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人计划”:在国家的晚霞里离家出走ZT

苏格兰风笛

西安艺术家岳路平主持的“远人计划”，获得英国文化协会和英国艺术委员会共同主办的ARTISTIC LINKS的邀请，将以伦敦GSAWORKS艺术中心为基地，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创作、研究和展示工作。


　　ARTISTIC LINKS为“远人计划”安排了3个月的时间，但是岳路平选择了7月11日从北京出发，9月11日从伦敦返回。“远人计划”是一个在中国西部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建立联系的一个项目。而7月11日是著名的穆斯林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纪念日，9月11日是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发生冲突的911事件4周年。岳路平认为纪念日可以最大化地提示记忆和影响现实，选择了这两个日期作为起始日期，就使原定的三个月的时间缩短成为两个月。


　　“远人”就是远方的人，包括外地人、外国人和外星人，是一个广义的移民的概念。在伦敦的多项工作里，最重要的是一个跟当地移民局合作的计划，这个计划打算建立一个“远人档案”，这个档案将为各国的“移民”建立跨国界、跨宗族的“远人”身份，档案当中的信息包括“远人”目前的所在地跟自己家乡的距离、“远人”离开家乡的时间、“远人”对目前所在地的认同程度等信息。


　　另外一个重点计划跟西方世界虚构出来的一个邪恶华人傅满洲有关。可能进行的工作包括跟第一次发表傅满洲形象的英国某杂志社进行沟通。


　　“远人计划”还计划在伦敦拍卖刘文西的赝品绘画，这个计划的标题是“人民币升值，刘文西也会升值？”众所周知的是，100元人民币上面的毛泽东头像是以刘文西的素描头像为蓝本的。刘文西曾经应要求，经常在人民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西安美术学院也流传这一种骄傲的说法：全国人民都收藏有刘文西的画，那就是人民币上的毛泽东头像。这个计划希望关注中国艺术生态中的政治因素、全球化环境中中国艺术的表达方式。


　　从7-11到9-11——在国家的晚霞里离家出走


　　岳路平


　　“远人计划”获得英国文化协会和英国艺术委员会共同主办的ARTISTIC LINKS的支持，在今年7月到9月的近三个月时间里到伦敦的GASWORKS艺术中心发展。在订飞机票的时候，我选择了7月11日去，9月11日返回。纪念日可以最大化的提示记忆，影响现实。今年的7月11日，是穆斯林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纪念日；今年的9月11日是美国遭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袭击4周年纪念日。


　　“远人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关注中国文化、穆斯林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关注并没有停留在一些空泛的理论探讨，或者对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三种文化里大量的简单化的视觉符号的运用，而是通过在陕西和甘肃境内几个具体的现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来逼近三个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间渡”现象(关于“间渡”的概念，我会在后面说明)。接着，我和我的400多名学生利用综合的手段来对这些具体现场进行多角度的阐释。


　　我们的工作有严肃的理论比较，比如用正在遭受破坏的唐代陵墓的现场跟正在斥巨资打造的西安“唐人街”商业项目进行对比；西安图象“间渡”现象跟上海“间渡”现象的对比。我们也有很多很有想象力的艺术方案，比如把整个西安的西大街(其中包括回民聚居地、城隍庙、大量仿古建筑和商业项目“唐人街”)封闭成为一个迷宫，在里面寻找“傅满洲”(一位西方虚构的邪恶华人)。


　　我们利用的媒介也十分多元化。我们在一个网络涂鸦论坛(WWW.ONWEST.COM)上进行互动的。这个论坛可以上传图片、绘制图片、进行自由的讨论。我们的作品里面有传统的水墨画、油画，也有使用PHOTOSHOP制作的图片，还有用FLASH制作的动画，DV影片等。


　　有人声称，在当今的全球环境里，民族/国家所起的作用正在急剧降低，由超级大国、跨国企业、跨国机构构成的权力网络正在取代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权力。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利益结构的重新组合将会产生诸多冲突，而这些冲突可能像地下岩浆一般，本来就迫不及待地寻找机会喷涌而出。而另外的一些冲突可能是新近被激发出来的。这些看似十分宏大的主题在一些十分具体的现场是如何呈现的？它们将会如何呈现？这正是“远人计划”所好奇的。


　　郑和在600年前，作为中国的一位“远人”(穆斯林)，勇敢地向远方前进。他的行动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中国文化具有开放性。这种信号在今天仍然是如此强烈。因此当伦敦北部一位退役海军说郑和发现了美洲的时候，很多中国人表现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4年以前的911袭击发生以后，我记得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就是全球贫富不均。实际上很多看似“文明的”冲突都是一些基本的生存问题导致的，但是它会以文化自尊的面目表达出来，生产出很多眼花缭乱的图象。


　　无论如何，今天是一个各个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时代，它不会顾及你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仅仅用文化“融合”这样的词汇来描绘非常复杂的现实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那是隔靴搔痒，因此我使用“间渡”这个说法。同时，我们如果总是拿“中国”、“西方”这样的范畴来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遮蔽很多具体的细节，哪怕是对宏观的问题也经常得到南辕北辙的效果。这种太过简单的范畴忽略了中国内部本来就存在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内部、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多元化，而且在这些各自文化里的多元现场之间本来就发生着很多眼花缭乱的盘根错节。因此我使用对具体现场的逼近。


　　有人说民族/国家是虚构的共同体，但是我们仍然陶醉在它的美丽中，我把这种美丽理解为晚霞。

苏格兰风笛

莲花长安


　　李靖迫于权力，导致了哪吒的自杀。之后哪吒托梦给母亲，让母亲塑造了他的魂魄可以居住的塑像。哪知李靖知晓后连哪吒的塑像也没有放过，击得粉碎。最后哪吒的师傅把哪吒的魂魄推入了一个莲花搭建的躯体上面，哪吒终于复活。哪吒接着上演了中国虚构文化里极其少见的“弑父”情节。


　　看着西安的“现代化”城市里到处都充满着“再现盛唐雄风”野心的复古建筑，我总是想起哪吒没有魂魄推入之前的那一堆莲花的躯体。莲花躯体有着召唤逝去灵魂的强烈愿望，但是仍然是没有生命的骨架而已。我们也会往前追问：为什么要复活它？以及谁杀了它？每当想到这些问题，破四旧，拆城墙的画面就会充斥我的头脑，梁思成的哭泣以及更为久远的“革四王的命”的振聋发聩的决心就会充斥着我的耳朵。在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我们的革新者充满了“李靖困境”，这种困境的压力来自西方。这种压力的强度之大完全可以超越父子人伦。越是看不下去这座莲花长安的支离破碎，我就越是对来自“帝国”的压力充满好奇。我说的这个帝国是老殖民时代的各殖民地宗主国。虽然我们已经获得了主权的独立，但是目前强烈的民族主义冲动仍然是笼罩在对帝国的焦虑当中。


　　对于莲花长安话题的关注，我们集中在西安市西大街。这条大街以及周边环境，高密度地提示了几乎中国文化存在的所有问题：这里有十分集中的各种复古建筑，每一幢大楼的楼顶都戴了一顶或者一群“中国亭”的帽子。这条大街上有西安集中销售西方著名时装、手表、化妆品品牌的购物中心。崇洋和复古这两种看似相反立场的心态在一个正在建设的商业项目“唐人街”里面完美地进行了水乳交融。我们根本搞不清楚这个荒诞的“唐人街”是在“再现盛唐雄风”还是“崇洋媚外”？或者两者都在这里得到了实现？


　　西大街还有著名的回民坊。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之前来到了这里面的清真寺，请回民哈三给他当翻译。回民坊是西安保存得最完整的老城区，这里面有十九座清真寺，最著名的是“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到处都是伊斯兰图象文化和中国图象文化相互影响的证据。在回民坊里，还有我称为“黎明前的认同仪式”，比如说穆斯林的葬礼。在一位青年穆斯林学者的介绍下，我参加了一次回民的葬礼。在凌晨的4点种开始，回民坊里的几乎所有穆斯林都来为一位刚刚去世的普通穆斯林送葬。接着我跟他们一起乘坐二十多辆客车来到西安东郊鲜为人知的穆斯林墓地。这里的墓碑也充分体现了汉族文化和穆斯林文化的相互影响。墓碑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样式，而上面的文字则都是阿拉伯文字和中文的混杂。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穆斯林在回民坊内部有着十分强烈的认同。但是他们在鼓楼北面的一条小巷里，成规模地贩卖中国的文化符号：毛泽东不断挥手的玩具手表、粗糙的微型兵马俑和廉价的唐仕女小雕像、上海滩的香烟招贴和电影女星的海报、老烟斗、红宝书……鼓楼到北院门的整条巷子是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的小吃一条街。


　　这两个地点的摊位的老板大多数是回民，他们内部和黎明前的认同方式和他们外表、白天的工作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这里是西安的旅游中心：钟鼓楼广场，游客(很多是外国人)在这里消费的是“中国符号”。实际上，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穆斯林的认同跟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认同没有能够真正融合，所以由穆斯林来贩卖异国情调化的“中国符号”尤其耐人寻味。


　　城隍庙是贩卖小商品的地方，这里面的美丽都非常的廉价：纸扇和灯笼，彩灯和戏剧服装。这里面到处都是残破和灰尘，这里的商贩也非常世故圆滑。我经常跟人提起：如果西大街的仿古建筑是西安的主流意识的话，城隍庙就是被压抑的潜意识。


　　仿古建筑、回民坊、唐人街、城隍庙、中国符号的小摊、回民开的烤肉摊、西方品牌购物中心、卖当劳、清真寺……这是我们感受到的“莲花长安”，它没有一个魂魄，至多只有召唤魂魄的呓语。它的每一个局部都在销售美丽和精致，但是就像没有魂魄之前的莲花躯体，就是说它除了精致，一无所有。这个区域没有一个统一的逻辑，如果说“再现盛唐雄风”是一个逻辑的话，大家也只是在阳奉阴违。因为这股雄风的内部是大家对西方品牌的莫名其妙的向往、穆斯林黎明前的仪式，还有城隍庙的圆滑世故。


　　对再现进行再现


　　这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标题。因为再现在跨文化的实践中存在着大量无法克服的误读、啼笑皆非的掩耳盗铃、别有用心的装疯卖傻。当我们在西大街看到“再现盛唐雄风”的横幅的时候，这里的再现不是“REPRESENTATION”，而是“YESTERDAY ONCE MORE”，但是昔日重来的目标也不过是官员政绩工程的一个手段而已。他们并没有真心诚意地在“再现”，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为了经济利益而开采唐代陵墓周边矿石的行为，这些行为破坏了唐陵墓的基本的视觉完整性：也就是说，他们为了经济利益在破坏关于唐代的记忆，以同样的经济利益斥巨姿来再现一个西方的“唐人街”来进一步污染关于唐代的记忆。


　　作为西方艺术重要课题的再现，根置于西方哲学里的模仿论。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人一直认为他们可以再现自然，当然后来他们发现他们不过是在再现“观念”而已。但是那种再现“自然”的方法在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先知先觉者前赴后继的努力下，终于成为艺术学院的基本教条。学生们被要求对着毫无外光魅力的室内静物像八股文一样回忆着老师交给他们的用色规则。比如天光色要加一点蓝色；如果亮面是冷处理了，暗面就要偏暖等等。即使学生们没有像莫奈一样是用眼睛真实地感受到了色彩，学生们也必须屈服，因为这是作为性命悠关的大学入学考试的基本科目。在现代化的大背景，高考的小衬布，大学文凭许诺的光明未来的感召下，学生们像行尸走肉一样地在努力地学习各种被行尸走肉化的西方艺术流派和大师。


　　学校的教学系统、政府管理系统、和西大街的视觉系统同时矗立在中国文化沼泽的地平线上：这个沼泽既切断了跟传统的联系，对待西方至多也只是个东施效颦，其中夹杂着一些矫揉造作的自大。


　　在走出这个沼泽之前，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无情地把所有这些尴尬都暴露出来。我让我的学生用他们在美术学院学到的“再现”方法来“再现”西大街。这些学生分别来自“中国画系”、“版画系”(包括摄影专业)、“油画系”(里面有一个工作室以“中国精神”来命名)、雕塑系、美术教育系(包括国画专业、水彩专业、工艺专业、综合材料专业)。西安美术学院的传统里面有很深的苏联美术的传统，近二十年来又受到西方传统和复古精神的影响，加上深受《毛泽东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的“黄土画派”的影响。让学生们对“再现”进行“再现”，同时也是在检阅所有这些传统在今天的环境下的转化、坚持、变形、变态。

苏格兰风笛

傅满洲在西安


　　1910年代，小说家洛莫尔受到伦敦东区的一起跟华人有关的谋杀案件的启发，使他一直想塑造一位邪恶的中国佬形象的想法得到了激发。很快，傅满洲的形象首先用文字虚构的形式出现在英国的杂志上。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傅满洲系列小说不断出炉，迅速成为西方公众对中国想象的重要依据。


　　好莱坞在上个世纪拍摄了多部以傅满洲为题材的电影，这进一步强化了通过傅满洲来想象中国的方式。在抗日战争时期，西方开始同情中国的遭遇，傅满洲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最后被安排在电影中死去。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关系的冷冻又使得傅满洲重新复活，一直到了1980年代，随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以满洲命名，仍然戴着长长的辫子的傅满洲越来越显得不合适宜，最后终于彻底在西方消失。但是傅满洲的遗产并没有灰飞湮灭，我们在今天的很多关于华人的西方电影中，甚至在日本和香港的电影、电视剧中仍然可以不断地发现傅满洲的影子。


　　傅满洲在西方跟唐人街这个符号的关系十分紧密，实际上很多故事是围绕着唐人街发生的。我们在追问傅满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再现”中国时，也会连带追问唐人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再现”中国。唐人街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或者以北京潘家园和西安回民街、古玩城等为连接点，当代中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唐人街化”？那么西安的商业项目“唐人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唐人街商业项目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所谓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界限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像划定国境线界碑的方式清晰地划定文化之间的界限吗？如果说实际上已经存在一种全球文化，那么政治和国土的划分是否已经流于形式？


　　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至少目前的媒体基本上仍然是在强化民族主义的轨道上运行。南联盟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撞机事件、反日事件不断地给民族主义的列车添加燃料。也许在公共领域，运行着另外一个对美国甚至日本充满好感的快车。否则为什么在北大刁难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学生中的大部分后来都到美国留学？也许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是让傅满洲这样的话题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一定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诚实。


　　我和我的学生围绕着一个虚构的主题“傅满洲在西安”进行持续不断地创作。我们请一位美国朋友PAT扮演傅满洲，让他出现在西安的西大街、唐人街商业项目的售楼现场、城隍庙、卖当劳餐厅。我们用DV拍摄傅满洲在公共场合跟环境产生的互动。


　　大多数学生把傅满洲标志性的胡子挪到流行的形象上面，比如说让小布什、毛泽东、张柏芝来扮演傅满洲。这些恶作剧行为让我想起杜尚在蒙娜丽莎脸上画上小胡子。400位同学生产出大量的关于傅满洲的五花八门的形象，由于大量地使用了流行形象，所以使得对傅满洲的讨论很跟大众视觉文化的的话题联系起来。由于我们的讨论发生在互动性很强的BBS论坛，所以敏锐的话题不断被激发出来。有人把关于傅满洲的话题跟中国人对河南人形象的塑造的话题联系在一起，有人发表声明，认为拿傅满洲形象来不断复制，讨论是一种汉奸的行为，他认为我们是在“宣传”傅满洲”。还有人认为学生对傅满洲形象恶作剧的乱搞已经使得严肃的讨论不再可能。还有人把傅满洲形象用电脑软件篡改成为自由女神的形象，并且命名为《自由傅满洲》。有一位同学把傅满洲的形象转化成为非常时尚的HIP-POP青年形象，在讨论中，他认为，傅满洲的形象有可能成为一种时尚，他不觉得关于傅满洲的讨论应该背上太多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负担。一位同学给傅满洲设计了一个指南针，这个指南针被一个小电动机带动，不断地旋转，作者给他的作品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找不着北》。


　　几个月以来，围绕傅满洲的创作和讨论在第二界中国三年展上面进行了一次小结。以《远人空间站——傅满洲舱》为主题，我精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参加了这次展览，其中包括油画、电脑插画、小型装置、摄影图片等。由于没有充分的时间，所以更为直观的一些作品，比如录象、FLASH和一个雕塑的计划没有得到实施，但是在未来，这些计划将会按部就班的实现。

苏格兰风笛

罗马村


　　骊靬，俗称罗马村。被传说是一群公元前53年远征安息(伊朗)失败的罗马军团辗转多年之后的栖息地，他们归顺了西汉王朝。对这个传说，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持审慎态度。作为“远人计划”的一个关注点，我们没有纠缠在这个故事的真伪之争上，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故事跟当地视觉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在这个关系里面扮演的角色。


　　甘肃省武威北上张掖途经永昌县，骊靬位于永昌县城西南15公里焦家庄。这个村庄除了河西走廊历史名城骊靬遗址(骊靬古城今已不存，该地只有一段长约10米，高逾1米的古城墙，粘土夯垒，墙体结实，据考为汉代所筑，被认为是骊靬故址。)之外，两个建筑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一个是距离骊靬遗址不远处的一座欧式乳白色方型圆顶的纪念凉亭，上书三个大字“骊靬亭”。旁边还有一些粗糙的罗马英雄雕刻和简单的欧洲风景雕刻。最有趣的是凉亭中央的一块石碑，上面详细记载了关于罗马军团的传说：“公元前53年，罗马帝国执政官克拉苏率七个集团的兵力东征安息(伊朗)，结果惨败，长子普布利乌斯率第一军团突围，越安息东界，流徙西域。余部经多年辗转，在公元前36年前后，相继随从大月氏、匈奴归降西汉王朝……”等内容。意味深长的是，落款是“永昌县人民政府”，并且耐人寻味的是，碑文里没有透露出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仍然在争论中的信息。或者说，这干脆是县政府发布的一个“历史事实”。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县政府用传统碑文的方式发布这个“事实”？由政府来裁决学术争论的背后还有什么文章？


　　另外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建筑是村政府行政办公建筑，这个建筑坐落在一个用红砖墙围起来的院子里。这是一个非常“欧洲”式样的建筑，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我们可以经常发现欧洲式样的高楼大厦，院落住家。但是这里的办公建筑采用了倾向性如此明确的配合“罗马军团”传说的策略，十分值得玩味。


　　成年人和青少年大多在外面工作或者学习，在村里能够见到的都是老人、小孩、一些妇女和几个游手好闲的男人。我选取了几个人进行了拍照，我询问他们村里谁长得最象罗马人，一位中年男子回答：“蔡罗马”。我让他引领我们去见蔡罗马。


　　当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感觉他的长相的确跟其他人有些不一样。实际上在村子里他算是穿得比较时髦的了。他的真名叫蔡军年，因为被认为长得很像罗马人，所以被人用蔡罗马的外号来称呼。这补偿了面对少得可怜的罗马村想象证据时非常失望的游客的一个心理落差。蔡罗马也十分愿意担任这个角色。


　　当我们问他是否相信自己是罗马人的时候，他说是的。我们进入蔡罗马睡觉的房间，看到粉红色的床单，四周的墙上贴着林心如、杨恭如等中国当红影视明星的性感图片。我正在对他的房间进行拍摄的时候，蔡罗马跟我说，拍照是要交钱的。


　　时常有一些游客来到这个村子，村民介绍说，一周以前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还在这里进行了拍摄。


　　我们回到骊靬所属的永昌县的县城，重新审视来的时候匆匆掠过的一些地点。县城南街头有三尊古罗马人以及西汉皇帝的花岗石雕像，这是1994年当地政府建造的纪念性景点。


　　正面观看这组雕塑，左边是一位古罗马女性，右边是一位古罗马士兵，中间显然是西汉的皇帝。这样的人物排列非常直白地流露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点。这组雕塑的标题是“骊靬怀古”，雕塑背后是一块石碑，碑文跟我们在罗马村的骊靬亭中央的碑文完全一样。只是这块石碑比起骊靬亭的石碑要精致得多，花费要大得多。联系到罗马村的骊靬亭，感觉神话在罗马村诞生，在这里成长了。这组雕塑十分雄伟、高大，而且十分显眼。实际上它坐落的地方就在国道边上，这就意味着所有在车上经过永昌县城的人都可以看到这组雕塑。


　　我们来到县城中心的永昌县文化馆，我们在其他途径已经了解到文化馆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整理、展示、研究跟罗马传说有关的文献。因为是星期天，我们没有能够见到文化馆的罗马村研究专家。里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文化馆里面也已经没有关于罗马村的文献，而是即将转移到正在装修的县博物馆。我们就赶到离文化馆不远的博物馆，博物馆坐落在一个大院子里，博物馆实际上是三间传统风格的古建筑，每间的面积不大，可以进行十分小型的文献展览。我们看到工人们正在装修，旁边散落者一些粗糙的用廉价的木版制作的罗马士兵头像、兵器以及其他装饰品。罗马村的传说正在接受当地文化机构进行的学术上的合法化过程。


　　在县城北街头是整个县城最大的广告牌：罗马旅游文化街。其中描绘了整条街区完工之后的效果图。看得出来，这是整个县城规模最庞大的一个建设项目。在效果图的旁边，已经有竣工了的一排建筑，对面是正在装修的另外一排建筑。两排建筑清一色的都是“罗马”风格。在这个罗马旅游文化街的端口，还树立着一个精美的规划图，这个规划图规划了永昌县城未来二十年的重点建设项目，整个宏大的计划是围绕着“罗马商业文化街”来进行的。


　　到此为止，我们看到了一个神话的诞生、成长、合法化以及最后收获的全过程。假设我们的童年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这个县城的视觉会如何影响我们对于“美”的看法？这个过程发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西部开发、文化产业等语境下的时候，尤其值得我们去再思考。


　　对罗马村和永昌县城的考察结束以后，我在兰州大学进行了一个专题讲座，来介绍我的考察情况和我的一些判断。

苏格兰风笛

汉为回用


　　甘肃临夏地区是穆斯林的聚居区，也是远人计划三个基本板块之一。在对罗马村和永昌县城的考察结束以后，我们对临夏地区，主要是临夏市进行了一次浮光掠影的考察。由于时间关系，实际上我们只在临夏市呆了两个小时，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出租车上度过的，我们让司机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带去尽可能多的清真寺或者其他有特色的地点。


　　从兰州到临夏的四个小时的车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沿途的形态各异的清真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跟中国的楼阁建筑结合得十分的紧密，就象佛教的塔和中国楼阁建筑结合的情况那样。也许伊斯兰教在中国并没有像佛教那样长时间以来形成了很多的流派。根据我粗浅的了解，在临夏地区，基本上有新教和老教之分。老教在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上体现了非常明确的中国楼阁式建筑的样式，包括对联这样的中国建筑语言已经跟伊斯兰的教义融合得非常的协调了。新教指的是新近的一些学者有机会到阿拉伯世界去游历、留学之后，无论是建筑样式还是一些宗教仪式的细节，开始越来越跟阿拉伯世界的做法趋同。在我看来，有些类似玄奘到西天去求取真经之后在长安建立的法相宗。可以说是一种基本教义派。


　　根据我粗浅的观察和之前的一些关于西安回民坊的知识的积累，一个简单的判断是，虽然伊斯兰教在中国从建筑样式还是视觉符号上面利用了大量汉族文化的因素，但是这很难影响穆斯林强烈的群体认同。关于外来文化在中国遭受本土化的命运，曾经有“一把盐洒到水里”的比喻，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跟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有结构性的不同。在临夏地区我看到了一种“汉为回用”的文化样式。


　　远人计划中，对伊斯兰的关注，无论是实地考察还是理论准备，都是所有环节中最薄弱的，未来我们会步步推进。在兰州大学的讲座中，我也跟兰大的学生教师分享了在临夏收集的一些视觉材料以及我的一些粗浅的感受。


　　远人计划


　　远人就是来自远方的人，包括外国人、外星人和外地人。但是远人的身份也在不断地变换中，曾经的远人成为定居者，曾经的土著也会远走他乡。


　　邱志杰在第二界中国三年展的出版物里对参展的“远人空间站”有这样的一段阐述：“……外地人、外国人和外星人即广义上的‘移民’的概念，解构了文化层面上的本质主义的自我认同的统一体。‘远人’的记忆是不断地争议和重构的过程，‘远人’的血缘是不断地混血的产物，‘远人’的自我注定是‘股份制的自我’注定要不断地链接到各种各样隐秘的起源。一个空间站表明了“远人”和环境的疏离，这个意象类似于客家人的封闭的围屋，或者岳路平曾经提出过的‘蒙古包’隐喻。它以某种封闭性极力从外界中脱离出来，极力建构自我认同。同时这个蒙古包又不可避免到处漏风，被各种外来力量所渗透和说服。它只能是某种暂时的自我认同基地。他自身也像蒙古包或一个空间站一样是可以继续迁移下去的。研究者曾经声称，现在中亚有1600万男人带有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远人’不应该被看作人的特殊个案，一种奇异的人。相反，‘远人’可能是人的原型。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以我们未必了解的理由，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远人’。假如拥有足够的考古技术，我们便会发现，自以为是的‘我们’的认同，只是一个空间站。而以这样的自我认同为基础的展开的协作，只能是一种旅行。”


　　在“远人计划”里，我们已经通过三个具体的现场来展开对“远人”的讨论。前面提到的临夏地区，是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事实的来自中亚阿拉伯世界的远人大迁徙的一个重要证据。我们可以在这个地区得到这些远人在自我封闭、自我保护和为我所用地跟所在环境发生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的种种策略的视觉证据。这些策略跟笼罩着浓浓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少数民族政策有很多微妙的区别。正视这些策略可以使我们的文化健康地试探多元化的可能性。我们把临夏地区的策略跟西安回民坊的策略做对比，我们很快也会把对于这两个地点的思考带到英国的伊斯兰聚居区进行再思考。我们特别好奇中国的“怀柔远人”的心理前提和当代西方“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背景之间的区别和关联，这些思考会对我们如何面对“全球化”提供主动性。


　　罗马村是另外一种远人，它们是一种身份十分暧昧的“远人”，在虚构是事实之间左右逢源，这样的“远人”是今日中国的宠儿，它们的性格是表里不一的、阳奉阴违的、狐假虎威的、指桑骂槐的。


　　考察这些“远人”，实际上也是中国人的自我疗伤的过程。勇敢地面对这群远人，对于治愈我们的脆弱、自欺等等疾病都会大有补益。


　　如果说临夏的远人是清晰的，罗马村的远人则是暧昧的，但是这两种状况在西安的西大街以高度复杂的技巧被编辑在一个地理区域里，这个区域上演的是“再现盛唐雄风”的剧目，其中的奥妙实在是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人计划的重要目标是在视觉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不断深入被公共视野遮蔽的“远人”话题，这个计划会想方设法地让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远人”这种被熟视无睹的现象上来。


　　“远人计划”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它要使远人和身份证这种合法化的认同工具的界限不断清晰。每一个人都在表层意识和潜藏记忆的两个抽屉里分别保存着身份证和远人这两本证件，前者是我们愿意承认的，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是最能诠释猴子捞月这个典故的西西弗式的困境。可是对于远人这个身份，我们是经常愿意隐瞒的。但是它比起前者有更强的力量，因为它是真正控制行动的利比多，它象岩浆一样看不见，或者不容易看见，但是它同样像岩浆一样具有摧毁性。

苏格兰风笛

间渡主义


　　间渡是“之间”的“渡过”和“过渡”，是对“中西结合”、“全球化”这些携带暴力色彩的概念的替代分析工具。“间渡”承认以先进和落后为划分前提的“过渡”概念，也同时承认具有旅游本性的“渡过”概念。渡过是一种在自我保护，自我坚持和开拓进取两种性格中取得平衡的策略，它实际上一直存在于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宗教的大小策略当中。“间渡主义”希望克服现代化和传统之间的两难困境，也希望化解全球化和本土性之间的张力。


　　“间渡主义”也希望破解简单化的中西之间的大量假问题，它提出一种更为灵活的网络状影响模式，而不是传统的分机-主机模式：这种模式使得我们在讨论诸如临夏和西安回民坊问题的时候，必须先通过“中国”主机的进行数据翻译，然后才来跟其他主机以及分机进行间接的沟通、交流。这种间接的分机模式被带上了重重的国家/民族主义的镣铐。


　　实际上在“远人计划”的三个基本版块的图象收集和分析中，我已经初步地训练学生使用“间渡”的工具进行视觉分析实践。突然地从原来的主机模式转换过来是困难的，但是我们毕竟迈出了脚步。


　　这个工具仍然只是1.0版本，远远没有成熟到开始总结的程度，这里只是对作为整个计划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的必要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