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疫情两周年纪：这是德国人眼中的另一个德国

袖底香

2020 年 1 月 27 日，德国卫生局Starnberg报告了德国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当时的卫生部长Spahn表示，德国已为疫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现实当然并非如此，今天德国已经深陷疫情两周年了，德媒采访了七个典型德国人分享了他们在大流行中的生活巨变。

“我们现在为昏迷患者写日记”
Tanja Grote，47 岁，来自不来梅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

Tanja Grote，是一个13 岁男孩的母亲，自 1995 年以来一直在重症监护室当护士。而 2012 年，她开始在不莱梅一家医院担任重症监护病房护理副主任。两年来她每天都在与新冠患者打交道。大部分年长，但也有一些年轻人，有人在病房里躺几个星期后转到普通病房，有人却无法活着离开重症监护病房。Grote每天与穿着防护服的医生和护士一起工作，“就像戴着垃圾袋一样”，这成为她疫情中的日常。

Grote说，在大流行的两年里，工作条件变得更加艰难。而坚持下来的同事很少。重症监护病房的 25 张病床中总是有 16 到17 张被占用，为了以防万一，更多的占用量是不允许的。很多年轻护士来工作了一段时间就要求离职，因为工作强度实在太大了。

Grote选择留下。最近，“我们在病房里开始写日记，以帮助昏迷患者至少在事后能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Grote 已经接受了有关道理伦理项目的培训，以使她的工作更接近患者的期望、希望和要求，从而能让自己在大流行中的工作变得更好。


“自 11 月以来，我们一直在餐馆内运营一个快速测试中心”
Stefan Romberg，42 岁，来自埃森的餐馆老板

Stefan Romberg 和他的妻子在艾森一起经营一家“Wirtshaus zur heimliche Liebe”的餐馆。第一次封锁后，他们开始外卖业务。但是随着疫情的深入，他们的客人越来越少。Romberg表示，作为一名餐馆老板，必须具有创造力，尤其是在大流行期间。“从 11 月起，我们决定把餐馆的一部分改造成一个快速测试中心。这个提议很受欢迎，他雇佣了更多的临时工。

“在第一次封锁中，我们失去了所有月薪 450 欧元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不能申请短时工作津贴。”在夏天，只有 5 名服务员在啤酒花园服务而不是之前的 15 名，有时客人不得不切换到自助服务。

餐馆老板对客人的配合感到惊讶。“特别是在第一次封锁之后，许多客人都注意到我们复工了。”冬天，餐馆先引入了2G规则，然后是2G plus规则，比官方规定的还早还严格。“很多客人都称赞我们，因为这样让他们感到更安全。” 但有时Romberg 也不得不拒绝一些客人，如最近有一位夫妇因为忘记了他们的证明而不能进餐馆就餐，Romberg表示理解客人的愤怒，但规则就是规则。

“疫情让我了解，以前的学校生活真的很好”

Maja Dümmler ，今年11岁，住在耶拿的 Leutra 区，当她回想起以前可以向邻居耳语最新消息的时候，更感受到不戴口罩的生活是多么美好。

在与新冠相处两年后，Maja 已经习惯了口罩，以至于她有时放学回家后也忘记摘下口罩。作为六年级学生，她现在已经开始学英语和法语：“我们在学校看一些小电影，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发音的嘴型。”

Maja 表示，过去两年的生活就像在村子里一样：“我又和附近的孩子交上了朋友，因为我不能和学校的朋友见面了。幸亏附近有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

Maja 家在疫情时期添了一个小妹妹。“现在我家里有三个孩子。”下午两个小家伙睡午觉的时候，她才能安静的做功课。在封锁和隔离之后，所有的孩子都非常期待再次上学。Maja 说：“疫情让我了解，以前的学校生活真的很好！”

“这个国家并没有那么重视孩子们的利益”

Sonia Abel（匿名），37 岁，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兽医助理

在 2021 年春天的第二次封锁期间，Sonia Abel注意到她 11 岁的女儿正在发生变化：她女儿Emma患有慢性肺病，但是还是感染了新冠，好在Emma只出现了感冒症状就康复了。但是Emma在隔离后显然不太适应周围人的眼光，一位老师对她说：“到角落去，否则会感染我。”

Emma在学校必须戴口罩，但她经常呕吐并抱怨头痛。有一次，Emma甚至威胁母亲说，如果还让她上学就去撞车。Emma的治疗师也诊断Emm得了抑郁症。现在Emm在服用了一种抗抑郁药氟西汀，已经好多了。

Sonia Abel向德媒抱怨：“我有一种以前不知道的感觉，这就是恐惧。我害怕让我的孩子一个人呆着，害怕她会自残，害怕她真的会去撞车，怕她一辈子都走不出抑郁。害怕她永远无法摆脱抗抑郁药。”

Sonia Abel还不知道她将从这次疫情中得到什么教训。“让我反思的是，这个国家并没有那么重视孩子们的利益。”

头号病人及辞职问题

Holger Engelmann，56 岁，Webasto 首席执行官，来自Stockdorf

2020 年 1 月，Holger Engelmann 正好在中国出差，甚至还途径武汉。但因为他不久前曾与当时的总理默克尔 (CDU) 一起去过那里。于是，这个巴伐利亚汽车供应商 Webasto 的负责人没有在武汉停留就离开了。然而，大流行还是赶上来了：德国第一名新冠患者，至少是官方记录的第一名患者就是他们公司的员工。

Engelmann当时就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压力，他首先担心的是被感染的员工。其次是公司的声誉：Webasto 会作为将病毒带到德国的公司而载入史册吗？他甚至还想到是否要辞职。

而在疫情两年后，该公司已经学会了与新冠共存，他们在大流行期间继续进行研究、生产和交付。公司引进了病毒测试和疫苗接种措施，而且大流行加速了公司的数字化发展：更多使用虚拟通信工具，大幅减少商务旅行出差。同事之间的交流已经有了品质的提高，如果问：“你好吗？”，意思不再是空话或闲聊，而可能是当前的病毒检测结果。迄今为止， Engelmann本人还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没有新冠，作为家庭医生的生活很无趣”

Christian Kröner，40 岁，来自新乌尔姆的家庭医生

任何打电话给家庭医生 Christian Kröner 的人通常都需要经过员工的转接。但这次却不是这样：在所有员工因疑似新冠而被隔离后， Kröner 不得不亲自接电话。仅前一天，就有9名患者的样本呈阳性，该地区7天的发病率已经超过1000。 Kröner并不担心感染，因为医生和他的团队已经接种了四次疫苗。在疫情一开始，Kröner就大力宣传联邦政府大流行管理规则；而当家庭医生注意到某些注射器可从疫苗瓶中抽取多于预期的剂量时，他上了德媒的头条，却遭遇了某些反疫苗人士的敌意，所以他暂时处于警方的保护之下。甚至他的婚姻也在疫情中遭遇了破裂。
当记者问他如果有机会重回两年前，他会再次选择这条路吗？Kröner 没有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我为我的发现能得到专家支持感到自豪。如果没有新冠，作为家庭医生，我可能过着舒适但无趣的生活。”

“节奏奇特，精疲力尽却并没有疲劳”

Stella Zekri，26 岁，来自柏林的 DJ

在新冠病毒在德国蔓延前两个月，来自法国的 DJ　Stella Zekri 刚刚决定辞去柏林酒吧的工作，而专注于音乐。当她计划去美国前一周，美国因新冠疫情关闭了边境，德国的公共生活也被关闭了。一瞬间，艺术家的收入和前景一落千丈，不仅是经济方面：“我进入了一种奇怪的节奏，几乎没有任何精力，但却并没有感到疲倦。”对她来说，寻找新灵感甚至比不能表演更困难。

2021 年 2 月，Zekri 再次在基辅的一家 techno 俱乐部重新登台演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今天她已经恢复了热情，虽然很多地方的俱乐部仍然处于关闭状态，但在柏林这个派对大都市，已经被允许开放，虽然暂时还不允许跳舞。

Zekri 还接受了建议，经营一个拥有 15 名员工的测试中心。每天有数百人来测试，而且自从 Omikron 在德国蔓延之后，生意更好了。她不想错过这次经历：“这项工作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包括德国官僚主义和对规则的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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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止对孩子不重视，对所有国民都不重视，政客们只重视选票，只要能得到选票，大麻都让你随便吸。

vivi_ks

Emma在学校必须戴口罩，但她经常呕吐并抱怨头痛。有一次，Emma甚至威胁母亲说，如果还让她上学就去撞车。Emma的治疗师也诊断Emm得了抑郁症。

简直就是矫情！这种小孩该送去第三世界几个月，马上好了。
还有小孩对口罩如此抗拒，是父母对口罩抗拒的对照！！！父母失败，没好好引导孩子！
当然，政客对学校绝对做待太少，没有空气过滤器，连pcr检测都不能提供，就会空叫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学校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