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一代：国家错过了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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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社会和政治突然对年轻人感到不安时，才会注意到他们。很多年轻人对这一点受够了。Ronja Ebeling出版的“年轻、担心、依赖——危机中的一代”一书恳求社会能够倾听年轻人的心声。



作者Ronja Ebeling只有25岁，她说，人们常说 “你还那么年轻，不必担心，”这话常会激怒到她。在她看来，年轻并不意味着气候危机、老年贫困、年限雇佣合同和角色分配不均等问题不会影响到她。而这就是当今20至30岁年轻人的残酷现实。为此她出版了自己的“年轻、担忧、依赖——处于危机之中的一代”一书，呼唤人们能够倾听年轻人的意见，为结构性问题给出结构性解决方案，而不是反复将责任交还给受影响的人。



看Netflix什么都不做

作者在书中描述，年轻人在新冠危机中被彻底遗忘。学校和大学都没有可用的开放概念，没有人会去担心那些数月来独自坐在共享公寓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觉得，在自己的视线水平里找不到相知。

2020年11月，当联邦政府发布封锁令，一切终于达到极致。年轻人只能坐在家里，看Netflix，什么都做不了。看起来这和往常一样，并不怎么糟糕。虽然不能说是一场战争，但是很多年轻人感受到那种无法和战争相比，但同样也很巨大的恐惧。这种恐惧总体可以概括为软弱和联系无能。

接不到的接力棒

Ebeling在书中使用了田径比赛中接力赛的比喻。年龄较大的人手中握着接力棒，就要轮到她接过接力棒时，她什么也没拿到，而且脚后跟还被踢了一下。榆树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愤怒。看着老一辈在赛道上跑远，受伤的她只能无语地坐在板凳上。

Ebeling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20%的有资格在大选中投票的人都超过69岁”。 “如果查看各党派的竞选计划，就会发现其中都会提到了老年人。”这个话题让她有种被抛到脑后和被遗弃的感觉。 “多年来，学生们一直坚持走上街头，为更好的气候政策而示威游行，必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Ebeling认为的解决方案是，“也许投票年龄可以降低到16 ，那么党派计划就会完全不同。”

危机，危机，危机和独立

金融危机、新冠危机、气候危机…..年轻人从一场危机滑到另一场危机。最终造成的影响是，年轻人越来越看重安全。许多人只是坐在Youtube前关注那些离开舒适区去追求自己梦想的人(例如Fynn Kliemann)，在评论栏中对这些人发出祝贺。他们自己还是会呆在家里的沙发上，因为害怕风险而不敢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

现实生活中，很多年轻员工被所谓新工作的某些条款所利诱，签订了限期工作合同，而且还要承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加班。

Ebeling在书中称，“我们更愿意选择安全的道路，而不会听从内心的呼唤，这是一种耻辱。”大多数的年轻一代都瘫痪了，渴望某一天能够积极活跃起来，为自己的需求而挺身而出，哪怕要离开安全的环境去冒险。

Ebeling自己是一个追求内心渴望的人。她中断大学学业去做了一名编辑。为了搞清自己内心的渴求，她拒绝了收购和固定的职位，目前从事自营职业。她的生活到处都有很多压力，与父母之间还没有达成平衡。她说，“我父亲想要孙子，但我对此还不太确定。他不理解我。” 如果有孩子，就需要为孩子提供空间，在大城市一个大一点的公寓或是住宅甚至都无法承受。 “我的父亲不能为我做这些”她说。和许多女性一样，她不想成为一个经济依赖者。 “我想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没有真正意识到，很多母亲都是完全依靠父亲的。而现在三分之一的婚姻都已离婚，单亲父母其实大多是女性。她们也是面临贫困，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这非常严重，我们必须了解。但没有人告诉我们。“



职业环境发生巨变

在父​​母那一代所谓的职业选择早就不复存在。 Ebeling说。毕竟，职业世界随着数字化而不断变化。她总结道：“我们父母学习和从事的很多职业，以后都不会存在。行业的变化谁也无法评判。”

除此之外，现在限期合同很多。怀孕的同事也经常不再被接受。

Ebeling说，“当我总是听到，要以股份的形式提供养老金时就很生气。只有来自特权家庭的孩子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学到了所有这些知识。” 上一辈人既然已经知道养老金是不够的，还要将养老金的责任归到公民的头上。

“国家错过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Ebeling说。目前的房产价格，已经不可能在退休前及时还清房贷，然后作为养老储备。她呼吁：“政治家有责任解决这个巨大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需要结构性解决方案。”如果政治家不提出结构性解决方案，就很难避免威胁到年轻一代的老年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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