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 | “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新模式研究:以清华大学“丝路大篷车课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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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

《“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新模式研究：以清华大学“丝路大篷车课堂”为例》

作者

李希光，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博导、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巴基斯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中信改革与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

来源

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马丽蓉教授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丝路学刊》总第八期

“写在丝绸之路上的大篷车课堂”这一课程在清华大学设置至今已20余年，该课程通过探索丝绸之路上的沙漠之路、草原之路、佛教之路等路线，以旅行、阅读并撰写其风土人情等方式鼓励跨文化对话。作为清华大学首批挑战性课堂，“丝路大篷车课堂”是融体验式教学、现场教学、团队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为一体的教学模式的创新改革。“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大篷车课堂”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和历史使命。该文通过分析“丝路大篷车”课堂的教学模式和运作机制，旨在为丝路学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借鉴，为“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大篷车课堂”是一个在丝绸之路上延展的体验式课堂。全文分四大段落对“大篷车课堂”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和解说，这四大段落：一是“大篷车课堂”课堂概况；二是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丝路大篷车”；三是“丝路大篷车”人才培养模式探析；四是“丝路大篷车”与“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作者认为：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多个民族、多个种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带”，更是一条“文化带”。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伟大的崛起:汉朝和唐朝。在汉朝，张骞通西域，到大夏寻求恢复与月氏的军事联盟，波斯王子安世高来中国传播佛教。随后，东晋派出中国第一位高僧法显去西天极乐世界——乌仗那(白沙瓦)和塔克西拉学经；北魏又派出使臣谷魏龙经过罕萨，出使撒马尔罕。到了唐朝，更多的唐朝高僧经过瓦罕走廊、喀喇昆仑，沿着印度河来到斯瓦特、白沙瓦和塔克西拉，求取佛教真经。自古以来，从古代高僧、商队，到西方探险家往来丝绸之路多走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瓦罕走廊。但是，除了法显、宋云、玄奘和斯坦因等中外旅行家留下的文字外，很难找到更多的书籍。因此真正地学习、感悟丝绸之路，如果缺乏双脚的丈量，将会是非常遗憾的。“大篷车课堂”不局限于一百多年前德国探险家划定的丝绸之路，而是扩大到了更广的疆域:“走向塞外漠北和高加索的草原丝绸之路”和“走向西域和藏区的佛教丝绸之路”。这其中具体包括沙漠路线、草原路线、海上路线、游牧路线、佛教路线、藏传佛教路线、伊斯兰路线等。

所谓沙漠路线，就是从洛阳出发一直往西，到今天的喀什。这条路线到了吐鲁番后分成了两道:一路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线;一路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线。南线出阳关，进罗布泊，到楼兰，或者去民丰往尼雅方向走;北线是，往库尔勒、库车、阿克苏方向走，到喀什，再翻越喀喇昆仑山，进入古印度，或者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尔泰游牧线是今天的中国(新疆)、蒙古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大片土地，阿尔泰山山脉横贯其中。人类学家相信，突厥人、蒙古人、朝鲜人、日本人发源于此。这条道路可以从蒙古西部的科布多，经乌里雅苏台、翻越杭爱山，沿着鄂尔浑河，到哈拉和林，最后到乌兰巴托。沿途，学生可以看到明清时期中国古城的废墟、藏传佛教寺庙的遗址，看到北洋政府的军队为捍卫国土最后为国捐躯的战场。也可以带着学生，从西伯利亚启程，从北往南采访，翻越萨彦岭，进入唐努乌梁海大草原，采访那些身着清末服装、留着长辫的游牧人，听他们用豪迈嗓音演唱的呼麦。这条路线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的路线，沿途学生可以采访到古丁零人、匈奴人、回纥人、契丹人的后裔，观察其文化遗存。

“大篷车课堂”的沙漠路线主要是指从新疆出发前往中亚、西亚方向的路线。2000年前，张骞通西域，打通了河西走廊，建立了西域都护府，张骞使团最远到了大夏和信德河流域。这是中国第一次与中亚产生政治联系，并通过河西四郡和西域都护府治理了新疆，影响了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带的中亚。通过实现对中亚的治理，带来了大汉王朝的稳定和繁荣。

成吉思汗西征路线，也是“大篷车课堂”的草原路线。从阿尔泰地区向西经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到土库曼斯坦，途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这些天方夜谭里的故事的发生地。我也曾带学生深入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和游牧路线的核心地带读书写作，如布里亚特、贝加尔湖、南西伯利亚、哈卡斯草原、萨彦岭、图瓦、叶尼塞河谷、乌苏里江河谷、额尔济纳河谷和居延海等地。

针对草原路线，学生需要读《蒙古秘史》、20世纪30年代马鹤天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20世纪90年代初李希光在香港报纸连载的《蒙古游牧记》考察报告，还要读金庸的“射雕三部曲”。这三部书虽不是专门写蒙古的，也不是社会科学书籍，但均涉及蒙古，从中可见华人心目中的“蒙古意象”。这可以让学生在出发前积累足够的知识，建立基本的认知框架。

这些草原王国不仅承载着游牧文化，还承载着中原文化。例如，元代的道人丘处机从北京出发，越过戈壁，在兴都库什雪山的行宫中给成吉思汗讲道，成就了“一言止杀”的历史佳话。

文化多样的西域是追求人文主义写作的新闻学生极佳的学习和实习场所，为记者们报道跨文化交流的古今故事提供了源泉和不尽的素材。同时，还有更令人神往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大篷车课堂”，即佛教路线。

总而言之，“丝路大篷车”是融合体验式教学、现场教学、团队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为一体的教学模式的创新改革。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戴雨果(HugodeBurgh)曾说:“2007年夏天，我跟随李希光的大篷车课堂去西藏。我惊奇地发现，李希光的教学方法是中国和欧洲古老哲学家的教学方法与富有魅力的实用技能的美好结合。”也许“丝路大篷车”和当年苏格拉底在稻田里与学生互相问答，通过实践、引导、启发的“催产术”教育模式，真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吧。

当然“丝路大篷车”这一教学创新模式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更在于它的人才培养方面与“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方面。对于前者，“大篷车课堂”的优势在于它是动态的、相互的、辛苦的。知识因为这种不一般的课堂经历而有了更长的“保质期”，历史在我们的行走与交谈中变得鲜活，时间与空间在笔直的直达天际的沙漠公路里无限延伸，对于“丝绸之路”的过往、当下与未来，学生们在讨论与静默间有了更深邃的思考。对于后者，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等于重塑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文明圈。“一带一路”是“东西双向开放”的国际合作新举措。“东西双向开放”战略标志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更远的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经历了这样的转变——从过去被动地融入世界秩序，转为今天主动布局，将自身发展与塑造新的世界秩序结合到一起。“东西双向开放”下的“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不仅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合作体、地缘经济合作体，更大的目标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

“一带一路”是以西域为中心重新界定中国与世界。我们不再是站在太平洋岸边看世界，不再以深圳和上海为基点看世界。而是以西域为出发点，站在天山或帕米尔的雪山上看世界，构思“一带一路”文明圈:那是一个突厥、阿拉伯、波斯、俄罗斯和中华文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文明带。站在塔什库尔干往东看中国，用汪晖的话说，那是“一个幅员辽阔、层次复杂、无分内外却又文化多样的……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随着“一带一路”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边疆地带将迎来历史性的转折。

作者最后特别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为“大篷车课堂”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和历史使命，“一带一路”共建国凝聚着人类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璀璨一角，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战略价值。

来源 | 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

排版 | 刘卜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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