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观察 | 出版智库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的“叙事赋能”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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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导读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出版机构积极开展出版活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尽管出版项目数量客观，但是相关出版物在当地产生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距离理想状态还有一定差距，面临着跨文化传播效能低的困境，因此，亟须寻求破除“一带一路”建设中跨文化传播藩篱的有效方法。本文提出，出版智库作为融出版研究、战略分析与传播策划功能等于一体的专业智力机构，可以发挥“叙事赋能”作用，以增强出版物与当地文化的适配度。

研究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厘清当前“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的具体困境；阐释出版智库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叙事赋能”作用的具体体现；提出出版智库有效发挥“叙事赋能”作用的保障条件。

研究发现，当前“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的困境主要包括叙事方式难以引起海外受众情感共鸣、出版物的本土化运营有待优化，以及西方主导话语权的压制由来已久。出版智库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叙事赋能”作用：①赋能叙事逻辑研究，助力出版机构构建契合海外受众思维的叙事逻辑框架；②赋能内容二次生产，提升出版物内容的适应性和生命力；③赋能本土化运营，在海外市场建设、定制传播策略以及合规与风险管理方面为出版机构提供支持；④赋能话语联盟建设，通过“智库外交”方式协助出版机构构建覆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话语联盟，形成“第三方声音”，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

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保障出版智库有效发挥“叙事赋能”作用的条件：一是构建出版智库科学运行体系，包括建立清晰的组织架构和职能分工、完善出版智库管理制度、构建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构建高质量的人才体系；二是增强出版智库多维度能力，包括话语体系构建能力、知识服务能力、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与政策部门的沟通和政策影响转化能力；三是强化出版智库先进技术运用，包括大数据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多媒体融合传播技术、区块链技术。

题目 | 出版智库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的“叙事赋能”作用机制研究 *

来源 | 《出版与印刷》2025年第6期

作者 | 徐久娟

作者单位 |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5.00.064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期刊出版专项课题“学术共同体视域下的匿名审稿制度及其优化路径研究”（编号25SQC-008）；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编辑学研究课题“AI时代学术期刊在知识创造与传播中的职能演变与应对路径研究”（编号YB2025046）。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徐久娟. 出版智库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的“叙事赋能”作用机制研究[J]. 出版与印刷，2025(6)：58-67.

摘要 | 探究出版智库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的“叙事赋能”作用机制及保障条件，以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文章针对当前“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面临的困境，提出出版智库依据其核心优势可以有效承担跨文化传播中的“叙事赋能”职责，包括赋能叙事逻辑研究、赋能内容二次生产、赋能本土化运营以及赋能话语联盟建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构建出版智库科学运行体系、增强出版智库多维度能力、强化出版智库先进技术运用，为其作用发挥提供保障。

关键词 | “一带一路”建设；跨文化传播；出版智库；叙事赋能；话语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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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旨在与共建国家就基础设施联通、贸易投资、促进共同发展等方面深化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合作计划，更是我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平台。我国为此开展了一系列“一带一路”国际出版活动，如“中巴经典著作互译计划” “ ‘凤凰书架’项目”等。尽管“一带一路”国际出版项目数量可观，但是相关出版物在当地产生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距离理想状态还有一定差距，[1]面临着跨文化传播效能低的困境。究其原因，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背景各异，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刻板印象等导致出版物的在地化叙事能力不足，与当地文化适配度不高，传播效能有待提升。因此，亟须寻求破除“一带一路”建设中跨文化传播藩篱的有效方法。

出版智库是我国新型智库建设的类型之一。目前，全球智库迅速扩张，已成为引领和影响社会舆论的关键力量，也是国家间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载体。[2]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对出版智库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和部署，明确要求“积极开展出版智库建设”，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此后，国家层面连续三年组织实施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对从事出版研究的优秀机构或部门进行遴选培育，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已有34家出版智库入选该计划。[3]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我国出版智库数量快速增长，[4]呈现出官方出版智库、高校附属型出版智库、企业出版智库、社会出版智库等多元类型智库繁荣发展的局面，在行业政策解读、数据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认为，作为融出版研究、战略分析与传播策划等功能于一体的专业智力机构，出版智库可有效担当破解跨文化传播困境的职责。主要理由有三点：一是出版智库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等主体，具备较强的数据分析能力并掌握着大量出版数据资源，拥有畅通的出版成果获取渠道和传播平台，能够利用先进技术分析海外受众的兴趣偏好、认知习惯和接受方式等，从而为出版机构推动文化“出海”提供内容适配建议和传播策略。二是出版智库集聚了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和行业精英，丰富的人才资源可为其提供专业研究方面的智力支撑，使其能够紧扣出版业实际，整合研究资源，运用智库的战略思维捕捉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三是出版智库具有“中介者”身份优势，能够推动出版机构与海外文化机构、翻译团体等建立合作网络，构建多元化传播矩阵，提高出版物在海外的可及性。这些特点和优势决定了出版智库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可以对出版物进行“叙事赋能”，从而增强其文化适配性和传播效能。

“叙事”指为了顺应受众的需求和传播的规律，不断对故事进行加工和排列组合。“叙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信息社会，信息本身并不稀缺，如果只是搜集原始资料而不进行加工、串联、组合进而构建逻辑并赋予意义，则很难感染、说服受众。[5]“赋能”指激发行动主体自身的能力以实现既定目标，或为行动主体实现目标提供新的方法、路径和可能性。[6]综上，本文的“叙事赋能”概念指在跨文化传播中，出版智库基于自身的能力优势对出版物的叙事方式和内容进行优化，如提供新的认知框架、话语体系、叙事传播策略等，以增强出版物的在地化叙事能力，提升其跨文化传播效能。已有研究讨论了数智技术对网络文学叙事[7]、档案叙事[8]等的赋能作用，但对出版智库在跨文化叙事中的赋能作用关注较少。据此，本文对出版智库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的“叙事赋能”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并考察其发挥这一作用的保障条件，以期为提升我国出版智库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的参与深度与影响效力提供借鉴。

一、“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的困境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华文化“出海”带来了全新的机遇。我国出版机构积极抓住机遇，与共建国家开展国际出版合作，通过系统性资源投入讲好“一带一路”中国故事，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但就传播效果来看，目前仍面临着诸多困境。

1.叙事方式难以引起海外受众情感共鸣

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之时，为了促进文化交流，我国与诸多共建国家合作出版了一系列出版物，在向外传递中国声音、塑造国家形象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与此同时，传播效能低始终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其中一大困境在于我国所采用的偏宏大和正式的叙事方式难以引起海外受众的情感共鸣。以中国出版协会“一带一路”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办的“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典型案例征集活动为例，2024年共有22种主题图书和47种版权输出案例入选。在22种主题图书中，党政历史类和政治人物类图书共有18种，占比超过80%；在47种版权输出案例中，党政历史类案例有11种，占比超过23%。[9]由此可见，当前“一带一路”相关出版物侧重政治色彩浓厚的宏大叙事，多集中于国家历史、法规政策、发展战略等主题，充斥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等抽象概念和政策术语，同时，在叙事中也多采用描述介绍、政策宣传等方式。这类政治化叙事虽然有助于相关国家和地区居民了解我国的战略蓝图和发展成就，但是忽略了个体故事，脱离了目标受众的日常语境和情感需求，容易被当成生硬“宣传”而非生动“表达”。应认识到，比起枯燥的经济数据，海外受众往往更关注国际合作如何改善当地的民生条件，以及中国的文化艺术等内容。抽象的信息概念难以触及受众的内在情感，不利于提升传播效果。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出版机构过于强调宏大叙事而忽略微观个体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前出版机构普遍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工具和研究能力，难以对跨文化传播的叙事策略进行深入研究，导致话语体系建构能力不足。

2.出版物的本土化运营有待优化

目前，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文化传播以版权贸易和主题图书出版为主。二者在沟通中外出版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但是“重输出、轻运营”的问题较为突出。出版机构往往重点关注版权贸易、翻译出版等环节，而在将出版物交付给当地有关机构后，便较少参与后续环节，营销投入低，也缺乏与在地化机构或海外汉学家的协作。这种模式虽然能够提高出版物的生产数量，却忽视了对当地出版物市场的运营，难以构建有效的内容传播链，不仅影响了出版内容在当地的传播深度，也制约了出版物在目标市场的可持续影响力的构建。

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出版机构对目标市场受众的文化偏好和阅读习惯的研究不够充分，常直接将翻译图书投放市场，而未进行有效的内容再创作，以致出版物在选题策划、封面设计、营销渠道管理等方面均缺乏适应性。“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多元文化国家和地区，其中部分国家和地区与我国的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致使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和文化隐喻若未经恰当的语境转译，容易受到海外受众的误解甚至排斥。

3.西方主导话语权的压制由来已久

尽管我国出版机构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已进行了诸多积极探索，但就实践情况而言，仍未突破西方主导的话语框架，未能扭转长期遭受压制和污名化的被动局面。以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为例，《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英文缩写BBC）等西方媒体普遍将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等叙事捆绑，将中国的战略意图歪曲为通过债务影响他国主权，片面渲染参与国家的债务风险，而选择性地忽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参与国家的投资和帮助。这种垄断性的话语框架导致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偏见得以维持和强化，加上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话语体系尚未有效建立、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存在短板等，跨文化传播的诸多实践受到重重阻碍。在此背景下，我国出版机构亟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叙事能力，以有效回应乃至突破西方主导的话语霸权。

二、出版智库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的“叙事赋能”作用

不难发现，我国出版机构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着多重困境，而关键问题在于国际叙事能力不足。要突破这一点，应对国际叙事方式进行系统性研究，并主动构建具有文化适配性的叙事体系。当前，我国出版智库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其政策解读和数据服务功能已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应用，但其知识中介属性和专业研究能力还未被充分开发。出版智库可充分发挥其核心优势，在跨文化传播的叙事逻辑研究、内容二次生产、本土化运营、话语联盟建设等方面进行赋能，以有效提升跨文化传播的表现力、吸引力与感染力，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有效支撑。

1.赋能叙事逻辑研究

叙事逻辑作为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环节，决定了信息的构建方式、情感传递路径以及价值观的内嵌机制，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叙事的可信度与传播效果。作为“思想工厂”，研究和提出有价值的思想观点是出版智库的核心能力。相较于出版机构，出版智库在研究能力和系统性知识整合能力等方面更具优势，可从历史渊源、文化特性、政策环境等维度出发，研究并构建出契合海外受众思维的叙事逻辑框架。

出版智库可对文化叙事逻辑进行系统性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助力出版物提升国际叙事能力。例如，出版智库可依托其研究能力，进行比较话语分析，剖析中外叙事逻辑差异，通过整合研究资源和数据资源，重塑国别叙事逻辑，强调“平等”“共享”等共通价值，并依据国际叙事方式建立逻辑递进、条理清晰的内容结构，避免陷入政治色彩过浓的宏大叙事，减少受众的认知障碍。

在此基础上，出版智库可为出版机构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深化国别研究，提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化叙事逻辑研究报告。具体而言，在出版机构完成选题论证后，出版智库可对目标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社会舆论等进行系统调研，分析其民众对“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认知和反应，[10]明确其中的有利和不利传播因素，放大有利传播因素，深入分析不利传播因素并找出根源，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例如，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世界处于宗教信仰与地缘政治交织的复杂格局中，这对民众有着深远影响，出版智库可充分考察伊斯兰世界的当前处境和民众基本诉求，并提出符合当地语境的叙事逻辑研究报告，以便于出版机构进行出版决策和对接工作。又如，在非洲地区，经济贫困深刻地制约着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出版智库可就此展开扎实严谨的调查研究，提出更加符合当地民众偏好和更具传播力的叙事框架，如聚焦“一带一路”建设对当地医疗、教育、减贫等民生领域的实际贡献等。在这方面，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已开展有效探索，其发布的《“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发展报告》是出版领域第一次尝试以国别方式进行系统性研究，全面介绍了“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国情、出版管理制度、市场情况等，为出版机构决策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

除了官方出版智库，高校附属型出版智库在赋能叙事逻辑研究方面也大有可为。后者依托高校强大的学科优势和基础研究能力，可就“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的有关议题进行深入阐释并形成问题明确、逻辑清晰、论证充分的研究报告。

2.赋能内容二次生产

内容二次生产指在已有出版内容的基础上，结合目标文化语境、传播平台特点与受众偏好等，对内容进行重新编辑、转换和适配。要提升我国出版物在“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能仅停留在翻译出版、版权贸易层面，而应对出版物内容进行二次生产和在地化改造，突破以往一次性、原样输出的模式，从而提升内容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出版智库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为出版机构提供有效助力。

针对出版物内容，出版智库可发挥其研究能力，找出“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的内容断层、表达误差等不足和其他造成文化折扣的关键点，在详细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叙事逻辑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文化转译策略，以此提升出版物内容的文化适配性。[11]例如，中国的集体主义叙事可能与中东地区的宗教认同、东欧的民族主义等产生冲突，针对这一点，出版智库可提出语境转译建议报告，建议出版机构将集体主义叙事转换为易于被不同文化社会所认可的叙事，如将“共同富裕”转换为“社会协作”“社会责任”“为共同福祉贡献力量”等，避免直接使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词语。又如，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民众难以理解我国的“脱贫攻坚”叙事，出版智库可通过研究当地民众的文化习惯，寻找共通价值并进行叙事符号重构，将其转变为“个体如何在国家政策的帮助下实现命运的改变”“社会协作如何为贫困家庭提供致富机会”等故事化表达。

针对内容呈现形式，出版智库可利用其技术和研究优势进行受众市场分析，提出更为精准、更具说服力的出版物内容呈现方式。运用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英文缩写NLP）、Python等文本挖掘技术对海外社交媒体数据进行监测和分析，掌握海外受众的情感态度、阅读偏好和需求等，进而提出关于内容呈现形式的研究报告。例如，如何进行体裁转换，将政策宣传和解读转换为故事性文章、知识画册或视频动画等形式，以及如何进行跨界适配，以实现内容的多场景传播。

就赋能内容二次生产而言，官方出版智库、高校附属型出版智库、企业出版智库、社会出版智库等均可以发力。为了增加研究成果被采纳的机会，出版智库可以举办论坛或在大型行业会议中公开发布研究报告，邀请媒体进行广泛报道，扩大报告的行业影响力，以吸引出版机构的关注和进一步合作。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一家高端智库，深耕“一带一路”区域国别研究多年，发布了大量“一带一路”有关研究成果并进行积极推广，其《全球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等著作曾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展示，[12]有效提升了成果的行业影响力。

3.赋能本土化运营

在跨文化传播情境中，仅有优质内容不足以确保传播效果，还需与当地文化语境、市场机制、受众心理等有效接轨，做到有效的本土化运营。这是保障出版物内容传播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优秀的本土化运营甚至能提升我国在国际知识生产格局中的地位。然而，目前“重输出、轻运营”的模式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出版物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传播效能。针对这一点，出版智库可在海外市场建设、定制传播策略以及合规与风险管理等三个方面赋能本土化运营。

第一，出版智库可运用其信息资源和人才优势，协助出版机构深化海外市场建设。在国际舆论环境复杂、文化认知差异显著的当下，出版机构仅凭自身力量往往难以全面了解目标市场的政治环境、文化特性、政策法规等，缺乏跨文化传播资源和经验，多数项目停留在浅层输出层面，海外市场建设不足。出版智库可依托其长期积累的国别研究成果、数据分析能力和多元化人才储备，为出版机构提供有效的海外市场建设策略。例如，协助出版机构组建合资出版公司、建立分销网络、引入本地发行和推广团队、以本地品牌进行深度运营等。

第二，出版智库可基于海外受众分析结果为出版机构定制传播策略。本土化运营要求传播方式贴近本土市场需求，出版智库可以对海外受众进行精准分析，通过舆情监测、社交媒体数据挖掘等方式，深入了解本土受众的价值取向、信息获取渠道、内容偏好等，并基于这些数据，为出版机构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面向当地政府、企业、民众等不同主体，可定制差异化的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13]如针对年轻民众加强主流社交媒体的内容投放，多采用信息图表、互动地图等数字化形式，以增强传播内容的趣味性，提高受众的参与度。此外，出版智库还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特征，提出关于传播时机、传播节奏与投放平台等方面的建议，以强化传播效果。

第三，出版智库可帮助出版机构进行合规与风险管理。在“一带一路”国际出版活动中，若出版机构缺乏对目标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宗教习俗、舆论生态等方面的充分认知，便可能引发传播事故甚至政治外交风险。当前，我国不少出版机构在这方面的认知存在不足，风险防控能力较弱。出版智库在国际规则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可以扮演“风险预警器”和“合规指导员”的角色，协助出版机构了解和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并制定风险管理预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纠纷。

在赋能本土化运营方面，企业出版智库由于与市场关系密切，且具有灵活性、创新性等特征，优势比较突出。企业出版智库背后的企业往往处于出版产业链中的某个环节，这意味着企业出版智库能够接触到整条产业链，并掌握真实、动态的海量市场数据，这为企业出版智库根据当地市场情况快速整合各方面资源以实现需求目标提供了便利条件。

4.赋能话语联盟建设

面对西方话语权的压制，单靠国内出版机构力量难以扭转国际舆论。我国出版智库可以通过“智库外交”的方式协助出版机构构建覆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话语联盟，形成“第三方声音”，使其成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破解西方主导的话语霸权的突破口。

首先，我国出版智库可以联合“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智库共同建立研究平台，建设共享数据库和课题研究小组。其次，可以邀请其他智库中的国际知名学者到我国出版智库中担任顾问，或实施研究人员交换计划，促进智库间人才和信息资源流通。最后，可以推动话语联盟定期发布多语种联合研究报告，并由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库共同署名，以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主导叙事的敏感度。联合研究报告发布后，出版智库应推动其有效传播，例如在ResearchGate等国际学术平台实现联合研究报告的开放获取，主动在X（原Twitter）、TikTok等主流社交媒体设置话题以引导国际讨论，进而推动联合研究报告的深度传播。

在赋能话语联盟建设方面，官方出版智库和社会出版智库可以联合起来协同发力。官方出版智库具有宏观视野，能够较为全面地把握国家战略意图并具有稳定的资源支持，而社会出版智库独立于政府体系和市场体系之外，具有公共属性，在话语联盟建设中具有天然优势，二者联合可以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以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为例，其作为一家从事国家传播研究的官方背景专业智库，曾入选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曾联合中国报道杂志社、泰国国家研究院等举办中泰高端智库对话会系列活动，发布《中国关键词：“一带一路”篇》等研究成果。在这些活动中，多名中泰高级别官员、智库人士到场，泰国大部分主流媒体进行报道，有关智库还签署了智库间交流合作备忘录。此类活动有效促进了泰国各界对“一带一路”的正确认知，即“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或“新殖民主义”，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交流平台。[14]

三、实现出版智库“叙事赋能”作用的保障条件

前文分析了理想状态下出版智库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对出版物叙事能力的赋能作用以及当前部分出版智库先行先试的探索，然而在实践中，我国相当一部分出版智库发展还不够成熟，诸多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发挥。若要使我国出版智库全面发挥其“叙事赋能”作用，应对出版智库进行整体优化提升，在构建科学运行体系、增强多维度能力以及强化先进技术运用等方面着力，从而为这一作用的发挥提供前提基础和保障条件。

1.构建出版智库科学运行体系

科学和专业的运行体系是出版智库发挥“叙事赋能”作用的前提，也是确保其研究前瞻性和持续影响力的基础。出版智库的运行体系包括组织架构、管理制度、资金来源渠道、人才体系等。

第一，建立清晰的组织架构。出版智库应明确职能分工制度，设立研究团队、内容策划团队、编辑团队、运营传播团队等，[15]形成“研究—编辑—传播—反馈”的完整链条，以确保能够通过团队协作，在战略制定、选题策划、研究报告撰写和政策影响力提升等方面实现系统运行。第二，完善出版智库管理制度。目前我国对出版智库的管理主要参照党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体制，在人事、外事、科研管理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专业有效的管理体系，然而，党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出版智库的适配度并不高。政府应根据出版智库本身特征建立一套合理的管理体系，在注册成立、资金管理、法人治理、国际交流等方面进行专门规定，[16]保证在不违反国家法规和利益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激发出版智库的活力。第三，构建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17]一方面，探索形成长期稳定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这是中国国情下出版智库重要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争取社会力量支持，包括基金会、企业、个人的捐赠等。第四，构建高质量的人才体系。出版智库应吸纳具有学术能力、政策经验和出版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尤其要引进具有“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和地区多元文化背景的国际化人才，重点培养其跨文化叙事分析能力。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旋转门”机制，实现人才在学术界、党政界、工商界的流动以积累多元工作经验。同时，可以建立便捷高效的全球专家顾问网络，进一步为内容的传播运营等提供外部支持。

2.增强出版智库多维度能力

随着知识社会兴起，知识服务和知识咨询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出版智库的专业决策咨询作用将越来越强。[18]发挥出版智库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叙事赋能”作用，要求其具备多维度的综合能力，包括话语体系构建能力、知识服务能力、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以及政策影响转化能力。

第一，话语体系构建能力是出版智库进行“叙事赋能”的基础。话语研究与转换有助于解决“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问题，也有利于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增强我国的话语主动权。为此，出版智库应加强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新动向的系统性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播环境、受众结构和文化需求等进行精准分析，不断增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表达的传播话语体系的能力。第二，知识服务能力是出版智库核心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连接理论研究与行业实践的关键纽带，其中的关键在于对多元化数据进行分析、转化和治理。为此，出版智库应加强大数据分析能力，实时掌握本土受众的关注点和情绪变化，帮助出版机构及时调整选题布局、优化内容策划，为出版机构提供高质量的知识服务。第三，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对于出版智库至关重要。出版智库应强化熟悉国际舆论、掌握多门语言、理解宗教差异和文化差异的人才队伍配置，并建立常态化的跨文化交流机制，如与本土出版团队建立合作，鼓励人才参加国际交流活动等，以提升人才的国际交流和传播能力。第四，与政策部门的沟通和政策影响转化能力是出版智库不可或缺的能力。出版智库不仅是知识输出者，更要为出版产业发展和国家软实力建设提供助力。出版智库在研究过程中和研究成果发布后应加强与决策部门的沟通联系，建立多元化的成果报送机制，扩大研究成果进入决策议程的机会。[19]此外，还可以通过与公共媒体合作、建立自己的媒体平台和成果发布制度等方式，扩大成果的社会影响力。

3.强化出版智库先进技术运用

面对“一带一路”倡议下复杂多元的国际传播环境，出版智库要实现高效的“叙事赋能”，必须充分运用先进技术，提升智能化水平，增强传播力、引导力和互动力。[20]先进技术的运用不仅意味着出版智库在工具层面的升级，更是加强全球化表达与精准传播能力的“倍增器”。只有持续强化技术赋能，出版智库才能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一，大数据技术。借助大数据技术，出版智库可以全面收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受众的阅读兴趣、关注话题、传播偏好等信息，以构建包括文化、宗教、民俗、地缘等维度的知识图谱，以此提升内容策划的精准性和传播平台的匹配度。第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是提升出版内容国际表达能力的关键工具，[21]其中，人工智能翻译、语义识别、情感分析等功能可以用于提高内容本土化的效率与质量，解决传统翻译中存在的文化误读问题。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协助生成多语种、多版本的出版产品，实现规模化定制传播。第三，多媒体融合传播技术。在本土化运营过程中，出版智库应充分运用数字出版与多媒体融合传播技术，加强研发数字书籍、互动阅读客户端、可视化数据报告等内容形式，实现“立体化”传播。第四，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可以用于国际合作出版中的版权保护，通过记录版权信息和交易过程，可以有效提高版权交易的安全性。为强化上述先进技术的运用，出版智库除了依靠政府加大资金和人才投入，还应积极与高校、科技企业合作，建立技术创新实验室或合作平台，推进出版智能化的试点项目，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出版场景中的落地应用。

四、结语

出版智库在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出版与跨文化传播中具有支撑作用，通过对出版物进行“叙事赋能”，可以有效提升其在地化叙事能力，减轻因文化折扣导致的传播困境，助力出版机构实现从“文化输出”到“价值共鸣”的转型，从而增强我国在“一带一路”场景中的国际话语权并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未来，应充分重视并进一步激发出版智库的“叙事赋能”作用，引导其在服务国家战略、引导国际舆论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强化自身功能，使出版智库成为“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的价值共创者，推动“一带一路”知识共同体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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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Narrative Empowerment" of Publishing Think Tank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uthor : XU Jiujuan

Author Affiliation :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in China have been actively engaged in publishing activities to promote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Despite the substantial number of publishing projects, the influence and penetration of related publications in the target markets still fall short of expectations, revealing the challenges of low effectivenes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seek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hindering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within the Belt and Road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publishing think tanks, as professional intellectual institutions integrating publishing research, strategic analysis, and communication planning, can play a vital role of "narrative empowerment"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compatibility of publications in local markets.

The research process primarily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clarifying the specific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plaining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the "narrative empowerment" role of publishing think tanks in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ing the safeguard conditions for publishing think tanks to effectively leverage "narrative empowermen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urrent challenges in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ainly include the difficulties in narrative approaches to resonate emotionally with overseas audiences, the need for optimizing localized operation of publications, and the long-standing suppression by Western-dominated discourse power. Publishing think tanks can address these issues through "narrative empowerment" in four key areas. First, empowering narrative logic research to help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build frameworks that align with the cognitive patterns of overseas audiences. Second, empowering content adaptation to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and vitality of publications. Third, empowering localized operation by supporting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in overseas market development, customize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compli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Fourth, empowering discourse alliance building through "think tank diplomacy" to assist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in forming a "third-party voice" by establishing discourse alliances across multiple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reby strengthen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proposed to ensure that publishing think tanks can effectively deliver narrative empowerment. First,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operational system for publishing think tanks, including clea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functional divisions, improved management systems, diversified funding channels, and high-quality talent cultivation. Second, enhancing multi-dimensional capabilities of publishing think tanks, such a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bility, knowledge service capabilit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competence, and the capacity to liaise with policy departments and translate policy impact into tangible outcomes. Third,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by publishing think tanks, including big data technolog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multimedia convergence dissemination technology,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Keywords :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ublishing think tank; narrative empowerment;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编辑：许彤彤

审核：靳琼 熊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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