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研究」董一凡：瑞典政府危机反映出疫情下欧洲面临多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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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日涵副教授

董一凡：瑞典政府危机反映出疫情下欧洲面临多重挑战

作者：董一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第14期；世界知识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6月28日，瑞典首相勒文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辞职。勒文出身于瑞典社会民主党，连续担任首相已近七年。此次让其失去执政地位的导火索是一项放宽新建公寓租金限制的法案，这折射出欧洲在疫情背景下面临着多重经济和社会挑战。



2021年6月28日，瑞典首相勒文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辞职。

联合政府执政基础脆弱

瑞典等北欧国家在政治上长期实行具有其特色的多党制，中左和中右大政党并不具有绝对的规模优势，历届政府均由三四个政党联合组阁而成。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各个政治光谱的力量都可参与政策制定，这对于照顾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利益有所裨益。但从另一方面看，多党联合政府执政基础脆弱，一党因政见不合退出执政联盟造成政府垮台的现象屡屡发生。勒文领导的社民党在2014年和2018年两次赢得大选并成功组阁，但每次都是历经数月艰难谈判才稳住阵脚。2018年9月瑞典议会选举后，社会民主党、绿党、中间党和自由党经历数月才达成政治协议组成少数政府。政治协议中包含了中右翼中间党和自由党所支持的取消新建公寓租金管制政策，这正是此次政府危机的导火索。

作为典型的北欧福利国家，瑞典在公寓租房问题上一贯奉行房租限制政策。政府规定部分出租房的租金不得高于一定限度，租金涨幅由租户协会和房屋中介组织协商达成，一般应与国家通胀率的增幅相匹配。瑞典政府通过这种管制防止房租过快上涨，体现了福利国家的治理逻辑，但这一政策在实行时也面临一定问题。管控房租的住房供不应求，申请者往往要排队租房，甚至出现“没有社会关系就很难找到公寓”的现象。同时，租价限制使得房地产投资受到抑制，加剧了房屋供需紧张。

中间党和自由党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放松政府管控刺激房屋供给才是解决瑞典租房市场问题的治本之道，因而在组阁政治协议中提出了相应主张。此前勒文推进相应立法就是要兑现对执政联盟伙伴做出的承诺。然而，执政联盟之外的瑞典左翼党却认为，这一改革措施将使租金大幅上升，背离了瑞典社会福利模式的立国之本，进而推动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事实上，左翼党在瑞典议会扮演着“关键少数”的角色，其虽未参与组阁，但政府推出的法案须得到该党支持才能通过。因此，此次左翼党发起的不信任案迅速致使政府垮台。



疫情下欧洲经济、社会承压

事实上，疫情背景下住房领域矛盾紧张的状况在欧洲国家普遍存在。欧洲、美国大型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利用疫情前后的较低价格大举收购欧洲房产。德国安联保险、荷兰APG养老金投资公司、法国AXA保险公司分别坐拥724、483.8和363.1亿美元房地产资产，欧洲房产成为国际资本眼中的香饽饽。欧洲媒体评论指出，金融企业大肆“收房”，不会促进市场上房屋供应增加，而是期待以提高租金来牟利。德国、瑞典、英国等国均出现民众就房租问题与房产公司或金融机构爆发矛盾的情况，部分观察人士认为住房问题在欧洲有可能转化为政治议题。而除了住房领域外，欧洲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在各领域都承受着压力，一些结构性问题在疫情催化下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首先，欧洲经济下行，民生问题更加艰巨。欧洲经济在经历2020年的两波衰退潮后仍然不见复苏希望。2021年第一季度欧盟和欧元区GDP分别继续环比下跌0.1%和0.3%，各方均预计至少在2022年才能迎来经济正增长。在此背景下，欧盟各国民生压力增大。一方面，疫情防控相关社交限制对多行业造成严重冲击，对人员接触较为依赖的服务业损失惨重。此外，欧盟就业状况受疫情影响持续低迷，2021年4月欧元区和欧盟失业率分别为8%和7.3%。虽然各国政府普遍推出了“补薪保职”的救济政策，欧盟也推进总规模1000亿欧元的“紧急缓解失业风险支持”（SURE）贷款计划，但失业人口上升以及受救助群体经济状况恶化的总体趋势很难彻底扭转。此外，欧元区在疫情前后大举推动量化宽松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负效应逐渐显现，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2021年5月已达到2%，使欧元区处在高通货膨胀的边缘，对于物价的传导将使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其次，欧洲社会不平等问题持续加剧。自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各国普遍出现中产阶级以及中下层民众经济状况恶化的现象，而跨国公司和超级富豪则因为超宽松货币政策和各国普遍经济自由化改革而受益，不动产和金融资产持有者与非持有者之间的财富水平差距明显。疫情暴发后，欧元区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资金难以进入实体经济投资，这进一步推高了房产、债券乃至数字货币的价格。以房价为例，2020年瑞典、荷兰、德国、奥地利平均房价分别上涨19%、15%、11%和12%。这一趋势使得财富进一步向富豪阶层集聚，欧洲国家的社会平等不断受到侵蚀和挑战。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疫情导致欧洲最贫困工人的收入水平减少了10%～16.2%，同时各国国内不平等程度则上升了12个百分点。因此，财富性和资产性收入将加剧普通民众对自身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满情绪，房租上升等问题则让民众“被剥夺感”持续上升。

应对相关挑战任重道远

事实上，从近年来欧洲政治、社会的总体图景来看，民众经济获得感和安全感直接关乎各国乃至欧盟整体的政治稳定。从2018年底法国“黄马甲”运动到2020年意大利政府倒台，再到此次瑞典首相被迫下野，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如何让广大民众感受到富足、安全和稳定，是欧盟和各国未来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也是在种种危机中如何应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政治力量的关键。当前，欧盟加紧落实“下一代欧盟”财政提振计划，欧洲多国使用复苏资金的方案也已获得欧盟委员会通过，将从数字化和环保化推进经济复苏和转型。

此外，疫情背景下建设社会韧性相关问题也受到欧盟领导人的关注，2021年5月欧盟轮值主席国召开了“波尔图社会峰会”，邀请欧盟领导人、欧盟机构、社会组织和民间代表共商未来十年的欧洲社会政策议程，并在会后提出“波尔图社会承诺”，包括在2030年将欧盟就业率提高至78%，将面临“社会排斥或贫困风险”的民众人数减少1500万等目标，以此促进欧洲在社会领域里的“公平、包容和机遇”。然而，欧盟各国的诸多社会治理痼疾并非一日之寒，应对相关挑战恐怕将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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