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重思马克思系列——劳动、资本和机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技术 (7)西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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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本系列由个人译选自英文书籍《自动化与自主性——AI工业时代的劳动力、资本和机器》，仅作学习参考，不做任何商用用途。

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列宁逝世前一年（1923年），两位欧洲哲学家——乔治·卢卡奇（György Lukács, 1972 [1923]）与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 2013 [1923]）——发表了奠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的著作。这一领域的其他重要思想家包括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如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西方马克思主义拒绝将历史简化为“目的论表述”，也反对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社会与自然客观规律的科学”。它更贴近哲学领域，常援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并回归马克思的黑格尔哲学根基。经济学不再是核心议题，取而代之的是对艺术、意识形态、历史偶然性与社会批判（总体而言即“文化”）的关注。这种内容转向伴随基调的转变——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凯旋主义”转向“潜在的悲观主义”（Anderson 1979, 88）。这种悲观基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的讨论中尤为明显。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完全否定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的合理化技术化对共产主义是必要且可取的”这一论点（马尔库塞2013[1964]；葛兰西1992[1971]）。但他们对其预言更为谨慎，认为技术也可能成为支配劳动的前所未有的工具。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指出，通过启蒙运动，对自然的“技术支配”导致了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均是“技术理性对人类支配”的表现（阿多诺、霍克海默1997[1947]）。在马尔库塞看来，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虽理论上为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因其可能生产出“丰裕的需求与欲望”），但历史发展却否定了这一可能。相反，机器的泛滥催生了一种广泛的“技术理性”，其定义不再是“批判性思考”，而是“调整与顺从”（马尔库塞1998[1941], 146）。这造就了一个“单向度的”工人阶级，无法将自己与资本区分开来（马尔库塞2013[1964]）。

卢卡奇（1972[1923]）通过“物化”（reification）概念深化了马克思对“拜物教”的讨论。他指出，资本系统地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伪装成“物”，甚至将“主体性”本身降格为一种“技术关系”（Feenberg 2015, 493）。葛兰西（1992[1971]）则提出“霸权”（hegemony）概念，解释资本如何通过媒体技术与学校等文化机构，以“同意”而非“强制”维持统治。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已成功渗透文化与技术，并利用二者使工人愈发顺从、趋近于“机器”。这与此前马克思主义对“劳动-资本-机器”关系的理解截然不同。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也以其他方式进一步展开。
评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由卢卡奇和科尔施在1923年奠基，强调文化、意识形态和哲学批判，而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在AI时代，这一转向极具启示：AI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文化和社会力量的载体。例如，AI算法嵌入偏见和价值观，反映了资本和权力的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提醒我们，AI的发展必须超越经济效率，关注其对社会关系、人类主体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影响，避免技术中性神话。
        西方马克思主义拒绝历史目的论和科学主义，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客观规律。这在AI时代批判技术决定论至关重要：AI常被描绘为不可避免的进步力量，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偶然性和社会建构。例如，AI的自动化可能加剧不平等，而非必然导致解放。这种批判视角鼓励我们质疑AI的“必然性”，倡导民主化技术治理，确保AI服务于人类整体而非资本利益。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技术的谨慎态度直接适用于AI：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指出技术理性可能导致支配，马尔库塞警告“单向度”社会。在AI时代，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可能强化监控资本主义，使工人和消费者成为数据对象，丧失批判能力。例如，AI驱动的推荐系统塑造欲望和行为，巩固资本控制。西方马克思主义呼吁我们审视AI的支配潜力，推动技术设计融入伦理和解放目标，而非仅追求效率。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描述社会关系被伪装为物，葛兰西的“霸权”解释文化 consent 的维持。在AI时代，数据物化盛行：人类情感和社会互动被量化为商品，算法霸权通过平台如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自然化资本逻辑。例如，AI个性化内容制造 filter bubbles，削弱集体反抗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启示我们，对抗AI异化需揭露数据物化，挑战算法霸权，通过教育和文化斗争重建人类主体性。

        而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还是没有预见到今天的“自动化时代”会来临的如此之快。AI，尤其是大语言模型，本质上是对象化的人类智力总和——社会大脑。它是过去所有人类劳动（知识、文化、技术、经验）的结晶和自动化。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是劳动者将自身的本质力量注入到产品中的过程。然而，AI将这个进程推向了极致，它成了一个能动的、可以自我优化的“对立物”（Gegensatz）。它不再是被动的生产工具（如机床），而是具有了一定“主体性”功能的生产者。这就彻底颠倒了“活劳动”支配“死劳动”的传统生产关系，构成了资本逻辑下最大的异化（Entfremdung）图景：人类用自己的智慧结晶，创造出了一个足以取代自身、并使自身变得多余的怪物。

        资本在占有AI的同时，也在消灭自身增殖的基础——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终极悖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只能由“活劳动”（可变资本V）在超出其自身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中创造出来。机器、原材料（不变资本C）本身不创造新价值，只转移其自身价值。AI属于不变资本（C）。当一个完全由AI和机器人驱动的“无灯工厂”运行时，生产过程中几乎没有“活劳动”参与。那么，新价值（V+M）从何而来？剩余价值（M）又从何而来？资本增值的引擎就此熄火。资本通过追求极致生产率（用C替代V）的竞赛，最终亲手挖掉了自己存在的根基。消费环节的崩溃：资本循环（M-C...P...C'-M'）要顺利完成，不仅需要生产剩余价值，还需要在市场上实现剩余价值（即把商品卖出去）。这需要具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如果大部分劳动者因被AI取代而失业，丧失收入来源，那么社会整体的购买力就会急剧萎缩。资本生产出的海量商品将无人购买，最终导致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资本在消灭生产者的同时，也消灭了消费者。

        当资本占有着这个“社会大脑”，其目标必然是最大化利润，而不是人类的福祉。这将导致人类主体性的空前危机：对“神人”的异化：少数掌控AI资本的“神人”（如科技巨头所有者）和少数与AI协同的“精英”（高级工程师、管理者），其主体性也被异化。他们的一切决策和行为都必须服务于资本增殖和AI系统的效率最大化，成为维系这个系统的“人形部件”。对“凡人”的排斥：对于被系统判定为“无用”的普罗大众，其主体性面临更残酷的境地。他们不再是“劳动力后备军”，而是永久性的“多余人群”。他们的存在价值被彻底否定，不再是“劳动异化”的问题，而是 “存在异化”——连被剥削的资格都已丧失。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极限和死局。它暴露了资本逻辑的一个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它必须不断减少对活劳动的依赖以提高生产率，但活劳动又是其价值增殖的唯一源泉。

这预示着两种可能的未来：

沿着当前道路狂奔，导致一个极度不平行的“赛博封建主义”世界——少数AI资本寡头与全球庞大的“无用阶级”相对立，社会结构崩溃，人类陷入黑暗。

这场危机迫使社会进行彻底的重构。它雄辩地证明了，生产力（AI）已经发展到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不相容的地步。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开始严肃思考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AI的公共化与民主化：将“社会大脑”从私人资本的占有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全社会的公共基础设施。重新定义“劳动”与“价值”：超越“就业=劳动=价值”的狭隘观念，将看护、学习、创作、社区服务等未被传统经济学计入的活动都纳入价值范畴。构建新的分配制度：或许需要普遍基本收入（UBI）等机制，将AI创造的社会财富公平地分配给所有人，使人们从“为生存而被迫劳动”中解放出来，去追求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王国”里的创造性活动。

        AI的到来，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先知和切中要害。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问题。我们面临的不是技术的挑战，而是如何改造我们的社会关系，以匹配我们已经拥有的、足以让全人类解放的惊人技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