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观察】变局时代对外投资的国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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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2026年1月3日，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绑架该国总统马杜罗夫妇并移送至美国。同时，特朗普声称将接管委内瑞拉并开采其巨大的石油储备，这使得委内瑞拉政权更迭的概率大幅增加，中资企业在委内瑞拉的投资尤其是石油领域的投资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期，伊朗持续暴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政府断网，海外媒体报道数千名伊朗抗议者被射杀，而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正调往中东地区，向海湾集结，伊朗宣布处于最高战备状态并临时关闭领空。作为中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共建国、中国在中东的重要石油进口市场与重要的直接投资目的地，伊朗政局的持续动荡以及可能爆发的战争使中资企业及人员面临重大的风险，在中资企业积极“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的当下，委内瑞拉以及伊朗政局的局势再次警醒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必须高度关注国家风险，做好各种风险应对措施，否则企业的投资将面临重大损失。本期“一带一路•观察”，我们摘选了亚布力企业家论坛研究中心《中国企业新出海风险报告（2025）》里有关变局时代海外投资国家风险的相关内容，以便拟“走出去”进行业务布局的投资者对国家风险有更全面的了解与认识。






（一）国家风险的概念

国家风险是指在跨国经营、投资、贸易或信贷活动中，因东道国（或投资目标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政策等宏观因素发生的不确定性或不利变化，导致在该国开展业务的投资者、债权人或经营者面临损失的可能性。其核心是风险来源与国家层面的系统性因素直接相关，且超出企业、个人等微观主体的控制范围。

国家风险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正常表现，受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社会发展、自然灾害等不由企业控制的外在因素决定，更多地体现在国家主权行为上。但国家风险与主权风险不是同一个概念，国家风险的范畴要大于主权风险。

国家风险伴随“全球化”而产生，一般而言，国家风险可以发生在全球贸易、资本流动、技术、人力、劳务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转移领域，跨国企业日益成为国家风险的最大承担者和受害者。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经贸活动的增多，国家风险也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的课题。尤其是2017年以后，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由“接触”改为“竞争”，拜登上台后联合其所谓的“盟友”对中国进行围堵，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以“安全”为名对中国实施打压，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更为严峻复杂。



（二）国家风险的演化

国家风险源于20世纪早期国际银行的跨境业务。当时，在某一国家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给另一个主权国家或本国的境外企业时，可能出现的海外信贷风险成为国家风险的主要形式。

二战后，国家风险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局势息息相关。

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国家风险更多地是以征收风险和主权风险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非拉等地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去殖民化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建立起主权政府。这些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在建立本国国民经济过程中，对前殖民者或其他西方国家的企业采取了征收或赎买等措施，如1950年代伊朗石油国有化、1960年代智利铜矿收归国有。这一时间，国家风险高度政治化，并且常常伴随着暴力冲突，意识形态对立，投资者缺乏有效救济机制，国际仲裁制度尚未成熟，此阶段国家风险被视为“主权行为不可诉”，投资者基本处于极度被动状态。

冷战结束后到美国金融危机前，国家风险更多地体现在法律风险与债务风险上。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新自由主义盛行，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频繁调整外资政策，部分转型国家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法律以及政策风险成为国家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领域的法律执行薄弱，合同纠纷难以通过司法解决。同时，由于金融过度自由化、监管不足、短期外债以及经济发展脆弱等，1997年-2001年间，泰国等部分亚洲国家、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家先后出现金融危机、债务违约以及经济危机，国家风险从政治极端事件转向经济周期性波动。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尚处“走出去”初期，风险暴露有限，但国际经验积累开始。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到2019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债务风险与政治风险成为这一时期国家风险的重要形式。首先是债务风险。2009年10月20日，希腊债务危机爆发，随后扩散至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欧洲多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遭下调，德国与法国等经济基本面相对较好的欧元区主要国家也受拖累。直到2013年12月，欧债危机才逐渐缓解。同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过度举债，也爆发了系列债务危机，导致部分跨国企业的投资面临损失。其次是政治风险。2010年12月，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爆发，并点燃了阿拉伯世界一场轰轰烈烈的剧变，引发冲击整个中东的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浪潮，让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和也门的萨利赫等政治强人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国家的政府被推翻后，政权真空并没有被民主改革派填补，反而激化了内部的民族、宗教、阶层矛盾，出现持续的武装冲突，“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借势发芽并强势扩张，给跨国投资造成巨大影响，部分企业损失惨重。同时，部分国家的政治稳定性下降，如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项目因政权更迭被重新谈判；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一度暂停。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国家风险高发，尤其是利比亚等国的政局变化，对中国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2020年至今，世界进入地缘政治主导的新时代，战略竞争正在重塑国家风险的新格局。这一时期，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俄乌冲突重塑全球安全秩序，全球供应链“去风险化”成为主流政策，安全风险泛化成为国家风险的重要趋势，美、欧、印、澳等以“关键基础设施”“数据安全”为由限制中资。同时，数据安全等新型业态风险突显。而且，由于众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加剧、官员贪污腐败，这些国家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最近几年，部分国家的Z世代觉醒，常常因为偶发事件点燃民众怒火，进而引发民众抗议，骚乱，打砸抢劫，导致国家动荡，领导人辞职或外逃等。

总体看，近年来，国家风险的形式随国际格局、技术变革与投资模式的变化而不断演化，早期，国家风险以主权行为导致的“硬剥夺”为主。随后，国家风险以经济周期与制度缺陷引发的“软损耗”为主。目前，国家风险以地缘政治驱动的“战略性排斥”为主。

（三）国家风险的基本要素

如前所述，国家风险包括来自于经济结构、政策、社会政治制度、地理位置和货币等各类风险。一般而言，国家风险主要包括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观点，国家风险包含五个基本要素：

一是由债务人的政府或政府机构发出的停止付款的命令（社会政治风险）；

二是由经济事件引起的贷款被制止转移或延迟转移（经济风险）；

三是法律导致的资金不能兑换成国际通用货币或兑换后不足以达到还款日应该有的金额（社会政治风险）；

四是任何其他来自外国政府的阻止还款措施（社会政治风险）；

五是包括战争、没收、地震、瘟疫和洪水等方面的不可抗拒力（战争风险、社会政治风险或自然风险）。

归纳起来，国家风险由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战争风险和自然风险构成，而社会政治风险又由政府决策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组成。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家风险的内涵和外延正在经历深刻重塑，其生成逻辑、表现形式与传导机制均呈现出区别于传统国家风险的新变化与新特征。这些变化既源于全球传统格局的根本性调整，也与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治理范式转型深度交织，使得国家风险的复杂性、联动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显著提升。

（一）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逐渐瓦解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凭借其压倒性的经济、军事与制度优势，构建了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北约、WTO等机制成为其主导世界格局的工具，美元、美军、美式民主构成其三大支柱。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进入“单极时刻”，一度被视为惟一的超级大国。

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主导世界的这一格局开始出现变化，主要体现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

首先是在政治层面，多极力量的崛起形成对单极格局的系统性制衡。中国、印度、东盟以及中亚等国家的快速发展，打破了美国一国独大的局面。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影响力持续提升；东盟、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区域和全球事务中话语权增加，世界正朝着“不平衡的多极格局” 转变，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自身实力的壮大来影响区域乃至全球格局，使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逐渐失去存在的土壤，多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个任期，美国就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退出《巴黎协定》、退出伊核协议、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中导条约》、退出世卫组织等，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美国又重新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美国的退群加剧了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

其次是在经济领域，美元霸权动摇，美国贸易体系的主导权弱化。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美元的核心地位，但近年来去美元化趋势持续加速。同时，美国债务问题愈发严峻，这种不可持续的债务膨胀，进一步削弱了各国对美元的信任，为全球金融秩序重塑埋下伏笔。在贸易领域，虽然美国退出，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依然正式生效，并开始发挥积极作用。此外，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频频挥舞关税大棒，推行“对等关税”等单边政策，“关税”成为国家风险中的关键变量。

总体看，当单极秩序的“稳定器” 失效，国际社会进入 “权力真空” 与 “规则重构” 的过渡期，国家风险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也随之大幅提升，国家风险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化。



（二）大国崛起引发的全球竞争格局重构

在单极格局瓦解的背景下，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加速崛起，以俄罗斯、欧盟为代表的传统力量也在调整战略，试图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占据更重要位置。各种力量博弈加剧，国家风险的生成逻辑与表现形式出现新的变化。

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维度的竞争格局。在经济层面，中国的经济崛起打破了传统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举足轻重的世界工厂，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共建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正深刻地改变全球经贸合作形式。

在科技领域，中国从“跟跑者”逐步转变为“并跑者”甚至“领跑者”。5G通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的突破，使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不断提升。华为、大疆等企业的崛起，不仅改变了全球科技产业链的分布，还推动了国际技术标准的多元化，并打破了欧美长期垄断的局面。这种变化迫使发达国家调整科技战略，美国通过“芯片法案”和出口管制等手段试图遏制中国，全球科技竞争环境进一步恶化。

在全球治理层面，当前全球治理迎来范式变革，正从西方中心迎来多元共治，中国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气候变化谈判等国际事务，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多元化。此外，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为解决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提供了新思路，吸引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这种治理模式的创新，挑战了传统西方主导的规则体系，促进了更包容的国际秩序。

在地缘竞争层面，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亚太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平衡。通过深化与俄罗斯、中东国家的合作，中国构建了“非西方”战略支点，增强了战略自主性。

但同时，由于中国的崛起，中美竞争成为全球格局重塑的核心变量，美国以“国家安全” 为由，对中国实施高端芯片禁运，试图切断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供应链；在经贸领域，美国对华加征高额关税，同时美国胁迫其他国家封锁中国的转口贸易；在外交层面，美国推动 “印太经济框架”“芯片四方联盟”，试图构建 “围堵中国” 的阵营。

除美国之外，作为崛起的大国，印度也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国家风险的一个重要变量。由于双方的边境争端、产业竞争，印度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进行特别审查，此前下架中国众多的APP，对中国企业频繁进行税务稽查，甚至查封中国企业账户，使中国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

同时，西方国家也以“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实施限制，如荷兰政府对闻泰科技旗下的安世半导体进行接管，欧盟以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企业投资，要求中国企业以技术换市场，巴拿马在美国强迫下要收回中资港口等等，使中国企业面临的国家风险更家复杂。



（三）数智时代国家安全的重构与跨国投资国家风险的新变化

当前，大数据、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更彻底改写了国家安全的内涵与边界，部分国家安全泛化，跨国企业面临的国家风险陡增，海外投资与运营的不确定性增加。部分国家以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为名对跨国企业实施限制、审查乃至强制收购的举措，折射出泛安全化、国家风险在数字浪潮中的系统性变革。首先是数据主权的博弈，跨国企业面临新的合规困境与国家干预。数据的跨境流动特性与国家主权的属地管辖原则之间的张力，催生了全球范围内的数据治理冲突。各国纷纷通过立法与行政手段强化数据管控，跨国企业成为这场博弈的直接承压者，其面临的限制措施呈现出从合规审查到资产干预的梯度升级特征。如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被美国强制要求出售；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以"严格保护个人隐私"为由构建起数据流动的"欧盟标准"，仅2024年就对Uber处以2.9亿欧元罚款，理由是其非法向美国传输欧洲司机的敏感数据，包括位置信息、身份证明乃至医疗记录等核心信息。其次是部分国家市场准入的风险，部分国家以"国家安全"名义设置隐性壁垒。如美国CFIUS近年来将审查范围从传统军工领域扩展至数据科技领域，否决了中国企业对美国一些行业企业的收购；印度则以"数据本地化存储"为由，要求跨国科技公司在境内建立数据中心，还以安全为名禁止数300多款中国APP运营，印度声称这些应用"存在数据泄露风险"。再次，数智时代的国家安全的强化与跨国企业国家风险的场景变革。跨国企业面临的数据管控风暴，仅是数智时代国家安全变革的外在表现。更深层的变化在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普及，使国家安全的内涵从传统的领土、军事安全，向网络空间、数据领域、认知领域全面延伸，形成了多维交织的安全新体系。所谓的安全威胁从“显性对抗”转向“隐性渗透”，各国都在重构安全体系，这使得跨国企业面临的国家风险出现新的变化。




如前所述，当前，国家风险的内涵和外延正在经历深刻重塑，其生成逻辑、表现形式与传导机制均呈现出区别于传统风险的新变化与新特征。

（一）风险来源“去中心化”与“多源并发”

在当前变局中，风险来源呈现“去中心化”特征，演变为“多中心博弈+区域热点共振+非国家行为体介入”的复杂格局。一方面，大国竞争从“线性对抗”转向“体系性竞合”，各方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军事或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技术标准（如5G/6G、AI伦理）、规则制定（如数字税、碳边境调节机制）、意识形态（如“民主vs威权”叙事）的全维度体系对抗。例如，美国推动“芯片四方联盟”（Chip4）与中国“半导体产业自主创新”形成技术体系割裂，风险从单一企业的“断供威胁”升级为整个产业链的“体系性脱钩风险”。

另一方面，区域热点的“外溢效应”显著增加，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传统地缘政治热点，通过能源、粮食、金融等渠道向全球传导风险——俄乌冲突不仅导致欧洲能源危机，还引发非洲、中东粮食短缺（全球约30%的小麦贸易依赖俄乌）。此前的泰柬边境冲突导致两国边境口岸关闭，给当地货物运输及经贸合作造成不利影响。当前，美国以“缉毒”为由在委内瑞拉附近加勒比海域部署军舰施压，甚至封锁委内瑞拉空域，在委跨国企业面临的战争风险日益增加，并可能形成“区域冲突→全球供应链断裂→经济金融风险扩散”的链式反应。



（二）风险形态复合化，从单一领域风险到跨界传染，形成多维度叠加

传统国家风险多以单一形态存在，如单纯的政治制裁、经济危机或军事冲突，但当前风险呈现“复合型、跨界传染”特征，不同领域的风险相互渗透、叠加放大，形成“1+1>2”的系统性冲击。而且政治-经济-安全风险深度绑定，如美国将中国闻泰科技纳入制裁清单，荷兰政府以对“荷兰及欧洲的经济安全构成风险”为由，援引《货物供应法》，接管中资企业闻泰科技旗下的安世半导体，最终影响全球汽车芯片的供应，这是政治风险向经济风险传递的典型案例。而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上的反制，又可能引发美国军工、新能源产业的供应链恐慌。这种“政治施压→经济受损→安全受胁→反制升级”的闭环，使风险难以通过单一手段化解。

此外，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自然灾害风险在国家风险中的影响与破坏更为严重。比如2025年11月底至12月初，热带气旋塞尼亚尔、迪特瓦和科托同时活动，一场“三旋共舞”的极端天气袭击了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给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尼、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带来特大暴雨，并引发洪灾，众多企业厂房被淹，生产中断，甚至出现人员伤亡。同时，非传统领域的风险还与传统领域的风险出现交织，比如俄乌冲突引发欧洲能源危机（传统能源安全风险），这迫使欧洲重启煤电，进而推高碳排放，形成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风险，并最终可能形成“气候-安全-经济”的负向循环。

（三）风险传导呈加速化与隐匿化特征，从线性扩散到指数级裂变

数字技术、网络、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国家风险的传导速度更快、范围更广、隐蔽性更强，传统“风险识别-应对”的时间窗口被大幅压缩，不利信息的传播短时间内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局部风险甚至可以在数小时内演变为全球性危机。例如，2021年苏伊士运河“长赐号”搁浅事件，通过实时新闻直播和全球供应链管理系统，24小时内引发全球航运价格暴涨300%、汽车制造商因零部件断供停产，风险从“单一航道堵塞”升级为“全球制造业停摆”。

此外，产业链风险的蝴蝶效应凸显，全球产业链的“长鞭效应”（Bullwhip Effect）使局部扰动引发全局震荡。例如，新冠疫情期间，武汉、上海等地封城，导致汽车零部件等供应连中断，最终引发众多汽车厂家停产；2021年，车用芯片大厂瑞萨电子（Renesas Electronics）那珂工厂部分设备受地震影响而停工，直接影响全球汽车芯片供应，丰田、本田等企业生产受到影响——这种“上游微小波动，下游全面崩溃”的传导模式，使产业链风险防控的难度呈几何级上升。

（四）风险主体“泛化”“下沉”，从跨国企业到“微观个体与社群”

传统国家风险的主要承担者是主权国家、大型跨国企业或国际组织，但当前风险主体呈现“泛化”与“下沉”趋势，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甚至特定社群成为风险的直接受害者。在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中小企业因抗风险能力弱、合规成本高，更易受政策变动冲击。同时，民众的“感知风险”常常转化为“政治风险”。在一些国家，由于经济下行、通胀高企、就业不稳定，加上部分国家社会不平等，官员腐败，引发大规模的“Z世代”运动，孟加拉国、尼泊尔、马达加斯加、印尼、墨西哥、斐济等国都爆发了青年人的抗议示威，不仅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导致孟加拉国、尼泊尔、马达加斯加等国政局动荡，政府总理被推翻，演变为严重的政治风险。此外，特定社群常常成为“风险引爆点”。

（五）国家安全认知“意识形态化”、“工具化”，国家风险进一步复杂化

当前，由于中国与欧美国家的竞争，导致西方国家对国家安全的认知框架被深度嵌入意识形态叙事，“安全”本身不再是纯粹的客观威胁，而是被某些国家或集团“主观建构”为服务其战略目标的工具，这导致西方国家对来自中国的跨国企业的监管审查趋严、技术出口收紧、投资审查加强，甚至可能导致投资取消或延误、市场准入受限等。这种“泛安全化”趋势使企业面临更复杂、多变和不确定的政治和监管环境，增加投资的风险与成本。

同时，“安全政治化”成为霸权维护手段，美国将中国“一带一路”共建倡议污名化为“债务陷阱外交”，将华为5G技术渲染为“国家安全威胁”，本质是通过“风险建构”遏制中国崛起；欧盟以“人权”“环保”为名出台《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实则是借“风险合规”之名设置贸易壁垒，保护本土企业竞争力。这种“风险标签化”使正常的经贸合作被扭曲为“政治站队”，增加了合作的信任成本。



（六）风险应对加速推动供应链重构，跨国企业本土化觉醒，外部依赖加速向自主可控发展

“供应链安全”驱动本土化布局：为规避产业链断裂风险，主要经济体纷纷推动“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和“产业链回流”。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要求接受补贴的企业10年内不得在中国扩产；欧盟《芯片法案》目标2030年全球产能占比从10%提升至20%；2025年12月11日，美国拉拢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以色列和新加坡等多个盟友国家在华盛顿签署《硅和平宣言》，宣布在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半导体及相关高科技领域构建“可信赖的供应链合作机制”，意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关键供应链之外。中国提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高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对半导体、高端装备等关键环节的投入。这种“本土化”趋势对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产生重要影响，这可能推高全球生产成本，加剧“脱钩断链”风险。




如前所述，跨国投资的国家风险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它主要包括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经济风险、环境风险、政策风险等各个方面。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而言，面临的国家风险更为复杂，因为 “一带一路”共建国大多为全球南方国家，几乎涵盖世界上政治形势最为复杂的几个地区，尤其是中东西亚，沿线多数国家本身具有独特的政治、宗教、民族环境，如叙利亚、也门、阿富汗、巴基斯坦等，有些国家国内长期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各种风险高发。一是宗教文化冲突，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多个国家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处，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内部教派之间，不同民族与种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等，呈现易发复杂长期激烈的特点，导致风险高发。二是国内发展面临的矛盾，部分国家民主与法制程度低，政治政局不稳定，经济发展缓慢，民众对政府表现不满等，呈现易发性特点，某些看似细微事件的爆发引发国内动荡，并对周边国家乃至多个国家产生较强的国家风险外溢效应。三是大国博弈，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地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优势，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储备，堪称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因此引得大国在这些国家与地区博弈，如伊朗、叙利亚、乌克兰等，地缘政治关系相对紧张，区域和国家风险显著。比如南美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以打击贩毒为名，欲对委内瑞拉施加压力。四是与中国关系，少数国家与中国因地缘关系存在领土利益分歧，当这些分歧不能被管控在理性磋商的范围，就被激化成不同层级的外交事件，对双边的经济合作以及中国企业的投资造成某些不确定性。而且，由于当前阵营化趋势明显，中美竞争使得很多小国开始站队，依附美国，给中国在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带来极大不确定性。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指国家政治体系、治理模式或国际关系变动引发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投资环境稳定性，包括政权更迭，换届后政府政策转向，如外资准入限制、税收政策调整、民粹主义崛起导致的保护主义抬头等；地缘政治冲突，国家间领土争端、外交制裁、军事对抗，如俄乌冲突对能源供应链的冲击；以及国内动荡风险，如内战、骚乱、罢工等社会不稳定事件，导致生产中断、基础设施损毁等等。由于地理、文化、政治及社会发展的差异，不同国家政治风险表现各异，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政治风险更为高发也更为复杂。在亚布力研究中心统计的近几年全球爆发的“Z世代运动”中，绝大多数发生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恐怖主义较严重地威胁着该地区的安全，政治派系斗争激烈、政府执政能力受到制约、政局稳定性不足，而且国家之间也因为领土、宗教和种族等原因而矛盾重重，如2025年的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军事冲突，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境的冲突，白俄罗斯与波兰的矛盾等等，其中塔阿的边境袭击还导致数名中国公民死亡，波白矛盾导致中欧班列停运长达数周。即使在东南亚相对较为稳定的区域，2025年7月，泰国与柬埔寨也因边境纠纷爆发冲突，双边燃起战火，给区域稳定带来重要影响。印度虽然较为稳定，但国内政治势力林立，发展不平衡，国内矛盾较为尖锐，民众抗议示威等也常常发生。中亚地区近年总体保持平稳，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最大威胁。西亚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未来发展趋势仍显扑朔迷离。

（二）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指受东道国宏观经济环境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所共同影响而面临的可能造成损失的一种风险。其主要包括宏观经济风险，即东道国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不稳定、严重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失衡等带来的风险；汇率波动风险、利率风险等。如土耳其、阿根廷、津巴布韦等国的恶性通胀导致货币贬值，侵蚀外资实际收益。此外，部分国家主权债务违约，政府债务率过高，导致财政紧缩、债务重组风险。还有部分国家银行坏账率高企、股市暴跌、资本外流管制等，引发流动性危机。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中国企业面临的经济风险也形式多样：南亚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增速缓慢、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能源短缺、货币疲软、通货膨胀压力居高不下等问题。东南亚国家多数经济结构单一，内生动力不强，并且过于依赖外资，抗外部冲击能力较弱；中亚地区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增长乏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整体经济增速趋缓，压力较大。西亚国家由于局势不稳定性增加，埃及伊朗等国内经济形势都较为严峻。在汇率层面，我国企业有着深刻的教训。例如，1990-1993年期间，在俄罗斯或东欧经营的企业，起初经济效益很好，企业在当地银行有大额本国货币存款。但随着卢布贬值，从1美元兑换1卢布跌到1美元兑换1000多卢布，本来获利的企业变成了严重亏损，有的甚至血本无归。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在泰国、韩国投资的企业也因汇率变化损失严重。2008年，津巴布韦货币贬值，给中资企业带来影响；2014年，因俄罗斯卢布出现大幅贬值，在俄罗斯投资的中国企业受到影响，少数企业在国内国际资本市场的表现还因此受到波及。2020年以来，土耳其与阿根廷等国家货币的大幅贬值，也给中资企业带来了较大的损失。



（三）安全风险

安全风险指企业及员工在海外因社会治安、社会动荡、诈骗、绑架、恐怖袭击以及战争等，遭遇到可能遭遇到的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作为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重点区域，“一带一路”则是全球安全风险的高发区，据经济与和平研究所数据，在全球最不安全的20个国家中，有19个属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全球每年一半以上的恐怖袭击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等国家；有80%左右的绑架案发生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作为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年新签合同走过50%的区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涉及中国公司与公民的安全事故也频发，从2011年起，我国政府组织的四次大规模撤侨行动都发生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2011年的利比亚大撤侨、2014年因越南反华事件撤侨、2015年4月尼泊尔地震后的撤侨行动以及2015年4月的也门撤侨行动。而据外交部的消息，中国公民海外被绑架案件中，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如菲律宾、尼日尔、尼日利亚等，这都表明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安全形势的严重性。除此之外，近年来电诈等的泛滥也给中国企业与公民的财产与人身安全带来较大的影响。

（四）宗教以及社会文化风险

宗教文化风险是在国际投资过程中常常被忽视的风险。对外投资主要表现为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但同时也伴随着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碰撞。在投资环境的构成要素中，宗教文化环境是一种软环境，正常情况下，一般不会对外国投资者产生直接的或根本的影响，但由于一些异常事件，常常激发潜藏的矛盾，甚至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

在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处于东西方多个文明交汇的地区，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之间，包括伊斯兰教内部教派之间，都存在分歧甚至冲突，而现在中东一带的众多冲突都与宗教因素相关，同时，这些区域不同民族与种族的矛盾与冲突也较为突出。除这些国家之外，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因不理解东道国文化而酿成事故的先例，比如在柬埔寨，中资企业的中国女性管理者，因为撕毁西哈努克亲王画像，引起了柬埔寨民众的抗议，几乎引发金边的一场骚动。该管理者被警察逮捕，并被驱逐出境。该事件就是典型的不了解柬埔寨文化而引起的风险事故。此外，当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部分国家还出现了人口结构风险，这些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消费市场萎缩，为企业做大带来不确定性。

（五）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是除政治风险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最大风险。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国家法律体系不健全、司法不公、监管随意，如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外资企业常常遭遇歧视性执法等，使中国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形势严竣。全球南方，这些国家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法律各不相同，在国家安全、反垄断、环境保护、劳工、税务以及行业限制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加上不同国家有关投资的相关政策与法律经常会因为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给进入东道国的企业增加了潜在的法律风险。

据统计，在中国对外投资失败的事件中，有16%的投资事件是直接或间接因为法律原因导致投资受损或最终逼迫停止投资。这些因为法律原因导致投资终止的事件，有三分之一是因为中资企业法律观念淡漠，不严格遵守东道国的法律，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项目所致，中国企业在菲律宾、赞比亚以及加蓬等国家，都出现过因贿赂当地官员招致诉讼并影响项目顺利推进的事件。有三分之一的投资事件终止或失利是因为对劳工法不熟悉。对劳工法不熟悉主要集中在对外工程承包上，因部分对外工程承包企业不熟悉东道国的劳工法及关联法律，在用低价策略赢得定单之后，准备从国内输出劳务人员，但有的东道国在本国劳工比例上有限制，对劳工的权益保障也极为严格，导致人力成本远远超过预算，在工期上也无保障。在对外投资并购事件中，由于劳工原因导致投资受损的事件比例巨大。比较典型的是上汽收购韩国双龙，因员工罢工直接诱发韩国法院介入，最后宣布双龙进入破产程序。早前首钢收购秘鲁铁矿公司后，也长期受员工罢工影响。而2025年，有中国车企在海外的用工事件也成为舆论焦点，给企业的正常运营带来冲击。

（六）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是指东道国虽然政权没有变化，但政府对外资的政策发生了变化，给企业经营造成困难。政策风险属于普发性的系统性风险，其后果最终会以法律风险的形式呈现。如产业政策变动，对特定行业的扶持或限制、产能过剩行业去产能政策，以及近年多数国家对数字产业、绿色经济的政策倾斜，并出台各种政策税收与财政优惠等。

此外，政策风险还包括提高外资准入门槛等外资准入政策调整，如敏感行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取消外资国民待遇，税收政策变动，采用歧视性税收政策等等。

东道国的环保与合规监管强化，也使跨国投资企业面临较大风险，如碳中和目标下的环保标准升级，高耗能企业限产、数据安全法规的变化等，都对跨境企业带来极大不确定。

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多数国家关外国投资的政策都有变化。如俄罗斯出台了关于规范外来移民就业等有关法规，该法规明确规定了在俄罗斯从事商贸零售的企业雇佣俄罗斯本地人的比例。泰国政府修订了《外国人经商法》，根据该法，大约有1300多家在泰国的外资公司必须调整股份结构，部分在泰国的中资家电制造企业等受到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实施国有化，欧美一些国家的能源企业因此深受影响。而在非洲，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与枯竭资源为代价，赞比亚、南非、纳米比亚等国家已开始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相关环境保护标准进行了修订，中国一些能源资源企业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投资受到影响。再比如，智利、墨西哥等国过去几年调整了矿业政策，导致天齐锂业、赣锋锂业等中资企业在当地的投资受到冲击。



（七）环保风险

环境保护风险是指由于满足环保法规要求而增加的新资产投入或迫使项目停产以及企业在投资生产过程中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达不到当地民众预期而引发抗议甚至损失的风险。

近年来，随着各国加速推进绿色转型，众多发展中国家已加大环境资源保护力度，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同时，一些国家还通过调节税收和市场机制来保护森林等生态系统。部分国家NGO组织及民众的环保意识也在不断觉醒。

如缅甸密松大坝，2009年6月，中电投即与缅甸电力部水电规划司签订了伊江上游水电项目协议备忘录，当年12月，密松水电站正式开工。但这一项目在缅甸国内受到了克钦民族组织等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坝址距离Sagaing断层约公里，给大坝下游的伊洛瓦底盆地，特别是密支那的居民，带来很大的地震溃坝风险。最终，该项目被叫停。比较典型的还有中国兵器工业旗下的缅甸万宝在缅甸投资的莱比塘(Letpadaung)铜矿，也是因为环保问题导致当地民众对项目的反对，当地居民认为铜矿对当地环境造成了破坏，对铜矿进行了封堵抗议，当地警方向抗议者开了枪，造成1人死亡20人受伤，引发国际媒体广泛关注。再比如，2025年，中资企业在赞比亚的铜矿坝尾矿溃坝，导致当地河流受到污染，当地民众向中资企业提出80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

（八）劳工风险

中国投资者在对外投资实践中曾多次遭遇劳工法律风险，根据分析，有近35%的企业遭遇了劳工问题，有12%的企业因为劳动问题导致损失。以中国首钢总公司管辖的秘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仅2005年6月到2006年7月这一年间，该公司就遭遇了３次工人大罢工，使公司蒙受了数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而且，每次罢工差不多都以涨工资满足劳工要求而结束。最为典型的是上汽收购韩国双龙，由于韩国的工会组织每年都有“春斗”和“秋斗”（游行罢工），而且罢工期间资方必须支付工资，左右企业决策影响政府裁决的能力较强，该收购最终因为韩国工人的罢工导致法院介入进入破产重组。当然，该案例还有文化冲突等因素影响。另一起较典型的因劳工引发的海外投资案例是科蓝煤矿，该矿位于赞比亚南方省锡纳宗韦地区，由中国江西商人于2001年6月承包建立。2010年10月15日，由于煤矿经营者违反当地劳动法律，用工条件恶劣，数百名矿工冲击煤矿办公室，两名中方管理人员枪击工人，造成12人受伤。在2012年8月4日，约三四百名当地员工发生动乱，造成一名中方工人死亡，四名中国工人受伤。2013年2月20日，赞比亚矿业部长亚姆瓦-穆坎贾宣布，吊销赞比亚南部科蓝煤矿的开采执照。由于绝大部分目标地国家保护当地就业的政策，这也使得劳工输出障碍重重。此外，如中国某车企在2025年在巴西工厂用工事件，美国要求墨西哥对中资企业用工事件进行调查，而印尼某中资企业因为员工罢工导致企业破产，都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加了极大的不确定。

（九）知识产权风险

知识产权风险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国内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并不一致，很多企业在“抢滩”国外市场的过程中，由于对所在国知识产权法律不了解，往往处于被动。例如，一些企业的产品在国内没有遇到专利侵权纠纷，但是一出口到国外就产生专利纠纷，被指控专利侵权，甚至被查封、扣押、封存、责令赔偿。二是知识产权壁垒风险。在传统贸易壁垒日益受到国际条约限制的情况下，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常常会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或者凭借其知识产权优势地位，对我国企业涉及知识产权的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投资设置障碍。以知识产权构筑的非关税壁垒往往与标准捆绑在一起。例如，我国设计和出口的打火机品种繁多，产能充足，欧盟专门为此发布委员会决定，严格限制打火机的花色品种设计，并且要求必须加装“儿童安全锁”，而儿童安全锁的专利技术大多属于欧洲的一些公司。由于欧盟持续延长执行这一规定，这就成为限制我国打火机进入欧盟市场的重要非关税壁垒。三是知识产权运营风险。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增多，企业不善于积累和盘活知识产权资产的风险也在加剧。我国企业出口货物被诉侵权的案件逐渐增多，很多企业仍然延续货物贸易的思维，不注重专利布局。中国商标在海外遭抢注的案件也屡屡发生，康佳、海信、联想和五粮液等知名品牌都有着不得不“买回”商标，或者对簿公堂，或者抛弃原有商标重新创立品牌惨痛教训。企业在雇佣外国员工、委托开发、合作开发中，也很容易泄露商业秘密。四是知识产权滥诉风险。国外竞争对手为损害我国企业的商业信誉，阻止其进入相关市场，经常会利用相关条款对我国企业发起诉讼。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的部分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日益觉醒，我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应当充分评估知识产权的风险，以免落入知识产权陷阱。

（十）自然灾害风险

自然灾害风险指由于自然异常变化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失稳、资源破坏等现象或一系列事件。世界范围内重大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包括：旱灾、洪涝、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海啸、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森林火灾等。其中在中亚、中东等地，属于地震多发地带。印度洋大海啸、海地大地震、尼泊尔大地震以及2025年东南亚等国的大洪水，都给在附近区域的中资企业财产及人员造成了较大损失。自然灾害风险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自然异变作为诱因，二是要有受到损害的人、财产、资源作为承受灾害的客体。

（十一）公共卫生事件风险

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指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对投资的冲击，其具有不可预测性，如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人员流动受限、消费需求萎缩；传染病爆发引发的医疗资源挤兑。

（十二）技术与供应链风险

技术与供应链风险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风险。随着全球产业链分工深化，技术竞争与供应链重构引发的风险日益凸显。技术风险包括发达国家对高端技术出口限制（如半导体芯片出口管制）、知识产权纠纷（如专利侵权诉讼）等。供应链断裂风险内容包括地缘政治冲突、自然灾害导致的原材料短缺（如俄乌冲突导致的粮食、能源价格暴涨）、物流中断等。此外，海外投资还面临较大的技术替代风险，如部分国家为了实现某个目标，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加速淘汰落后技术，缩短项目报废时间等。




2025年，世界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气候危机不断加剧、社会信任日益瓦解以及技术变革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全球风险格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紧迫性。WEF《2025年全球风险展望报告》基于对全球900多位专家的访问，从短、中、长三个时段对全球风险进行了展望分析：



（一）短期风险：冲突、虚假信息与极端天气构成“三重威胁”

在2025年最直接、最紧迫的风险中，国家间的武装冲突被列为首要关切。近四分之一（约24%）的受访者将其视为未来12个月内最严重的全球风险。这一判断反映出当前国际安全环境的急剧恶化——从欧洲东部到中东、从非洲之角到亚太地区，多点爆发的地缘政治摩擦正在重塑全球战略格局，并对经济稳定、能源安全和人道主义秩序构成严重冲击。

紧随其后的是虚假信息与错误信息的泛滥。这已是该风险连续第二年位居短期风险榜首。数字技术的普及虽带来了信息传播的便利，却也为操纵舆论、煽动对立、破坏民主制度提供了温床。虚假信息不仅侵蚀公众对政府、媒体和科学机构的信任，还加剧了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使共识难以达成，治理效能大幅下降。在选举年密集的2025年，这一风险尤为突出。

第三大短期风险是极端天气事件。近年来，热浪、洪水、干旱和超强风暴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造成巨大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报告指出，极端天气已不仅是长期环境议题，更成为当下即刻威胁——它直接冲击粮食安全、能源供应、基础设施韧性及公共卫生系统。此外，社会两极化、网络间谍活动和战争也被列为2025年关键的短期风险，共同构成一个高度互联、相互放大的危机网络。

（二）长期风险：环境危机主导未来十年议程

展望未来十年，环境风险毫无悬念地占据主导地位。在长期风险排名前五中，全部与自然系统相关：极端天气事件、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系统崩溃、地球系统的关键变化（如临界点突破）、自然资源短缺以及污染。这些风险不仅具有高度的物理确定性，且其影响具有不可逆性和跨代际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然资源短缺被识别为所有环境风险中“关联性最强”的节点。它不仅直接导致粮食、水和能源危机，还可能引发大规模非自愿移民、健康水平下降甚至区域冲突。例如，关键矿产（如锂、钴、稀土）的供应链紧张，正成为绿色转型与地缘竞争的新焦点。

污染虽在长期排名中位列第五，但在短期内也高居第六，显示出公众对其危害认知的显著提升。空气、水体和土壤中的各类污染物不仅威胁人类健康（如呼吸系统疾病、癌症风险上升），也破坏生态平衡，削弱农业生产力。这种“看得见的伤害”正推动各国加强环境监管，但也可能因标准不一而加剧贸易摩擦。

（三）社会与技术风险：信任崩塌与AI失控的隐忧

除了环境与安全，社会分裂和技术失控构成另外两大长期风险维度。社会两极化与不平等在短期和长期风险榜单中均占据显著位置。经济复苏的不均衡、数字鸿沟的扩大、教育机会的差异以及代际财富差距，正在撕裂社会契约。当民众对制度失去信心，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潮便有机可乘，进一步削弱应对全球挑战所需的集体行动能力。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快速演进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AI有望提升效率、推动创新；另一方面，其滥用可能导致深度伪造泛滥、自动化武器扩散、算法偏见固化社会不公，甚至引发“技术失业”浪潮。报告特别警告：与虚假信息及AI不良后果相关的技术风险将在长期内产生深远影响。若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框架，技术红利可能转化为系统性风险源。

（四）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债务、非法经济与资源集中

尽管传统经济风险（如金融危机）在2025年未被列为最紧迫事项，但与社会和地缘政治交织的经济隐患依然严峻。报告指出，日益沉重的公共与私人债务负担、非法经济活动的扩张（如洗钱、走私、网络犯罪）以及战略资源的高度集中（如芯片、能源、粮食）正使全球经济体系更加脆弱。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面临融资成本高企、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压力。而大国之间的“脱钩”趋势——无论是技术、供应链还是金融体系——正在加速全球秩序的碎片化。64%的专家预测，未来十年全球将呈现由大国竞争主导的“多极碎片化”格局，多边合作机制的功能将持续弱化。

（五）悲观的长期预期

令人警醒的是，受访者对世界的长期前景远不如短期乐观。近三分之二的人预计，到2035年，全球形势将因环境、技术和社会挑战的叠加而陷入持续动荡。所有33项被评估的风险，其“长期严重性评分”均呈上升趋势，表明专家们普遍认为未来十年风险的频率与强度都将加剧。报告也呼吁，未来十年是“决定性的十年”，稳定的关键在于合作。闭关自守或零和博弈无法解决跨国性、系统性危机。无论是应对气候紧急状态、遏制虚假信息、管理AI伦理，还是确保关键资源公平获取，都亟需重建多边对话机制，强化国际规则，推动包容性治理。

总体看，未来的世界，既充满危机，也蕴含转机。唯有通过重建信任、深化合作、超越短期利益，人类才能在这场多重危机的风暴中稳住航向。未来十年的选择，将决定21世纪下半叶的世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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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王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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