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ZT

苏格兰风笛

李锐先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跃进”亲历记》，一本是《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只出了一个上卷；一个是海南南方出版社的，上、下两卷，但是这个书排版、校对一蹋糊涂，质量很差，几乎每一页都有错误。《庐山会议实录》有三个版本，一个是一九年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内部发行；一个是一九九四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还有一个一九九九年也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两部书绝不是简单只是他凭记忆写出来的，里面有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大跃进”亲历记》差不多把毛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历次中央会议和某些小范围内的讲话、谈话、插话都披露出来了，相当完整。《庐山会议实录》就更不用说了，用了大量的个人笔记和文献。所以，庐山会议其实是比较清楚了。
　　庐山会议的历史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毛为什么突然要批彭？有人说是因为彭德怀没有保护好毛岸英，毛迁怒于彭。这个说法恐怕站不住脚，也缺乏有力的材料证明。
　　有研究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当时纠“左”有一个根本的底线，就是“三面红旗”绝不动摇。从一九五八年秋天开始，他虽然纠“左”，但是始终肯定和维护“三面红旗”，多次说过对于那些“动摇分子”要警惕。一九五八年的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会议，一直在讲。所以，毛的纠“左”绝对是有限度的。其实，毛上庐山开会之前，会议期间，已经看到很多材料批评和指责“大跃进”，比如江西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的材料、中央国家机关讨论人民公社决议的材料，那里面有章伯均、罗隆基、龙云的言论摘录，龙云说得很厉害，说“天安门工程就是秦始皇修长城”。毛对这些材料实际上早已不满。
　　还有研究者认为，苏联和赫鲁晓夫的态度，对毛有很大负面影响。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波兰波拉采夫农业合作社发表演说，他说：把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指农民觉悟）。结果是大家生活都想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赫鲁晓夫的演说，讲的是苏联的历史，实际上批评的是中国的人民公社。敏感的美国《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马上报道了，这个记者好象就叫索尔兹伯里。毛对苏联的看法是特别关注，从斯大林去世以后，毛要创造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典范，就是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中扛大旗。他希望中国走出一条跟苏联完全不一样的路，树立社会主义的正统旗帜。有研究者注意到，苏联官方报纸一九五八年一年没有一篇关于“大跃进”的文章，只有《共青团真理报》有一个报道，对于人民公社则一篇报道都没有。这个时候出来彭德怀的意见书，毛当然很恼火。他认为国内有一批人跟苏联人呼应，跟美国人呼应，跟党外的这些人呼应，一齐向他示威。这是毛要批彭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你踩了我的“线”，攻击我的“大跃进”，攻击我的“三面红旗”了，我当然要反击。

苏格兰风笛

这个事现在公布的材料不多。七千人大会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事件。可以认为，这是毛发动“文革”意图的肇始。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原因讲，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直接原因，即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深层原因，即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文化大革命”。关于“文革”的起因，研究者有很多种分析，有人概括了十种说法。但是，这些分析和观察大都把两个层次的原因混为一谈了。我以为，就直接原因而言，恐怕还是“大跃进”失败以后中共中央高层的分歧，而这个分歧隐伏的起点就是七千人大会。有人认为，七千人大会毛同刘没有什么分歧。这恐怕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不仅有分歧，而且毛对这个分歧看得很重，一九六六年毛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我理解是包括七千人大会的。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一个大会讲话。书面报告在谈到工农业生产减产、下降和目前的许多困难时，说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引起的。大会讲话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缺点和错误与成绩，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讲话特别举了他到湖南农村调查听到的农民的说法：“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提到了“三面红旗”，他说，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又说，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侯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的话说的比较委婉含蓄，但听话听音，实际上可以听出某种程度上批评的意味，
　　刘的书面报告，按程序是应该经过政治局讨论以后再下发的，可这次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报到毛那以后，毛决定直接印发发会议讨论。据参加报告起草的《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张沛回忆，当时他就觉得这件事非常蹊跷：为什么政治局不讨论就发下去了？发下去以后就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报告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而关于后面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指标提得太低了。华东的柯庆施对报告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表示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彭真发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发言直指彭真：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彭不得不作辩解。后来，这就成了彭真的一个罪状。林彪的大会讲话，更是袒护毛的错误，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毛对于林彪的讲话相当欣赏。林一讲完话，毛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会后不久，毛审阅林的讲话整理稿后批示说，林的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还有一段看起来挺蹊跷的批语：“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党内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话里有话，“那些人”是些什么人？什么人认为要“保守秘密”？目前不得而知。据说，毛问罗瑞卿：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
　　对比刘少奇和林彪的讲话，两人的基调大不一样。而毛显然是相当欣赏林的讲话的。这不能不说是毛对刘不满的开始。
　　七千人大会后，毛去外地，刘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中央高层的分歧凸显出来的半年。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上、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措施上，毛泽东不满中央一线。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共运大论战，毛对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统战部也不满。当时，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在对外关系上有一个长篇的意见书，主张在对外关系、对外斗争方面要讲究策略，后被批判为“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份和八月份开了两次会议，调整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被指责为“三降一灭”。这样，在毛看来，“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整个党完了，大势已去。不仅仅是刘的问题，而是整个党的问题。他当时跟外国党代表团多次谈话，都讲到了这个意思，说“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国内纲领，这些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也就是他后来说的，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一九六七年二月，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说得更清楚：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讲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说的“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方式，显然就是“文化大革命”。

苏格兰风笛

“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以后党内高层第一次政治斗争，在当时和后来都发生过很大影响。中共中央对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饶反党联盟”，“文革”中毛将这次事件作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八十年代作的《历史问题决议》，“联盟”和“路线斗争”的定性都改了。邓小平也明确说过，高岗没有拿出一条什么路线，确实没有什么路线。但是，反高饶斗争仍然是被肯定的。《历史问题决议》对高饶的定性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实际上回到了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结论。
    迄今为止，相关文献的公布非常有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零星披露）。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机构编写出版的毛传、刘传、周传以及薄一波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对此事都有篇幅不小的叙述。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高饶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者一些口述史料，披露了一些过去人们不大了解甚至未曾听说的情况，如张秀山的《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张明远的《我的回忆》，赵家梁的《高岗第一次自杀经过》、《高岗之死》。“二张”当年被列为高的“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马洪、赵德尊、郭峰）成员，赵是高岗当年的秘书。另外，前几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也披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史料价值较高。
    学术界对“高饶事件”一直很关注，不时有著述发表或出版，坊间也有出版物流传，其中，前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先生的著述很值得注意。近些年来一个较大的突破，就是不单把“高饶事件”视作一场政治权力斗争，而把它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观照，即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前面说过，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在是否继续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开始搞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发生了分歧，毛对刘、周不满。对刘的不满，主要是山西省委报告批语的事情，对周不满主要是新税制和一九五三年周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一九五二年底，政务院提出了一个新税制方案，是中财委的薄一波主持的。当时在税制上出现一些问题，一个是加工定货和经销、代销使得买卖关系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收不上来，还有就是私营企业的纳税税率过重，私营企业主有意见。中财委提出的方案把原来流通领域的税加到了工厂，还提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这个税制方案没有经过毛，就在一九五三年年初的《人民日报》公布了。新税制一出台，引起一些地方意见，在具体的税制环节上也有些混乱。毛对此很恼火，认为这件事没经过他，说他知道这件事还是通过报纸。毛一方面严厉批评薄一波，一方面对中央政府机构的领导体制作了重大更动。原来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党组干事会，周是党组干事会书记，政务院各部、委、署设立分党组干事会，中共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通过党组干事会、党组干事会再通过分党组干事会实施。“新税制”事件，是在政务院也就是周恩来分管的工作范围里发生的，因此，事情牵连到周。毛决定立即撤消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要求政务院各部、委、署的党组分别直接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且重新分工，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由高岗分管，政法工作由彭真和董必武分管，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分管，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分管，农林、水利由邓子恢分管，文教工作由习仲勋分管，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只管外交工作（包括外贸）。这次体制变更和重新分工，其实是上收权力。恰好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主持起草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子在叙述建国以来的成就之后，写到：“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加强”。毛删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的说法，几个月后又明确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
    毛一方面批刘、周，另一方面对紧跟他的新思路的高岗大加赞赏、重用。据张明远回忆，一九五一年十月，高岗写了东北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毛“非常赞赏”，以后又不止一次批转东北局和高岗的报告，对东北的经验加以宣传。一九五二年年中调高到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指五个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调北京工作，高的任职最为重要）。一九五三年中央重新分工，高分管计划工作，在政务院二十个经济部门中管了八个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一批一褒，一轻一重，研究者认为，反映出来的是毛不再打算实行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而要否定刘、周等人继续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主张，将国家发展的轨道扳到他的新思路上来。高岗不过是明显看出了毛的意图才向刘、周发难的，他只是整个“棋局”上的一颗“棋子”。
    除了对事件背景的重新审视外，史实方面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一些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回忆使一些事实真相浮出水面。一个是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召开的东北高干会的情况，那次会议使得批判高岗的政治斗争在东北局无限上纲，抓“高岗亲信”和“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小集团”，招致同高有正常工作关系的东北局一些干部无端受到批判和处分；一个是张秀山在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的发言的情况，张本来是不参加这个会议的，也没有准备发言，只是写了书面意见。是毛泽东听说后，支持张去组工会议上发言，刘少奇事先也建议张发言，此事与高岗无关。至于发言本身，既符合组织程序，也没有攻击刘少奇的意思；还有一个是高岗自杀前后的情况。关于高岗之死，过去多有不实传言。高的秘书赵家梁对事情经过作了详尽回忆，文章刊发于《百年潮》二〇〇三年第七期和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高饶事件”仍有许多史实不清而令人生疑，比如：
    毛泽东既然支持、欣赏高岗，为何后来又要反高？有人说，主要是高同苏联的非正常关系引起毛的警觉。这种说法一来尚无文献档案证实；二来斯大林早在毛第一次访苏时，就告知了毛有关高向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散布中共高层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一事，如果真有警觉，毛为什么还在此后重用高？
    高散布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打算让刘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等言论，是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因为毛让高搞政治局虽无从查考，然而刘少奇和周恩来后来的任职，却印证了高的说法）？
    财经会议上高发难，毛泽东既未作制止，更无任何谴责。财经会议后，刘少奇约陈云一起到高岗处做自我批评，而高竟未表示任何意见。若无一定的政治压力，刘没必要登门检讨；高岗若不摸底数，又岂敢对刘如此无理。这些与毛当时的政治态度是不是毫无关系？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毛为什么不出席？有研究者认为，本来，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文件时，并未建议召开中央全会。后来毛建议开一次中央全会，又明确交待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这说明，毛对高的基本意图是“保”高过关。同时，毛又要刘也在全会上作检讨，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高攻刘、周，在政治上与毛一致，毛是否要“倒”刘、周，不便妄加猜测，但进行“敲打”则完全是事实。高的行动虽难说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点瓜葛也没有？杨尚昆的日记透露，毛在与杨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在中共党内的最高层，由谁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能使高岗“发生错觉”，因而引发出一场拱倒刘、周的非常行动呢？
    由刘少奇主持的七届四中全会的进程，总体上是按毛泽东事先的指示进行的。稍有不同的是：会议开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两天，后改为三四天）；发言者有４４人（毛原意“说话人不要太多”）；对高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毛原意不开展批评）。与毛原来指示翻了个儿的是，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分别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证有关反对刘、周的活动事实，改变了毛泽东原来不让搞对质，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变，若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刘少奇和周恩来是绝然不会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么缘故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了呢？
    这些（其实还不止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历史之谜。

苏格兰风笛

关于“四清”运动，学术界有不少研究，除了文章，国防大学丛进教授的著作《曲折发展的岁月》、萧冬连先生的著作《求索中国》，都有相当篇幅叙述“四清”运动的历史。今年，中共中央党校的郭德宏教授和他的博士生还写了一部专著《四清运动实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毛传、刘传、周传也有一些文献披露和史实叙述。
    “四清”运动的过程，相关著述的描述还是大体清楚的。一个比较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是，在“四清”运动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到底有什么样的分歧？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毛与刘之间有两条路线。从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讲话开始一直到六十年代，刘少奇一直有一个跟毛不同的路线，就是沿着原来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延续下来，跟毛是对立的。到“四清”运动时，这种对立终以正面冲突形式表露。
这种解释并不令人信服。不少研究者认为，刘没有一条自己的路线。如果说五十年代初期，刘还是延续新民主主义那一套思路的话，一九五三年以后，刘也改变了，跟上了毛的思路。在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认识都是一致的。后来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刘同毛至少是基本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
    那么，刘是不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路线呢？六十年代，刘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对经济调整所应采取的措施以及某些社会关系方面调整的政策，毛的确不满意。但是在“四清”的问题上，在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上，在“四清”运动斗争的手段、政策上，刘并不比毛温和。史料显示，“四清”最早是毛提出的，而刘的态度也是非常积极的，后来中共中央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刘还受命挂帅。刘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比毛还严重，毛判断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手里，刘认为还不止三分之一。而且，在手段上，刘还采取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撇开基层党政干部，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等类似对敌斗争的做法。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刘少奇的主张明显彼此抵牾，相互错位，这怎么形成一条价值取向相同的路线呢？在大的战略上，当时的中央并没有一个什么刘少奇的战略、路线，中共领导人从根本上说都是按照斯大林那一套模式来搞社会主义的。针对“文革”中批判“刘少奇路线” 的说法，胡绩伟先生八十年代感叹“可惜没有一条刘少奇路线”。
    然而，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毛与刘的分歧越来越发展，以致在中央高层显露出来。有研究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四清”运动的指向，刘与毛不同。在刘看来，国内问题主要出在地方特别是基层干部，刘说过要“追根子”，但也只追到地委一级。那些斗争手段，也是对着地方和基层干部来的。毛则认为，问题出在上面，“中央要出修正主义”。一九六三、一九年，毛同外宾谈话，多次说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还说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另外，关于矛盾的性质，刘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叉；毛则认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毛、刘的矛盾在一九年底一九六五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名称很特别，在中共历史上独此一次）上终于引发了正面冲突。毛捅开了和刘分歧的“窗户纸”，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次会议，毛下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五年后，斯诺问毛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必须把刘“从政治上搞掉”，毛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

苏格兰风笛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是“文革”历史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一九八一年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KP的七十年》，对“文革”发生的原因作了解释：毛做为执政党领袖，极为关注党和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形成了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毛将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视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党内形成了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海内外研究者的分析则各不相同。有专家概括了十余种观点，包括“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中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等等。此外，还有人从中国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国际共运的视角分析“文革”发生的背景。不同的诠释，既有官方公布文献档案十分有限而难以还原真相的原因，更有研究者出于相异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学术背景、知识结构乃至生活阅历而各自解读的原因。
    国内著名“文革”史专家、《大动乱的年代》作者、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认为，毛发动“文革”，是要惊天动地、改天换地。因为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前期，毛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对中央一线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他认为中央一线搞了“修正主义”，他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异常激烈的手段、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文化大革命”简史》作者席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和金春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认为，“文革”是在“三个交互作用”下发生的，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这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紧密结合，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既是这个潮流的带动者，又受着这股潮流的推动，不断走向极端。
    从已经发表的著述看，国内多数研究者的分析同上述观点大同小异。而这些看法，差不多是《历史问题决议》结论的延伸和扩展。
    国内也有另外的观点。已故王若水先生就不赞同《历史问题决议》的解释，他以为那种解释只是批评毛在认识上陷入了一系列“误区”，而“文革”不是普通的错误，它错得那样荒唐，那样离谱，使人难以理解。绝不能说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王若水先生说这不是“判断失误”。他认为，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开始，毛想当世界共运的领袖。斯大林逝世后，活着的KP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与毛比。毛具备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因此下了决心，向苏联挑战。但是，“大跃进”失败了，从此毛有块心病——“赫鲁晓夫的阴影”。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要来算这一笔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斯大林从神坛跌落下来，同样的命运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呢？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着赫鲁晓夫的榜样？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六十年代他看出了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是有不同意见的，从这时起，毛开始想到用林彪换掉刘。所以，支配毛发动“文革”的主要是他的“赫鲁晓夫情结”。
    许多人觉得，毛泽东那样好斗，表现了他非常自信，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王认为不完全这样。毛是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结果是很糟的，正因为这样，他才那样害怕批评，那样害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的固执并不是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而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左”的错误，为了证明这些没有错，他发动了“反右倾”；为了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都是正确的，他发动了“文革”；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他又发动了“批林批孔”、批《水浒》以及批邓小平。这就是说，为了证明第一个错误不是错误，就去犯第二个错误，又为了证明第二个错误不是错误，而去犯第三个错误。这样，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
    现居美国的高文谦先生的看法与王若水先生不谋而合。高认为，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触发了他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与苏联一争高低。毛这种急于事功的乌托邦狂想和闯下大祸后，担心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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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发生的原因问题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是“文革”历史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一九八一年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KP的七十年》，对“文革”发生的原因作了解释：毛做为执政党领袖，极为关注党和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形成了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毛将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视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党内形成了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海内外研究者的分析则各不相同。有专家概括了十余种观点，包括“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中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等等。此外，还有人从中国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国际共运的视角分析“文革”发生的背景。不同的诠释，既有官方公布文献档案十分有限而难以还原真相的原因，更有研究者出于相异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学术背景、知识结构乃至生活阅历而各自解读的原因。
    国内著名“文革”史专家、《大动乱的年代》作者、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认为，毛发动“文革”，是要惊天动地、改天换地。因为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前期，毛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对中央一线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他认为中央一线搞了“修正主义”，他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异常激烈的手段、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文化大革命”简史》作者席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和金春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认为，“文革”是在“三个交互作用”下发生的，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这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紧密结合，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既是这个潮流的带动者，又受着这股潮流的推动，不断走向极端。
    从已经发表的著述看，国内多数研究者的分析同上述观点大同小异。而这些看法，差不多是《历史问题决议》结论的延伸和扩展。
    国内也有另外的观点。已故王若水先生就不赞同《历史问题决议》的解释，他以为那种解释只是批评毛在认识上陷入了一系列“误区”，而“文革”不是普通的错误，它错得那样荒唐，那样离谱，使人难以理解。绝不能说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王若水先生说这不是“判断失误”。他认为，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开始，毛想当世界共运的领袖。斯大林逝世后，活着的KP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与毛比。毛具备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因此下了决心，向苏联挑战。但是，“大跃进”失败了，从此毛有块心病——“赫鲁晓夫的阴影”。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要来算这一笔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斯大林从神坛跌落下来，同样的命运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呢？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着赫鲁晓夫的榜样？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六十年代他看出了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是有不同意见的，从这时起，毛开始想到用林彪换掉刘。所以，支配毛发动“文革”的主要是他的“赫鲁晓夫情结”。
    许多人觉得，毛泽东那样好斗，表现了他非常自信，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王认为不完全这样。毛是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结果是很糟的，正因为这样，他才那样害怕批评，那样害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的固执并不是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而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左”的错误，为了证明这些没有错，他发动了“反右倾”；为了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都是正

苏格兰风笛

就海外的研究看，不少人把“文革”动因归于权力之争，是围绕毛泽东处理继承人（即接班人）问题而发生和展开的。有的研究者还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权威的变化，认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毛的合法性权威得到完全巩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毛的行为在中共高层引起保留意见，但是没有遇到严重挑战，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毛在高级干部中引起重大怀疑，毛的权威真正遇到有限挑战是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
    近些年来，海外出现了另外的解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两个“文革”的说法。所谓两个“文革”，一个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另一个是底层民众的斗争。前一个“文革”起源于中共高层的权力角逐，主要是毛泽东要利用人民夺回最高权力；后一个“文革”起源于民众同官僚的矛盾，主要是民众利用前一个“文革”来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教授的观点。麦氏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目标是要解决毛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有一个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规划中国未来的一种尝试”。毛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虽然贫穷但却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更加平均的、更少特权、更加集体主义、更少官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因为有中国KP的领导，更主要的是因为内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他们奔向真正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所有人像一个人那样工作着。如何实现这个规划呢？麦氏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毛首先要解决谁来接班的问题。在毛看来，假如那些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如国家主席刘少奇）接了班，那么中国就会“改变颜色”。因此，毛不得不清洗中共最高领导层，安排一个他能够绝对信任、会坚持他的路线并继承下去的新的接班人，这个过程，就是“文化大革命”。
    我以为，“文革”发生原因的问题，应该从两个层面来梳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直接动因要从毛本身寻找，毛的思想、心态、部署、动作，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这是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至于社会的、制度的、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识形态的那些因素，都是透过毛这个因素发生作用的，这是另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来“文革”，这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容忍甚至孕育、催生了“文革”这个“怪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