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与恶的距离：从日韩少年犯罪纪实文学及影视改编开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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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澎湃新闻



引发社会热议的电影《少年的你》及网剧《隐秘的角落》都涉及了少年犯罪的话题。

少年犯罪，是一个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话题，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从偶发的新闻报道中感知到一些蛛丝马迹。影视作品有时会触及此类题材，比如2019年上映的电影《少年的你》，及引发社会热议的网剧《隐秘的角落》等等。而在我们的邻国日、韩，接连不断的少年犯罪的真实案例就更耸人听闻了，与之相匹配的大量文艺作品、学术著述和社会调研也在持续发酵——这显然形成了一种吊诡的共振，我们通过这些知悉了其少年犯罪的严峻程度，而困惑也随之降临：为何意识到了问题，却没有解决的途径呢？



《少年与恶的距离》在我看来是一本理想之书，作者宫口幸治是一名精神科医生。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以及在少年管教所的长期供职，使得宫口获得了大量的真实案例，以及许多普通公众无法获得的案件内情。翻看少年犯的成长记录，可以发现大多数孩子大概从小学二年级学习就跟不上了，他们被朋友取笑，遭到霸凌，被老师评价为不认真学习，或者在家里受到虐待。之后他们便会陆续出现逃学旷课的情况，或者进一步恶化到暴力斗殴或盗窃等。但学校一般只会把他们视为“难管的孩子”，即使是那些存在轻度智力障碍的孩子，也几乎不会受到关注。

从一位少管所医生的视角出发，作者总结了这些走上犯罪道路的少年的共性——他们大都情绪稳定，并不像影视剧反映的那般神经质或者歇斯底里，甚至和普通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每次与他们进行交流，他们普遍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进而，宫口医生发现大部分孩子或多或少存在智商与情商上的障碍，具体表现为没有数学概念，不会加减乘除，看不懂汉字，甚至不会临摹简单的图形。他的发现让日本的少年管教所逐渐地改变了观念，开始系统性地针对少年犯进行心理干预，部分地改善了少年管教无用论的现实。从作者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少年犯罪的复杂性与系统性，少年、家庭、学校、社会，无论哪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说到底，宫本仍旧希望医学能够疗救这些迷途少年，他的终极目标是让“犯罪者成为纳税人”。

然而该书呈现的仅仅是一个朴素的、略带知识分子启蒙背景色彩的单向维度，它显然不能全面解释日本居高不下的少年犯罪率，以及愈发成人化的犯罪倾向。真实发生在日本社会中的少年恶性犯罪事件屡见不鲜，而且这些案件的结局往往令人唏嘘。1997年发生在日本神户的“酒鬼蔷薇圣斗”事件，便是其中的典型。

案发时年仅14岁的初中生东真一郎，连续袭击、杀害四位小学生，造成3人重伤1人死亡，其中杀害6岁男孩时手段残忍，并且公开致信挑衅警方。东真一郎所犯罪行极其恶劣，而在1997年的日本，由于《少年法》的存在，他的肖像权、姓名都被严格保护，对他的判罚也极其轻微，他对于受害人家属的道歉也极不真诚。他并没有任何精神疾病，但在《少年法》的偏袒下，接受了心理治疗之后，他就可以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了。照理说，这件事情之后的东真一郎应该低调做人，然而事实却极其荒诞。有家出版社为他出了一本自传《绝歌》，自传内容没有丝毫悔意，并且也没有取得受害者家属的许可。2018年《绝歌》的出版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巨大反响，受害者家属受到了猛烈的二次伤害，经过了多年治疗、教育的杀人犯居然成了畅销书作家，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网站，并且持续地在网络上发表自己对犯罪不后悔、对受害者不道歉的立场，甚至还因为其桀骜不驯的个性拥有了不少“粉丝”。日本社会主流舆论对其自然是批判为主，但是其自传不俗的销量也呈现出了“看客”的阴暗面，吃人血馒头在哪里似乎都不是新鲜事。



不幸的是，“酒鬼蔷薇圣斗”事件并非日本少年犯罪的孤例，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孩子在日显片面的《少年法》庇护下恣意妄为，在接受了或长或短的少年管教之后并不能改过自新，反而在回到社会之后对受害者家属造成持续性伤害。基于此种情形，日本国内呼吁废除《少年法》或修改犯罪年龄的声浪年年都在递增，然而从根本上预防少年犯罪，在法律的基础上确保给予犯罪少年应有的适当量刑，这样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

如果说恶性犯罪（杀人、抢劫等）足以刺激日本公众的神经，会在一定时间掀起舆论的热度，那么关于校园霸凌及霸凌之后的自杀则成为了日本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甚至成为了某种特有的青年亚文化现象。



《欺凌自杀》一书记述了12位因为遭到校园霸凌而选择自杀的孩子的父母证言，小小一册书竟是如此沉重。“错的不是自杀的孩子，错的是欺凌者以及纵容欺凌的教员。而媒体在谈论着父亲和家庭应该如何如何，社会学者们在论说着家庭中父亲的缺失问题，似乎是在说问题出在受到欺凌的孩子们的父母身上，但他们却对欺凌者父母的教育问题以及欺凌行为置之不理。而且，该讨伐的难道不应该是激化双方矛盾的学校吗？”作者镰田慧的反问掷地有声——为何欺凌者（情节严重的）仅仅会被送到少年管教所，两三年就会被释放，老师、校长可以辞职了事，而只有受害者家属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子女，沉浸在正义无法得到伸张的困境中？

书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几位找不到“遗书”的家长，他们积极走访，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自杀的孩子曾在校园遭到欺凌，然而因为没有“遗书”，校方完全不认同学校存在欺凌的说法。各种沟通交流似乎都停留在表层，因为深入探讨乃至逼近事实的核心，制订出解决问题、应对困难的办法是极其繁复的，所涉各方的利益又各不相同。而且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只需要维持青少年群体遭遇霸凌之后自杀（死亡）的概率低于某一数字，社会并不会发生剧烈的反响，公众都会产生“这样就好了”（ そのまま）的绥靖心态——“只要不是我的孩子就好了”，而只有受害者的家属他们的正义不被认可，这种正当的诉求反而会被社会所孤立。

日本的校园霸凌（或者广义上的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乃至一种文化现象，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文艺作品反映相关问题，但是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即便影视作品能够引发人们对霸凌及相关犯罪问题的探讨、反思，但是实际上这样的悲剧仍旧在持续发生。



韩剧《黑暗荣耀》海报

韩国同样也是校园霸凌的重灾区，今年大火的韩剧《黑暗荣耀》更是将这一社会症结展现在了全球观众的面前。但是值得思考的是，随着剧情的高燃结局，观众们得到了主角成功复仇后的宣泄感，但是现实中的受害者们又获得了什么呢？



韩国剧集《少年法庭》

从这个意义上说，之前同样引起广泛关注的韩国剧集《少年法庭》称得上是《黑暗荣耀》的一种答案，该剧刻画的女法官沈恩锡有原则、有能力，对待青少年犯罪绝不姑息，面对体制内长官的压力、媒体舆论的风向完全不改变自己维持公道、正义的初衷。如果说宋慧乔扮演的文东恩凭借自己的力量完成复仇逆袭，是带有理想色彩的爽剧；那么沈恩锡法官身上所凝聚的则是公众对于法律的普遍期待——惩恶扬善。与日本《少年法》常常庇护恶质少年犯雷同，韩国的相关法律也无法给恶劣的少年犯相应的制裁，其结果往往庇护了恶人，伤害了受害者家属，也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所以《少年法庭》虽然更为现实主义，却与《黑暗荣耀》殊途同归，这种为民请命的基调明确地告诉我们它仍旧只是一种艺术加工罢了。

“是社会造成了变态，批判社会不批判个人。”这说法到底该怎么样理解呢？《欺凌自杀》一书中时常看到欺凌者人多势众，被问责时往往会答以“又不是只有我家孩子欺负他（她）”这类的话。犯下各种程度罪行的少年犯们被放在显微镜下，他们的家庭背景、学校生活都会被逐帧地解读、分析，得到一个大众都可以“接受”的结果，在这样的逻辑下，个人的人性恶往往是被规避的，一则有《少年法》的保护，再则当“社会”这个利维坦承担了罪责，那么应该承担责任的相关方面都可以得到解脱。

日韩《少年法》基于治病救人的原始态度面对社会阶层高速内卷的今天，显然已经不合时宜，相关法律的改动也已经或者正在落实、酝酿了，旁观邻国的我们也应该尽可能深入地将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纳入到思考的场域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