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说②】发展篇:重商主义时代的关税 “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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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从古代关卡的零星抽税，到成为国家调控贸易的核心战略工具，关税的崛起与重商主义思潮的兴起密不可分。16至18世纪，重商主义席卷欧洲大陆，将财富与黄金白银直接划等号，各国为争夺有限的贵金属资源，纷纷将关税打造成“奖出限入”的利器。这一时期，关税不仅摆脱了单纯的财政补充属性，更形成了体系化的政策逻辑、规范化的征管制度，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黄金期”，深刻重塑了近代欧洲的经济格局与贸易秩序，也为工业革命的到来积累了原始资本。一、重商主义浪潮：关税崛起的时代土壤

重商主义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欧洲各国的必然选择。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此前封闭的区域贸易格局，新航路的开辟让欧洲与美洲、亚洲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大量黄金白银通过殖民掠夺与海外贸易流入欧洲，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此时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成熟的生产体系，各国普遍认为，全球财富总量是固定的，国际贸易本质上是一场“零和博弈”——一国的财富增长，必然以另一国的利益损失为代价。在这一核心逻辑支撑下，“奖出限入”成为各国贸易政策的核心导向，而关税作为最直接、最易操作的调控手段，自然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在此之前，古代欧洲的关税多由地方贵族或城邦掌控，征税目的主要是弥补财政缺口，税率混乱、征管随意，且无明确的产业导向。而重商主义时代，各国政府开始将关税纳入国家战略层面，通过统一税率、规范征管、针对性加征或减免等方式，让关税成为积累货币财富、保护本土产业、争夺贸易霸权的核心工具。可以说，重商主义为关税的“华丽转身”提供了思想内核与时代土壤，让关税从“被动征税”走向“主动调控”。二、保护性关税：本土产业的“温室屏障”

重商主义时代关税最鲜明的特征，便是保护性关税的普及与强化，这也是关税从财政工具向产业工具转型的关键标志。在此之前，关税的财政属性远大于保护属性，税率普遍温和且无针对性，无法对本土产业形成有效保护。而随着重商主义思潮的深入，各国纷纷意识到，仅靠掠夺与贸易顺差无法实现长久发展，必须培育本土优势产业，而高关税便是守护本土产业的“温室屏障”。英国是保护性关税的典型践行者，其1660年颁布的《航海条例》堪称重商主义关税政策的里程碑。当时，荷兰凭借强大的造船业与航海技术，垄断了欧洲大部分海上贸易，被称为“海上马车夫”，严重威胁到英国的贸易利益与海上安全。《航海条例》明确规定，英国殖民地的所有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运输至英国本土或其他殖民地；进口到英国的外国商品，需缴纳高额关税，部分与英国本土产业竞争激烈的商品（如纺织品、金属制品）甚至被直接禁止进口。这一政策不仅大幅削弱了荷兰的海上贸易霸权，更为本国纺织业、造船业创造了无激烈外部竞争的发展环境。在高关税的保护下，英国本土纺织业快速崛起，从传统的手工纺织逐渐向规模化生产转型，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为后续工业革命中纺织机的发明与应用奠定了基础。除英国外，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纷纷效仿，针对外国竞争性商品加征高额关税。例如，法国在路易十四时期，由财政大臣柯尔贝尔推行严苛的进口关税政策，禁止外国呢绒、丝绸、钟表等奢侈品进入法国市场，同时对本土纺织业、奢侈品制造业给予扶持，让法国商品逐渐在欧洲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三、双重激励策略：关税成为贸易霸权的“争夺武器”

如果说保护性关税是“防守型工具”，那么重商主义时代的关税政策，更形成了“防守+进攻”的双重激励体系，让关税成为各国争夺贸易主导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核心武器。所谓“双重激励”，即对进口商品加征高关税、对出口商品给予关税减免甚至财政补贴，一抑一扬之间，最大限度地实现黄金白银的净流入，壮大国家实力。法国的柯尔贝尔改革，便是双重激励策略的典范。柯尔贝尔认为，法国要摆脱对外国商品的依赖，实现贸易顺差，必须同时强化进口限制与出口扶持。在进口端，他将外国呢绒、丝绸的进口关税提高至原价的数倍，几乎等同于禁止进口；在出口端，对法国出口的葡萄酒、布匹、瓷器等商品，不仅免征国内关税，还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降低其在国际市场的售价，提升竞争力。这一政策使得法国的出口贸易量大幅增长，葡萄酒、丝绸等商品远销欧洲各国，黄金白银持续流入，法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关税还成为大国压迫弱小国家、扩张贸易势力范围的工具。欧洲列强通过武力胁迫或政治谈判，与殖民地、弱小国家签订不平等贸易条约，强迫其降低关税、开放市场，而自身则维持高关税壁垒，形成“单向开放”的贸易格局。例如，西班牙对其美洲殖民地推行严格的贸易垄断政策，禁止殖民地与其他国家直接贸易，仅允许西班牙商品以高价进入殖民地，同时低价掠夺殖民地的黄金、白银与原材料，通过关税与贸易垄断，实现财富的单向流动，支撑本土的经济发展。这种不平等的关税贸易体系，成为当时列强殖民扩张的重要手段，也加剧了全球贸易格局的失衡。四、制度规范化：关税成为可控的国家政策工具

重商主义时代的关税“黄金期”，不仅体现在政策功能的升级，更伴随着关税制度的规范化与系统化。古代关卡征税的随意性，始终是制约关税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地方贵族擅自设卡、税率频繁变动、征管流程混乱，既无法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也难以实现精准的贸易调控。而重商主义时代，各国为了让关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纷纷推动关税制度改革，建立统一、规范的关税体系。首先，各国明确了关税的征收主体与权限，将关税征管权从地方贵族、城邦手中收归中央政府，设立专门的关税征管机构，如英国的海关总署、法国的皇家海关，统一负责关税的征收、稽查与管理，结束了此前“各自为政”的征税局面。其次，制定统一的关税税则，明确关税的征收范围、税率标准与计税方式，取代了此前“因人而异、因货而异”的随意征税模式，让商人能够清晰预判贸易成本，也让政府能够精准调控贸易流量。此外，还建立了严格的通关流程与稽查制度，打击走私行为，确保关税政策的有效落实。关税制度的规范化，让关税从一种“不稳定的财政来源”转变为国家可控、可预期的政策工具，进一步放大了其在国际贸易与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例如，英国通过统一的关税税则，精准调控不同商品的进口税率，对原材料免征关税，对成品加征高关税，既保障了本土制造业的原材料供应，又保护了成品市场，形成了完整的产业扶持链条。这种规范化的制度设计，也为近代关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五、黄金期的落幕：贸易冲突与思潮迭代的必然

重商主义时代的关税政策，在推动欧洲各国资本积累、产业发展与国力提升的同时，也埋下了深刻的隐患。各国为争夺有限的黄金白银与贸易份额，纷纷筑起高高的关税壁垒，相互实施贸易封锁与制裁，贸易战频发，严重阻碍了全球贸易的正常发展。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四次英荷战争，本质上便是关税壁垒与贸易霸权争夺的产物——英国的《航海条例》严重损害了荷兰的贸易利益，荷兰奋起反抗，最终却因国力差距与持续的贸易封锁而衰落，英国则逐渐取代荷兰，成为新的海上贸易霸主。同时，“以邻为壑”的关税政策也逐渐暴露其局限性。随着工业革命的萌芽，英国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本土产业已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高关税壁垒反而限制了原材料的进口与商品的出口，阻碍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自由贸易思潮逐渐兴起，挑战着重商主义的核心逻辑。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批判重商主义的“零和博弈”思维，主张自由贸易能够实现各国互利共赢，关税壁垒只会损害整体贸易利益。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与自由贸易思潮的普及，欧洲各国逐渐降低关税，拆除贸易壁垒，重商主义时代的关税“黄金期”正式落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持续两个多世纪的黄金期，是关税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让关税摆脱了单纯的财政功能，成为影响国家兴衰、重塑国际贸易格局的核心力量，其“奖出限入”的政策逻辑、保护性关税的实践经验，也为后世的贸易政策留下了深刻启示。关税既是保护本国利益的“盾牌”，也可能成为阻碍全球贸易的“藩篱”，如何把握关税政策的尺度，实现国家利益与全球贸易秩序的平衡，始终是各国面临的核心命题。下一篇【关税说③】，我们将走进19世纪的自由贸易浪潮，探讨关税在思潮迭代中陷入的争议与变革，看一场关于关税存废、税率高低的博弈，如何改写全球贸易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