵》，论文有迹部信的《丰臣政权的对外构想与秩序观》。

（二）关于壬辰战争经过与战争过程的研究

早在19世纪末，木下真弘就通过文献史料梳理叙述了丰臣秀吉向朝鲜出兵至1593年平壤之战的战争过程。其后，松本爱重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东北亚国际局势背景下，为鼓舞日本士兵的战争士气，刊行了文禄·庆长之役的史料集成，书中介绍了堀正意的《朝鲜征伐记》、吉野甚五左卫门的《吉野日记》、僧天荆的《西征日记》。不过，此时的研究主要是以史料编撰为中心。进入1900年代后，黑板胜美在《高野山朝鲜阵的供养碑》一文中，通过对有岛津氏所建“供养碑”的研究，尝试探究战乱时期人们的心境。同时，该论文集中还登载冈田正之的《关于文禄之役的我方战斗力》、三浦周行的《丰太合的军律》等学者的单篇实证性论文，内容涉及战争前的军役分配计划、对大名渡海的具体指示、军纪要求、从军僧的作用等方面内容。池内宏编着的《文禄庆长之役》，不仅利用日本史料，而且大量使用朝鲜史料，详细阐明了壬辰战争的整个过程，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二战后，铃木良一对以往不存在“侵略与抵抗的历史”的主张进行了批判，呈现了朝鲜人民抵抗侵略的一面。1960年代，中村荣孝通过日本、朝鲜、中国三方的史料，出版了《日鲜关系史研究》。该书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壬辰战争，并首次证实降朝倭将沙也可的存在，并对其传记《慕夏堂文集》作了介绍和解说。此后，关于壬辰战争的过程，北岛万次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北岛万次在《壬辰倭乱与秀吉、岛津、李舜臣》一书中，对降倭何时出现、出现原因、朝鲜对降倭的态度等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顺便指出，北岛万次是壬辰战争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他通过对朝鲜王朝实录等朝鲜史料和两朝平壤录等明朝的史料及挖掘整理的日本史料，对壬辰战争的过程展开了多面、立体的描述。此外，村井章介通过对萨摩藩参战士兵回忆录的调查，从参战士兵对战争的记忆，再现了泗川之战。米谷均主张，为了立体地再现战争的过程，提出了有效地利用欧美资料的必要性。作为有效地使用天主教资料的研究，柳田利夫考察了从中国向朝鲜布教的耶稣会的动向，理清了受小西行长要求而去朝鲜的西方传教士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

（三）关于壬辰战争时期日本的军役体系与军粮筹措问题

三鬼清一郎在《朝鲜役时的军役体系》一文中对侵朝战争时丰臣政权的军役体系作了详细研究；中村质的《朝鲜役与九州》探讨了作为日军基地的九州诸大名对所课军役的反应与应对。森山恒雄着眼于丰臣氏的九州直辖地，对战争期间的日本兵站的供给问题进行了详实的研究。田中健夫则以博多富商岛井宗室为对象，详细探讨了岛井在战争时期的动向，明确了当时部分豪商对战争持反对态度。北岛万次分别就对马宗氏与萨摩岛津氏进行考察，明晰了侵朝战争时宗氏的特殊作用和萨摩藩的出兵体制。

在壬辰战争过程中，军队军粮的筹措与运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三鬼清一郎的《关于朝鲜役的兵粮米调达》、樱井克己的《织丰政权的朝鲜出兵中兵粮米调达政策及其实态》、中野等的《关于朝鲜侵略战争间丰臣政权的兵粮补给》、《丰臣政权的对外侵略和太阁检地》与《丰臣政权的侵攻大陆与寺泽正成：文禄之役中的兵站输送》，都讨论了日本在壬辰战争期间的军粮征集制度与运输体系的制度化等问题。而中野等的《文禄之役中加藤清正的动向》和《从对马看文禄之役》，津野伦明的《文禄・庆长之役中的毛利吉成动向》，此外，池享在《东亚社会的变动和统一政权的确立》一文中主张，日本、朝鲜和明朝以这场壬辰战争为契机，全国性的物资流通迅速成长起来。

（四）关于和谈问题的研究

1593－1596年，是明朝与日本进行议和的阶段。关于明日和谈，最早进行研究的是三上参次，他指出在和谈初期丰臣秀吉曾向明朝提出议和七项条件。包括：1、明朝公主与天皇家通婚；2、恢复勘合，允许官船、商船往来；3、明日高官签订军事和平友好条约；4、割让朝鲜南方四道给日本；5作为人质，送朝鲜王子并大臣一或二人赴日；6、送还俘获的朝鲜国王子二人；7、朝鲜王朝权臣提交誓词。此后，日本学者关于议和的研究，大多根据上述七条议和内容展开讨论。中村荣孝认为丰臣秀吉议和的主要条件是条款2，即恢复勘合贸易。但田保桥洁通过对条款4的关注，认为丰臣秀吉当初是抱有征服大陆的构想，但随着征服割据朝鲜、明朝计划的失败，做出让步而提出如上议和条件。作为近年的研究动向主要是围绕如何解释第2条中的“勘合”具有何种意义而展开讨论。对1960年代中村荣孝的解释，即勘合是明朝交给的通行证。对于中村的解释，藤木久志及北岛万次的研究推测，勘合即可视为是与明贸易的复活。

在和谈期间，日本及明朝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比较激烈，而朝鲜则被排除议和之外。朝鲜为了不陷入被动状态，不断派使获取信息，这样的行动使议和的局面更加复杂多样化，同时也出现了“伪使”与“伪书”情况。对于上述内容，中村荣孝和北岛万次分别在《日鲜关系史研究》和《丰臣秀吉的朝鲜侵略》中主张明朝派来议和的使节是“伪使”。而贯井正之的《关于壬辰丁酉倭乱以战后日朝交涉中的惟政活动考察》、北岛万次的《壬辰丁酉倭乱与松云大师（惟政）》与金荣作的《松云大师与加藤清正的外交谈判》皆考察了朝鲜松云大师惟政与日本加藤清正间的和谈。关于和谈破裂的原因，山室恭子在《黄金太阁》中否定了学界先前关于明朝无视丰臣秀吉和谈条件而欲直接进行册封的论调，认为和谈失败原因在于明朝要求日军全部撤出朝鲜、朝鲜王子未随通信使访日，即明朝完全否定了秀吉欲支配朝鲜的意图。佐岛显子在其《论壬辰倭乱和谈的失败》一文中也持同样观点。

关于庆长之役末期与战后的和谈问题，值得关注的研究有闵德基的《壬辰倭乱前后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化》，该文指出战后议和交涉并没有明朝的干涉，而由朝鲜王朝自行决定，其背景是东北地区女真族努尔哈齐威胁的增大而使明朝无暇它顾，这一背景在结果上使朝鲜加快了恢复与以对马为中介的朝日通交。

（五）关于壬辰战争中的朝鲜义兵和被掳人研究

在战争过程中，朝鲜义兵在抵抗日军侵略过程中曾发挥重要的作用。最先关注朝鲜义兵问题的是池内宏的《文禄庆长之役》，他从实证史学的视角，对咸镜道义军的奋起和对日军的作战行动进行了论述。根据他的研究，义兵并非朝鲜正规军，而是以信奉朱子学的士大夫们为中心组织农民的武装组织。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加重视从民众史视角进行探究，如旗田巍强调“朝鲜人民自己经历过的历史”，并认为朝鲜义军的参战有效抑制了日军的侵略，对朝鲜民众在反抗日本侵略中做出了较高评价。在旗田研究的基础之上，贯井正之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他结合朝日两国史料并分析，先后发表《关于壬辰倭乱初期朝鲜人民的动向》《关于文禄庆长之役研究史中的义兵位置与义兵郑仁弘军》《关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中的朝鲜人民动向——以朝鲜的义兵为中心》《秀吉侵略朝鲜挫折与义兵运动展开的基础》《郭再祐的抵抗与其生涯》《关于全罗道义兵》《壬辰倭乱中的朝鲜义兵与民众抵抗》等论文，并在其集研究大成著作《丰臣秀吉的海外侵略与朝鲜义师研究》中详细论述了朝鲜义师的阶层构成、义师局限性等问题。矢泽康祐在《壬辰倭乱与朝鲜民众的斗争》和《壬辰倭乱与朝鲜》两篇论文中，聚焦朝鲜义师的抗日斗争，但在分析朝鲜义师出现的原因上，其与贯井正之的看法稍有不同。

此外，内藤俊辅著作《文禄庆长之役中被虏人研究》，书中对朝鲜被虏人的人数、生活实态、被虏人的返还等问题，做了较全面的研究。鹤园裕《日本近世初期渡来朝鲜人研究》一书中，则对被掳人中的农民、陶工等被安排从事体力劳动之说提出了异议，认为尚待考察。北岛万次在《关于壬辰倭乱中朝鲜水军中的水夫》一文，则将目光关注到普通水夫役员。米谷均在《朝鲜通信使与被虏人刷还活动》《近世日朝关系中战争俘虏的送还》两文中，着眼于被掳人的刷还及朝鲜对回国被掳人的态度问题研究。

（六）关于壬辰战争前后日本兵器与倭城问题研究

吉冈新一在《关于文禄、庆长之役中的火器的研究》一文中，对日本、朝鲜和中国的火器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明朝与朝鲜联合舰船在火炮上对日军占有优势。宇田川武久的《壬辰丁酉倭乱与李朝的兵器》一文，则对战时朝鲜方面的兵器尤其是步枪作了专门研究。此后，他在所著《东亚兵器交流史的研究——15至17世纪兵器的接受与传播》中，对于15世纪到17世纪东亚兵器的交流做了更为深的入研究，指出日军“鸟铳”制造精度高，但明朝援军的重火炮却给日军具有重大威胁，朝鲜兵器也在明军的帮助下取得进步。在《16世纪末日本铁炮向明朝的传播——万历朝鲜之役到播州杨应龙之乱》，则指出朝鲜和明朝军械匠人通过“降倭”（日本投降兵）学得日军火铳的制造技术。

同时，倭城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倭城是指在日军入侵朝鲜半岛过程中，各参战大名在当地修筑的日本式防御堡垒。早期研究有铃木圆二关于对加藤清正、浅野信长的蔚山笼城和明军进攻的背景分析。此后，在对朝鲜各地战争过程的考察中，倭城的存在不断地提及。至1980年代前后，倭城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推进，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有倭城址研究会整理刊行的论述。近年，出现了关于倭城的景观、保存状态的研究，并且从文献学、考古学、建筑学等学科领域展开更为多学科、多角度的探讨；而比较系统阐述这个问题则是黑田庆一编辑的《韩国的倭城与壬辰倭乱》。还有人专门研究壬辰战争期间日军的攻城战略。

二、韩国学界有关壬辰战争研究情况

韩国学人对于壬辰战争的关注，早在日据朝鲜半岛时期就有著作的出版，如1931年东明社出版的《壬辰乱》。据统计，韩国至今已出版的关于壬辰战争史著作有近百部，而论文则有400余篇。本综述只限大韩民国建国后的研究。韩国学者对于壬辰战争史的研究，肇始于朝鲜战争时期，学者李丙焘当时受政府委托组织多名历史学者研究韩国战史。韩㳓劤即参与了那场研究，1952年发表《壬辰乱原因的检讨：丰臣秀吉的战争挑发原因》。韩国学者对于壬辰战争的研究，主要包括在下列六方面：

（一）关于壬辰战争原因研究

韩㳓劤的《壬辰乱原因的检讨：丰臣秀吉的战争挑发原因》一文，检讨了日殖时期韩人论着因袭日本学者的各种观点，认为从丰臣秀吉追求个人功名心说难以成立，为了发展与明朝的勘合贸易说也不合实际，单纯的领土扩张说也不确切。他认为，要理解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必须考虑到日本西部地区兴起西洋贸易的新形势、日本豪族对国内统一的要求，封建集权体制对于对外贸易的要求和倭寇的海外侵略等背景，壬辰战争正是丰臣秀吉个人志向与日本西部大名追求对外贸易利益的结合。李炯锡所著的《壬辰战乱史》，把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的动机，分为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进行阐述。他认为直接原因是丰臣秀吉本人自认为是太阳之子、战国时代日本武士武艺战法老练有到海外表现的意愿，这也刺激了秀吉的对外征服决心；而间接原因则是丰臣秀吉通过海外情报，洞悉朝鲜的微弱和明朝的衰落。徐仁汉《壬辰倭乱史》，从丰臣政权与地方大名势力的关系点上解释了壬辰战争的原因。他认为，丰臣政权要在日本建构自己的支配秩序，必须消解一些大名的实力，所以利用大名势力的领土扩张要求发动了壬辰战争。郑求福在《壬辰倭乱的历史意义——对于壬辰倭乱的韩日两国历史认识》文中，批判了上述诸说。他认为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的动机，就是扩大日本领土，这从战争期间和谈时日方提出分割朝鲜南边南道领土的事实中即可证实。

（二）关于壬辰战争中的朝鲜义兵与下层民众抵抗活动研究

崔永禧于1957年发表的《壬辰丁酉乱时沿海民的动态》，唤起了韩国学界对于壬辰战争中的朝鲜义兵问题关注。1975年他提交了以《壬辰倭乱时期社会动态研究：以义兵为中心》（檀国大学校史学系）为题目的博士学位论文，比较全面分析义兵兴起的背景、义兵将的身份与活动、以及义兵性质的变迁。他认为义兵是在儒教的勤王精神、乡土防卫意识、民族抵抗意识等思想基础上兴起的韩国民族抵抗运动。此外，金锡禧的《壬辰倭乱的义兵活动一考》、李在浩的《对壬乱义兵的一考察：以官军与明军的关系为中心》、金润坤的《郭再佑的义兵活动：以组织的过程与战术、战略为中心》、李章熙的《对壬乱海西义兵的一考察》与《郑文孚的义兵活动》、宋正炫的《壬辰倭乱与湖南义兵》等论文，分别考察了庆尚右道、全罗道、忠清道、黄海道等地的义兵活动，试图展现壬辰战争中的坚强民族精神。1994年宋正炫发表《壬辰倭乱论——官军与义兵的役割问题》，对朝鲜官军与义兵在壬辰战争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1995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主编《韩国史》，其中第29卷题目为《朝鲜中期的外侵及其应对》，内容上包括日本人发动的“壬辰战争”和清朝皇太极发动的“丙子之役”两场战争历史。书中开始反映出80年代以后韩国学人对于朝鲜义兵研究的认识变化，主要是对义兵活动并没有持全面性肯定评价。书中认为七年战争中义兵的性格和角色有所变化，虽然初期义兵起到了一定的抵抗倭寇作用，并推动全国各地义兵活动的兴起。但一些人为了躲避官军的征兵，纷纷加入义兵，从而直接影响到朝鲜官军的建设。而且义兵还经常与官军对立，打乱了官军的作战部署。此后的相关论文还有，金康植的《壬辰倭乱期的义兵活动与性格变化》、李树健的《忘忧堂郭再佑义兵活动的社会经济基础》、崔轼的《壬乱初期庆州义兵活动研究》、郭镐济的《壬辰倭乱期清州城战斗的义兵将研究》、赵湲来《壬辰倭乱与绫州义兵》。而李章熙的《壬辰倭乱僧军考》、安启贤等人所写《壬辰倭乱与佛教义僧军》和金方龙《四溟堂惟政的僧兵活动与公共幸福》，则讨论了壬辰战争时期的朝鲜僧兵问题。此外，研究朝鲜义兵著作主要有：陈邦植《壬辰义兵将赵宪研究》，李章熙《郭再佑研究》，宋正炫《朝鲜社会和壬辰义兵研究》。

（三）关于壬辰战争中李舜臣及其朝鲜水军与军事体制研究

壬辰战争期间朝鲜水军统帅李舜臣，在韩国社会一直被视为民族英雄。而在朴正熙执政时期（1961-1979），韩国官方极力推崇李舜臣忠于国家精神，在全国各小学设立李舜臣铜像，这也影响到韩国学者对于李舜臣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专着为赵仁福的《李舜臣战史研究》和崔硕南的《韩国水军史研究》，主要是强调壬辰战争中李舜臣的突出表现，推崇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崔硕男和李殷相等人还撰文把李舜臣称为“民族圣雄”。与此相关的，则是对李舜臣所使用的水军战船研究，包括金龙国的《壬辰倭乱后龟船的变迁过程》、金在瑾的《壬辰倭乱期的军船》。值得注意的是，许善道在70年代已从“英雄史观”中摆脱出来，把研究关注点转移至对壬辰战争中朝鲜军事体制问题和战略与战术的研究。他先后发表有《“镇管体制复旧论”研究》《“制胜方略”研究：壬辰倭乱直前防卫体制的实相》《壬辰倭乱时期李忠武公的胜捷：以其战略的战术意义为中心》《壬辰倭乱的克服与岭右义兵：以战略的意义为中心》《对壬辰倭乱的新认识：以胜败的实相为中心》等，从军事史的角度对朝鲜的军事体制和战略战术进行了认真分析，表现出了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视角。后来，他发表《壬辰倭乱论：正确的重新认识壬辰战争》，认为韩国学者研究壬辰战争应像西方战争史研究一样，要从战争史角度研究朝鲜军制、军需、武器、战术、关防（地形地物）、情报等战争的诸问题。

此后，张学根在《壬辰倭乱期官军的活跃》文中，专门分析了以往不为人们关注的朝鲜官军在壬辰战争中的角色。李谦周在《壬辰倭乱前朝鲜的国防实态》文中，通过分析战争爆发前夕朝鲜军事防御体系，并比较日军的攻击战略与朝鲜军的防御战略，探讨了壬辰战争初期朝鲜军大败的原因。此外，朴晢晄《关于壬辰倭乱期朝日两国武器体系的考察》，对当时朝鲜与日本的武器进行对比，揭示了朝鲜在武器装备上与日军的差距。沉胜求《壬辰倭乱中武科及第者的身份与特性》与《壬辰倭乱期武科运营实态与机能》两文，考察了壬辰战争时期朝鲜武科选才情况，而他的《壬辰倭乱期军事指挥权的推移与性格》，则以权栗为中心讨论了壬辰战争时期朝鲜的军事指挥权问题。林益纯《李舜臣指挥通令的派兵与实践特征》，讨论了朝鲜水军作战的军事指挥问题。

（四）关于壬辰战争时期朝鲜与日本关系以及与日军相关问题的研究

李敏昊在《壬乱与韩中日的外交关系》一文中，从三国国际关系角度尤其是从朝日关系角度阐述了壬辰战争的背景；韩文钟则在《壬辰倭乱前朝鲜国内局势与韩日关系》文中，从壬辰战争前朝日关系不顺畅与朝鲜军政松驰腐败角度阐释了战争的发生；尹景夏在《壬辰倭乱前夕战争情报与朝鲜对其应对》中，则是从情报角度讨论了朝鲜对日交涉与对明朝的谨慎应对。张学根在《对“倭军向导论”的明朝和日本的压力与朝鲜对其应对》一文中，也从外交的角度讨论了壬辰战争爆发前朝鲜应对日本以及明朝的过程。朴晢晄的《壬辰倭乱时期日本军的占领政策及其影响》和《壬辰倭乱期日本军的汉城占领芦原坪战斗》，则把学者的注意力引向战争时期日军在朝鲜的占领政策和具体战役；而金满浩的《壬辰倭乱时期日本军的咸镜道占领与当地居民的动向》、申允昊的《壬辰倭乱时期星州战斗与日本军的动向》和金囧泰的《壬辰战争初期在庆尚左道日本军的动向与永川城战斗》等三篇论文，则通过日军在地方的占领考察了日军和民众的不同动向。

柳在春的《壬辰倭乱时期日本军对朝鲜城廓的利用：以铁原城山城为中心》，李宗峰的《壬辰倭乱时期日本的兵粮供应与其政策：以第一次侵略战争初期为中心》，方琪喆的《壬辰倭乱期朝鲜官僚眼里日本军》，李亨在的《壬辰倭乱与丁酉再乱时期倭城建筑方法研究》，在研究问题上皆有新意。应该说，在壬辰战争时期鲜日关系研究方面，更多的学者还是比较关心和谈与被掳人口交涉问题。金龙基的《壬辰倭乱的被虏人刷还关系——新资料海东纪考》，以《海东纪》为中心考察了朝鲜为索回被掳人与日本的交涉问题。李元植在《朝鲜通信使随行倭学译官》一文中，也分析了被掳人回国人数逐渐减少的原因。金文子在《丰臣政权时期的明日和谈与朝鲜》一文中认为，和谈失败的原因在于丰臣秀吉从明朝皇帝的敕谕中得知，小西行长曾向明朝呈上降表，并在降表中保证日军全部撤离朝鲜。而闵德基的《壬辰倭乱时期对马岛对朝鲜交涉》，则考察了对马岛宗家在日本对朝鲜交涉的特别地位。关于庆长之役末期的和谈问题，李启煌在《文禄、庆长之役与东亚》中认为此期和谈是停战期和谈的继续，而且日本同意和谈的背景之一是日本担心中朝军队进攻对马岛。而闵德基在《壬辰倭乱前后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化》中认为明朝未干涉战后谈判的背景是东北女真的崛起，而此变化也直接促使日朝两国加速恢复了通交关系。

此外，金文子的《壬辰·丁酉乱期日·明和议交涉与朝鲜》，洪性德的《壬辰倭乱之后日本对朝鲜讲和交涉》，金荣作的《从壬辰倭乱前后韩日交涉史来看战争与平和的辨证法：以四溟大师的对日交涉为中心》和《四溟大师的渡日和平外交活动》，金康植等《壬辰倭乱与韩日关系》，孙承喆的《四溟大师与韩日关系》，金囧泰的《壬辰倭乱前半期加藤清正的动向——战功危机与讲和交涉的可能性》等论文，都探讨了战争期间与战后的被掳人口交涉问题。尤其是金囧泰近年连续发表的《壬辰战争前期加藤清正的动向：战功的危机与讲和交涉的可能性》《壬辰战争初期军粮问题讲和交涉讨论》《壬辰战争时期讲和交涉破裂的原因研究》《壬辰战争时期丰臣秀吉的讲和条件研究》、壬辰战争时期庆州安康战役与讲和交涉局面的变化》等五篇论文，则对朝日双方在战争中的议和原因、条件、当事人与议和破裂原因等做了深入分析。而崔官所写的《日本与壬辰倭乱》，则从日本方面系统总结了壬辰战争的原因与过程。

（五）关于壬辰战争中朝鲜与明朝关系的研究

最初，崔永禧在《关于壬辰倭乱中对明事大》文中，考察了壬辰战争期间朝鲜王朝对明朝事大政策的具体过程以及影响。但到70年代后期，刘九成《壬乱时明兵来援考——以朝鲜的被害为中心》一文，却把注意力集中到考察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军队对于朝鲜民众的加害问题。而崔韶子的《壬辰倭乱时明朝派兵考论》，以明朝感受到京师危险的立场解释了明朝援助朝鲜的动机。赵湲来的《明军的出兵与壬乱战局的推移》，不仅解释以明朝出兵的理由，而且也肯定了明朝出兵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从两国战争演变为国际战争）并对朝鲜战局所起的积极影响。洪性德的《丁酉倭乱以后明日停战协商与朝明关系》和李启煌的《壬乱后明军留撤问题上的朝鲜与明朝》两篇论文，则讨论了朝鲜与明朝在丁酉倭乱和谈期间以及战后的外交协商关系，肯定了明朝在将日军逐出半岛后从朝鲜撤兵问题上的积极立场。不过，他们在讨论朝鲜与明朝关系时却很少使用明朝方面的史料。而在1999年韩明基出版《壬辰倭乱与韩中关系》后，韩国学者即开始关注和使用明朝史料来研究壬辰战争。不过，韩明基的这本著作也沿袭了以往韩国学界的民族主义传统，对明朝军队的军纪紊乱问题与对朝鲜朝廷以及朝鲜百姓带来的经济负担问题有很多的阐述，反而对明朝军队在御倭战争中的作用却着墨不多。此后，他又先后发表了《“再造之恩”与朝鲜后期政治史：以从壬辰倭乱到正祖朝为中心》《从〈孤台日录〉来看明军》《壬辰倭乱前东亚形势》《壬辰倭乱时期明军指挥部向朝鲜的要求与干涉》《壬辰倭乱时期明军逃亡兵的问题一考》等论文，成为韩国研究壬辰战争时期中韩关系最有代表性的学者。

此外，孙承喆的《朝鲜后期脱中华的交邻体制的独立性与虚构性》、徐仁汉的《朝、明联合军骑兵作战的展开样相》、桂胜范的《从讨论派兵问题来看朝鲜前期对明观的变化》与《壬辰倭乱时期朝明关系的实际情况与朝贡册封关系的本质》、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