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观察 |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政策文本分析与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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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导读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出版业作为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重要力量。目前，出版高质量走出去作为我国出版业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战略，在国家政策体系中呈现出“内外联动、协同推进”的基本格局。本文将“一带一路”背景下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政策文本分为“内生发展型”与“对外拓展型”两类，以政策工具与作用路径为分析维度，探讨其结构分布、协同特征、优势与不足，以期为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政策优化建议。

研究分为三个部分：选取161篇对外双多边文件样本（简称“对外样本”）与20篇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发布的政策样本（简称“国内样本”）；搭建对外样本“地域—效力级别—作用类别”和国内样本“政策工具—作用类别”两类政策文本分析框架；结合产业价值链理论，揭示二者内生联系，分析现有政策体系的结构性协同特征及其存在的优势与不足，进而提出政策优化路径。

研究发现，对外样本与国内样本在推进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方面具有目标一致性、工具互补性、机制衔接性。前者内容、强度与国家间外交关系、合作重心、地缘等因素息息相关，注重外部传播场域与通道、合作机制等的构建；后者层次较为丰富、内容多元，强调对出版业内部能力建设、资源整合、标准引导等方面的支撑。整体而言，出版业走出去政策体系正从“分散实施”迈向“协同推进”，在国内外政策目标、工具与路径耦合中，逐步形成整体性战略架构。然而现有政策体系也在政策关注度、内容针对性、地域合作平衡性、政策工具合理运用、内外政策有效衔接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

基于双循环视角，提出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助推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政策优化路径：提升国内政策系统性，促进出版业全面发展；注重对外政策科学性，助力出版业多层次传播；桥接两类政策，立体化保障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

题目 |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政策文本分析与优化建议 *

来源 | 《出版与印刷》2025年第6期

作者 | 刘汤龙1），吴兆桐2），田常清3）4），刘华森5）

作者单位 | 1）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2）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3）中南大学人文学院；4）中南大学出版研究院；5）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5.00.06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图书贸易关联度测评及精准化走出去研究”（编号17CTQ003）；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社科研究项目“融媒体时代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国际传播能力体系构建及测评研究”（编号GD2220）；中国外文局国际传播研究课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涉华图书的类型、内容与读者反馈研究”（编号25GJHZCB-03）。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刘汤龙，吴兆桐，田常清，等.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政策文本分析与优化建议[J]. 出版与印刷，2025(6)：68-81.

摘要 | 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出版业走出去政策体系现状与协同特征，探讨政策优化路径，为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借鉴。文章基于文本分析法，梳理2013—2023年中央及职能部门颁布的相关政策及对外双多边合作文本，通过多维研究框架分析发现，目前我国现有政策在政策关注度、内容针对性、地域合作平衡性、政策工具合理运用、内外政策有效衔接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研究提出，应深化出版业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提升国内政策系统性、注重对外政策科学性、有效衔接对内对外两类政策，助推我国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

关键词 | “一带一路”；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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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我国紧跟经济全球化时代趋势，开展高水平对外交流与合作。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倡导依托“一带一路”开展全方位对外合作，其中，推进高水平文化交流互鉴是深化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我国文化建设设定了更高目标，强调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1]也是“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出版业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展示当代中国形象的重大使命。[2]

作为我国出版业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战略，出版业走出去是有关部门在综合评估出版业现实状况和发展机遇后做出的政策选择。在推动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过程中，国家政策系统呈现出“内外联动、协同推进”的基本格局。国内政策作为内生动力，主要通过制度供给、能力建设、资源投入等路径，提升出版业国际传播能力；对外政策则在外部塑造层面发挥作用，如市场开拓、机制对接、平台搭建等。二者构建起“内生驱动—外推赋能”的政策合力，有助于打破文化产品输出的系统瓶颈，形成良性传播循环。

政策文件能体现政府意志，并反映某一领域在特定时期内的发展条件和前景。基于此，本研究重点梳理“一带一路”背景下有关我国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政策文本，将其分为“内生发展型”与“对外拓展型”两类，以政策工具与作用路径为分析维度，系统探讨现有政策存在的优势、不足及其在出版国际化过程中的结构分布、协同特征与互动逻辑，以期为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政策优化建议。

一、样本选择与研究框架构建

（一）资料来源与样本选择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于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发表《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重要演讲，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3]同年10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发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演讲，首次倡议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4]2014年3月16日，中国同沙特阿拉伯王国签订了第一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联合公报》。[5]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同年3月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两会）期间，对“一带一路”十年成就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因此，2023年3月可视为对“一带一路”倡议第一个十年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关键节点。基于此，本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提出为起点，将时间维度限定在2013年9月至2023年3月。通过“北大法宝”网站（https://www.pkulaw.com）、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简称“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检索筛查并最终得到161篇对外双多边文件样本（简称“对外样本”）和20篇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发布的政策样本（简称“国内样本”）。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和准确性，样本选择遵照以下原则：一是选取效力等级较高、集中体现政府意志、具备立法性或约束力的文件；二是选取包含与出版业紧密相关条文的文件；三是文本中须包含“一带一路”或“丝绸之路经济带”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关键字段。[6]经过反复筛选比对，检查确认无误，按签订或发布时间排序分别梳理有效对外样本（见表1）和有效国内样本（见表2）。

表 1  对外样本按年份统计表



表 2  国内样本按年份统计表



（二）国内外政策样本分析框架构建

鉴于国内外政策样本在政策定位与表达方式上的结构差异，即国内样本主要是面向出版业的专项政策，对外样本主要为与他国签订的宏观战略性文本，本研究采用“双层框架”加以统筹分析：对外样本以双边/多边合作文件为主，结合战略等级与国家地域特征展开研究；国内样本以专项政策为主，偏向政策工具和环节覆盖分析。尽管维度各异，但均围绕政策对出版业走出去的实际推动效果进行作用类别判断，力求在差异中发现协同性，从而更系统地揭示出版政策的内外联动逻辑。已有研究成果中，针对出版业走出去国内政策文本，有学者构建“外部结构特征—内部语义特征”分析框架，运用“供给—需求—环境”政策工具分析样本内部特征；[7]137针对“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已有研究立足政策文本，以途径、手段、纵向深入度三大视角，构建“地域—文件等级—内容相关性”三维分析框架。[8]109

基于此，本研究结合样本特点与研究需要，分别从对外样本“地域—效力级别—作用类别”和国内样本“政策工具—作用类别”两大维度，构建政策文本的分析框架，揭示二者的内生联系，再结合出版产业价值链不同阶段的重心工作及其内涵，对筛选得到的样本文本开展特色化、立体化的研究，以实现内外逻辑统一，确保分析具有可比性。

1.对外合作政策文本分析框架构建

本研究对外样本主要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外签订的双多边文件。张云天等[8]113在对“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进行梳理时，指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外合作文本主要集中于战略层面，而学界普遍应用的政策工具分析方法更适用于专项政策的研究，难以直接迁移应用于对外政策，因此主要结合样本具体特征，构建“地域—效力级别—作用类别”三维分析框架。（见图1）



图 1  对外样本“地域—效力级别—作用类别”三维分析框架

（1）x维度：地域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涉及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畴，力图打造开放合作的区域经济网络。[9]研究与出版业相关的“一带一路”政策文本在不同地域之间的分布特征，能够为我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本文借鉴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一带一路”经济走廊[9]的空间划分，结合出版业、文化交流等合作领域的具体特点，将对外样本的地域划分为以下九类：蒙俄、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非洲、中东欧、大洋洲和美洲及其他。（见表3）其中，“其他”类别主要涵盖不针对特定国家、地区或组织的政策文本。此类文件通常具有多边性与跨区域合作的特征，例如《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联合声明》《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等。

表 3  对外样本所属地域及国家、地区或组织



（2）y维度：文本效力级别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存在效力等级强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件签署国对相关内容的重视程度，因此本文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文本效力级别作为编码的一个维度，以探究不同国家、地区或组织对出版业相关领域合作的意愿强度和关注程度。参照罗知等[10]和张云天等[8]110学者的研究，将“一带一路”政策文件效力由强到弱划分为一至四4个等级，共13种文件类型。其中，一级效力文件是联合公报；二级效力文件包括联合宣言、宣言、联合声明、声明；三级效力文件包括行动计划、纲要、其他合作文件；四级效力文件包括谅解备忘录、联合新闻公报、新闻公报、联合新闻声明、联合新闻稿。

（3）z维度：对于出版业的作用类别

在对“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进行地域和效力级别的维度划分后，本研究进一步考察样本的文本内容特征，在深入研读文本的基础上，引入出版产业价值链，并围绕其中不同环节，利用NVivo 20软件工具对文本进行编码，划分样本中不同政策条文对出版业的作用类别，提炼出z维度。

为提炼文本编码的范畴，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基于对文本的阅读和对政策内容的理解，参考中国一带一路网对“一带一路”五大合作重点的解读，综合张永安等[11]、黄萃等[12]878、何珊[13]等多位学者对政策文本的划分，本研究共提炼出16个范畴。同时，为尽可能增强政策范畴的科学性、合理性，刻画出政策支持下，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与走出去路径的真实样貌，本文进一步凝练出出版产业链“增值—传播—供应”[14]三大属性所涵盖的不同范畴。

现代出版产业兼具文化事业属性和经济属性，其发展同时需要文化和经济两类政策支撑。对外样本中有关文化促进的政策可直接影响出版业发展，而有关资金、基础设施、企业支持等的政策可为出版业提供良好发展条件，从而间接促进其发展。本文结合出版产业链条特性与政策内容表达方式，将政策影响力划分为三类：①直接相关，即条文中明确包含出版行为指向内容；②间接相关，即条文虽不直接提及出版，但为出版活动提供政策支撑基础；③弱相关，即未体现出版指向性，也缺乏对出版产生实质影响的可能。将对外样本按照三类影响力进行划分。（见表4）鉴于与出版业弱相关样本对“出版业走出去”影响力较弱，故研究将重点关注与出版业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文本。

表 4  对外样本对于出版业的作用类别划分



鉴于质性研究中普遍存在文本编码不一致现象，信度检验是验证编码一致性、分类准确性的关键步骤，[15]加之z维度特征存在较强的主观性，样本编码的一致性有待进一步检验。根据兰迪斯（J. Richard Landis）和科赫（Gary G. Koch）对Kappa系数的划分，认为当Kappa值位于0.81—1.00，一致性极强。本研究两位编码员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分别统计编码的Kappa系数，检验其一致性。

本研究从161份对外样本中随机抽取33篇政策文件，借助Kappa系数对一次编码进行编码一致性检验，对其中Kappa值小于0.81的编码进行修改，并重新抽取33篇文件，再次检验其一致性，确认Kappa值均介于0.81—1.00，一致性较高。研究按照修订后的标准完成编码。

2.国内政策文本分析框架构建

相较于对外政策对国际合作意图与环境营造的强调，国内政策则更偏重制度供给与产业支持。为对出版业走出去的国内样本内容进行全面系统分析，保证分析框架的一致性与可比性，本研究借鉴黄萃等[12]877学者的研究方法，参考崔德霞等[7]137学者的研究思路，利用学术界应用较广的“供给—需求—环境”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即沿用“政策工具×作用类别”的统一结构，在此基础上补充政策对出版业的具体作用类别，将“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拆解为“高质量”和“走出去”两类逻辑路径，构建二维分析框架对样本进行分析梳理。（见图2）



图 2  国内样本二维分析框架

本框架与对外政策文本分析中的“地域—效力级别—作用类别”模型在逻辑上实现维度映射，其中“供给—需求—环境”政策工具可类比于对外政策的“地域/文本效力等级”中的支持路径，“作用类别”则在两种样本中保持统一解释标准，即政策最终的作用效能，从而实现对内外政策在推动出版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协同性分析。

（1）m维度：“供给—需求—环境”政策工具

本研究借鉴“供给—需求—环境”分析方法，构建了政策工具分析维度，包含具有直接推动作用的供给工具、具有直接拉动作用的需求工具和具有间接作用的环境工具。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直接投入）包含资金投入、科技信息支持、基础设施投入3个细分类目；需求型政策工具（市场激励）包含政府采购、外包、市场拓展和贸易管制4个细分类目；环境型政策工具（营造发展环境）包含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目标规划和法规管制4个细分类目。[12]878

（2）n维度：对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作用类别

本文研究的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包含出版业自身高质量发展和出版业对外传播两层内涵，基于政策工具维度的划分较难有效识别这两个层次的内容，本研究引入作用类别维度，按照出版“高质量”和“走出去”两重目标逻辑，将政策分为影响出版业发展质量和影响出版业对外输出两个类别，即内生发展型与对外拓展型。其中，前者侧重聚焦出版内容，强调出版产品的高质量和出版传播的高质量；而后者则侧重聚焦出版产业，强调出版业的对外交流合作及走出去。

3.国内外分析框架的关联

尽管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在文本结构、功能取向与文本风格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两者在支持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目标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能够通过框架维度的联通实现协同分析与相互印证。国内政策文本分析框架以“政策工具—作用类别”为基本构成，强调对出版业内部能力建设、资源整合、标准引导等方面的政策支撑；而对外合作政策文本分析则聚焦于“地域—效力级别—作用类别”三个路径，注重外部传播场域与通道、合作机制的构建。这两个框架在以下三方面表现出逻辑结构上的互嵌性与交叉性。

（1）目标一致性

国内政策着力提升出版资源的内容质量、产业竞争力和平台承载力，为走出去提供基础支撑；对外政策则通过国际传播路径建设与国际规则参与，拓展内容的外部影响力。二者共同服务于“中国出版国际传播力提升”这一国家战略目标。

（2）工具互补性

国内政策多采用财政、组织、人才等支持型工具；对外政策则更强调合作平台、规则协定和品牌文化建设等外部性工具。两类工具在传播链条中形成“供给—输出”闭环，互为补充。

（3）机制衔接性

国内政策中的“出版走出去工程”“品牌建设”“数字出版支持”可为对外政策中的“文化走出去平台建设”“双边出版合作”“国际版权贸易机制”提供制度和能力基础，体现了“内生—外推”的政策机制联动关系。

因此，以作用效能为轴，将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两个分析框架整合置于“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统一目标之下，不仅可以系统展现政策体系的结构性协同关系，也有助于揭示当前政策实施中存在的内外脱节、路径割裂等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政策协同提供理论分析工具与实证比较基础。

二、政策文本分析

基于对外样本和国内样本分析框架，本研究主要通过文本分析、特征梳理、频数统计等方法，探讨现有政策存在的优势和不足。

（一）基于三维分析框架的对外样本分析

1.样本文件地域特征

通过分析可知，对外样本地域维度（x维度）差异较为显著。在国家与地区层面，161份合作文件数量分布极不均衡。在考察的67个国家或地区中，中国与俄罗斯（16份）、哈萨克斯坦（9份）以及吉尔吉斯斯坦（6份）等国的合作尤为密集。同时，面向非洲区域整体的合作文件有6份，与老挝、越南、沙特阿拉伯的合作文件也各有5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32个国家、地区或组织（占比达47.8%）仅与我国签订了一份相关合作文件。在九大区域层面上，不同区域签订的文件占比不一，显示合作力度差异显著。其中，各区域的合作文件数量由高到低依次为：中东欧38份（23.6%）、东南亚28份（17.4%）、中亚27份（16.8%）、蒙俄20份（12.4%）、西亚19份（11.8%）、非洲10份（6.2%）、大洋洲和美洲9份（5.6%）、南亚7份（4.3%）、其他3份（1.9%）。

基于以上数据，可归纳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政策文本的数量与我国同相关国家的外交关系水平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倾向于同多领域合作水平更高的国家进行更频繁的出版领域政策沟通。例如，作为唯一一个与我国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国家，俄罗斯的相关合作文件数量（16份）在所有国家中位居榜首。同时，巴基斯坦、白俄罗斯、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等外交关系密切的国家，相关文件签订数量也普遍处于较高水平。第二，区域合作重点突出，部分区域合作待加强。基于本研究选取的“一带一路”背景下出版业对外合作政策样本分析可见，中东欧、东南亚和中亚是我国出版业对外合作政策布局的重点区域，样本数量位居前三，显示出我国在共建国家中持续深化与上述区域的出版合作。相比之下，与非洲、大洋洲、美洲及南亚的出版合作政策力度则相对有限，表明这些区域的出版合作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第三，聚焦地缘因素，我国与接壤国家合作水平较高。数据显示，我国与14个陆上邻国中的11个国家（不含朝鲜、不丹、印度）签订了出版领域的“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相关文件总数达58份，占样本总量的36.0%。可见，在地理位置上与我国相接的国家在出版领域同我国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2.样本文件效力等级特征

文本效力级别维度（y维度）共划分为4个等级、13种文件类型，各类型文件数量不一，样本效力等级分布不均衡。（见表5）从文件类型来看，联合声明类文件最多（98份，占比60.9%），其次为联合公报（24份，占比14.9%），这两类具有较强政治与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合计占样本总量的75.8%。相反，以即时新闻发布为主要功能的新闻公报、联合新闻声明、联合新闻稿三类文本类型在样本中并未出现。可见，相较于时效性强但约束力较弱的新闻性文件，“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出版合作双方更倾向于采用效力等级更高、内容更具纲领性的政策文本。从表5可以看出，一级与二级文件构成了政策合作的主体。其中，二级文件数量显著高于其他等级，共计113篇，占比70.2%；一级文件数量次之，共计24篇，占比14.9%。整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出版合作呈现向高效力等级文本倾斜的分布格局。

表 5  对外样本文件效力级别及文件类型统计



3.样本对出版业作用类别的内容分析

本研究统计了161篇样本文件的作用类别。（见表6）为进一步揭示对外样本在出版业发展中的具体作用，围绕对外样本文件的目的及其作用进行了再次分析，并与表6归纳的对出版业的作用类别进行对应比较，最终获得对外样本文件在各作用类别中的分布及其数量统计。（见表7）可见，对外样本文件涉及出版业作用类别的数量近似正态分布，即处于作用类别数量两级的文件均较少，全部涉及和仅涉及1个的文件数均为1份，而涉及3—5个作用类别的文件数较多，共105篇，占总样本的65.2%。

表 6  对外样本文件作用类别统计



表 7  对外样本文件涉及作用类别的数量统计



通过对161篇对外样本文件的分析可知，出版业相关政策在整体对外政策体系中的直接作用有限，但对传播环境培育、政策环境支撑的作用较为充分，总体构成我国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重要外部基础。

从政策直接作用行业的视角看，明确提及出版业或出版产品的“出版业合作”类文件仅26份，占比16.1%，主要聚焦出版交流合作、传统文化作品海外出版、版权输出等方向。这些政策既包含推动内容产品落地的“内生发展型”举措，也包括促进国际合作机制建设的“对外拓展型”措施，两类政策共同构成出版业国际化的直接推动力。

从政策塑造环境的视角看，大多数对外样本都呈现出明显功能侧重，并以相互作用形式，共同支撑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如对外样本文件中“民心文化相通”类文件有158份，占比98.1%，反映出人文交流是普遍的合作重点，也为出版业营造了良好的传播环境。同时，贸易市场畅通、资金融通、基础设施联通等内容在超过半数文件中均有出现，为出版业走出去提供必要的经贸条件与技术基础。大量文本同时涵盖上述多项内容，体现了不同政策间互动的综合性。

此外，不同地区的合作文本在作用类别存在差异：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侧重文化交流，而与其中部分发达国家的合作则更强调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呈现更强的针对性。进一步来看，在涵盖合作类别较多的文本中，高效力文件占比更高，说明综合性政策举措更多集中于较高层级的合作文本，对出版业走出去具有更强的带动作用。

（二）基于二维分析框架的国内样本分析

1.频数统计分析

本研究统计了国内样本政策工具分布。（见表8）除需求型政策工具中的政府采购外，样本涵盖了供给、需求、环境三大类政策工具，相关政策条文共101份，兼顾出版业走出去和高质量发展的两大作用类别。可见，“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关于出版业走出去的国内政策文本层次较为丰富、内容多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营造有益的促进空间。

表 8  国内样本政策工具分布



2.政策工具分析

从政策工具维度统计样本分布特征可知，国内样本政策工具分布不够均衡，其中环境型相关的政策共43份，占比最大，达到42.6%；需求型相关的政策共23份，占比最小，为22.8%。从具体类目看，涉及基础设施投入、市场拓展、目标规划类政策占比较多，共计51份，总占比达到50.5%，该类政策对“出版物流与分发网络建设”“跨境文化交流中心建设”“海外渠道拓展”“品牌与版权保护”“国际合作战略”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指导与规范。由此可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出版业对外发展仍处于发展期和扩张期，政策普遍侧重环境类较为宏观的层面，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二是需求型政策部分缺失，缺少政府采购类政策条文的制定；三是重视出版业贸易市场的拓展，为出版业提供了较好的贸易发展空间。

3.对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作用类别分析

从样本对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作用类别分析可知，其作用分布存在显著不平衡态势。其中，与促进出版业走出去相关的政策条文共87份，而聚焦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条文仅14份，失衡现象明显。此外，涉及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条文集中分布于环境类政策，占高质量发展全部条文的50.0%。基础设施投入、金融支持两类政策工具虽在样本中出现频次较高，但全部聚焦出版业走出去，未涉及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内容。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国内政策对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有所关注，但程度有限；政策条文侧重于对行业发展环境塑造的宏观战略调控，针对性内容不足。

（三）国内外政策维度协同特征探析

通过对国内外政策工具与执行路径的比较分析可见，我国出版业走出去国内外政策不仅在工具结构上存在差异，还呈现出路径选择上的互补趋势。

1.目标互补性： 制度保障与机制对接相辅相成

国内政策多以提升出版业国际传播力、内容产品质量和市场主体能力为核心目标，强调通过财政支持、人才培育、数字转型等措施夯实走出去的内生基础；而对外政策则突出加强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建设，注重搭建区域性平台、签署多边合作协议、推动互译项目等内容，对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需求。两类政策在“内强基础—外建通道”中形成互补，构成系统性制度保障。

2.工具互构性： “供给—需求—环境”与“制度—平台”协同联动

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看，国内政策以环境型工具为主，重点体现在金融支持和目标规划领域，同时辅以一定比例的供给型与需求型工具，涵盖资金投入、科技信息支持、基础设施投入、市场拓展等，形成了多元并举的政策组合结构。对外政策则更偏向于制度与平台导向的工具应用，重心工作集中在民心文化相通、贸易市场畅通、基础设施联通等，通过共建机制、国际传播平台、双多边合作框架和典型项目输出，强化制度性支撑与国际合作的可持续性。两者在工具应用上虽各有侧重，但整体上表现出资源联动与作用路径互构的趋势，国内政策的环境塑造与对外政策的平台建设在逻辑上形成了资源联动与功能互构的关系，体现出“供给—需求—环境”与“制度—平台”两个维度的协同演进，从而提升了出版业走出去政策体系的整体有机协同与执行效能。

3.路径耦合性： 出版产业链与传播通道协同推进

国内政策多聚焦出版产业链条中的“内容生产—编辑加工—出版发行”环节，而对外政策则强调“渠道建设—平台互通—品牌共建”传播通道，通过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等方式推动内容输出与文化认同建设。从出版价值链理论视角来看，国内外政策与该理论“增值—传播—供应”三大属性所涵盖的不同具体阶段相呼应；从产业视角看，国内外政策共同构建了一个从内容供给到国际传播的完整链条，增强了我国出版业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综合竞争力。

综上，当前我国出版业走出去政策体系正在从“分散实施”迈向“协同推进”，在国内国外政策目标、工具与路径的耦合中，逐步形成支撑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整体性战略架构。这种政策协同不仅体现了国家在文化软实力提升方面的制度自觉，也为后续制度优化与国际合作提供了经验基础与路径参考。

三、推动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政策优化路径

前文通过梳理和比较分析国内外相关政策，从政策工具结构、作用类别与产业链协同角度揭示了我国出版业走出去政策体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协同趋势。基于现有政策存在的优势和不足，本研究尝试基于双循环视角，提出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助推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政策优化路径。

总的来说，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需要综合依托国内国际两大发展环境：在国内，应大力健全出版业发展传播的政策系统，发挥供给型、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双向带动作用，同时依靠环境型政策工具塑造有益于出版业健康发展的国内环境，在关注出版业对外交流的同时，引导其提升出版内容质量。在国外，应进一步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性，通过多维政策协同为我国出版业打造立体化国际文化交流环境、经贸合作环境及企业发展环境。进而，有效桥接两类政策、衔接两大环境，在大力推动我国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同时，发挥出版业的文化带动作用，助推各国出版业交流合作、文明交流互鉴乃至国家互信互助，最终形成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的良性发展模式。

（一）提升国内政策系统性，促进出版业全面发展

我国出版业要实现高质量走出去，需要进一步强化国内政策的系统性与结构合理性。现有政策虽已在顶层设计、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环境塑造等方面提供支持，但仍存在政策关注度不足、工具结构失衡和内容聚焦不够等问题。因此在顶层设计中，应明确出版业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提高政策对行业发展的关注度，使其既关注对外输出，也重视优化国内发展环境和提升出版内容质量。政策工具的设计应兼顾宏观战略与地方支持及行业规范的协调，通过供给型与需求型政策的有机结合，利用政府采购、外包等措施保障优质内容资源供给。同时，还应聚焦出版内容本身，强化对出版质量的关注，通过鼓励优秀出版物国际传播、推动人才交流与培训等举措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提高对外合作的实效性。此外，面对数字出版、多媒体技术、融合出版及人工智能出版等新趋势，政策工具亦需不断更新，以推动政策与技术、市场的协同演进，如设立数字化出版专项基金、支持多语种智能翻译平台建设，确保政策能有效应对产业变革。

（二）注重对外政策科学性，助力出版业多层次向外传播

“一带一路”建设和出版业走出去战略为我国出版业对外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也促进了各国互信互助与文明交流互鉴。鉴于当前对外合作政策在覆盖面、协调性、指向性和差异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国际合作布局方面，应在原有基础上深化对外交流与合作，强化多边沟通机制，构建广域“出版朋友圈”。政策内容方面，应注重其协调性与系统性，解决现有政策结构失衡问题，通过强化纵向衔接和横向协同，建立多部门联合出台机制，完善出版业专项支持政策，鼓励企业与机构跨国合作，从宏观指导到微观落地形成完整政策链条；政策落地和执行方面，应加大对出版业相关内容的书写力度，提高对外合作文件中出版业条文数量，签订专门性出版条约，并通过人才交流、出版内容展览等举措，打造全方位对外交流平台。此外，应在保持区域合作整体框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国家层面的本土化合作方案，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市场容量和出版体制特点，提升政策实施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实现区域共性与国家个性之间的平衡。

（三）桥接两类政策，立体化保障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

为进一步提升政策保障效能，充分发挥国内和对外两类政策在出版业高质量走出去中的协同作用，国内外环境塑造方面，应将国内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与对外文化传播政策体系统筹融合，通过供给端与传播端的协同构建“内容生成—平台传播—市场转化”的全链条支撑体系，实现出版业内生发展力与国际拓展力的有效对接以及国内外环境一体化塑造。政策体系建设方面，应推动文化与出版产业双向支撑，形成高质量发展生态，通过“文化走出去”“数字经济出海”“文化与科技融合”等领域的联动施策，协同营造有利于出版企业国际拓展的政策气候；文化价值引领方面，应强化出版业的文化本质与内核，鼓励生产优质出版物并助推其走向世界，广泛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及我国出版、文化高质量走出去，为出版企业发展提供立体化政策保障。

四、结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出版格局与生态重塑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出版业走出去已从单向度的内容输出转向多维度、体系化、可持续的发展阶段。未来，有待进一步依托国家战略协同、产业政策创新及文化软实力提升，通过健全政策体系、完善合作机制、深化技术赋能、拓展内容生态等方式，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进而培育出版业新质生产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出国门，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助推文化强国建设、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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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on the Policy Text of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High-Quality Going Ou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uthor : LIU Tanglong1), WU Zhaotong2), TIAN Changqing3) 4), LIU Huasen5)

Author Affiliation : 1) School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3) School of Humanit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4) Publish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5)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ecurity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Abstract :

Si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 in 2013,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ulture Going Global", has contributed an important forc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At present, high-quality publishing going global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China's publishing industry to open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it presents a basic patter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age and coordinated promotion" in the national policy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policy texts of high-quality going ou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outward expansion". Taking policy tools and action paths as the analytical dimens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ir structural distribution, synergy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ith a view providing policy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high-quality going ou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study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selecting 161 samples of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documents issued to foreign countries (referred to as "foreign samples") and 20 samples of policies issu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its functional departments (referred to as "domestic samples"); establishing two types of policy text analysis frameworks for external samples: "Region Effectiveness Level Role Category" and domestic samples: "Policy Tools Role Category"; combining the theories of industrial value chains, revealing the endogenous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analyzing the structural synerg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isting policy system and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n proposing the policy optimization paths.

Research finds that foreign samples and domestic samples have goal consistency, tool complementarity, and mechanism linkage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going ou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content and intensity of the former are closely related to factors such as diplomatic relations, cooperation focus, and geography between countries, an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fields and channels, cooperation mechanisms, etc. The latter has the rich hierarchy and diverse content, emphasizing support for internal capacity build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standard guidan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Overall, the policy system for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o go global is shifting from "decentralized implementation" to "coordinated promotion", gradually forming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framework through the coupling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goals, tools, and paths. However, the existing policy system also has certain shortcomings in terms of policy attention, targeted content, balanced regional cooperation, rational use of policy tools, and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circulation, propose a policy optimization path to enhance the linkage effect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going ou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mproving the systematization of domestic policies 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emphasizing the scientificity of foreign policies and assisting in the multi-level communication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bridging two types of policies and ensuring the high-quality going ou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hrough a three-dimensional approach.

Keywords : "the Belt and Road"; publishing; high-quality going global; policy

编辑：许彤彤

审核：靳琼 熊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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