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战熄火,但另一场战争却悄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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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11日签署行政令，使得持续近半年的关税战进入为期90天的暂停阶段。

该消息一经公布，全球各界似乎都如释重负。部分人群欢呼雀跃，认为贸易争端终于暂告一段落，世界仿佛重归和平。

然而，在此笔者需提醒，切勿过早乐观。贸易领域的争端虽暂时休止，但竞争并未结束，只不过斗争形式从“关税战”转变为“科技战”。



以下简要阐述几点看法：

首先，从关税战的角度来看，双方均已出现疲态。

聚焦美国，最新数据显示，其7月核心通胀率（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攀升至3.1%，创近半年新高。尽管自媒体上关于鸡蛋涨价、走私猖獗等说法可能存在夸张成分，但美国物价普遍上涨却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美国众多低价商品依赖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工厂供应。关税措施导致贸易受阻，进而引发物价上涨。

再观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出口是经济的重要支撑。极端关税政策带来的冲击，使无数出口企业承受巨大压力。

因此，关税作为经济博弈手段，虽声势浩大，但副作用显著。在尚未彻底击垮对方之前，自身经济可能已率先陷入困境。对于双方而言，暂停关税战、维持现状，是基于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

然而，暂时的止损并不意味着和解。关税战仅是表面上的缓和，科技战才是背后真正的较量。

科技领域是决定未来数十年国家命运的关键所在。在科技竞争中，领先者意图巩固优势，追赶者则力求突破。因此，科技战不可避免。美国将全力以赴维护其科技领先地位，而中国也将竭尽全力实现科技追赶。



这是一场关乎国家未来命运的“科技之战”。

美国的优势并非体现在手机和电脑等终端产品的生产数量上，而在于掌握产业最上游的生产工具和规则制定权。例如，芯片设计不可或缺的EDA软件、芯片制造核心设备光刻机等。芯片底层架构授权相关议题分析

在芯片产业的生态系统中，芯片最底层的架构授权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是整个产业发展的基石之一。

就当前产业发展格局而言，我们在芯片领域面临的核心挑战集中体现在最为关键的生产工具层面。具体而言，若美国对华采取限制措施，拒绝提供最先进的设计软件，并限制芯片制造设备的使用，那么我国芯片的设计与制造环节将会遭遇严峻的困境，对产业的长远发展形成重大阻碍。

从当前中美在芯片产业博弈的角度深入剖析，可以发现双方在产业竞争中均存在各自的弱点。美国的弱点在于，其国内经济面临通胀压力，同时在生产廉价商品方面存在困难。而我国芯片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部分关键技术尚未实现自主突破，对进口产品存在一定的依赖。尽管中美双方均存在产业弱点，但这些弱点的表现形式与产生根源截然不同，可将其定义为“非对称脆弱性”。

理解这一“非对称脆弱性”的逻辑内涵，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解读近期芯片产业领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在产业竞争策略方面，美国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强硬手段。一方面，美国通过《芯片法案》提供巨额补贴，以吸引芯片企业在美国本土投资建厂。截至2025年1月底，该法案已批准337亿美元的补贴以及55亿美元的贷款，为相关企业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激励。另一方面，美国出台贸易限制措施，规定非美国生产的芯片若想进入美国市场，需缴纳高达100%的关税。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美国试图将半导体产业链强行转移至本土，从而实现对全球芯片产业的绝对控制。

面对美国的产业竞争压力，我国采取了“苦练内功”的应对策略。在国内市场层面，通过补贴政策推动新能源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其技术迭代与市场扩张。在芯片技术攻关方面，持续投入资源，支持国产芯片技术的研发与突破。目前，国产7nm芯片已成功问世。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构建我国芯片产业的竞争优势，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护城河，同时解决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弥补产业短板。

无论是美国的“强制产业政策”，还是中国的“举国之力攻关”策略，双方均需付出巨大的经济与资源成本。从本质上讲，中美在芯片产业领域的核心利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2024年底发布的《中国WTO合规报告》中，美国方面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属于“掠夺性的非市场经济”，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一观点反映了中美在芯片产业乃至全球经济格局中存在的深层次分歧与竞争态势。对于核心技术独立自主的诉求，我们始终坚定不移，绝无退让的可能。当前所面临的矛盾，已然无法单纯通过调整关税数值这一手段予以解决。

基于上述情形，或许您已有所领悟。所谓的关税休战，恰似一场激烈拳击赛中，双方因体力消耗而达成的一种默契，形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中场暂停状态。

在此充满重大变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究竟应如何应对？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可奉为圭臬的标准答案。不过，以下几个方向或许能为您提供有益的参考。

其一，企业运营理念已发生显著转变，由过往的“效率优先”原则转变为“安全优先”原则。在过去，企业致力于实现零库存管理，并推行即时生产模式。然而，在当前形势下，对于核心部件的供应商，企业有必要进行多元化布局，增加供应商数量。对于众多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在海外设立第二个生产基地，这一举措已从可选方案转变为必须执行的战略部署。

其二，重大的变革往往蕴含着巨大的机遇。过去，商业模式创新领域孕育着最多的机会。展望未来，为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安全感”，将成为最为关键的机遇所在。例如，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为制造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以及开发关键部件的平价替代产品等，均是具有巨大潜力的方向。

其三，对于大型跨国企业而言，采取“两头下注”的策略似乎较为明智。以美国科技巨头英伟达为例，该公司一方面积极响应美国的《芯片法案》，在美国本土进行大规模投资；另一方面，又持续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协商，以保持对中国市场的芯片出口。尽管这种在夹缝中求生的策略看似充满风险，但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或许已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不得不感叹，我们这一代人正亲历着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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