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witter)上“一带一路”议题的媒体间互动机制——基于指数随机图模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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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传播不仅要重视“说了什么”和“怎么说”，更要重视“关系”的创建与维护。本研究以指数随机图模型为分析框架，以“一带一路”议题为案例，考察了X（原Twitter）上媒体账户的“情感”与“身份”属性对其互动关系创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情感上，消极情感抑制了互动的发出，被消极情感主导的媒体表现出“独白”式的言说倾向；积极情感具有同质性效应，被积极情感主导的媒体形成了联系紧密的“情感社群”。在身份上，共同的区域身份促进了互动的发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媒体具有明显的外向性特征；并且区域身份具有同质性效应，“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媒体之间形成了联系紧密的“区域身份共同体”。理论上，研究阐明了情感与身份属性对媒体间互动的影响机制；实践上，研究为如何从“关系”视角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启发。

作者简介

时伟，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黄文昕，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



一

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助力全球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与此同时，它还成为中国彰显国家实力的一张重要名片（孙吉胜，2019）。正因如此，自其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发力点。十余年来，这一倡议在国际社会上广受赞誉与支持，然而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宣传的过程中，国际舆论场上始终弥漫着对中国的误解与猜疑，“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而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由垄断国际传播话语权的西方主流媒体所操纵（黄俊，董小玉，2015）。面对着分歧较大的国际对话环境，尚在发展的中国外宣媒体有时不得不被动应对。

社交媒体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补强了中国对外传播的力量。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具有即时、互动、跨身份和多模态等特性，在较短时间内直接触达普通用户，国内主流媒体也因而纷纷在X（原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国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开通账号，向国际受众直接传递有关中国的新闻，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信息因“转译”而造成的误解（邢丽菊，赵婧，2021）。不过，国际社交媒体平台毕竟是一个复杂多元的舆论场域，其中汇聚了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媒体组织，它们也有着相对独特而固定的读者圈子，并且相对于中国媒体而言，各国媒体往往与其特定用户有着更近的心理距离，因而是其用户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来向武，赵战花，2019）。尽管如此，媒体运作的一个重要惯例就是媒体机构间消息的相互引用，这样的关系在全球媒体之间形成了一张庞大的“信息互动网络”（吴瑛，李莉，宋韵雅，2015）。基于特定“关系”进行互动的现象与社交媒体平台的“连接性”力量（Van Dijck，2013：5-6）不谋而合，并且其关系的内涵被进一步丰富。比如，在X上，媒体账户间不仅可以通过“引用（quote）”来进行互动，还可以通过“转发（retweet）”“回复（reply）”和“提及（@xxx）”功能来进行支持表达、对话发起、信源标示等互动行为（Sun，2020）。

多种多样的互动关系将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同的媒体账户连接起来，形成了一张崭新的“互动网络”。已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平台上这种互动关系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可能会受网络结构因素、网络节点或边属性的影响（Sun，2020）。而在这多重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互动网络如同一张“信息版图”，它实际上表明的是各个媒体机构在其中地位的高低和话语权的大小（吴瑛，李莉，宋韵雅，2015）。伴随着互动行为的不断进行，这一互动网络也时刻处在变化之中。通过策略式地运作上述影响因素，网络节点发出或接收到的互动连接的数量会发生变化，体现在数值上就是网络统计值的改变，反映在现实中就是网络地位和话语权的跃迁。

为了分析上述变量对关系创建的影响，诸多研究借助了指数随机图模型（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s，ERGM）。ERGM可以用来评估网络结构、节点或边属性对节点间创建连边的概率，在社交媒体网络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运用（Sun，2020；Xu & Zhou，2020；Zhang & Ho，2020）。在社会网络中，前述变量的具体所指复杂多样，需要结合实际网络特征与节点属性进行考察（Shumate & Palazzolo，2010）。本研究聚焦于“情感”与“身份”两个属性变量，基于ERGM，分析二者对X上“一带一路”议题的媒体互动关系的影响。就目前而言，相关研究或侧重于对“一带一路”议题的讨论内容进行挖掘，或仅对议题讨论网络结构进行描述分析，少有研究从“关系创建”的视角切入，考察何种因素影响了媒体互动关系的形成。从理论角度讲，研究阐明了情感与身份因素对媒体互动关系的影响机制；从实践角度讲，研究有助于为加强“一带一路”议题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国际媒体合作与互动提供参考。

二

文献回顾

（一）国际社交媒体上“一带一路”议题的传播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创造了与世界各国对话的更多机会，开辟了更广阔的传播场域。这一优势特征在国际社交媒体的助益下愈发凸显。诸多研究以“国际社交媒体与‘一带一路’议题传播”为主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总的来讲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理论讨论侧重于思考如何借力“一带一路”做好对外传播工作，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童清艳和刘璐（2019）认为，“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借助“一带一路”的合作契机，以社交媒体为载体开展文化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可以有效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文化影响力。李希光（2020）指出，社交媒体在诸多重大议题上仍然是西方传统媒体的“传声筒”，面对此种情况，中国可以开展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重点的全球舆论引导战略，汇聚多方合力，从而扭转对中国的不利局面。李红秀（2019）则着眼于“新媒体公共外交”，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新媒体公共外交提供了便利，有助于推动搭建本国政府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民众直接沟通的桥梁，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另一方面，实证研究较多侧重对“一带一路”议题的讨论内容进行分析。比如，薛瑞凯（2021）分析了X上2019年—2020年期间关于“一带一路”议题讨论推文的情感特征，发现其情感以中立为主，但存在着明显的时间波动和空间差异。赵常煜等（2019）从情感与主题两个方面分析了X上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推文，发现了存在于安全议题上的显著消极性和经济议题上的显著积极性。Kuteleva（2023）分析了YouTube上中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宣传的报道，指出平等主义和理性自利是视频传达的最有力的话语框架，中国媒体借此向世界描绘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形象。Vila（2023）考察了中国在X上就“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数字外交活动的相关推文，研究结果既表明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数字外交过程中的积极主动性，也发现了中国在与国际媒体话语竞争过程中的局限性。此外，也有部分研究不局限于内容，考察了议题传播的网络结构。比如汤景泰等（2018）分析了X上2017年“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期间的议题转发网络，发现了子群结构与传播效果的正相关性，并进一步指出关键节点和子群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媒体在“一带一路”议题中掌控话语权的重要方法。聚焦于同一事件，罗韵娟和王锐（2020）的研究则从创新扩散视角切入，发现信息以一级和二级扩散为主，中国主流媒体是主要的信息提供方，网络结构呈现出同质性和异质性并存的特点。周翔和吴倩（2019）对“一带一路”议题X传播网络结构的分析指出了我国媒体利用国际社交媒体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信息流动性差、构局碎片化、媒体地位边缘化等结构性劣势。

总的来讲，现有的相关研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皆有论及。理论探讨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跨领域协同实现双赢的效应，实证研究也兼顾了内容与关系两个维度。不过，通过文献梳理，研究发现，一方面，有关“一带一路”议题的国际社交媒体传播研究仍较多地停留在对内容的挖掘，另一方面，即使涉及对网络结构分析的研究，其重点也大多聚焦于对网络结构的描述与统计。前文提到，网络中的节点通过策略式地运作结构与属性等变量，可以改变自身在网络中的地位与话语权，从这一点来看，进一步考察关系形成背后的影响因素，了解其促发机制，同样是提升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的重要一环。换言之，研究不应当满足于知晓网络结构“是怎么样的”，更应当进一步探查网络结构“是怎么来的”。有鉴于此，本研究借助ERGM，考察“情感”与“身份”两个因素对X上“一带一路”议题媒体间互动关系创建的影响机制。

（二）ERGM：探索关系创建的影响因素

ERGM是用来考察社会网络中节点间关系创建机制的分析框架。ERGM认为网络关系的形成是网络的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内生变量即网络结构因素，考察的是网络内部的子结构（构局）对连边（关系创建）的影响，主要包括弧、二元组、三元组、星型结构等，这些构局是网络本身就具有的结构特征，通过统计真实网络中各种构局的数量，并将其与模拟生成的随机图中相应构局的数量进行比较，就可以判断该种构局出现的概率是否显著高于随机出现的概率，进而表明该种构局对连边的重要性（Robins et al.，2007）。外生变量一方面包括边协变量，指节点间因其他关系而形成的另一种网络对当前网络连边产生的“夹带效应”（Lusher，Koskinen & Robins，2012 ：27-28），比如学业网络对友谊网络的影响。另一方面包括节点属性因素，这是传播学研究中关注较多的一类变量（Shumate & Palazzolo，2010），本研究中的情感与身份变量即节点所具有的属性。根据ERGM的解释，节点属性对连边的影响主要通过三种机制来实现。第一，发出者效应，即在有向网络中，具有某种属性的节点有更高的概率产生向外传出的连边；第二，接收者效应，即在有向网络中，具有某种属性的节点有更高的概率产生向内传入的连边；第三，同质性效应，即具有相同属性的节点具有更高概率形成连边（哈瑞斯，2014/2016 ：26）。在本研究中，对情感与身份两个变量的考察即围绕上述三种机制展开。

ERGM在经济管理领域应用较为广泛（杨文龙，杜德斌，2018；唐晓彬，崔茂生，2020；徐建军等，2022），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也有涉及。比如陈爱萍和俞琰（2012）较早地利用ERGM，分析了新闻转载网络的结构，并称“指数随机图模型为研究网络新闻媒体提供了新的方法”。陈华珊（2015）借助ERGM发现线上虚拟社区的使用促进了网络公民参与。黄文森和廖圣清（2021）的研究构建了媒体微博账号转发和引用的关系网络，利用ERGM考察了媒体类型、内容和区域的同质性效应对新闻生产和扩散关系形成的影响。Sun（2020）对推特聊天社区#dsma的对话网络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基于属性的社会选择和内生网络自组织因素影响了对话的产生。Xu和Zhou（2020）对X上一场营销事件的研究提及网络分析显示出基于标签的同质性倾向。Zhang和Ho（2022）借助ERGM揭示了在X上有关“数据新闻”话题的讨论网络中，用户的性别、地理位置和机构类型与连边形成的关联程度。具体到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研究则较少，较有代表性的是Zhang（2017）关注“一带一路”相关话题的X帖子中的“国家共现”（两个国家出现在同一条推文中，即认定两国之间存在连边）网络，并借助ERGM考察了地理、政治和经济因素对连边的影响。

总的来讲，ERGM为分析社交媒体平台上账户间互动关系生成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相关研究既涉及用户日常参与，也关注到媒体新闻生产。不过，现有研究较少将ERGM与国际传播语境下的媒体互动结合起来，分析互动关系的影响因素。考虑到在当前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主流媒体的话语仍占主导地位，中国媒体应当借助社交网络平台积极展开对话合作，依托多种形式的互动改善自身在“信息版图”中的地位。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如何促发中外媒体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充分发挥主动性，并搭建畅通的对话环境。本研究拟从“情感”与“身份”两个因素入手考察。

（三）情感与身份因素对关系创建的影响

1.媒体情感性与关系的创建

传统上，以客观和理性为原则的新闻业一直将“情感”拒之门外，情感被认为是损害或侵蚀专业新闻工作、干扰记者做出理性正确判断的一个不利因素（Pantti，2010）。然而，新闻实践表明客观性的原则与情感并不冲突，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的“情感性策略仪式”指出，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表现出的情感并非源自媒体本身，而是将情感“外包（outsource）”给信源，媒体做的只是严格按照报道原则将之本色呈现（Tuchman，1972），这是一种对情感的工具性使用。因此，即使是客观的、事实性的新闻报道也不是没有感情的（Peters，2011）。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催生了数字化、网络化的新闻机构，推动了更加个性化和情感化的新闻话语形式，情感在新闻业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社交媒体信息中的情感性色彩正是使其得以病毒性传播的重要因素（Stieglitz & Dang-Xuan，2013）。因此，为了适应社交媒体时代的竞争，媒体机构也开始积极拥抱“情感”，数字时代的新闻业正在经历一场“情感转向”（彭增军，2019），情感成为新闻内容中的合理存在。有学者指出，新闻中的情感因素甚至还会促进受众对于新闻的理解，受其感召而被动员（Kotisova，2019）。因此情感表达不一定会破坏公共领域，它可能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积极力量，有助于受众之间形成新的参与和认同形式（Wahl-Jorgensen，2016）。社交媒体帖子短小精悍，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吸引眼球的内容，情感的运用无疑是一个绝佳的策略（钟智锦等，2017）。X上的媒体账户在各类议题的报道上普遍采用了情感性叙事手法，以吸引用户关注和参与（Kim & Chen，2024）。

情感即社会信息理论指出，情感是社会互动过程中社会影响的主要来源，通过情感反应和认知推断两条路径发挥作用（Van Kleef，2009）。首先，情绪化的表达能够激发行动者的情感反应，进而影响其行为。在组织研究中，有学者指出，行动者感知到的积极情绪体验会诱发其内在的积极行为，进而促进合作关系的达成（Van Der Schalk et al.，2011）。其次，情感会启动认知推断过程，行动者所感知到的情感体验传达了对现实情境的认知信息（Lazarus，1991），通过这些信息，行动者可以做出相应的行为反应（Van Kleef，2014）。比如Visser等人（2013）研究发现，当行动者面对他者的悲伤情感时，可能会推断其处于需要帮助的状态，进而促使其采取帮助行为。可见，无论是情感反应还是认知推断过程，行动者的情感状态均会激发其主动采取或被动获得特定的互动行为，与他者建立相应的社会联系。情感的这一作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也得到印证。比如，Xiong、Feng和Tang（2020）考察了用户间的政务微博互动网络，借助ERGM，研究发现情感愈发极端的用户越有可能发出和收到互动。Liu等人（2020）利用ERGM考察了网络健康社区的应答网络中信息交流和社会支持的模式，发现极化的情绪增加了收到答复的机会。这些研究着眼于普通用户间的互动，且以“极性”来表征情感，其理论假设的依据即前述ERGM中的“发出者效应”和“接收者效应”。那么如果将目光转向“媒体”这一行动者，不同类型的情感对于媒体间的互动关系的产生或接收又会有怎样的影响？这一点仍有待探索，据此，研究提出如下问题：

RQ1：媒体的情感倾向如何影响互动的发出？（发出者效应）

RQ2：媒体的情感倾向如何影响互动的接收？（接收者效应）

前文提到，关系的创建还可能具有“同质性效应”。就情感而言，事实上，情感同质性效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存在已得到一系列研究的证实。社交媒体上存在着众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碎片化虚拟社群（Bisgin，Agarwal & Xu，2012）。有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具有相同情感倾向的用户彼此之间连接更加频繁、紧密，结成紧凑的子社群，从而导致“情感回音室”的形成（Törnberg et al.，2021）。情绪传染理论也表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情感会通过用户间的关注、互动等关系进行传染，导致相互关联的用户表现出相同的情感倾向（Kramer，Guillory & Hancock，2014）。具体到国际传播的语境下，“共情”也被认为是一条重要的传播策略，它指的是沟通双方基于相似的情感体验而感受到的具有共同特性的情感活动（吴飞，2019）。这样一种传播方式更具柔性与张力（张昆，张晶晶，2022），共情与媒体的传播行为相结合有助于消解主体间的边界感，实现共同情感的连接（徐明华，2019：55）。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这种对共情的追求叠加了情感同质性效应，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同质用户之间的连接。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媒体不同于普通用户，诚然，情感进入新闻已是既成事实，但是作为媒体，其本身的专业准则要求自身不可过度煽情，以免适得其反（徐明华，李虹，2022）。可见，在这种可称之为“弱共情”的情况下，情感同质性效应的表现如何尚不明晰。据此，研究提出如下问题：

RQ3：互动是否更倾向于在具有相同情感倾向的媒体间产生？（同质性效应）

2.媒体身份与关系的创建

身份（identity）作为社会关系的载体，是一种被他人和自我共同建构出来的符号标识系统，由个体—个体、个体—群体或群体—群体的互动关系性质所决定，它是可以被同化和改变的一种柔性的价值认知和自我定位（傅才武，严星柔，2016）。具有共同身份的一个群体（称为“内群体”）建构起了“我们”的意识，不具有该身份的群体（称为“外群体”）则被标记为“他们”，通过这样一个社会分类过程，一种“身份认同”的理念被树立起来（Tajfel & Turner，2004）。这种身份认同包括诸多维度，如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等（陶家俊，2004）。本研究关注媒体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身份认同”对互动的影响。区域身份认同指的是特定区域内的群体成员基于共享的文化、政治、经济等背景而形成的共同体。区域共同体超越了国家的边界，正如Gaertner等人（1993）提出的“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所表明的，当原本各异的群体融汇，具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之后，原本的内群体与外群体之别便会消弭，一个新的内群体诞生了，新的身份认同在这一内群体中逐渐形成。根据制度理论中的组织联盟论，具有特定身份标签的组织有着共同的行动目标和利益诉求，在行动上倾向于积极为自身所属群体发声，以争取支持或扩大影响力，因而其间会发生行动者间关系的连结或解体行为（Wang & Shin，2023）。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相关的合作国家创建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十余年来，通过地缘联通、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政治合作等形式，“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家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带一路”带来的福利。从物理联通到民心相通，融汇之后的群体成员也在不断加深对“‘一带一路’合作国家”这一共同身份标签的认同感（赵永华，刘娟，2018）。有研究指出，这种认同感同样也会体现在所在国家的媒体报道之中（宣长春，林升栋，2021）。那么，从关系视角来看，这种内外有别的区域身份认同是否会对媒体间的互动产生影响呢？据此，研究提出如下问题：

RQ4：媒体的身份如何影响互动的发出？（发出者效应）

RQ5：媒体的身份如何影响互动的接收？（接收者效应）

身份同样是同质性理论关注的重要因素，相同的身份标签（如职业）就被发现具有同质性效应（McPherson，Smith-Lovin & Cook，2001）。具有身份认同的内群体成员之间更倾向于彼此产生亲近感，因而互动的频次也会更加频繁，反映在社会网络上就是形成一个内群体成员集聚的子社群（Enjolras & Salway，2022）。一项针对新闻记者的同质性研究发现，X上记者间的互动具有地缘身份同质性，同处一个行政区域的记者互动更加频繁（Hanusch & Nölleke，2018）。黄文森和廖圣清（2021）对微博上媒体组织间互动网络的形成分析也发现了区域同质性效应。因此，根据ERGM的同质性假设，区域身份认同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内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为了考察这一点对于媒体机构是否成立，研究提出如下问题：

RQ6：互动是否更倾向于在身份相同的媒体间产生？（同质性效应）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X作为数据来源，作为国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之一，X的用户群体遍布全球，更为重要的是，各个国家的媒体机构也纷纷在X上开通账户并传播信息，使X成为普通用户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之一。此外，X提供的各种互动功能也为本研究的关系分析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时间范围上，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的时间（2013年9月）为起点，截止到2023年6月（由于X官方对API的封锁，6月之后的数据无法获得，此为研究的一个遗憾）。本研究以“one Belt one Road”“Belt and Road”“New Silk Road”“B&R”“OBOR”等关键词为检索条目，接入X提供的学术端API获取上述时间范围内提及关键词的全部历史推文，返回的信息包括用户名、推文类型、推文内容、地理位置等，最终获取418938名用户发布的1248546条推文。

进而从中提取媒体发布的帖子，各类机构和影响者账户均已被X标记为“认证（verified）”用户，研究据此过滤掉非认证用户，剩余10338个账户（75828条推文），由两位编码员依据账户简介、历史发帖等内容进行人工识别。研究随机抽取1000个账户样本进行预分类，Cohen’s Kappa系数为0.88，具有强一致性，编码信度有保证，随后编码员平分剩余账户完成分类。最终提取出332个媒体账户（23422条推文）。

（二）测量与编码

首先是媒体互动网络的建构。X上存在着转发、回复、引用和提及等具体的互动形式，虽然形式各异，但这些行为在整体上均带有与其他用户展开交流对话的意涵，并且从形式上讲，这些行为均会在推文中以明确的@xxx的形式体现出来。因此研究采纳了广义的“互动”意涵，提取推文中的全部“@”关系作为媒体账户间互动的表征，构建了一个有向加权网络。

其次是媒体主导情感的识别。研究采用目标级情感分析法（aspect-level sentiment analysis），判断媒体在一条推文中对“一带一路”这一对象的情感倾向。判断过程借助百度发布的情感预训练模型SKEP完成，该模型采用无监督方法对文本的情感倾向进行自动识别，然后利用情感内容构建数据集，训练出一个分类器模型，SKEP在目标级情感分析任务上已被证明有着超越以往模型的优异性能（Tian et al.，2020）。最终将每一条推文分类为对“一带一路”议题的积极、中立或消极情感类别。由于普遍存在一个账户发布多条推文的情况，因此本研究参考Guo，Rohde和Wu（2018）的方法，规定占比最高的情感为该媒体对“一带一路”议题的主导情感。

接下来对媒体账户是否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媒体的身份进行编码。首先确定媒体所在国，数据中的绝大部分媒体在账户简介或推文中添加了地理位置标记，研究者据此将其分类至相应国家。少数未标记或标记不清（如地理位置显示为“world”）的账户，研究者通过检索其官方网站上的“about us”一栏，以其总部所在地为所在国分类。然后，依据中国一带一路网 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名单，将对应国家的媒体账户归类为“是‘一带一路’合作国媒体”（1）和“非‘一带一路’合作国媒体”（0）。此外，根据ERGM的建模要求，模型中自变量的选择需要同时兼顾网络结构特征和基于理论预设的节点属性，以避免出现模型退化而导致的拟合无效（Shumate & Palazzolo，2010）。因此，除了本研究关注的情感与身份变量外，经过多次尝试与修正，研究加入了结构变量（互惠性、中介性）和国别属性作为控制项，以提高拟合优度和评估的可靠有效性（段庆锋，蒋保建，2018）。

（三）分析方法

研究使用Gephi对媒体互动网络进行可视化并统计网络度量指标，以描绘网络结构特征。使用R软件的Statnet包拟合指数随机图模型。由于ERGM估计的是连边的有无，因此代入模型中计算的网络为二值网络（存在连边计为1，不存在连边计为0）。模型参数的估计使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极大似然估计法完成（MCMC MLE），然后根据模型结果的系数和显著性（p值）估计各个变量对节点间连边的影响。

四

研究结果

由于本研究考察的是媒体间互动关系，因此将332个媒体账户中未产生互动的孤立媒体账户排除在外，最终本研究构建的媒体间互动网络共包括327个媒体账号节点和898条加权边。这些媒体账户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其中账户数量超过10个的包括美国（87）、英国（48）、中国（38）、印度（38）、澳大利亚（21）和菲律宾（13）和肯尼亚（11）。

首先对媒体互动网络的结构进行概述。整体网络密度为0.008，表明整体网络较为稀疏；聚类系数为0.885，表明节点间较容易形成连接紧密的子社群。因此，整体上网络连通性较差，节点倾向于局部聚集。媒体间的互动存在较强的局部封闭性，呈现区块分隔的特征。

然后对节点的中心度进行分析。表1列出了入度值、出度值和中介度值排名前10的账户，可以发现，三类度值较高的账户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中介度值衡量了一个节点在何种程度上连接了两个不直接相连的节点，一旦此节点消失，网络的连通便会断开，因此中介度值高的节点充当了互动的中介者和枢纽的角色。入度值衡量的是一个节点收到了多少互动关系，在本研究中即其他账户都选择与某个节点互动，它可以作为评估一个节点的声望高低的指标。出度值衡量的是一个节点主动发出了多少互动关系，它可以用来评估一个节点的活跃性。综合来看，Reuters、XHNews、CGTNOfficial和business四个账户既具有较高的声望，同时又表现出了较高的中介性，因此这类账户可以被称为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宫贺，2016），是“一带一路”议题重要的信息来源和互动对象。MekongEye、BloombergAsia、SCMPNews和chinadialogue四个账户既具有较高的活跃度，同时又表现出了较高的中介性，因此这些账户往往是作为“信息搬运工”角色出现（O’Regan & Choe，2022），影响着互动关系的传递路径。



中国媒体账户的表现值得关注，表1显示，中国媒体在中介性和声望头部排行上均有排名靠前的账户，尤以中介性数量为多，表明其作为关系枢纽和信源的重要性，不过就活跃度而言，头部账户中仅有SCMPNews（《南华早报》）上榜。说明中国媒体的互动行为显示出一种较为被动的状态，虽然频繁的“被互动”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声望，但这种能见度的提高并不必然代表收到的关系都是积极的，中国媒体在主动发起对话上仍然需要努力。

接下来，研究结合ERGM评估结果回答前述研究问题。

首先判断模型拟合优度，判断依据为模型给出的AIC（赤池信息标准）和BIC（贝叶斯信息标准）值。如表2所示，依次将基准变量（边）、结构变量和属性变量纳入模型后，可以发现AIC和BIC的值在不断下降，说明ERGM的拟合优度在不断提高，即研究所纳入的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网络连边的形成（哈瑞斯，2014/2016：103）。模型3为最终的全模型，研究将其作为最终结果进行阐述。



RQ1询问媒体的情感倾向对互动关系发出的影响。为了考察积极与消极情感的影响，研究将中立情感设置为参考项。表2中模型3显示，消极情感对媒体向外发出连边（主动发起互动）具有显著的负效应（β = -.791，p < .01），换言之，消极情感对互动的发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被消极情感所主导的媒体更不可能主动向其他媒体发起互动。积极情感对媒体发起互动的影响并不显著（β = -.329，p = .206）。

RQ2询问媒体的情感倾向对互动关系接收的影响。如模型3所示，无论是积极情感（β = -.328，p = .252）还是消极情感（β = -.064，p = .773），均对媒体收到互动关系无显著影响。

RQ3询问媒体间是否存在情感的同质性连接偏好。如模型3所示，分别考察三种情感各自的同质性连接倾向。结果表明，积极情感的同质性连接效应显著为正（β = .507，p < .05），换言之，以积极情感为主导的媒体之间更容易形成连边（产生互动）。而中立情感（β = .068；p = .824）和消极情感（β = .487；p = .265）的同质性效应则不显著。

RQ4询问媒体的身份标签对互动关系发出的影响。如模型3所示，以非“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家媒体为参照项，结果表明，具有“‘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家媒体”这一身份标签的媒体对其向外发出连边（主动发起互动）具有显著的正效应（β = 1.164，p < .001）。换言之，该身份标签对媒体互动的发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家的媒体更可能主动向其他媒体发起互动。

RQ5询问媒体的身份标签对互动关系接收的影响。如模型3所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家媒体”的身份标签对互动关系的接收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媒体并未因具有此种身份标签而有更高的可能性收到其他媒体的互动。

RQ6询问媒体间是否存在基于身份认同的同质性连接偏好。如模型3所示，分别考察具有和不具有“‘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家媒体”身份标签各自的同质性连接倾向。结果表明，具有此种身份标签的媒体表现出显著的同质性效应（β = .870，p < .001），即“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家的媒体更加倾向于彼此连接，互动也更加频繁。而不具有此种身份标签的媒体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同质性效应（β = -.104，p = .632）。

此外，对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发现，互惠性对网络结构的影响显著为正（β = 2.663，p < .001），表明互动网络中倾向于形成互惠性的二元组；中介性（GWDSP，几何加权边共享伙伴），即不闭合的有向三角形构局对网络结构的影响显著为负（β = -.214，p < .001），表明网络中并不倾向于形成中介性的开放三角结构；国家属性的同质性效应显著为正（β = 2.881，p < .001），表明相同国家的媒体间互动更加频繁。

五

总结与讨论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仅要重视我们“说了什么”和“怎样说”，还应当注重关系的维护和互动的表现。社交媒体平台创造的是一个“网络化”的生存环境，置身于其中的个体所发出与收到的互动关系的多寡，影响了其在舆论场中的地位高低与话语权大小。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媒体机构既是受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一国声音对外传播的前沿阵地。从这一点上来讲，媒体有必要采取相应的策略，与其他主体积极互动，创造更多的发出与接收的连接关系，进而提升自身地位与话语权，如此方能让优质的故事和动听的声音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小众变成主流。有鉴于此，本研究以ERGM为分析框架，考察了媒体的“情感”与“身份”对其关系创建的影响，厘清其关系生成机制，从而为以“关系”为核心的国际传播工作的开展提供思路。研究主要的结论与讨论如下。

（一）消极情感：关系创建的抑制效应

本研究结果表明，被消极情感主导的媒体缺乏关系创建的主动性，换言之，消极情感在媒体间关系的创建中具有抑制效应，而消极情感对于互动关系的发出影响并不显著。这一发现呼应了情感即社会信息理论中对负面情感的观点，即“消极情感的抑制性后果”（Van Kleef et al.，2009），正如组织间情感沟通研究所表明的，消极情感信息所触发的情感反应与认知推断过程，形塑了行动者的负面态度，最终抑制了合作关系的形成（Van Doorn，Heerdink & Van Kleef，2012），这在本研究中表现为关系的抑制效应。至于积极情感，研究未发现其对于关系发出或创建的显著影响。上述发现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先前研究表明，无论积极或消极，越发极端的情感越有利于用户间关系的创建（Xiong，Feng & Tang，2020；Liu et al.，2020），换言之，情感具有一种“生成性”的力量，促发了账户之间的互动。本研究则表明，被消极情感主导的媒体更倾向于采取“独白”式的言说方式，避免对话与互动。对这一现象的进一步解释需要结合账户性质分析。在本研究中，被消极情感主导的媒体账户有41个，其中非“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媒体账户的数量高达35个，而从国别上来看，又以美国（21）和英国（5）的主流媒体为最。这一发现也回应了为何只有负面情感呈现出统计显著性，西方主流媒体长期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有负面偏见，并且在传达负面信息之时，缺乏一种对话与交流的底气，仅仅是通过“自我言说”的方式来发布负面信息、表达批评意见，既不倾向于用转发和引用来明示信源，也不倾向于用回复和提及来寻求对话。这样一种逃避的态度无益于良性的沟通环境的建构，而且长此以往，更会使得这种“独白”式发言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积极情感：关系创建的同质效应

本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积极情感对关系的发出与接收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是如果将视角聚焦到具有相同积极情感的媒体，研究发现积极情感具有同质性效应，被积极情感主导的媒体之间有更高的概率创建连接。这一发现印证了积极情感的同质性效应和传染效应，也呼应了国际传播实践的“共情”观点。以往研究主要从理论思辨层面论证共情在国际传播中的可能与可为（吴飞，2019；赵新利，2021；徐明华，李虹，2022），而本研究创新性地将ERGM与国际传播关系互动相结合进行分析，为借助“共情”的力量开展国际传播活动提供了实证数据的验证与支持。积极情感可以发挥一种“黏合剂”的作用，唤起认同的力量，有助于促进以沟通和对话为基础的关系建构（杨奇光，左潇，2023）。在本研究中，被积极情感主导的媒体账户有202个，占全部账户比例的62%，因此积极情感是“一带一路”议题讨论的优势情感，被积极情感主导的媒体账户有着比其他情感的媒体账户更紧密的连接关系，形成较为团结的情感社群。在这样一个社群中的情感共鸣有助于消解沟通壁垒，最终如本研究所示，成为构建共同体的情感基础和联结纽带。不仅如此，更加频繁的互动也有助于发挥情感认同对事实认同的推动作用，对于消除误解，增进互信同样有所助益。

（三）“合作国家”身份标签：关系创建的促发效应与同质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家的媒体是互动关系的积极发出者，并且这样一种身份标签具有同质性效应，它促进了“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媒体之间的互动。这一发现呼应了组织联盟论所指出的身份标签的动员作用，组织的共同目标与共同利益激发了对话与互动意愿，促进了组织的关系实践活动。就同质性而言，本研究发现也印证了共同身份标签的同质性效应，组织的身份认同形成了聚合力量，同样影响了关系实践。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来看，这一方面表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合作国家带来的切实的利益和实际的好处，也促使媒体认同了这一区域身份，进而愿意通过对话等互动形式积极主动地传布“一带一路”议题信息。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打造区域共同体上的有效性。相应的，不具有这一标签的媒体就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的效应，从反面印证了该身份标签的重要性。对身份认同的进一步分析需要纳入情感因素的考量。有研究指出，某种“内群体”的身份会激发起群体内部的亲近与认同，在本群体内部产生积极的情感氛围（Tajfel & Turner，2004），这一观点也一定程度地解释了前文提到的积极情感社群的形成。在媒体账户中，共同的内群体身份形成了身份认同，基于此，媒体间形成了“我们”的亲密意识，更容易在情感上彼此贴近依靠，在共享“一带一路”发展成果的基础上，一种积极共通的情感连接便建立起来。而这种积极的情感反过来也有助于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加深群体成员对彼此的认同（Tajfel & Turner，2004）。

（四）实践启示

基于上述总结与讨论，本研究对中国媒体在“一带一路”国际传播中的“关系性”实践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正视负面信息，主动寻求对话互动。本研究发现，负面情感主导的媒体缺少对话与互动的积极性，尽管这样的媒体主要为西方主流媒体，但对于中国媒体而言，负面情感的互动抑制效应同样值得警惕。在国际舆论场上，负面信息在所难免，涉及“一带一路”议题的负面信息固然需要谨慎对待，但自说自话、缺乏互动可能会关闭沟通的大门。主动的互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坦率、直接、真诚对话的态度，同样也是面对负面舆情时危机公关的形象修复策略（Benoit，2015：50-58）。因此，越是负面的信息，越是要用真实可靠的事实说话，用主动的行为接受对话，推动国际传播化危为机。

其次，注重政策对话互动中的情感融通。本研究发现积极情感具有同质性效应，形塑了共情的力量，这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对“一带一路”发展事业的成就的认可，才产生了相应的积极情感。有鉴于此，中国媒体在做好“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之时，要充分发挥与彰显此政策的情感互动潜力。具体而言，第一，要突出政策的合作互惠实践效能，激发情感的动员力量；第二，在对话中要以积极情感作为沟通的情感中介，深化情感的认同力量；第三，实现从“情感共同”到“情感共通”的跨越，发挥情感的融通力量。本研究表明，互动以情感的共通为前提，而原子化的共同情感的聚合导致的是情感的圈层化、封闭化和极端化，对于国际传播而言效果会适得其反（Törnberg et al.，2021）。

最后，利用独特身份标签，强化共同体意识。本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媒体”这一独特的身份标签，一方面有助于广泛的互动关系的发出，提升合作国家媒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见性与影响力，另一方面，这一身份标签强化了合作国媒体的互动，有助于深化媒体的身份共同体意识。可见，积极扩展“一带一路”合作的“朋友圈”，纳入更多合作国家与媒体机构，共享发展成果，有助于形成更大范围的身份认同，并帮助树立积极正面的“一带一路”形象，提升国际口碑。2019年，“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在中国媒体的主导下成立，成为构建共同体的初步尝试，在此基础上，共同身份认同感的形成需要更加紧密、切实可感的实践与成果的支撑，以形塑荣辱与共、情感交融的身份共同体。

从理论上讲，本研究从“关系创建”的视角切入国际传播研究，借助ERGM，分析了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媒体账户的“情感”与“身份”属性对账户间互动的影响机制，并阐明了情感与身份变量对关系创建所产生的促发效应、抑制效应和同质性效应。从实践上来讲，研究为中国媒体思考如何超越文本话语，进一步从关系的打造与维护入手，借助情感的融通和身份的塑造来做好“一带一路”议题的传播工作提供了思路和建议。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改进。第一，本研究仅考察了情感与身份变量，事实上，仍有许多其他有价值的变量（如媒体类型、媒介制度、其他身份属性、相关网络协变量等）值得分析；未来研究可作进一步探索。第二，本研究将转发、引用、回复和提及视作广义上的互动形式来汇总考察，对不同互动的差异考虑不足；后续研究可以分别考察转发、互动等网络行为，实现对不同互动性质的深入考察。第三，由于部分媒体账户没有与其他媒体形成互动，因此被排除在本研究的网络互动分析中，忽略了可能存在的隐性互动特征，对于研究结论的实践与推广产生一定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超越对显性的互动标识的关注，考察媒体间内容语义层面的隐性互动行为。第四，本研究分析的是横跨10年的数据的静态网络图，对于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而言，进一步基于划分阶段的历时性分析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网络结构的演化。未来的研究可在此方面进一步深入。第五，本研究仅以X为数据收集平台，对不同平台影响因素的差异考虑有所欠缺，未来研究可在跨平台分析方面继续推进。

本文注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1期。

本期执编/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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