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建军参加绿色“一带一路”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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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欧亚研究院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协办的绿色“一带一路”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外嘉宾学者齐聚，共同探讨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路径与合作前景。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欧亚研究院执行院长许勤华发表欢迎致辞并主持会议。在专题研讨环节中，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江洋研究团队，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及科技局原局长、香港理工大学实务教授、香港浸会大学校长资深顾问薛永恒，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博众智合能源转型中国区总裁涂建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旭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全球绿色转型与合作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就绿色发展路径、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及未来合作方向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王义桅围绕中国绿色转型的文明逻辑，指出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根植于五千年“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他回顾了中国由工业文明落后到主动塑造绿色、数字文明的历史进程，强调“知行合一”、“统筹协调”、“以人为主”等原则，使生态文明从理念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中国通过绿色与数字化“双轮驱动”、系统思维和全国一体化市场，实现协同创新与平稳转型。生态文明既关注民生与就业，也平衡发展与规制，推动包容性国际秩序。中国主张从“自助”到“助人”，与全球南方国家携手推进可持续发展，并通过“一带一路”和全球能源互联计划倡导能源共享与生态合作。他总结，中国绿色转型体现了“绿色、协调、创新、共享”的核心价值，是以中国智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路径。

涂建军以“权力再平衡时代中国能源转型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前景展望”为题，系统分析了全球格局变动背景下能源与气候领域的国际合作趋势。他表示 ，欧盟正利用俄乌冲突等多重危机带来的压力，加速推动清洁能源转型，这一进程也反映出全球能源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重塑。当前，世界进入“权力再平衡”时代，主权国家开始集中力量，国际合作机制也随之进入深度调整期。中国能源转型始终统筹发展与减排双重目标，其“双碳”承诺展现出务实渐进的特点，体现出战略层面的稳健平衡。中国气候政策具有连续性和可预期性，与欧洲在绿色转型领域共识广泛，合作潜力巨大。展望未来，他认为中国与欧洲、东盟等主要经济体之间能否构建长期互信与高效协调机制，推动政治可行及互利共赢的技术合作与市场对接，将直接影响中国在全球能源与气候治理中的合作成效，也将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许勤华表示，绿色“一带一路”是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南北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前亟需解决三大核心问题：一是如何在价值标准、技术政策和供应链整合方面实现制度化协同；二是明确中国在绿色“一带一路”中的角色，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出发，推动共建共享；三是通过案例研究验证政策可行性，特别是在光伏、风能、氢能、小型核能等领域推动合作，加速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自2017年起，其研究团队构建了绿色发展评估模型，探索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新模式，并提出“绿色‘一带一路’发展模型”，建立了“绿色‘一带一路’指数体系”，用于识别各国绿色发展潜力与合作重点。研究表明，绿色“一带一路”潜力巨大，但需在差异化合作、制度创新和国际信任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以实现共赢与可持续发展。

黄仁伟表示，“绿色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方向，也是中国推动全球绿色发展的关键支点。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能源国家，绿色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近一半，制造业竞争力强，设备与技术出口带动了多国绿色转型。他强调，当前全球绿色能源治理体系仍不完善，亟需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并通过与东盟、欧盟、非盟等区域合作机制形成多层次治理网络。未来或将催生基于新能源贸易和人民币结算的多元货币格局，推动国际经济体系进入绿色能源时代的新阶段。

刘旭从政治、经济、社会与全球商业治理四个维度系统阐述了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与作用，重点分析了中国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东道社会、企业与国际社会三组关系。表示 在政府—企业关系方面，“一带一路”是国家顶层战略，企业参与其中不仅是经济活动，更是国家战略的延伸。在企业—东道社会关系中，中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技术转移和经验分享助力当地发展，同时需要承担更高的社会责任。在企业—国际社会关系方面，中国企业从早期双边主导型投资，逐渐转向多边合作模式。总体而言，中国企业正从国家战略的执行者，成长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推动力量。

薛永恒回顾了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军者的历程，指出中国凭借清晰的国家战略、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金融激励形成了高效的“自上而下”政策机制，并呼吁强化“自下而上”的创新动力。他强调，中国在技术、产业链与人力资源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拥有全球近一半的可再生能源从业者，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关键支撑。同时，他提出香港可通过绿色金融、国际法律服务、科研合作和碳交易机制，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共同推动可持续能源发展与气候治理。

Anne Lorenzen以埃塞俄比亚为例，剖析了非洲能源转型的复杂性及制约因素。埃塞俄比亚电力体系高度依赖水电，城乡差距显著，其发展模式为国家主导型，在金砖合作与IMF、世界银行等体系间受双重力量牵引。总体而言，能源发展虽有进展，却受结构性问题制约：依赖大型水电项目、综合规划存在不足、受政治因素影响及区域电力不均衡。她呼吁埃塞俄比亚应从“装机容量导向”转向以公平、效率与地方参与为核心的综合能源规划，加强私营部门与国际多边合作，推动真正可持续的能源转型。

Raymond Yamamoto与Ruddy Gobel介绍了日本在印尼能源转型中的角色与启示。印尼作为世界第四大人口国，能源需求激增却严重依赖化石燃料，亟需外部支持。日本长期是印尼重要伙伴，其援助模式在多方面与中国相似：偏好贷款与项目型合作、条件限制少、与私营部门联系紧密。他们指出，日本在印尼能源合作中兼具高效与务实的优势，但社会层面的影响被忽视。Ruddy强调，能源转型不仅是技术与资金问题，更是社会与行为的转变过程。目前印尼在社会维度整合、公正转型和跨部门协调上存在不足，呼吁以多元路径实现包容、公平且可持续的能源变革。

江洋从欧洲视角分析了中国绿色发展合作的竞争力及中欧合作机遇。她表示，中国已在风能、太阳能等供应链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且越来越多民营新能源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使合作更具市场化和灵活性。她强调，中欧在绿色合作中高度互补：中国具备产业与投资优势，欧洲在技术、社会与气候治理方面领先。双方可结合中国的执行力与欧洲的技术与标准优势，在非洲、亚洲等地共同推动绿色项目。她呼吁欧洲国家应学习中国的产业支持政策，加强融资与政策协同，避免陷入保护主义。中欧企业协作可形成“市场驱动的合力”，共同提升全球绿色标准，助力实现包容、公平、可持续的全球能源转型。

吴绩围绕“日本对外援助与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中绿色要素的对比分析”展开，指出国际发展合作正经历从“增长与援助”向“绿色发展”范式的重大转型，中国与日本均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两国模式各有优势与局限，若能实现互补，将为“全球南方”提供兼顾生态可持续与社会公正的新发展路径。她表示中日双方应加强政策协同与制度互鉴，结合日本的规范经验与中国的包容实践，共同推动绿色与包容性发展融合。

本次研讨会设四个专题会议，在“绿色发展合作中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专题会议上，与会专家探讨如何通过绿色“一带一路”、能源转型与制度创新，深化中欧及全球南方合作，推动共建共享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绿色‘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援助、商业、融资”专题会议上，与会专家聚焦绿色投融资体系建设，探讨如何通过多元资金机制、政策协同与市场化工具，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与低碳转型，促进包容、公平与可持续的经济合作。在“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发展影响”专题会议上，与会专家探讨中国在光伏、风能、氢能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实践，分析其对国内外能源结构优化、经济转型及全球减排进程的推动作用，并就国际项目合作和标准对接提出建议。在“日本与欧洲的比较视角及三方合作”专题会议上，学者们从中、日、欧三方视角出发，对绿色治理模式与能源政策进行比较，探讨如何发挥各国在绿色合作领域的互补潜力，共同推动全球绿色发展。

转自：光明日报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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