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白事件：刚向内地示好，西藏咋还同时进攻西康、青海？一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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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棣t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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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8年川军与藏军在甘孜绒坝岔签订停战退兵条件后，川藏的局势缓和，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武装冲突。
然而，由于四川及川边政局不稳，军阀混战，驻军日趋涣散，至1925年民国政府裁撤川边镇守使，以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局势仍无起色。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拟改西康特区为行省，任命刘文辉为川康边防总司令。次年，设西康政务委员会于康定，主持边政，又建川康防军两旅。
第一旅旅长余松琳驻雅安，第二旅旅长马啸驻康定，镇抚康地。
刘文辉还次第整顿、恢复西康各县，使边政稍有起色。但是，刘文辉兼四川省主席，因川事牵掣，未得全力经营，只是维持现状，整个西康的局势仍然处于不稳定之中。


1、“大白事件”



1930年6月，在西康甘孜县西的大金寺（又作达结寺、大吉寺、达吉寺等)与西南的白利乡（又作白茹、伯利等）因夺产引起纠纷，发生械斗。
大金寺为格鲁派寺院，因商致富，约有僧千余人，按1918年川藏停战退兵条件，其地为川边、西藏均不驻军地区，但其倾向于西藏地方政府。
白利乡原为白利土司所属，清末土司制废止，但土司仍有一定的势力。其乡有亚拉寺（又作业热寺、雅拉寺、雅纳寺等），为土司家寺，寺内住持智古活佛，转世于林葱桑多家，该家族与大金寺关系密切。因亚拉寺主过去有恩于白利土司，故土司让寺主共管地方事务，并分有15户当差。
1927年白利老土司卒，众迎其女孔撒土司妇承嗣为白利土司。女土司与土司所属另一寺院春则寺管家师本联合，与智古争权，双方多次发生矛盾，虽经和解，但怨隙已深。
1930年初，智古终因与女土司等关系不和，遂入居大金寺（或说被逼迫入大金寺)，将亚拉寺产及15户民户送与大金寺，白利不愿付给，双方因此而发生争执。大金寺诉之于甘孜县知事韩又琦，韩不受理：而白利也向县知事申诉，并要求派军队保护等，但均未得到解决。





到1930年6月18日，大金寺激进僧人遂武装攻入白利乡，强占亚拉寺，并焚烧房屋。大金寺、白利乡均诉之县知事韩又琦，韩以卸任为由，置此案而不顾，反而请驻康军队来甘防范。
西康政务委员会在大金寺攻占白利乡后，急商旅长马骕，派两连康军进驻甘孜，武力调解。但条件苛刻，大金寺拒不接受，并求助于驻德格藏军德墨色代本。于是，西康政务委员会及驻康军队任命团长马成龙为“征甘先遣司令”，又率军进驻甘孜。
当时，驻甘康军曾致函驻德格之藏军德墨色代本，表明康军驻甘系保护地方秩序，将秉公办理甘孜村寺纠纷，决不祖助何方，静候解决。7月8日，康军遂占据亚拉寺。此后，大金寺与驻甘康军对峙，形势紧张，虽经藏军德墨色代本、马成龙司令共同约请汉藏相关各县绅商、喇嘛头人来林葱议和，以及班禅驻康办事处的调解，但均无结果。
至8月30日，康军排长李哲生为大金寺游骑击毙。9月1日，驻甘康军遂大举进攻，收复白利，进围大金寺。此时，藏军也正式介入战争，助大金寺防守，并收复若干失地。康军久攻大金寺，不克。
由此，原本为大金寺与白利争产的“大白小纠纷，转化为康藏的军事冲突，正式揭开了第三次康藏战争的序幕。


2、国民政府调解下的康藏战局



此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又一再电令西康政务委员会和刘文辉，设法排解大白纠纷。
在蒙藏委员会一再敦促之下，康军撤兵，停止进攻。
为此，国民政府遂决定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孙绳武及专门委员刘赞廷前往查明调处大白案，并致电通知DALAI喇嘛。
可是，正当康军撤兵停战，等候国民政府派员调解之时，藏军却逐渐云集于德格、甘孜，共2000余人。
西藏地方当局明确表示对大白纠纷的看法，认为是宗教纠纷，应由DALAI喇嘛解决，汉官（军）不得干涉；汉军侵占地方，残害人民，且不听中央调解，调兵助战等。
这无疑是为其下一步大举进攻康区辩护，并留下了伏笔。
果然，到1931年2月9日，藏军开始向甘孜马成龙团右翼发动突袭，接着又有藏军千余人进攻甘孜南雪山觉母寺及中路一带，同时有马队绕雪山后方。甘孜康军三面受敌，士气不振，只有后撤，甘孜南的异口、大盖危急万分。
3月1日，藏军进据觉母寺，10日白利失守，11日藏军进围甘孜县城。因无后援，孤城难御，16日，康军撤出甘孜，复退至炉霍待援。
此时，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一面命改派赴康调处的唐柯三委员等迅赴康地，一面多次致电DALAI喇嘛饬藏军停止进攻，退回原防，静候调解。
而此时，藏军3000余众，皆英式武器，进窥瞻化（即瞻对，今四川新龙）和炉霍、道孚。而蒙藏委员会派遣之调处大员唐柯三4月18日方抵重庆，5月3日到成都。此时，藏军已进围瞻化，炉霍受敌。
唐柯三急电蒙藏委员会和西藏驻京办事处，催促西藏派代表，指定地点谈判。至5月20日，藏军已攻占瞻化，县知事张楷及属下家属被俘，后押解至昌都。
7月8日，唐柯三抵达炉霍，与藏军琼让代本商议和议地点。12日，刘赞廷赴甘孜与琼让商议，藏方提出在昌都晤商。





此后，蒙藏委员会和唐柯三一再催促，至8月31日，DALAI喇嘛回电称：

“噶伦新任冗忙，设再赴甘，加派三大寺代表，枉费时日。藏军安静，撤兵一节，碍难转谕。唐等远到，何畏数程，仍伤唐赴昌（都），汉番会议和衷解决为要。”

至此，刘文辉、唐柯三均多次向国民政府建议，联络滇青两省，合川康军，收复甘、瞻，并昌都，一劳永逸解决康藏问题。
但是，国民政府仍希望唐柯三与藏军和谈，解决大白纠纷。
到11月7日，在不强调藏军撤出甘、瞻的前提下，由刘赞廷与琼让在甘孜初步订立解决大白事件的八项条件：

(一)甘、瞻暂由藏军驻守，俟另案办理。（二）大白事由琼(让)秉公处理。（三）双方前防各驻兵二百。（四）穹霞、朱倭均退还。（五）大金欠汉商债款速还。（六）被掳汉军放回。(七)马骕、琼让互派员致谢。（八）恢复商业交通。

此外，西康方面还向琼让馈赠杭缎、线春各五匹。
12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密下指令给蒙藏委员会：

“查唐委员与西藏代表琼让议定解决康案条件八项，揆诸现在情势，尚合机宜，仰即电知该委员即照此办理。仍候呈报国民政府鉴核。”

但是，此八条却遭到刘文辉及西康民众的激烈反对，因为此八条无疑承认了西藏对甘、瞻的占领，各条也为今后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群情激愤的西康民众甚至有驱逐、查办唐柯三之议。国民政府迫于川省刘文辉及西康民众舆论压力，先后于12月21日、23日、24日、25日和29日连发数电，称因各方反对，令唐柯三推迟或暂缓签字。
12月30日，国民政府正式免去马福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之职，由石青阳继任委员长。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此八条亦不满意，寻找借口，并提出“惟朱倭、穹、霞仍应归藏管理”。
其实，西藏地方当局希望乘此时机，一鼓作气夺取打箭炉（康定），以完成其在西姆拉会议时提出的“自治外藏”的界限。
因此，至1932年2月10日，唐柯三与琼让双方已声明解除交涉责任，藏局破裂。3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准许唐柯三因病回京的请求，并决定西康事件交由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负责办理。
1932年3月1日，国民政府决议由刘文辉办理西康“大白事件”，并去电通知十三世DALAI喇嘛。
也就在此年初，康藏的局势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年2月，驻康第二旅旅长马骕在康定为叛军所杀，刘文辉调第一旅旅长余入海（即余松琳）入康，收拾善后。


3、西藏地方政府对青海的进攻



同年3月24日，西藏地方政府又发动了对青海玉树地区的进攻，其借口是以玉树苏尔莽部落内属于格鲁派的朵丹寺与属噶举派和萨迦派的德赛提寺互争寺属差户、抢收田稼的小事。
西藏支持朵丹寺，德赛提寺则诉之于青海省政府。于是，西藏当局于3月24日在昌都集中藏军千余人，攻占了大小苏尔莽（又作“苏莽”）地方，4月4日又占领囊谦，攻围结古。
当时，结古仅有青海守军400余人，只有坚守待援。蒙藏委员会得到青海方面的报告后，迭电DALAI喇嘛，请其严令停止对青海玉树的进攻。
5月18日，DALAI喇嘛在复电中表示：

“藏兵进占苏（苏莽）、囊(囊谦)两地，能可（即可能之意）调停，命刘自乾（即刘文辉）办案，藏方前有恶感之仇，恐中藏和好间必起衅端。”

由此可见，进攻青海玉树，是西藏首先发动，并有预谋的。
这样，在1932年3月期间，藏军在康、青一线，从巴塘、瞻化、甘孜，北到青海玉树一线，全面进攻或防御，战火延及康、青两地，战线过长，势分力弱，这就为康军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时机。


4、藏军的大败



尽管当时西康局势不稳，军力有限，但是刘文辉仍然决定向藏军反攻，调遣余松琳旅及建南(今四川西昌地区)黄汉诚旅入康，委邓骧团长为前敌指挥，率部进驻炉霍。





同年3月27日，邓骧率康军与藏军激战于朱倭、大盖，攻占朱倭，4月初，攻占甘孜。另一路康军也于5月初攻占瞻化，藏军主力退至大金寺一带。6月，藏军从大金寺反攻，遭康军阻击，康军乘胜占领白利，进围大金寺。
经过激烈的战斗，藏军及大金寺僧众焚大金寺后，退走。
7月25日，康军分三路向藏军发动总攻击，德格藏军全面崩溃，退至金沙江以西，康军直抵金沙江岗拖渡口，德格、邓柯、石渠、白玉相继为康军所占据。
同时，康军遣一团兵力入驻巴塘，与巴塘民军一起击走藏军。
接着，青海省代主席马麟及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马步芳派遣增援结古的马驯宣慰使、马彪旅长所率青军，也于8月27日收复小苏尔莽，9月2日复大苏尔莽，9月4日复囊谦。
9月底，青军乘胜向南进占邓柯之当头寺，于9月30日进占金沙江西岸之青科寺，俘虏藏军官及军士多名，并与川康军联络，会攻昌都。
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也于同年9月召开各部会议及有关各省代表的西防会议，决议康藏纠纷先由蒙藏委员会召集和平会议。
会议最后决定：

在军事上屡战屡胜之有利时机，电令川青两军停止军事行动，为和平之先声。

藏方亦应停止其军事动作，先将金沙江沿岸各渡口之部队撤回，以同普、武城、江卡等县为缓冲地带，双方暂不驻兵，然后再谋和平解决之办法。
时四川省川军二十一军刘湘与二十九军田颂尧，袭击刘文辉二十四军于荣县、威远一线，四川军阀内战又起，故刘文辉也无力命康军继续向昌都进攻，遂遵奉国民政府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


5、英国人的拱火



在西藏与康、青发生战争的过程中，英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930年10月，当大白事件已引发为康藏冲突后，英印政府和英驻华公使馆都认为，大金寺、白利均处在1918年台克满停火线的中国一侧，英国可以有把握地暂时不管此事。
即是说，英国希望西藏向西康推进，有利于最终迫使中国承认“西姆拉条约”所规定的“外藏”的划界。





而在康藏战争开始后，藏军使用的武器弹药都是英国于1923年、1924年和1927年三次提供的。到1931年8月5日，康藏战争正进行之时，为了满足西藏地方政府提出的第四次供给武器的要求，英印政府决定向西藏提供1门山炮、1350枚炮弹、2挺机枪、500支步枪和100万发子弹。
西藏派遣拉萨警察局局长莱丁色前往锡金提取这批军火。这批武器弹药用于康藏战争，到1932年时，已基本耗尽。
1932年5月16日和25日，西藏噶厦和十三世DALAI喇嘛先后致函英锡金政务官维尔，要求再提供一批武器弹药。
6月，英印政府同意向西藏提供4门山炮、500枚榴霰弹、1500枚加农炮弹、1000枚炸弹、4挺马克西姆机枪和4挺刘易斯机枪、1500支步枪和100万发子弹。
这批武器于同年8月初运出。
同年7月，中国媒体披露了这次英国向西藏提供武器之事。
为此，中国外交部于7月26日向英驻华公使（代办）英格拉姆提出质询和抗议，并要求停止向西藏供给武器，同时电令驻英使馆向英外交部交涉。
就在此年8月10日，正当藏军在康、青节节失败之时，十三世DALAI喇嘛致电英驻锡金政务官维尔，请他到拉萨，商谈中藏关系和班禅地位的问题。
英印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认为英国不应插手中藏纠纷，对西藏直接的军事许诺，这从财政和外交原因来讲都是不可能的。
英国所能做的是：试图用其在中国的代表提出有关中藏边界问题的解决办法和充当两个活佛系统的中间人。
9月初，维尔偕同辛克莱上尉、波次仁医生及其妻女等一行抵拉萨。在拉萨，维尔与DALAI喇嘛、首席噶伦及噶伦多次会谈，反复表明了上述英印政府的态度和立场。12月上旬，维尔等一行离开了拉萨。
西藏地方政府对此颇感失望，这可能就是促使它最后命藏军驻守金沙江以西，不与康、青军进一步冲突的原因之一。


6、英国人阴谋为何没得逞？



为了向西藏地方政府表明，不许英国干涉中国内政，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于同年12月29日致电十三世DALAI喇嘛：

“汉藏问题纯属内部事务，现为国民政府时期，绝不允许他人插手干涉。吾望一如既往，热爱祖国，忠贞不渝，团结一致。”“已严令西康、青海不准发兵。另外贡觉代表曾提出派大员赴藏协商之建议，吾之部僚亦认为此议甚妥，故拟派一二人与DALAI喇嘛之代表一同赴藏向DALAI喇嘛问候，并商讨解决汉藏之间悬而未决事宜。若汉藏能和睦如初，康藏之事则不难解决…”

事实上，在与英国交涉期间，西藏与西康方面已于1932年10月8日，各派代表在金沙江岗拖地方签订了《停战条约》六条又附件一条（又称《岗拖协议》)。
1933年4月10日，西藏和青海各派代表于青藏交界巴大塘处签订《青海西藏和议条文》（又称《青藏和约》）。
岗拖协议和青藏和约先后签订之后，西藏与康、青的战争基本结束，而大白事件的处理善后，则直到1938年方告完成。
西藏与康、青的战争虽然其性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总的说来，与内地军阀内战的性质相同。
但是具有特殊性，即西藏地方系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且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英国侵略势力伸入该地区，企图以支持西藏“自治”为名，将西藏地方纳入其殖民体系之中，成为其印度与中国的“缓冲国”。
因此，西藏地方与西康、青海的战争和划界问题，如果没有英国的插手其间，无论怎样处理和划界都是十分容易解决的问题。
但是，1914年英国操纵的西姆拉会议上，中国代表拒绝签字承认的“西姆拉条约”规定所谓“内外藏”的界限，将“自治”的“外藏”界限扩大到原川边和青海南广大地区，而西藏地方上层集团企图利用与康青的战争将以上地区划归“外藏”。
这就存在着像“自治”外蒙古在沙俄的支持下分裂出去的危险。这一点当时国民政府及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





而英国才会在西藏与康、青的战争中，力图充当“调解人”，并出面干涉之。因此，西藏与康、青的战争既是中国地方之间的内战，也存在着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及其进一步分裂中国领土的危险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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