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坎坷回归史（1942-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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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创新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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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抗战期间除抗日外，维护国权的最重要成果和随后受到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新疆的内附及随后的风波。
1942年，几乎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原来“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的盛世才，眼见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严重失利，潜在的对苏不满爆发，有意反正“内向”，但又首鼠两端。



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出兵新疆，盛世才反悔不成，苏军悻悻而退，民国国旗遂取代“六星旗”飘扬天山南北，我国六分之一的国土，从此脱离北极熊之掌下。
盛世才脱苏内附，从中国国家权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角度讲，是中国政府重新落实新疆主权、保卫国家权益、抵制外来控制和防止外部势力分离新疆地区的重大成就。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此也是有共识的。无怪乎，当时蒋介石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
尽管后来苏联一度反扑，但新疆归我的大势，终不可逆矣。
苏联对此并不甘心。1944年，苏联策动了大规模的“东土耳其sitan（或译东突厥sitan）人民共和国”武装起事。
当时，由苏联人装备和指挥的、拥有强大坦克、炮兵和骑兵的“东土民zu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从中苏边境附近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向新疆内地长驱推进，汉族居民遭到野蛮屠杀。
中国军队就像抗战时面对优势日军那样，英勇抵抗，牺牲惨重。而所谓“东土耳其sitan人民共和国”（如今国际史学界多把它称为继晚清阿古柏初立“东tu”之后的“第二东tu”），则在控制区建立了反华排汉的政权体系，确立了国旗国徽，发行了货币、邮票。
到1946年，东tu民zu军一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西郊的玛纳斯河，眼看新疆就要成为苏联的囊中之物，成为它在中亚的又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是后来新中国取代了南京政府，对苏联采取“一面倒”的同盟政策，成为“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苏联也就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1949年，“东tu民zu军”的领导班子在乘苏联飞机赴北京谈判时，在蒙古境内坠机，全部遇难，余下负责人率部与入疆解放军“会师”后，改编成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新疆问题遂告解决。
因此国内外不少论者都认为，是1949年革命使中国保住了新疆，而此前的中华民国是很难保住新疆主权的。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苏联对于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两个政权态度确实不同，对新疆政策因此也有改变。
但实际上这一改变最重要的“拐点”，并不在1949年。早在1946年东tu民zu军以席卷之势打到玛纳斯河时，苏联就让它收缰刹车，转而与国民党新疆政府和谈了。
关键在于，“东tu革命”是联共（布）当地民族组织（即苏联在当地民族中发展的共产主义者）和当地musilin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伊斯兰力量联盟的产物。“革命”期间，苏联发现前者并不能有把握操控后者。一旦musilin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倾向严重起来，则苏联不但没把握消化这个“东土耳其sitan人民共和国”，甚至“东tu”的穆斯林－泛突厥主义还会对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旧有的同类势力造成激励、形成呼应，导致苏联对中亚的控制都可能出问题。
苟如此，对苏联来说那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所以苏联在1946年前就改变主意，不再追求打下全疆实现“东tu独立建国”，而是宁可承认中国对新疆的主权，要求“民族军”以既成事实为筹码，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组织名义上属于中国但高度“自治”（类似盛世才时代）并能最大程度地保障苏联在新疆既得利益的“联合政府”。
“东tu革命”就这样成了“三区革命”，并且于次年与张治中为首的中国新疆当局谈判成功，达成协议，成立了以南京政府代表为首、亲莫斯科与亲南京的两派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中国新疆省联合政府。



20世纪60年代新疆问题的最后解决
1950年解放军入疆后，继承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不同的是，代表中国中央政府的已经从国民党人变成了共产党人，而“三区革命”势力由于在空难中失去了主要领导人、其背后的苏联对新中国也比旧中国更近乎，苏联操控其挑战中国在新疆主权的动机，进一步减弱了。
但是减弱的只是“动机”，而不是苏联进行干涉的“能力”。事实上，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如果说没有更加强化，至少也没有削弱。
不仅新疆的许多战略矿产在“中苏联合公司”名义下几乎就是苏联的“租界”，苏联还沿袭盛世才的旧制，在新疆设有乌鲁木齐、喀什、伊犁、塔城、阿勒泰5个领事馆，一个国家在别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设那么多的领事馆，在全世界也没有二例。
这5个领事馆，通过遍布全疆的“苏侨协会”，领导着二十多万“苏侨”，并且还在极力发展新“侨民”。这些苏侨由于积极参加“三区革命”，很多都积累了政治资本，在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的新疆党政军干部队伍中，他们占有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大比例，不仅高于少数民族，也高于汉族。
尤其在“三区革命”的“老解放区”（即伊犁、塔城、阿勒泰），地方党政军文教队伍中大量都是“苏联的人”，以至于在“伊塔事件”以前，这些地区的学校大都用的是苏联教材。
更有甚者，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由“民族军”易帜而来的解放军第5军，仍是在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力最强的，这支军队的军长伊万诺维奇·列斯肯，是苏军中将，苏共党员，白俄罗斯族，主要师团主官，也都有苏联国籍（后来是双重国籍），党籍也是易帜后才由苏共转为中共的（一些人可能还是“双重党籍”）。
尽管易帜后，中共派去了来自解放军入疆部队的汉族政委，但是“改编民族军”可不像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那是要看“苏联老大哥”的眼色的。直到1953年列斯肯调回苏联，1954年第5军被撤销番号，改为农垦部队，“苏联军官领导中国新疆驻军精锐”的问题，才基本解决。但是“民族军”的一些有苏联背景的将领，如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祖农太也夫等仍在新疆军区任高官。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说中国在新疆的主权不受影响，怎么可能？
事实上，当1949－1950年毛主席代表中国率团访苏时，就有一个平行的“新疆代表团”也在苏联访问，“苏新双方”还在谈判一系列“协议”，后来虽经毛的坚持关于新疆的主要条约必须由中国中央政府与苏联签订，但一些“次要的”（如文化方面的）协议，还是“苏新双方”签署的！
此后，由于朝鲜战争中中国为苏联和“阵营”出了大力，付了血本，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更重要的是，由于1953年斯大林这个强人去世，苏联新领导为稳定权力要借重中国，中国也就得以借机要求苏联收缩对中国内政，尤其是对新疆、东北事务的影响。
通过遣返苏侨、动员苏侨干部“退籍”（即退出苏联国籍加入中国国籍，或放弃中苏双重国籍保留中国国籍）、撤销中苏联合公司、撤销解放军第5军（原民族军）现役编制、礼送列斯肯等苏籍将领回国、渐次关闭各地苏联领事馆等措施，使得苏联在新疆的势力收缩、影响减少。
但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以前，苏联在新疆，尤其是在“三区”的势力，仍然存在。如到1960年，全疆仍有登记在册的苏籍干部1047人，而伊犁州基本没有登记，但到1962年该州却报告有苏籍干部1001人。伊犁州州级机关和直属县市区长以上干部中，本人是苏侨和有苏侨家庭成员的达47%，其中绥定、霍城两县科、部长级以上干部中，60%以上是苏侨。说实话，甚至在“苏联傀儡”盛世才的时代，都看不到这种大量苏联公民在中国当官的现象。



直到伊塔事件以后，苏籍与亲苏人员基本都逃归苏联，新疆很多地区不但政治格局大变，有的地县连居民结构都变了，苏籍本地民族居民大量离去后，汉族居民以生产建设兵团形式进驻，实行“三代（代耕其地、代牧其畜、代管其事），成为当地居民中的多数，加上苏联领事馆被关闭，苏侨协会被取缔，苏联对新疆事务的影响，才算基本消除，中国主权至此得到了完全的保障。
因此宏观地看，可以说从1942年盛世才摆脱苏联控制归附中央政府，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在疆势力基本退出，中国主权在新疆与苏俄控制新疆的企图，斗争了二十多年，最终取得了胜利。我们不能因为1949年前后中国政府的政治属性不同，就割断这段历史。

伊塔事件

事实上，这二十多年中国主权取得的最大突破，是三大事件：1942年盛世才回归，1946-1947年苏联放弃“东tu”，承认新疆属中国，全疆性质的中国新疆联合政府成立，以及1962年伊塔事件后苏联势力的清除。

本文来源：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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