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鼎 刘洋 |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一带一路” 的主要挑战与路径优化——基于国际共生理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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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鼎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刘洋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

大国竞争越是激烈，世界政治极化越是凸显，越需要重视和合共生的理念价值，推动世界重新走向和平与发展。百年变局下，上合组织既面临组织定位、组织认同及动力不足等内部困境，又遭遇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冲突和地区安全等外部挑战，亟需拓展新的发展路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全球化和区域化提供了新动能，也赋予了上合组织新的发展动力。基于此，上合组织充分对接“一带一路”，力求激活区域经济合作潜力，强化成员国的制度认同，实现上合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与“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共建。源自中国学派的国际共生理论，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有助于引领世界从“极化”走向“共生”。本文基于共生理论，从主体、机制与底线三个维度阐释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主要挑战与路径优化。当前，挑战主要表现为：主体维度的差异化认知增强了对接阻力；机制维度的“拥堵效应”削弱了对接优先性；底线维度的域外势力干扰恶化了对接的地缘环境。基于此，主体上可借力“一带一路”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弥合差异化认知；机制上需打造互补型模式，发挥比较优势；底线上应激活“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的时代价值，强化对接共识。

关键词

世界政治极化；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

国际共生理论；对接

正文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政治极化愈发凸显。政治上，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引发了冷战结束后全球最严重的一次地缘政治博弈，意识形态对立甚嚣尘上。经济上，2025年4月以来，美国挥舞关税大棒对全球开征“对等关税”，中美贸易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在此背景下，以中俄为核心的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正处于风口浪尖。伊朗和白俄罗斯的相继加入，进一步刺激与强化了美西方对上合组织的负面认知，后者视其为“东方版北约”。上合组织的外部发展环境严重恶化，内部战略协调与政策沟通难度持续加大，亟需拓展新的发展路径。

在地缘政治矛盾与安全危机挑战交织叠加的当下，美国为进行霸权护持，不断挑动盟国强化对华威胁认知，加速经济相互依赖的“武器化”趋势，国际合作严重倒退。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全球化和区域化提供了新动能，更赋予了上合组织新的发展动力与发展空间。十余年来，“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为上合强化组织建设、深化成员国合作与维护地区稳定提供了重要机遇。借助上合组织，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中亚、南亚以及欧洲地区的经贸合作，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实现双向赋能，在提升上合组织竞争力与吸引力的同时，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拓展中国周边外交新格局，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确定性。

与强调对抗与冲突的霸权思维不同，中国学派的重要代表性学说国际共生理论，注重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并认为这种差异与联系有助于激发异质主体的生机，成就包容性发展。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其实质是在异质性基础上成就包容性的动态过程。无论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国，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建国，都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与多元化特征。因此，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内在逻辑与国际共生理论的作用机制高度契合。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国际共生理论为基础，为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一个更具学理性与整体性的观照视角，进一步丰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应用空间。

一、既有文献回顾

2001年成立的上合组织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社会搭建了重要的合作平台。既有研究主要从三大视角分析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倡议。

（一）宏观视角对接的可行性与局限性分析

宏观视角着重分析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对接的可行性及局限性。就可行性而言，主要表现为多主体的高度重合。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基本上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是“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二者具备协同发展的条件。就互补性而言，“一带一路”为上合组织发展与合作注入了经济动力，上合组织则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安全屏障、制度支持与民心根基。“一带一路”和上合组织之间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合作，有望创造一个更加互联互通、更加繁荣的多元化世界。其中，多边利益的协调是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合作的关键问题。就局限性而言，有观点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细节不够明晰、有关地缘大国传统影响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国参与的积极性。此外，上合组织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与配套措施，也不足以有效地支撑“一带一路”的持续深入推进。与此同时，上合组织成员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立场和政策所存在的差异性，也限制了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的协同。尤其是印度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中唯一对“一带一路”持有负面认知的国家，成为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主要阻力。总之，宏观视角的研究成果基本肯定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行性及重要意义，但也承认存在诸多挑战。

（二）中观视角的成员国对接研究

中观视角聚焦于上合组织成员国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研究。其中，俄罗斯与印度等是重点研究对象。长期以来，俄罗斯视中亚地区为其传统的势力范围，对于该地区的任何外部力量介入始终高度警惕。对于中国在中亚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一些俄罗斯学者同样难以避免以权力政治视角观之。既有成果主要关注“一带一盟”的对接问题，“一带”即“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盟”即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有观点指出，不对称性是导致中俄对“一带一盟”产生认知分歧的根本缘由，而相互依赖及利益互补则是中俄能够超越国家利益界限与分歧，促使“一带一盟”融合共生并形成对接合作共识的深层动因。也有观点认为，“一带一盟”的顺利对接，有助于推动俄罗斯产业结构升级，拓宽区域经济空间，进一步提升俄罗斯自然资源红利及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政策表现出积极转向，但鉴于俄乌冲突后的局势尚有不确定性，并不能排除其功利性应急目的和暂时性特点。与俄罗斯的战略疑虑相比，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无疑是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一大阻力。有观点指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消极态度源于印度的大国情怀与中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结构性问题、认知偏差、新倡议的冲击性影响、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对“安全困境”问题的忽视等因素，都将对中印战略互信以及双边合作造成不利后果。与此同时，美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严重损害其战略利益，倾向于加强与印度等伙伴国家的合作，遏制该倡议在南亚的推进。总之，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相比，俄罗斯与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深度推进。

（三）微观视角的具体议题对接

微观视角主要就人文、教育、网络安全等议题探讨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的对接。就人文领域合作来看，构建人文共同体是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主题之一，“一带一路”建设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路径。比如，针对保守势力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信任不足、组织内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以及内生动力有限等挑战，可以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大学（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University）拓宽发展格局，积极调整相关制度，突破相应局限。此外，有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十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通过制度建设、机构设立、战略规划和国际合作等方式，实现网络安全水平提升的成就予以肯定。也有成果指出，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具有良好基础，双方合作的内在动力较强，但也面临中亚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数字人才紧缺，网络安全和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增加等挑战。总之，微观视角主要聚焦具体议题剖析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挑战与应对。

综上所述，既有成果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但仍存在不足。首先，倡议对接的理论性相对不足。虽然多数成果从宏观层面肯定二者对接的重要价值，并明确了大致的对接路径，但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导致研究成果的部分同质化。其次，倡议对接的系统性相对有限。虽然不少成果提出了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现实路径，但主要聚焦于某一议题或某个国家，系统性相对不足。上合组织的扩员与大国竞争的加剧，导致中亚、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态势愈发复杂，单就某个议题或某个国家进行研究，难以解决上合组织内部成员的复杂性与域外势力干扰等问题。随着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上合组织面临的内外挑战愈发严峻，亟需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增强区域经济合作动能，提升成员国的利益对接能力、内部凝聚力与外部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同时，也在遭遇美国及其盟伴的战略围堵。上合组织的机制化建设相对完善，能够为“一带一路”在中亚、南亚以及东欧等地区的推进提供助力。基于此，本文尝试将国际共生理论作为研究视角，跳出西方霸权思维的窠臼，提供一个更具学理性与整体性的观照视角，系统性阐释上合组织深入对接“一带一路”。

二、国际共生理论及其适用性

一般认为，共生（Symbiosis）最早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Debary）提出，指“两种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相互依存且对彼此都有利的生活方式”。生物学中的共生现象，为阐释竞争与合作的辩证关系提供了鲜活例证。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将此概念由生物学引入社会科学，并构建了相应理论及基本框架。此后，胡守钧以社会共生论为视角观察国家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并提出“国际共生论”的概念。金应忠将共生理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认为国际社会共生性的实现涉及四大基本要素，即共生关系的主体、共生关系的纽带、共生关系的底线以及共生关系的拘束性。苏长和对西方式普遍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需要从共生视角出发，用一种新的普遍主义思想来理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政府与政府乃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刘雪莲等从共生视角对边境安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姚璐以共生理论为框架，从共生环境、共生单元和共生模式三个层次来阐释国际安全领域的共生系统。得益于一系列学者的深入探讨，国际共生理论逐渐发展并不断完善，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颇具代表性的原创性理论之一。

（一）国际共生理论的构成要素

国际社会共生性理论有四大要素包括共生关系的主体、共生关系的纽带、共生关系的底线以及共生关系的拘束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共生性底线与拘束性存在一定重合，均秉持克制自我、包容他者的理念。本文将国际共生理论的作用要素简化为共生主体、共生纽带与共生底线三个部分。首先，国际共生的核心主体是主权国家。尽管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日渐上升，但国家的主体地位仍未动摇。并且，共生主体之间是平等互利的关系。其次，国际共生关系的纽带是资源相互依存。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资源，诸如不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资源，实体资源与虚拟资源，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等。不同情境下，共生主体围绕资源既存在斗争，也存在妥协。共生关系并不否认竞争与冲突，但更强调一种良性的竞争，最终目的是实现“优态共存”与“和谐共生”。最后，国际共生底线是指行为体相互之间存在着却又看不见的、必须相互容忍的利益毗邻线或临界点。共生型的国际体系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权益之争依然存在，关键在涉及权力与利益之争时，不仅需要考虑自身利益，也要考虑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二）国际共生理论的适用性分析

国际社会的共生网络正是基于人类的“共生性需要”而生成，人类社会成员多元多样性的“共生需要”在相互交往中不断汇集、融合，催生了国际社会的“共生机遇”。国际共生理论顺应了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实践理念，对于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建设共生互利型国际秩序、改善国际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之所以选择国际共生理论作为阐释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理论视角，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其一，西方霸权思维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不适配度愈发凸显。西方霸权思维认为，“自我”与“他者”之间泾渭分明，国际社会的对抗与冲突无处不在，严重破坏了国际合作的信任基础，打破了共生关系的互利性和共进性，需要对此进行批判性反思。地缘政治竞争引发贸易、资本流动和投资逆转，加速了世界经济的阵营化趋势。这一趋势或将逆转经济全球化取得的变革性成果，加剧世界经济的脆弱性。“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世界多极化趋势愈发凸显，表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进行深度重构。在新的时空背景下，西方霸权思维的不适配度日益上升，需要更契合时代需求的价值理念。源自中国学派的国际共生理论，根植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基因，强调天下万物之间的共存关系。国际共生理论与西方思维方式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容“异”且重“异”，差异是“生生不息”的必要条件。以共生观念看待世界和世界秩序，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诉求，有助于突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桎梏，以一种新的眼光观察世界和处理世界事务，推动世界重回和平与发展议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生互利型国际秩序、完善全球治理机制贡献中国智慧。

其二，国际共生理论的作用机制与对接内核高度契合。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核心问题，在于明确何为对接以及如何对接。所谓对接，是从物理结合到催生化学反应、从“1+1=2”到“1+1>2”的过程。因此，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互利共生与协同并进。然而，对接并非一种遵循行为或附属行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不仅包括理念对接、功能对接和力量整合，还需要结合其他的国际制度实现规则和标准落地。基于此，国际共生理论能够为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提供系统性的理论参考。具体而言，共生主体、共生纽带与共生底线的基本要素，可以为阐释对接挑战与对接路径提供重要的分析维度。从共生主体来看，在大国博弈加剧、权力政治回归的背景下，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差异性，加大了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阻力。然而，国际共生理论将这种差异视为发展的动力，致力于实现异质共生与协同发展。基于此，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主体差异具备“化阻力为动力”的可能性。就共生纽带而言，上合组织成员国所覆盖的地域范围内，存在诸如欧亚经济联盟、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等多种区域合作机制，如何提升成员国对上合组织以及“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与参与度，是实现高效对接的关键所在。国际共生理论强调资源的优势互补与互利共生，有助于引导竞争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从而最大化地利用有限资源。从共生底线来看，上合组织成员国覆盖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大国博弈尤其激烈。国际共生理论注重区域整合的灵活性，突破了唯国家利益优先的窠臼，有助于强化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底线共识，为实现区域和平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综上所述，在世界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的时空背景下，国际共生理论正焕发出全新的时代价值。虽然共生理念、共生规范与共生实践之间还存在明显差距，但这并不能否定共生理论的适用性，反而能为大力提倡共生理念和共生规范提供重要契机。与此同时，国际共生理论能够为阐释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对接提供高度契合的理论基础，在提升对接研究学理性与系统性的同时，拓宽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应用空间，加快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三、共生视域下上合组织对接

    “一带一路”的主要挑战

基于国际共生理论的共生主体、共生纽带与共生底线要素，以及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历史与现状，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逻辑可以切分为主体、机制与底线三个维度。

（一）主体维度：上合组织成员国对“一带一路”的差异化认知

国际共生理论认为，国家行为体是共生关系的核心主体。上合组织能否深度对接“一带一路”，本质上取决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利益取向。基于此，成员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是影响主体对接的关键因素。除印度外，其余8个成员国均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官方表态也相对积极，但仍存在一定差异，包括俄罗斯的审慎型认知、印度的竞争型认知与其他成员国的合作型认知。其中，俄印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是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主要挑战。

1. 审慎型认知。作为上合组织的主导国之一，俄罗斯的态度对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的深度对接具有重要影响。无论是俄罗斯官方还是非官方，整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都相对审慎。所谓审慎，是介于竞争与合作之间的态度，倾向于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周密思考与全方位权衡之后，才做出相关决定。从官方视角来看，俄罗斯政府对“一带一路”经历了从防范到接受的过程。“一带一路”倡议刚提出时，俄罗斯政府视其为中国提升区域影响力的新起点，表现出较强的防范性认知。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西方的制裁压力，推动俄罗斯“向东看”战略的深化，俄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2014年5月，时任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访华，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声称双方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寻找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契合点。此后，俄罗斯官方在多个国际场合均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然而，尽管俄罗斯官方肯定“一带一盟”对接，但实际执行效率相对较低。究其根源，是因为俄罗斯部分官员担忧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强化自身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并借此获取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主导权。与俄罗斯部分官员的态度相比，其国内非官方的认知则更加复杂。赞成者主要从促进经济发展视角出发，认为通过上合组织实现“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有利于中俄适应世界地缘经济结构的变化，开辟建立新秩序的新途径，打破美西方集团阻止中俄欧亚一体化进程的企图。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从经济、地缘政治、基础设施和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促进俄罗斯的发展。并且，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有助于俄罗斯加快跨境运输发展，促进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解决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问题。疑虑者则担忧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导致俄在中亚的经济与政治主导优势被中国取代。比如，有观点认为，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发展紧密经济合作，可能会造成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外，中欧班列项目也可能会削弱西伯利亚铁路的跨境运输吸引力。总之，俄罗斯非官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复杂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带一盟”的深度推进。可以说，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大体上属于审慎型认知。虽然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但俄罗斯可能仍倾向于从权力政治角度看待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带一盟”对接的实质性深化。

2.竞争型认知。与俄罗斯的审慎型认知相比，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则属于典型的竞争型认知。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重要的竞争对手。虽然印度国内有一些支持参与“一带一路”的声音，但多数对此抱有抵触情绪。无论是官方层面还是非官方层面，印度均表现出对“一带一路”的竞争型认知。从官方层面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莫迪政府并未进行明确表态。直至2016年，印度才公开表示拒绝参与“一带一路”，理由是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穿越印度主张的克什米尔地区，“侵犯了印度的主权”。此后，印度官方对“一带一路”的竞争型认知愈发清晰。2017年5月，莫迪缺席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历年发布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联合公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宣言以及上合组织周年宣言中，印度始终是唯一不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国。非官方层面对“一带一路”的消极态度同样占主流地位。事实上，在“一带一路”提出的早期阶段，印度学界、媒体与智库关于是否应该加入存在较大分歧，支持者主要从经济理性角度来看待，反对者则从安全角度来看待。支持者认为，印度不应让主权争议绑架经济发展的机遇，而是借助“一带一路”促进本国的经济转型，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反对者则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远非一项单纯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发展计划，而是一项长期战略举措，旨在将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外交影响力。反对者尤其担忧“一带一路”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或将改变南亚地区现有的权力格局，影响印度的安全利益与地缘环境。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与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存在较大的互补空间，有助于实现中印两国的互利共赢，但印度始终倾向于从权力政治视角看待中国崛起。总之，印度作为上合组织内唯一拒绝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不仅影响上合组织内部的团结与合作，客观上也构成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最大阻力。就上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伊朗以及白俄罗斯）而言，虽然不同成员国在具体对接过程中存在部分差异化的诉求，但主流认知是正面且积极的，属于合作型认知。就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主体挑战而言，这些国家所表现出的合作型认知并不构成主要阻力。综上所述，在大国竞争加剧和地缘冲突频发的背景下，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差异化认知，不仅加大了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难度，也加剧了组织内部的分歧。短期内，俄印或难以消除对“一带一路”影响力的担忧，不利于实现共生主体的“优态共存”。

（二）机制维度：区域合作机制重叠与竞争引发“拥堵效应”

除对接主体的差异化认知外，区域合作机制重叠与竞争所产生的“拥堵效应”，也阻碍了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的机制对接。共生理论并不排斥竞争关系，但强调只有良性竞争才能实现资源优势的高效互补。然而，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在的中亚、南亚等地区，除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之外，还存在俄、美、欧主导的其他区域合作机制。随着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机制碎片化程度不断加强，严重制约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成效。

1. 成员国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上合组织成员国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欧亚经济联盟（EAEU）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CAREC）等。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是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在地区的重要区域合作机制。作为地区强国，俄罗斯之所以愿意供给地区公共物品，成立欧亚经济联盟，主要出于利益诉求与地缘政治雄心。有观点认为，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努力发展和巩固其在近邻和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和霸权的重要手段。作为联盟成员国中的主导方，俄罗斯希望将欧亚经济联盟作为推动成员国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平台，最终建成“欧亚一体化”。与上合组织相比，欧亚经济联盟在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或许更加突出，加上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特殊影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亚成员国参与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性。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专注于资助基础设施项目，参与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十一个国家。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具有专业能力突出、优先领域鲜明、制度安排灵活等特点。亚洲开发银行的牵头和其他权威国际金融机构的参与，为该计划的投资和援助项目提供了技术、物质以及理念三重优势。与“一带一路”相比，虽然该计划的投资额度与覆盖规模都较小，但由于该计划由亚洲开发银行支持，参与国的地缘政治担忧会有所缓解，具体推进相对顺利。由于同样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相关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关注度和兴趣。

2. 域外国家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与上述区域合作机制相比，美西方等域外国家所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重点旨在强化自身影响力的同时，遏制中俄在中南亚地区的发展。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包括美国发起的“蓝点网络”计划（Blue Dot Network）、七国集团（G7）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简称PGII倡议）、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Global Gateway）以及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伙伴计划”（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简称PQI计划）。2019年11月4日，美日澳发起“蓝点网络”计划。美国借助盟伴体系在印太地区推进该计划，旨在增强同中国在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竞争的砝码。根据“蓝点网络”计划，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推进合作项目的选择和确定过程中，需要符合美日澳三国的评估认证体系，否则中国和其他国家就不能开展合作，或者难以顺利推进合作，已经达成的合作成果也会因不达标而得不到认可，这对中国企业海外经营造成非常严重的风险。虽然“蓝点网络”计划不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效力，但可能成为美国衡量与确定印太发展中国家能否获得其发展援助资金的关键性指标，胁迫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选边站队的机制。基于此，“蓝点网络”计划不仅可能增加中国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也影响了中国与相关国家进行合作的可持续性。除美欧外，日本同样希望借助自身在中亚的基建优势加强对华竞争。2015年，日本高调宣布PQI计划。PQI计划将高质量基础设施出口提至国际战略层面，并与“印太战略”结合。2021年6月，日本又推出《基础设施海外推进战略2025（改订版）》，注重加强卫生医疗等社会基础设施出口，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出口并加大“脱碳”绿色基础设施出口等方面的调整。在突出自身优势的同时，日本不时影射贬损中国的对外基础设施建设，试图挤压“一带一路”推进的地缘空间。综上所述，虽然多元化的区域合作机制为中亚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合作可能性，但客观上也产生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拥堵效应”。不同机制之间难以实现良性互补，具体项目与规划难以有效落实，比较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尤其是域外国家主导的相关机制，对冲“一带一路”的意图十分明显，旨在削弱相关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进而阻碍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的机制对接。

（三）底线维度：域外大国势力介入恶化对接的地缘环境

国际共生理论认为，共生底线是指行为体相互之间存在的但却又看不见的、必须相互容忍的利益毗邻线或临界点。主权国家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关系，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如果不能尊重其他国家的底线，很容易引发冲突与对抗，导致共生关系的破裂。俄乌冲突的延宕和外溢加剧了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尤其是美西方集团势力的介入，导致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容忍度降低，恶化了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地缘环境。美国、欧盟与日本的中亚战略，是域外势力介入与干涉的典型例证。

1. 美国的中亚战略：遏制中俄与整合中亚。美国中亚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遏制中俄并整合中亚。就俄罗斯而言，美国主要从政治、经济与军事三个方面实施遏制战略。政治上主要通过“颜色革命”扶植亲美势力，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经济上通过对俄实施高频制裁，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与发展动力。军事上持续推进“北约东扩”战略，通过北约伙伴关系计划加大对中亚的战略渗透，蚕食俄罗斯周边的地缘战略空间。总之，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以及盟伴体系，对俄罗斯实施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的多重遏制，在削弱俄罗斯的同时，也加剧了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复杂态势，恶化了上合组织的地缘环境。除遏制俄罗斯外，近年来中国在中亚地区日渐上升的影响力也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有观点认为，比起遏制俄罗斯，美国当前的中亚战略更加注重遏制中国。美国在中亚地区加强对华竞争主要表现在经济和社会认知领域。在经济方面，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在基建领域与中国开展竞争，提出一系列替代性措施，妄图阻碍“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在社会认知领域，美国利用话语霸权，对涉华议题进行污名化。西方主流媒体所倡导的中立、客观、真实、“自由”等价值取向，背后是与政治利益和身份认同相勾连的双标立场。涉疆反华议题是美国离间中国与中亚关系的重要战略工具。美国妄图通过重塑中亚的涉疆涉华舆论场，锁定和压制中国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增长的空间和水平。伴随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中的关注度日益上升，全球大国与地区强国愈发注重争夺中亚国家。鉴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逐步下降，未来美国将更加注重遏制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增强战略竞争砝码。美国整合中亚的策略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政治上，美国致力于向中亚国家输送“民主”制度。美国将整合中亚国家的目标，融入美国关于该地区的法律文件以及对中亚国家的援助之中。此外，还通过非政府组织在中亚地区反复进行“颜色革命”。经济上，美国认为只有采用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确立市场经济原则，中亚国家才有进入并融入西方共同体的资格，摆脱其“全球化间隙”和“非整合性鸿沟”的身份。文化上，美国致力于通过发挥教育的公共外交功能，将中亚国家整合进西方价值体系之中。总之，美国希望通过整合将中亚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服务于自身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及霸权护持目标。综上所述，美国遏制中俄与整合中亚的战略目标，本质是霸权护持而非建设中亚。基于此，美国的域外介入激化了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态势，加剧了中亚地区局势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恶化了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地缘环境。

2. 日本的中亚战略：援助外交与制衡中国。与美国相比，日本中亚战略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援助外交增强自身影响力，同时强化对华竞争。日本与中亚五国建交后，相继提出“丝绸之路外交”“中亚+日本”对话（5+1）机制以及“自由与繁荣之弧”等构想，不断强化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经过多年经营，日本在中亚地区具有良好的基建以及社会认知基础。虽然制衡中国并非日本中亚战略的初始核心目标，但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和日本对华威胁认知持续加深，使得日本在中亚推进“联美制华”战略更加积极。日本在中亚的“联美制华”战略，主要表现为利用自身基建优势对冲“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日本以“高质量基础设施”援助为指引，大力加强对交通、电力、农业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援助，显示其援助政策出现调整，主要旨在拓宽能源进口渠道、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等传统内在战略诉求，也有应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平衡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外在考量。为制衡“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日本提出“官民一体机制强化竞争力”与“强化竞争与促进竞合双向推进”相结合的策略。尤其注重强化日本在中亚国家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完善交通运输与公共公益设施、完善医疗卫生设施、强化教育与培训、积极发展农业等，借此彰显日本的“人道主义”色彩，巩固中亚民间对日本的好感度。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眼里，日本代表“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鉴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有所减弱，而上合组织却在不断扩大和巩固，西方国家期待日本能够作为西方代表与中俄在中亚地区分庭抗礼，并最终影响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走向。基于此，美国希望借助与日本的盟友关系以及日本的基建优势，鼓动其在中亚地区加速推进对华遏制战略。总之，虽然日本的中亚政策在不断变化，但其根本目标是成为“政治大国”并确立亚洲的领导地位。因此，日本在中亚的政府开发援助外交并非其所宣称的那样具有包容性，实际上也是地缘政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实质，日本试图通过精准的目标定位和全面的策略实施，在中亚地区构建更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并借助美国对华遏制战略，谋求区域主导权。基于此，日本的中亚战略加剧了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态势，限制了上合组织深度对接“一带一路”。

3. 欧盟的中亚战略：“柔性外交”与制衡中俄。与美国相比，欧盟的中亚战略呈现出较强的“柔性外交”特征，注重通过政治对话、经济合作等方式实现其在中亚的战略目标。欧盟的中亚战略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三大目标。具体而言，政治目标是避免俄罗斯或其他大国控制中亚，经济目标以能源为重点，安全目标则注重反毒反恐。其中，欧盟尤其注重通过“人权”“民主”等“价值观外交”手段推进中亚战略。欧盟中亚战略的“柔性外交”特征，突出表现为以“价值观外交”驱动同中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合作。2007年，欧盟的首份中亚战略文件将建立连接欧洲和中亚的能源和运输通道列为优先事项。2019年6月，欧盟更新中亚战略，强调支持中亚地区基于“民主”“善治”和“人权”的可持续发展，并促进双方的贸易和投资。新的中亚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放低姿态，强调尊重中亚国家的合作自主性与发展自主性。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强化了欧盟与中亚之间的能源关系，中亚成为欧盟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关键区域，欧盟愈发积极地介入中亚事务。2025年4月3日至4月4日，首届欧盟—中亚领导人峰会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双方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在关键原材料领域加强合作。总之，欧盟注重通过推动中亚国家在制度、法律以及经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以此推广其“民主”与“人权”理念。然而，由于中亚继承了苏联时代的经济和政治遗产，对体制安全较为敏感，故欧盟在中亚地区的“价值观外交”容易引起中亚各国的恐惧与不安。基于此，虽然欧盟强调尊重中亚国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但欧洲化的治理模式在中亚产生了“水土不服”效应，加剧了中亚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此外，伴随中国崛起进程的加速以及中欧力量对比的变化，欧盟的对华认知发生重大转变。尤其是上合组织的稳步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取得的重大成就，标志着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日益上升。美西方集团长期倾向于将上合组织视为反西方联盟，认为其阻碍了美欧在中亚推进的“民主”改革。基于此，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欧盟积极配合美国在中亚地区与中国展开竞争。“全球门户”计划尤其强调“价值观引领”和“高标准建设”原则。欧盟及其成员国在线路选择、资金配比、规则制定等方面的主动作为，使中亚地区竞合态势愈发复杂化，加大了既有区域机制合作的难度。总之，美国、日本与欧盟的中亚战略，本质上都是捍卫西方霸权秩序，遏制中俄等多极化力量的发展。由于美西方集团的对外逻辑深受西方“文明冲突论”以及“民主和平论”的影响，因此其在中亚地区的势力介入不仅未能有效稳定地区局势和促进地区发展，反而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恶化了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地缘环境。

四、共生视域下上合组织对接

“一带一路”的路径优化

随着世界政治极化的加剧，上合组织如何有效对接“一带一路”成为拓展周边外交新格局的关键所在。国际共生理论认为，共生主体之间应该是一种竞争合作的互动关系：相互尊重与理解是前提、良性基础上的竞争是关键、相互容忍与克制是保障。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主体、机制与底线维度，探讨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路径优化。

（一）主体对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弥合差异化认知

共生主体的认同度是构建国际共生秩序的前提。俄罗斯的审慎型认知与印度的竞争型认知构成了对接工作上的主要消极因素。基于此，应当回归“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属性，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和促进共同发展为根本目标，强化共生主体的认同度，推动俄印转变审慎型与竞争型认知，夯实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主体基础。

就俄罗斯而言，一方面，需要加强中俄之间的战略协调，争取俄罗斯转变对“一带一路”的审慎型认知。具体可以从深化“一带一盟”对接合作与增进俄对上合组织的制度认同入手。当前，“一带一盟”对接不仅符合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大势，也有助于实现中俄的共同利益。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不再保持以往的谨慎态度，采用“以政促经”的方式积极推进已达成共识的“一带一路”项目，并在个别触及自身敏感利益的领域扩大对中国的开放，放宽对中国的“准入许可”。得益于俄罗斯的积极转变，2024年6月6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正式签署《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可以说，深化“一带一盟”高质量对接发展，有利于共同建立欧亚政治经济新秩序，优化中俄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模式。

另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增进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度。由于俄罗斯更倾向于在本地区发展自身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从而对上合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功能持保留态度。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进一步增进了对上合组织的重视度与认同度。为缓解制裁压力，俄罗斯愈发注重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扩大经济合作，尤其是在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领域。通过深化上合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俄罗斯将中俄在该地区的潜在竞争转化为对自身影响力的补充，并依托上合组织对中亚国家发挥影响力。一方面，上合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能有效激活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活力，弥补治理赤字；另一方面，俄罗斯能够通过上合组织加强与中国在中亚事务上的协调，抵制欧美国家对中亚地区的渗透。

就印度而言，需要积极探索增进与印度的发展共识，努力缓解其竞争型认知。习近平曾用“三个伙伴”定位中印关系，即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做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做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这一思路为我们应对中印关系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指引。通过增进中印两国的发展共识，有助于实现中印的“优态共存”，缓解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竞争型认知。中印不仅同属“全球南方”国家，更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杰出代表。当前，中印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发展是两国共同的首要关切，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印度和中国也是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关键参与者，在任何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国际协议中具有相同或相似立场。并且，中国是全球实施资源效率和清洁生产技术的主要国家，因此，中印两国可共享清洁生产资源技术，推动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应注重推动中印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领域合作。从经济上看，以上合组织为平台，推进共建数字“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能有力促进两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还可规避传统产业合作的风险。中国和印度分别是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市场之一，拥有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基础，在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都有显著优势以及广阔的合作空间。从安全合作上看，在阿富汗局势对地区安全构成挑战的背景下，中印双方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作，对于稳定地区局势，减少误判和冲突风险至关重要。2024年以来，中印边界问题取得重要突破。中印应把握这一契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关切，深化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拓宽增信释疑空间。从人文合作来看，加强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人文交流，对于缓和中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为非国家行为体介入国家间竞争、参与全球治理、影响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在数字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影响中印关系的行为体更加多元化。为减少误读与误判，推动中印关系向好发展，有必要加深人文交流合作，塑造更加友好的舆论环境。可以说，中印之间的竞争虽然客观存在，但合作的前景也十分广阔。中印两国不仅是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也同属于“全球南方”国家，并在金砖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印两国都致力于塑造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格局，在气候治理、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最重要的是，中印两国不仅正视和积极推动解决双边关系发展中的问题，还坚持双边问题双边处理，避免域外力量的介入。鉴于此，可以尝试以共生理论为观照，探索新时期中印之间更具弹性与韧性的互动模式，深化双方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相关合作，促进印度转变对“一带一路”的竞争型认知。

（二）机制对接：打造互补型模式，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共生机制的良性运转是共生主体实现资源优势互补的关键。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在的中亚、南亚等地区存在的域内与域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随着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难以实现良性互动，碎片化与竞争化趋势导致机制“拥堵效应”增强，阻碍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基于此，如何实现从“机制拥堵”到“机制互补”的转变，是机制维度顺利对接的关键。

一方面，就域内区域合作机制而言，可以尝试争取实现机制的对接。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中，以上合组织为平台实现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的对接具有较大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具体可以从软环境对接与硬环境对接两个方面进行。所谓软环境对接，主要包括贸易规则、投资规则与商品技术标准等虚拟规则的对接，硬环境对接则是在实体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产能合作对接和投资对接等。基于不同战略目的考量，欧亚经济联盟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由起初的疑虑到欧美打压下的理解再到达成共识，这表明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利益矛盾。欧亚经济联盟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方面对“一带一路”的共建有着迫切的利益诉求，可以实现对接与合作。二者在中亚地区的“并轨”运行，有助于形成以“中国成为地缘经济引领者、俄罗斯成为地缘安全保障者”为核心的“共生”“共管”机制，共同应对挑战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安全与稳定。以“共生”思维辩证看待不同机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才能实现良性互动，进一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能够缓解上合组织融资能力不足的缺陷。上合组织的金融合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可以通过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在融资方面尝试进行合作，推进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建设，提升银联体与实业家委员会的开放度与执行效率。此外，上合组织还应考虑利用私人基金会和官方资金的杠杆效应吸引和撬动更多商业化资金，为区域公共产品储备更大资金量，缓解上合组织的融资困境。此外，发展绿色经济可以成为上合组织、“一带一路”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的对接契合点。一直以来，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高度重视环保领域的合作，致力于支持成员国实施和加强现有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并制定区域行动计划，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挑战。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强调绿色发展理念。基于此，主体的高度重合以及目标的一致性，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上合组织均可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实现对接，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机制的良性运转。

另一方面，与域内区域合作机制相比，美西方集团主导的域外区域合作机制，旨在削弱和制衡中俄在中亚、南亚等地区的影响力。受地缘政治竞争因素影响，与这些机制实现对接相对困难。因此，根据不同机制的特点及目标，突出共同利益，实现优势互补更具可行性。比如，“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蓝点网络”计划资金投入不足以及基建技术不足的短板，更好地切中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此外，与美国政府相比，美国私营企业才是亚太地区基建设施的主要投资者，鉴于中美企业主体投资方向和方式的差异，两者之间实际上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和合作空间，且可以考虑在合适的条件下开拓第三方合作市场。基于此，上合组织既有的对话机制可以成为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战略协调的重要平台，强化合作共识，淡化地缘政治竞争色彩。

在气候治理与清洁能源领域，上合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与美西方主导的域外区域合作机制也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以氢能为例，欧盟在氢能技术、应用场景等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则在氢能的经济性上具有优势。中欧清洁能源合作有助于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相对于网络安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气候治理的地缘政治色彩相对较弱。因此，中国与美西方集团有可能在气候治理问题上达成合作，实现机制互补。总之，共生型国际体系的构建，需要在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求得包容式改进的共识，扬弃非此即彼、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才能有效化解国际体系转型期的风险。基于此，上合组织成员国覆盖地区所存在的机制“拥堵”问题，亟需以共生思维而非零和思维来探寻问题产生的根源，才能展开良性竞争与合作，打造互补型模式，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三）底线对接：以“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优化地缘环境

共生底线是构建国际共生秩序的根本保障。国际共生理论认为，国际社会倡导相互尊重，就是倡导对人、国家及其他行为体的独立性与主体性的相互尊重，如果在竞争与对抗冲突中，恣意否定人与国家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否定他者发展的权利、安全的权利，必然也将被历史否定。结合前述美国、欧盟以及日本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可知，美西方集团坚持以零和思维看待中俄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始终强调西方集团的绝对主导权，不愿关切其他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不断挑战与突破共生底线，严重阻碍国际社会的和谐共生。因此，在大国博弈加剧的新形势下，愈发需要激活“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的时代价值，增强理念吸引力与价值感召力。

首先，保持高度战略互信，解构遏制整合策略。平等互信既是“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的重要内核，也是构建共生型国际秩序的基本前提，更是解构美西方遏制整合中亚策略的政治基础之一。从历史的长视角看，国际社会本身就是在差异中寻求合作。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文化文明的差异性，并不天然构成国际社会的合作障碍，关键在于以何种视角看待这些差异。平等互信强调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实现团结合作与开放包容，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交往合作的基本前提。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上合组织，都是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主体交汇融合的结晶。正如有观点强调的那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对基于纯粹个体理性的世界秩序观的反思。”基于此，面对美西方集团中亚战略的遏制整合目标，必须继续保持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高度战略互信，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才能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从“对抗冲突”转向“和合共生”，优化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地缘环境，实现区域稳定与发展。

其次，强化互利共赢意识，拓宽发展合作空间。互利共赢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同目标。“一带一路”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发展性和普惠性，致力于解决制约发展的短板和瓶颈，旨在实现各方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西方发展援助知识体系认为，援助应该投放给那些遵从“民主”“善治”等制度改革的国家，抑或援助项目中通过一系列事先严格设计好的指标和活动来推动受援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对于不符合所谓“民主”“人权”标准的发展中国家，美西方动辄实施单边乃至多边制裁，抑或扶持代理人战争，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左右其外交决策，加剧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始终注重以互利共赢理念拓宽发展合作空间，“谋求共同发展”不仅是“上海精神”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上合组织发展的生命之源和不竭动力。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和相关国家一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努力实现优势互补、机遇共享、共同繁荣，形成共谋发展、共享利益的利益共同体。基于此，强化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底线对接，需要塑造与西方相区别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凝聚互利共赢意识，拓宽发展合作空间。

最后，筑牢安全稳定屏障，驳斥“价值观外交”。安全稳定是上合组织的核心目标，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质量推进的根本保障。中亚地区能够成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建设区，离不开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然而，美西方在中亚地区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严重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价值观外交”是美日欧中亚战略的共同特征，但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在中亚地区推行“价值观外交”，显然脱离了中亚国家的政治现实和战略取向。尤其是美西方势力策划的“颜色革命”，给中亚国家造成了深刻的负面记忆。基于此，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的对接，需要牢固树立安全稳定的红线，高度警惕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尊重中亚国家的主权，秉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助力中亚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社情和政治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为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创造安全稳定的地缘环境，推动“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共建与上合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总之，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安全稳定的地缘环境对于上合组织深度对接“一带一路”至关重要。在以“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优化地缘环境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注重安全与经济合作的平衡，以经济互惠巩固安全互信，以上合组织为重要平台，助力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与“繁荣之路”。

五、结语

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加剧、乱象频出，世界渴望稳定性和方向感，期待中国展现更大担当。源自中国学派的国际共生理论高度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诉求，有助于突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推动世界重回和平与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生理论阐释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逻辑，其价值不仅在于立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丰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应用，更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论”，为解决国际问题提供更多的中国视角和中国方案。尽管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在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上合组织内部的大国关系、区域合作机制的“拥堵效应”以及域外大国势力的介入等，但从共生关系的阶段性来看，行为体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所激发的“弹性”与“韧性”，更有助于提升共生层次。作为上合组织的创始国与“一带一路”的发起国，中国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在强化自身发展的同时，推进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层次对接，巩固中国与周边国家共生共赢的合作大势，提供更多真正具有全球性、平等性和互惠性的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与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王羽佳

一审：殷佳章

二审：“政治学前沿”管理团队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