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观察】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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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定义，外国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通过在其他国家境内创立新企业、扩展原有企业、收购现有企业等方式进行单独或共同出资以拥有企业有效管理控制权的投资行为。


在世界范围内，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外国直接投资的萌芽，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不同，地理大发现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殖民投资，这些投资基于对海外资源的掠夺和剥削。

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大规模的生产制造需求，推动欧洲资本流向海外原材料产地和新兴市场，并出现现代跨国公司的雏形。第二次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量的长期金融资本跨越国界，全球范围内的债券投资、股票投资逐渐萌芽并兴起，现代意义上的外国直接投资开始出现（i）。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了跨国公司的国际扩张（ii）。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外国直接投资概念和实践正式形成。



综合二战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1945年以来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伴随着全球产业的转移而演变，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一）恢复发展与经贸合作机制确立期（1945年至1981年）

这一时期可以以1959年世界第一个“投资保护协定”的诞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最大特点是经贸合作机制的确立与对外投资的迅速恢复。二战后，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以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的签署，为跨国公司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与机制基础。1950年，欧洲支付联盟成立，统一了欧洲的货币结算，为欧洲各国跨境投资提供了便利。同时，欧洲国家首先创制了双边投资条约，前联邦德国在1959年率先推行“投资保护协定”。当年，前联邦德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签订了世界上第一个双边投资协定（iii）。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投资保护协定的形式来规范双边的经贸合作。到1960年代，除美国之外，欧洲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也不断加快。

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商务部原经济事务助理部长西德尼•L•琼斯在1974年1月23日向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说明（iv），1950年，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仅有117.8亿美元，但到1960年就达到327.65亿美元，到1972年就达到940.3亿美元。在外国对美国投资方面，1950年，外国对美国投资总额仅约33.9亿美元，到1960年就达到69.1亿美元，1972年达到143.6亿美元，较1950年增长323.5%。英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企业都在美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表1-1 1950年代至1972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ATEMENT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CONOMIC AFFAIRS SIDNEY L. JONES，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January 23, 1974




这一时期，日本也逐渐成为全球对外投资的主角。二战以后，日本于1951年恢复对外直接投资，但以海外资源开发为主。到60年代后半期，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企业实力大大增强，国际收支状况改善，资本自由化开始取得进展，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加。截至1970年末，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为36亿美元，与1965年末的累计额相比增长了三倍左右（v）。1970年代以后，日美贸易摩擦增多，日元升值，日本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这些因素推动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78年末，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为46亿美元，超过50、60年代的累计额。

从投资主体看，除欧美发达国家之外，亚洲四小龙也开始加快对外投资。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开始走出国门，到其他国家寻求机会。

这一时期，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看，制造业是当时跨国企业投资的主要行业。以美国对外投资为例，1950年至1970年的21年间，美国制造业在欧洲的直接投资增长了接近15倍。

从投资方式看，绿地投资是这一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1973年-1974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及1978年-1981年爆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对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石油禁运、涨价，经济出现衰退，对外投资收缩；另一方面，各国开始重新评估能源安全，西方国家加强了对海外石油资源的投资，同时加大对替代能源的投资。

（二）高速增长以及制造业大转移时期（1982年-2007年）

这一时期，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全球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但同时，这一时期随着苏联解体以及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也出现两次大的调整。根据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198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额还仅有449.6亿美元，到1986年就达到817.7亿美元，同比增长81.8%。198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395.2亿美元，1990年达到2315.09亿美元。1983年-1989年之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年增长率高达28.9%，而同期全球出口增长率为9.4%，GDP增长率为7.8%。

1991年，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剧变，受此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出现本时期的第一次调整。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数据，当年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为1918.89亿美元，同比下跌17.1%。此后，随着西方跨国公司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逐渐回升。到199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超过1990年的水平，达到242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199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0768亿美元；到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飙升至12329亿美元。



图1-1 1986年-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情况（亿美元）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1991-2001）




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量均创历史新高，但受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影响，200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直线下跌，出现第二次调整，当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跌至7531亿美元，同比下跌38.92%。200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继续下跌，仅有5371亿美元，较2001年下跌28.68%。200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快速回升，达到9203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62.68%。200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略有回落，为8931亿美元，同比下跌2.96%。但到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则达到14106亿美元，同比增长57.94%。2007年，达到22675亿美元，同比增长60.75%，两年时间翻了一倍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2002年相比，5年上涨3.22倍，达到历史高峰。

此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金融危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也出现下跌。

这一时期，中国改革的深入、越南的“革新”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展现的发展潜力，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中国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重要目的地。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随后，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尤其是中国“入世”之后，发达国家制造业快速向中国转移，使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厂”。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这些国家的企业通过推进自身国际化进程，在全球市场上寻求机遇。同时，这一时期，虽然绿地投资依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并购投资快速增长，增速超过绿地投资的增长速度。

（三）结构调整与地缘竞争持续加剧期（2009年至今）

这一时期，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各种地缘竞争中缓慢恢复，投资主体、行业、方式均出现新的调整。中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崛起以及保护主义的抬头是这一时期最大的特征。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共建倡议为全球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范式，为了与“一带一路”竞争，西方国家也推出了合作平台，如欧盟推出了“全球门户计划”、七国集团推出了“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PGII）”，印度则在西方国家支持下推出了“新香料之路”，基础设施投资成为这一时期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由于全球经济比较脆弱，而且政策不确定，从投资规模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再也没有恢复到2007年的峰值。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为19288亿美元，较2007年下跌14.94%；2009年仅有11010亿美元，同比下跌42.92%。2010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出现缓慢复苏。201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超过了危机前的均值，达到了1.5万亿美元，但仍然比2007年的峰值低约23%。201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18%，降至1.35万亿美元。此后的2013年与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持续下跌，到2015年才出现较快增长。此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连续三年下跌，到2019年才开始有所恢复。但到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滑。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该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仅有8685.6亿美元，较2019年下跌47.6%。2021 年反弹至 1.67万亿美元。2022年，受疫情及俄乌冲突等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再度下滑，仅有1.38万亿美元，2023年恢复至1.45亿美元，到2024年恢复至1.5万亿美元。

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开始充当对外投资的领头羊，并出现新的分化。2012年，发展中经济体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量的52%。到2020 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占比跃升至 67%。不过，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兴市场，印度、墨西哥和巴西在2023 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头寸各增加约 1300 亿美元，增幅达 20%；最不发达国家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份额从 2010 年代中期的 3% 降至仅 1%。

这一时期，2012年以后，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攀升，环境监管的趋严，以日本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开始实行“中国+1”战略，将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外迁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2015年以后，中国本土的部分制造企业也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将国内的产业转移到越南等地区。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一些外资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一些本土企业也基于关税等的考虑将生产基地迁离中国。尤其是在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中国挑起的关税大战，使得国内较多的以美国市场为目标的制造企业加速了“走出去”在海外投资建厂的步伐，中国企业掀起了新的出海潮。








（一）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兴起

20世纪80年代初期，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省等新兴经济体，在“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引导下，内部工业化基本完成，产业结构升级和制造业成本上升促使这些经济体纷纷对外进行直接投资，其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步是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成熟的轻工制造业。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停留在对轻工业的投资上，其后向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生化工业转变。20世纪90年代，这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开始在汽车、家电等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对外投资，并具有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特点。发达国家的相互直接投资虽然不断增长，但速度放慢，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也不断降低；与之相对应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资迅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博兴，使国际直接投资在区域和产业流向上呈现多元化特征。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也积极参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不断上升，给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新的活力。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数据，199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达1764.36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83.4%，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仅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6.6%。到2000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达到18.9%，2005年则达到33.8%，2010年达到45%，2014年首次达到50%，此后略有回落。到202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已连续5年超过50%，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力量。



图1-2 2000年-2024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的占比变化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2024）




（二）投资重点转向服务业

近20年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服务业所占份额大幅攀升。从理论上说，国际直接投资转向服务业是由三次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与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相吻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重心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再向第三产业（服务业）转变的基本规律。当今世界已进入后工业化AI时代，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服务业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资本和劳动力从物质生产领域向服务领域加速转移，在制造业投资收益率日益下降，而服务业投资收益率相对较高的情况下，利益驱动必然使国际投资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从国际直接投资的总量看，服务业对外投资流量的比重由1990年的48%提升至2001年的59%，到2009年则进一步提升到68.5%。此后，虽然服务业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流量占比在不同的年份出现过下滑，但总体保持在70%左右。在服务业内部，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商务（活动）服务、金融、保险、旅游和咨询等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特别是国际经济活动的大量增加刺激了商务服务对外投资的迅猛增长，使之成为服务业对外投资的最大门类。从商务服务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变化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商务服务的对外投资都最引人注目，总量与比重都有显著提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服务业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同时，随着全球产业链的转移，制造业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占比出现回升，但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依然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数字服务、金融、专业服务、零售、运输和旅游等领域增长迅速，以2022年为例，当年仅信息和通讯服务业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的占比就高达18.6%。

（三）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得益于“一带一路”共建倡议，以及企业“走出去”的持续推进和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显著提升，目前已成为全球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大国。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全球第三，吸引外资流入也位居全球第三，自2012年起，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排名已连续13年保持在前三。同时，中国对外投资的领域更趋多元化，对外投资的行业领域不断拓宽，已从初期集中于采矿、制造业等行业，拓展至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和零售、金融、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的多个大类。此外，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也快速发展，2023年新签合同额为2645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69%，在带动中国产品技术服务“走出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4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达1659.7亿美元，同比增长3.1%。

（四）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投资一直呈现二元并进趋势，一方面投资自由化得以发展，另一方面，某些国家又以保护“国家利益”“基本安全利益”等为由加强投资管制。尤其是2018年以来，随着地缘竞争的加剧，美国通过修法加强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权力，欧盟等国也以“安全”的名义加强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审查。不仅如此，2025年1月2日，美国Reverse CFIUS规则（反向CFIUS）还正式生效，该规则对美国人士与受管辖外国主体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等三大关键行业开展的投资进行限制，美国主体在上述领域与中国（包括中国香港与中国澳门，但不包括台湾地区）人士或实体进行投资将被禁止或必须向美国政府申报。

事实上，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往往是投资保护主义的急先锋，正是在一波波的投资保护主义浪潮的推动下，造成当前逆全球化浪潮的蔓延。当然，从整体来看，发达国家加强各种审查的措施虽然并没有公开歧视外国投资者，但却对整个市场竞争环境，尤其是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开展竞争构成了严重威胁。

（五）多边投资协议推进艰难

国际投资法律体系主要由双边投资条约、区域性投资协议以及多边投资公约组成。它们在过去的岁月里对促进国际投资的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些松散的法律体系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国际投资发展的现状，缺陷日益明显，这与国际投资发展的现状不符。在近年来全球地缘竞争加剧、经济发展疲弱、关税大战的背景下，全球多边贸易机制正面临解体，区域贸易机制则日益活跃。而投资自由化程度与贸易自由化相互依托、相互支撑，在多边贸易体系受到限制情况下，多边投资体系也受到挫折，阻碍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





（一）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整体下滑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202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从1.45万亿美元增长至1.51万亿美元，增幅约4%。但排除欧洲多个投资转移中心（conduit economies）金融资金的交易波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下降11%，连续两年两位数下滑，而且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速已明显落后全球贸易与GDP的增速，显示了国际投资流动的持续脆弱，不断增加的债务、持续的经济低迷、地缘政治紧张、战争以及贸易和投资流动的结构性转变，成为导致202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滑的主要原因。

2025年上半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进一步下降3%，企业公告的新项目交易数量也延续了下降趋势。

（二）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方式正发生结构性改变，“近岸”、“友岸”投资成新趋势

2024年，工业领域的绿地投资项目增加3%，达到19356个，从数量看，这也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三高水平，不过这些项目的投资总额虽然保持了1.3万亿美元的规模，为有纪录以来第二高的水平，但与2023年同期比则下降了5%。2024年，跨境并购交易额增长14%，达到4430亿美元，但仍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这表明在政策风险、监管审查以及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投资策略正朝着国内和近岸投资方向发生结构性转变。

2024年，国际项目融资（Project Finance），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的大型融资继续萎缩，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2024年，国际项目融资同比下跌27%，从2023年的2713亿美元下跌到1988亿美元。

2025年上半年，发达经济体绿地项目公告数量下降20%，较2024年同期减少1100多个项目，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国的降幅最大。尽管项目数量下降，但绿地投资总价值增长了48%，主要得益于美国与法国的快速增长，其中美国的绿地项止增长超过2倍，法国超过了6倍。2025年上半年，跨境并购活动仍然低迷，交易价值下降23%，服务业（-22%）和制造业（-15%）降幅显著，而初级部门增长23%。非金属矿物产品、ICT和金融保险业交易价值大幅下滑，交通和化工行业的并购上升。

2025年上半年，全球国际项目融资交易价值（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下降8%，全球绿地投资公告数量（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下降17%。

（三）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高度集中

根据贸发会的数据，2024年，发达经济体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了22%。若不计入欧洲投资转移中心的金融交易波动，欧洲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暴跌58%，超过一半的欧盟国家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其中德国（-89%）、西班牙（-39%）、意大利（-24%）和法国（-20%）的降幅最大；北美则增长了23%，其中美国的流入量增长了20%， 主要原因是并购额翻了一番，以及对高科技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增长。2024年，欧洲资本流入的急剧下降与北美投资的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仍然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要目的地，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40%。不过，在2024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6050亿美元，较2023年下降3%。流入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显著，以10%的增幅达到225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同样创历史新高的还有非洲，受埃及大型投资项目推动，2024年，非洲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75%，达到970亿美元。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则下降了12%，部分原因是能源价格下跌。此外，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宣布的绿地项目数量和价值有所增加。

在结构性脆弱经济体中，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情况喜忧参半。最不发达国家（+9%）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14%）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有所增加，但内陆发展中国家的流入量下降了10% 。在这三类经济体中，投资仍然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总体看，2024年，尽管非洲和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大幅增加，但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基本持平，流入东亚和南美洲的十个外资接受国占发展中国家流入资金的四分之三。

2025年上半年，流向发达经济体（不含欧洲中转经济体）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7%，欧盟最大市场德国和法国因几笔重大收购带动资本流入回升，而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和挪威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减少拖累整个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回落。

2025年上半年，北美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5%，这其中，受美国关税影响，流向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飙升。上半年，美国绿地项目价值达2370亿美元，接近2024年全年总额。超半数美国项目集中在AI相关领域（半导体1030亿美元、数据中心270亿美元），最大单笔投资为台积电计划投入的1000亿美元扩张项目。而法国绿地价值飙升主要由阿联酋MGX Fund Management宣布的430亿美元AI数据中心投资驱动。2025年上半年，在跨境并购方面，美国作为最大目标国，跨境并购下降33%；英国下降59%。

（四）数字经济投资增长显著，但不平衡加剧

从行业趋势看，近年来，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流向那些正在塑造全球经济及动力资源的行业，这些行业包括为人工智能(AI) 提供支持的数据中心、半导体制造厂 (晶圆厂)、电动汽车 (EV) 和电池制造厂，以及从制药到机器人等一系列其他先进制造业。

其中，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数字经济正日益崭露头角，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2024年，数字经济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亮点，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全球数字产业宣布的绿地项目价值高达3600亿美元，同比激增107%，占全球绿地投资的比重达到28%。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数据中心、金融科技平台、电子商务物流以及专业软件服务等领域。其中，数字解决方案和电子商务领域的绿地项目价值分别达到310亿美元和300亿美元，显示出数字经济领域的巨大吸引力和广阔前景。

尽管数字经济投资展现出广阔前景，但当前数字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却极不均衡。据统计，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绿地项目中的投资，近八成流向了印度、马来西亚等十个国家，而最不发达国家仅获得3%的数据中心投资。这种“数字鸿沟”现象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平衡。

2025年上半年，尽管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项目数量减少，但数字经济绿地投资总价值增长了7%。这一增长主要由数字经济和AI相关领域的持续投资增长及大型项目推动。





（五）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陷入危机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数据，2024年，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关的投资项目（如基础设施、清洁能源、水净化等）数量下降。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上，对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以及水和卫生设施领域的投资均下降超30%，在农业食品系统领域下降了19%，仅有在健康和教育领域上的投资增长约25%，但总投资额较低，不足150亿美元。其中，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项目数量下跌9%，但数字基础设施项目数量增长4%， 包括平台和服务在内的整个数字行业的项目数量增长17%，项目价值翻了一番。可再生能源领域和关键矿产领域的绿地项目公告数量分别下降12%和近50%。其中，最不发达国家所获得的可持续投资特别脆弱，这些国家的相关项目投资进一步下降。

2025年，全球可持续目标投资环境依然严峻，2025年前四个月的初步数据显示，可持续相关投资项目数量进一步下降了10%。最不发达国家的可持续投资项目再降5%，全年可能降至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六）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对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显现

过去几年，由于受疫情引发的供应链中断、苏伊士运河暂时堵塞、其他全球航运瓶颈以及日益增强的政治压力推动战略行业本地化生产之后，全球的制造业正努力重组供应链。2024年，在2023年增长22%的基础上，全球制造业绿地项目公告数量进一步增长了5%。

同时，受互惠关税措施、贸易谈判的演变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影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这极大地重塑了国际投资格局。截至2025年10月，美国已对来自92个经济体加征特别或对等关税，这些行动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动态产生了连锁反应，并对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动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众多制造企业正在重新调整跨境投资策略，力求在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经营环境中取得新进展。同时，受持续谈判和政策框架演变的影响，新兴的关税格局预计将推动外商直接投资在行业和地域上的进一步重新分配，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汽车、电子、化工和可再生能源等行业正在经历供应链快速重构，因为企业寻求在市场准入、生产成本和监管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此外，美国的其他政策举措，尤其是《美国优先投资政策》、《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正在加剧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这些举措其内容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采取的产业政策相呼应，旨在刺激本国制造业、先进技术生产和关键供应链回流，这都将对全球投资决策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投资监测报告，2025年，受地缘政治紧张、区域冲突、经济碎片化、产业政策调整、关税以及多国“去风险”重塑供应链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呈以下趋势特征：

（一）整体规模持续萎缩，区域流动分化加剧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正处于持续低迷期。贸发会议秘书长丽贝卡·格林斯潘指出，全球投资疲软已经形成趋势。2025 年第一季度，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交易和项目创下历史新低，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 3%，已连续第 3 年呈下降趋势。同时，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区域流动分化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经济体走势不一。发达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整体下滑，除美国、德国、法国等少数发达经济体以外，发达经济体内部反差明显；发展中经济体涨跌不均，东盟、拉丁美洲等地区表现亮眼，2025 年上半年，拉美地区的资金流入增长了 12%，其中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三国始终保持活跃投资态势；而非洲在 2025 年上半年却出现反转，资金流入下降了 42%。

（二）行业投资两极分化，数字经济成为核心亮点

全球产业投资格局正在经历重大调整，不同领域表现迥异。数字经济成为全球投资的一大亮点。2024年，数字经济领域的绿地投资项目总额激增了39.5%，达到3600亿美元。2020至2024年间，发展中国家吸引了5310亿美元的数字经济绿地投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云计算和网络安全成为主要投资方向。科技巨头正在全球布局AI基础设施，Google在德国投入55亿欧元，微软在葡萄牙建设100亿美元AI数据中枢，同时，微软还宣布在印度投资175亿美元建数据中心。

与此同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投资在多个关键领域大幅下降。2024年，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下降23%，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下降35%，水、卫生和清洁项目投资下降30%。

军事科技投资因多地冲突和地缘政治紧张达到新高。2025年前九个月，军事科技绿地投资项目金额达42亿美元，几乎是2024年同期22亿美元的两倍。德国Rheinmetall公司在拉脱维亚投资2.75亿欧元建设弹药工厂，在罗马尼亚投资5.35亿欧元开设了火药工厂。

（三）投资格局转向区域化友岸化，国内融资逐步替代国际融资

地缘政治冲突和供应链重构推动跨国企业更倾向于本土及区域内投资，投资从全球化路径转向集团化路径，区域化合作成为新趋势。北美、欧洲、东亚等国的区域合作抱团趋势日渐加强，全球产业分工的区域化倾向明显。而企业更偏好向政治关系友好的国家和地区布局投资，发达国家也持续将关键制造环节收回国内或转移至友好经济体，这种“友岸化”和“阵营化”方向发展，显著压缩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空间。与此同时，国际项目融资持续萎缩，国内融资正逐步取代国际融资。

同时，美国对等关税政策正在重构全球经贸体系。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对等关税”措施，推动了系列“美国优先”贸易协议的签署。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税率已从2.4%飙升至17%，这种单边保护主义举措迫使全球供应链重新配置。



（四）投资政策环境持续重大调整

全球投资政策环境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从过去的自由化导向逐步转向监管与安全并重。美欧国家强化了跨境投资审查机制，加强了对特定国家对外投资的监管。这些措施大幅增加了企业跨境投资的不确定性和撤销风险。投资限制措施也在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是反洗钱合规努力和国家安全考虑。同时，国际投资规则中越来越多地嵌入环境保护、社会治理、劳工标准、数据流动等非关税壁垒的高标准要求。

与之相对应，各国持续推出更具针对性的激励政策，比如英国提供的研发税收抵免，印度为半导体制造企业提供的相当于初始投资成本50%的补贴，印尼对镍矿深加工项目给予企业所得税减免等。

（五）中国的角色转变，对外投资面临巨大挑战

2024年，中国位列全球第4大外资流入国和第3大对外投资国。尽管中国外资流入下降29%，但仍保持发展中经济体最大引资国地位。

在当前在全球投资格局中，中国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美国正通过加征转口贸易关税、重构稀土供应链，试图进一步排斥与封锁中国对外经济合作。

而中国对外投资结构也正在经历深度转型，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从传统的制造业向高科技、低耗能等高附加值领域转型。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投资逐渐成为新的增长点。数字基建、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已形成示范效应。

总体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环境前景趋于负面，贸易紧张局势导致几乎所有外国直接投资前景指标下调。当前，全球投资格局正在两股力量的拉扯中重塑：一股是地缘政治紧张、投资限制增多、全球供应链碎片化的离心力；另一股是数字技术革新、绿色转型需求、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的向心力。

如今，全球资本流动正站在十字路口，要么滑向保护主义与分裂，要么通过改革迈向更具包容性的未来，决策者的选择，将决定全球化进程是进一步碎片化，还是能够建立起新的、更公平的国际投资秩序。

* 本文原载于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中国企业新出海风险报告（2025）》




注释：

（i）根据国外学者对英国、美国等国家国际帐目的研究，在19世纪中后期及20世纪初期，大量的欧洲直接投资者活跃在北美洲，他们投资了大量的债券、股票，同时也有大量的美国投资者在欧洲进行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World Economy》，Edward M. Graham,IMF 1995年6月），投资的行业包括石油以及其他以天然资源为原料的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特别运输业（如铁路）、金融服务业（保险业）等。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学、历史学家克莱奥那·刘易斯（Cleona Lewis）用大量的数据说明这一时期外国对美国的投资以债券的形式出现，根据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ecil North)的研究，19世纪50年代中期，外国人购买的美国铁路债券达到1.5-2亿美元（《衰落还是复兴（全球经济中的美国）》，郑伟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到1860年，在美国的外国投资就达到约4亿美元，1880年增加到20亿美元，1890年又增加到30亿美元（《论19世纪美国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孙颖，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而根据经济历史学家对英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国际帐目的研究，到1914年时，英国海外股票投资占对外投资的三分之一。




（ii）根据Edward M. Graham的研究，从1918年到1938年，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活动明显减少，但一些知名公司尤其是美国的公司进行了大量的直接投资，包括福特公司（《论19世纪美国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孙颖，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通用电器等在欧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建立了子公司，开始进行国际经营。




（iii）《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几个问题》， https://ielaw.uibe.edu.cn/fxlw/gjjjf1/gjtzf/11863.htm.

（iv） https://www.fordlibrarymuseum.gov/sites/default/files/library/document/0297/1552179.pdf

（v）《现代日本经济事典》第678页，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排版｜林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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