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昳昀,李子彤 |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拉教育合作交流的行动逻辑、现实基础与未来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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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拉美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和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伙伴。自“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已有23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双方合作涵盖人才交流、科研创新、职业教育、语言教学以及教育数字化转型等多个关键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效。然而，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与拉美的教育合作面临地缘政治动荡、合作主体单一和对拉美认知不足等新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在未来合作中应加快推进与拉美教育合作的范式变革，灵活处理中、美、拉的“新三角”关系，促进智库、基金会、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加强对拉美的基础性研究，同时优先加强与拉美国家在职业教育与教育数字化领域的合作，推进中拉教育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教育交流与合作；中国；拉丁美洲；南南合作作者：胡昳昀，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副秘书长；李子彤，女，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本文：胡昳昀，李子彤.“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拉教育合作交流的行动逻辑、现实基础与未来进路 [J].比较教育研究,2026,53(2):9-1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是中国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和“南南合作”的重要伙伴。同时，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拉美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方。2017年，巴拿马与中国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成为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拉美国家。由此，2017年被视为“中拉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元年”。到2025年5月，中国已与33个拉美国家中的23个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拉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教育作为全面合作的基础[1]，是推动中拉关系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支点。中国和拉美于2025年最新共同制定的《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5－2027）》明确提出，未来3年，中国将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以下简称“拉共体”）成员国提供35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1万个来华培训名额、500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名额、300个减贫技术人才培训名额、1000个“汉语桥”项目来华团组名额，积极推动“鲁班工坊”等职业教育合作项目。[2]基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中拉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现实基础，深入分析当前合作面临的挑战，并探讨拓宽与深化中拉教育合作的未来进路，为中国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提供全球南方合作的实践参照。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行动逻辑

中国和拉美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不仅是推动中拉政治经贸稳定合作的智力支撑，而且也是突破西方霸权逻辑的现实选择。

（一）为中拉政治经贸的稳定合作提供智力支撑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拉美在政治、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已取得显著进展，为中拉教育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对人才供给提出了新要求。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拉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呈现出双边与整体合作机制并行的发展态势。在双边合作方面，自1960年中国与古巴建交以来，截至2025年，中国已与26个拉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16个拉美国家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伙伴关系。在整体合作方面，2015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成立，该论坛成为中拉整体性合作的主渠道。自2017年中拉共建“一带一路”以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先后出台《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19—2021）》《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别声明》《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5－2027）》等文件，这些文件明确了中拉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重点与发展方向。此外，中国同拉共体、南方共同市场、太平洋联盟、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为中拉关系发展提供更多层次支撑。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拉在经济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表现尤为突出。2024年中拉贸易额达到历史性的5184亿美元，较10年前翻了一番。[3]中国自2012年以来持续保持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是巴西、智利、秘鲁、乌拉圭等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还是拉美第三大投资来源国，而拉美也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4]中国在拉美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也不断增加。2020年至2024年间，中国共在拉美投资建设146个基础设施项目，总价值621.37亿美元，为拉美创造39万个就业岗位，基础设施项目总量是2010年至2014年期间的3倍。[5]然而，在政治经贸合作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滞后性日益凸显，中拉面临本土专业技术人才和了解中拉语言、文化、法律人才匮乏的难题，影响了中拉全面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扩大教育合作规模、提升教育交流质量、促进民心相通和为中拉政治经贸的稳定合作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撑，已成为中拉交流与合作的重点关注议题。

（二）双方突破西方霸权逻辑的现实选择

拉美各国长期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牵制，它们力求突破藩篱在全球体系中获得自主发展空间。[6]自16世纪被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纳入全球贸易体系以来，拉美长期处于依附性发展模式中。19世纪末，美国通过“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确立西半球霸权，冷战时期更将拉美转化为战略博弈场域，形成“中心—边缘”的全球治理格局。这种历史惯性导致拉美在政治经济领域持续受到美国“后院政策”的制约。[7]

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型国际秩序观的代表，为拉美各国提供了摆脱对西方依赖的另一种可能性。中拉之间的这种南南合作模式突破了传统依附性的发展路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发布的《西半球战略框架概述》（Overview of Western Hemisphere Strategic Framework），明确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试图通过重构泛美体系遏制中国影响力。加之，当前美国“唐罗主义”（the Donroe Doctrine）政策对拉美地区国家主权、安全与和平构成严峻挑战，[8]这种地缘博弈态势进一步凸显出中拉合作的战略价值。相较于易受政治波动影响的基建与资源项目，教育合作因其知识传递的长期性、价值认同的建构性，能够培育更深层次的互信基础。人文纽带不仅有助于打破传统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霸权结构，而且为全球治理转型升级注入强大动力，也为南方国家摆脱发展困境提供了相互的经验借鉴。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现实基础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在人才流动、科研、职业教育、中文教育、教育数字化发展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

（一）人才流动规模不断扩大，促进智识相通

中拉人才交流已经构建起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合作体系，正推动中拉人文交流向深层次、更专业化方向发展。首先，留学生群体构成人才交流的核心力量。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拉美的奖学金力度。2015–2025年，中国向拉美累计发放1.7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9]来华留学的拉美学生数量增长迅速，从2002年的588人增加至2018年的10,241人，增加近18倍。[10]其中，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人数也从2002年的163人增加至2018年的2,076人。[11]截至2024年，中国已经分别与秘鲁、古巴、墨西哥、阿根廷、萨尔瓦多签订高等教育学位和学历互认协议，与巴西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的谅解备忘录，与巴巴多斯、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19个拉美国家签署文化、教育领域合作协议，为进一步推动中拉学生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次，中拉在基础教育与培训领域的人才交流初见成效。在基础教育领域，截至2025年，中国与拉美17个国家的城市签署180个友好城市协议[12]，依托友好城市，中拉签约缔结国际友好学校，推进中小学师生交流。例如，2022年，青岛西海岸新区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青岛西海岸新区弘德学校和墨西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学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三所学校共同开展学校管理、教师培训、学生培养、语言教学等方面的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组织师生赴对方学校参加科学、艺术、体育等夏令营活动。在培训领域，中国持续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推动能力合作建设。自2012年以来，中国每年举办“拉美国家公务员公共行政管理研修班”，在提升拉美国家公务员管理能力的同时，增进他们对中国国情以及公共行政管理制度的了解。2015年启动的“未来之桥”中拉青年领导人千人培训计划，成为中拉青年人才交流的重要平台，每年千余名拉美青年来华参访研修。

（二）科研合作制度不断完善，推动国际竞争力提升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拉科研合作机制不断完善，由单一科研项目合作逐步扩展至制度化合作，涉及联合实验室建设、技术转移、全球科技治理等多个层面，合作领域也由传统的农业、航空航天等领域拓展至5G、数字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科技领域。

首先，中拉科技合作正从零散的项目对接走向制度化发展，“南南科技走廊”的框架逐步成型。中国驻巴西大使馆设立科技处，中国驻墨西哥、古巴、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大使馆设立科技组。截至2024年，中国与17个拉美国家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与12个拉美国家建立科技合作混委会机制。在此基础上，科研合作联盟进一步增强了科研协作的组织化水平。以2020年成立的“中国—拉丁美洲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为例，该联盟汇聚中国11家和拉美35所涉农高校和科研机构，其中15所拉美院所签署中拉校际合作框架协议，在农业科研攻关、技术推广等方面与中国开展合作。[13]

第二，中拉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建设趋于多样化与专业化，合作层次不断提升。2018年，西南交通大学牵头，联合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电气工程系、阿根廷里奥夸尔托国立大学工学院以及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中国企业共建中国-拉共体轨道交通联合实验室，围绕轨道交通关键技术开展科研攻关。中国高校还和古巴、巴西、智利及乌拉圭的高校合作，建立特色化的联合实验室，如中古神经技术与脑器交互“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中巴家庭农业机械化人工智能化联合实验室、“一带一路”中智ICT 联合实验室、中乌大豆研究与创新“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2024年，中拉可持续粮食创新中心成立，促进中拉高校、企业间开展农业科技、粮食安全的联合研究。

第三，中拉在技术转移方面开启新探索，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2023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技术转移中心（China-LAC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成立。中心联合中拉企业、高校，通过搭建技术转移协作网络、建设项目供需平台、组织交流对接活动等方式，促进技术转移。这一探索标志着中拉科技合作正在由“实验室阶段”迈向“产业应用阶段”，从单纯的项目支持转向更市场化的协同机制。

第四，中拉科技合作正在向全球科技治理层面拓展，中拉积极推动科研规范与标准的国际协调。2024年，中国同巴西、南非和非盟（African Union）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倡议各国政府、科学共同体、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共同推动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放科学建议书》（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Open Science），支持科技创新人员和资源等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增加对开放科学的投入，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合作共建、开放共享，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的南方国家。[14]

（三）拓展职业教育合作，中企本土化育才成效显著

随着中拉经济联系的加强，职业教育成为中拉双方构建可持续发展人才链的关键领域。中国企业、职业院校创新合作模式，通过“本土赋能+标准输出”双轮驱动，在拉美构建起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新生态。这一合作范式突破传统劳务输出模式，实现了从技能培训到标准共建的跃升。

首先，中拉职业教育合作针对在拉中资企业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多的中国职业院校面向拉美学生提供契合在拉中资企业需求的专业培训项目。例如，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中车墨西哥公司开展实习实训、课程开发、教师培训等合作，为墨西哥培养轨道交通本土技术人才。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与拉美职业学校共建职业教育课程，建立“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例如，比亚迪与巴西最大的职业学校“国家工业技能培训服务中心”合作开设汽车运营课程。

其次，中国在拉美开展境外办学，推动“鲁班工坊”等中国职业教育品牌在拉美的建设。2023年，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墨西哥新莱昂自治大学共建“鲁班工坊”，采用“校–企–校”合作模式，共同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师资培训。[15]2024年，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秘鲁圣马科斯大学和重庆开放大学联合签署“鲁班工坊”合作协议。2025年，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与尼加拉瓜国家技术培训署共建的“鲁班工坊”成功落地，进一步拓展了“鲁班工坊”在拉美的行业辐射力。

第三，中拉职业教育合作从人才培养延伸至专业标准与教学体系的共建。2025年，中国职工技术协会牵头发起“中国—巴西职业技能工坊”项目，围绕数控技术、模具制造、新能源汽车、电子商务、机电一体化等重点领域，推动两国职业院校联合开发专业标准、培训课程及中葡双语教学资源。这一转变标志着中拉职业教育合作从“授人以鱼”转向“授人以渔”，显示出中国在推动国际职业教育体系共建方面的主动性与能力。

（四）推广语言教学，中文学习人数不断增长

随着“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机制的不断深化，中拉语言教育合作从基础语言教学向“语言交流+专业赋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转型。首先，拉美的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数量不断增加。截至 2025年4月，中国在拉美26国设有68所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16]2023年，拉美的孔子学院和课堂共培养学员5.5万人次，成为孔子学院办学成效最好的地区之一。[17]为了更好地协调和推动拉美的中文教学工作，2014年孔子学院拉丁美洲中心在智利圣地亚哥成立，成为拉美地区各孔子学院信息交流、经验分享和项目合作的平台。

其次，中文教育纳入拉美国家国民教育体系。智利、哥斯达黎加、巴巴多斯、巴拿马已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拉美的中文教育示范学校达12所，其他拉美国家也纷纷推进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进程。[18]拉美的大学也逐步开设中文专业或中文课。以墨西哥为例，截至2018年，墨西哥约50所高校开设中文课。[19]2025年，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与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湖北大学共建中文专业，这是拉美首个中外共建的中文专业。

第三，中拉合作探索中文教育与特色教育相结合，开展复合式人才培养。例如，巴西戈亚斯联邦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是拉美第一家以中医为特色的孔子学院，为促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与墨西哥查平戈自治大学、巴西马托格罗索联邦大学共建中拉“中文+农业科教发展中心”，以培养既懂中文又掌握农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巴巴多斯西印度大学凯夫希尔分校孔子学院开设的“中文+法律”课程也取得良好成效。

（五）开展教育数字化合作，开辟合作新赛道

数字化合作成为中拉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新增长点。2023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数字技术合作论坛重庆倡议》呼吁，中拉共同推动数字技术在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广泛应用，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20]在中拉教育数字化合作进程中，中国企业成为主力军。首先，中国助力拉美国家5G网络、云计算中心等数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2024年，中国与玻利维亚签署数字基础设施部署战略合作协议，涉及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腾讯云在巴西设立首个云计算中心，为包括教育行业在内的多个领域提供云计算解决方案。华为则分别在巴西、智利、墨西哥、秘鲁和阿根廷设有云计算中心，并与巴西签署5G城市（5G City）联合创新合作备忘录，推进巴西包括教育领域的智慧城市建设。

其次，中国面向拉美教师和学生开展数字素养培养。华为在巴西开展“开放学校项目”（Open School），计划在2024年至2027年建设5所配备各类数字化学习设备的数字化学校和两个数字培训中心，支持其开发线上课程，并对中小学教师进行数字技能培训。[21]华为还与拉美约400所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共建信息与通信技术学院，提供数字技术方面的课程、研讨会、培训和认证，并支持智能教室的建设。此外，华为开展“未来种子”（The Seeds for the Future）旗舰项目，已经为来自20多个拉美国家的1800余名学生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前往华为中国总部接受数字技术的强化培训，了解数字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22]

第三，中拉推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2020年，中国政府牵头成立“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该联盟由来自16个国家的16所知名高校、6家在线教育平台和1家研究机构组成，依托“爱课程”和“学堂在线”在线教学平台，提供面向全球高校的多语言课程，并探索高校间的学分互认机制。在拉美地区，智利大学于2020年率先加入该联盟，面向清华大学学生开设在线课程，实现中智学生同步远程学习。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分别于2023年和2024年加入该联盟，进一步扩大了该联盟在拉美的影响力。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拉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现实挑战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虽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深化发展仍面临三重结构性挑战：其一，拉美地缘政治动荡与政治周期性波动形成双重掣肘，加剧合作环境的不确定性；其二，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教育治理的协同机制尚不成熟，难以有效对接拉美“强社会-弱政府”教育治理模式；其三，基础性区域研究薄弱导致认知脱节，现有政策供给与拉美教育生态的现实需求存在显著错位。

（一）拉美地缘政治博弈与政策周期性波动

政治稳定是中拉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前提。然而，由于美国等国的干扰、拉美国家政党频繁更替和拉美地区一体化的起伏发展，中拉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合作缺乏稳定的环境。当前，排斥美洲域外力量在拉美的存在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重要目标，通过施压与安抚并行的策略，美国试图削弱“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的影响力。[23]例如，美国推出“美洲增长计划”（Growth in the Americas），并将参与该计划的前提设定为在中美博弈中“选边站队”，这对拉美国家构成实质性制约。受其影响，哥斯达黎加于2023年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未签署《网络犯罪公约》的国家企业参与其5G网络建设，实际上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外。类似地，由于美国施压，巴拿马最终在2025年宣布退出“一带一路”协议，反映出拉美国家在外部强权夹击下的政策摇摆。

与此同时，拉美国家政治“钟摆”效应加剧了中拉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脆弱性。21世纪以来这种效应表现得尤为凸显，拉美地区已历经两轮左右翼执政周期的交替。这种左右翼政权的周期性轮替不仅是拉美政治发展历程的重要表征，而且亦成为其政治常态，预示着在未来较长时段内，该趋势或将持续且难以逆转。[24]政府的频繁更替随之引发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建立并维持长期互信关系的复杂性。例如，阿根廷右翼政党“共和提案党”执政后，宣布中止前左翼政党“正义党”与中国达成的总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核电站建设项目。[25]

（二）中国非国家行为体参与中拉教育合作的机制尚不成熟

在拉美国家，智库、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以及企业在教育政策制定与实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与中国以政府主导的教育管理体制有着很大的差异。拉美的智库和基金会凭借证据的权威性，塑造“客观中立”的政策共识，通过媒体宣传引导议程设定，再凭借与政府的紧密关系和雄厚资金将这些共识转化为正式政策，并推动实施。例如，多米尼加的“教育启动基金会”为教育部提供资金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多米尼加教育部的政策方向。[26]美国也一向重视通过社会组织增强其在拉美的教育影响力。例如，美国的“美洲对话”（The Inter-American Dialogue）智库在拉美推动一系列教育改革，包括教育标准化、公私合营模式的推广、问责制的实施和学校自主权的扩大等。[27]美国还与拉美的社会组织合作开展教育项目，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如萨尔瓦多的“教育发展企业基金会”、哥斯达黎加的“奥马尔·登戈基金会”、墨西哥的“教育基金会”等众多拉美重要的教育类社会组织自成立以来就获得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资助。[28]

企业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由于拉美教育私有化程度普遍较高且注重引入市场机制，这为企业的参与提供了空间。跨国企业不仅为拉美的学校提供教育产品，而且还通过与拉美政府和多边组织建立的联盟网络影响教育政策的制定。例如，美国微软和麦肯锡公司资助“拉丁美洲教育社会组织网络”的相关项目，推动了拉美教育私有化的进程。

相比之下，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拉美的教育合作仍以政府主导，企业、智库和基金会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度较低。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组织和企业与政府的合作缺乏有效的协同与对接，大多担任“执行者”角色，未能深入到中拉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政策制定、研究分析等关键环节；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组织和企业普遍缺乏在拉美的运作经验，本土化适应能力较弱，难以与拉美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企业建立紧密、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联系，从而限制了中拉在教育政策领域的深层次合作。

（三）中国对拉美基础性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中国对拉美教育生态的认知赤字，正成为深化中拉“一带一路”教育合作的一大障碍。中国在拉美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绩。截至2024年底，全国开设西语、葡语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分别从2000年的12所和4所扩展至104所和43所，全国从事拉美研究的人员也从2000年的不足百人增长至逾千人，为拉美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持续的人才供给。[29]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拉美研究的整体质量仍有待提高，在产出具有显著学术影响力和重要政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方面，尚存在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的空间。[30]

一方面，这种局限源于中国对拉美区域研究范式的认知偏差。虽然拉美各国有文化、语言上的相似性，但是拉美教育体系的异质性远大于同质性。[31]然而，当前中国学界习惯于将拉美作为一个单一研究对象，制约了中国与不同拉美国家教育需求的精准对接。2000年至2019年，知网拉美研究文献中“地区”关键词出现1411次，重区域、轻国别研究明显。此外，国别研究主要聚焦巴西（1774次）和墨西哥（910次）。相对于拉美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对于拉美教育的研究仍很欠缺。1979年至2019年间，中国对拉美研究中经济学研究占比高达48.5%，国际关系在内的政治学研究占比14.5%，教育学研究仅占比3.2%。[32]

另一方面，研究方法的滞后也制约了中国对拉美教育生态的深入理解。当前的拉美教育研究多依赖政策文本与二手资料，缺乏长期系统性的实地调查。极少有研究机构支持师生开展一年以上的田野工作。田野调查的缺乏导致中国难以了解拉美教育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教育实践及其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进而造成中拉教育合作政策与对象国实际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此外，相关的量化研究与数字技术应用也相对薄弱。这不仅限制了对中拉教育交流合作宏观趋势的识别与预测能力，而且也不利于教育合作成效的持续监测与精准调优。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未来进路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下，中国与拉美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但相较于中拉经贸合作，教育合作的规模和成效尚未达到预期水平。[33]如何将中国与拉美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友好关系转化为教育领域的务实合作，为中拉关系的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已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一）灵活处理中、美、拉的三角关系

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中、美、拉三边关系呈现出区别于历史的新形态。其中，中美关系作为核心，对三边关系的走向起着关键影响。[34]在中拉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过程中，应当灵活应对中、美、拉三边关系的变化，以减轻拉美国家在中美竞争中的选择困境。

一方面，中国和拉美的合作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实践，旨在超越零和博弈，探索共同发展的可能性。在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拉美国家中，部分国家对此仍持审慎态度，其立场易受美国影响。鉴于此，中国在推进与拉美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时，应更加关注教育合作在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及民心相通方面的实际功效，凸显教育合作对双方教育发展的切实价值，增强拉美国家参与教育合作的信心和意愿。

另一方面，中国可以联合在拉美具有丰富知识与经验积累的国际组织和国家共同开展多边教育合作，借助其成熟的经验和资源，减少合作中的风险。例如，由西班牙、葡萄牙和多个拉美国家组成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在拉美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中国可以考虑与其开展多边合作，进一步拓展中拉教育合作的新路径。

（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合作新图景

当前，中拉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过程中，智库、基金会及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效能尚未充分释放。建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仅能够突破现有合作规模的限制，契合拉美“强社会-弱政府”的教育治理特征，而且还能通过去中心化的合作模式降低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从而提升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

中国社会组织应积极拓展与拉美智库、基金会的合作。中国和拉美的智库目前已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合作的机构局限于附属于大学的科研机构，而非由社会力量自发形成、对拉美国家政策有较大影响力的组织，合作研究也多集中于经济、政治领域，鲜有涉及教育领域。[35]鉴于此，中国应积极培育面向拉美的社会组织，充分利用现有平台，如中国—拉美和加勒比智库交流论坛、“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以及拉美的中国研究网络等，加强与拉美教育类社会组织的合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关系网络，主动寻求与那些对拉美区域及国家政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教育类智库、基金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进行深入研究，联合开展教育项目，通过知识共享，为中拉“一带一路”教育合作提供更具前瞻性和实操性的政策建议。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及企业可以考虑为拉美的智库、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以此增强在这些机构中话语权，进而借助智库和基金会的政策影响力，拓宽中拉“一带一路”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政策空间。

（三）加强对拉美的基础性研究

随着中拉关系的不断深入，中国对拉美的研究需求将日益拓展，要求也会不断提升。在研究队伍建设方面，2000年以来西葡语专业点的大规模增加提供了研究人才储备，在此基础上各高校可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尝试打造“外语+专业”的复合型学科发展模式，依托各高校传统优势学科进行规划，并在培养方案中逐步增加对拉美田野调查的课程与实践项目。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整体规划和布局下，可积极吸纳具有国际关系、教育、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优秀人才，引进海外知名拉美学者，充分利用拉美智库人才“旋转门”机制，邀请驻拉美前外交官、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等加入研究机构。

同时，区域国别学已被正式列为一级学科，为我国开展拉美区域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各研究机构可建立针对拉美国别的研究矩阵体系，依据各自优势研究区域与国别进行整体规划，明晰不同拉美研究机构的国别重点，细化研究范围。此外，中国可以遴选中国拉美研究机构与拉美国家排名较高的高校共建田野观察站，为研究人员的田野调查提供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拉美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应推动跨学科研究，尤其应注重数字人文与拉美研究的交叉，推动文本挖掘、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社会网络分析等数字人文方法在拉美研究中的应用，以更好地回应国家的决策需求。

（四）加强职业教育领域合作

随着中拉经贸往来的增强，熟练技术工人的短缺已成为中国企业在拉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这为中拉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合作提供了机遇。[36]与此同时，美国与拉美的教育合作多集中于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37]，因此中国与拉美的职业教育合作拥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中国应进一步夯实中拉职业教育合作的顶层设计，搭建制度性合作框架。这包括设立专门的中拉职业教育合作政府职能机构；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分配，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职业院校”三级协同工作机制，引导有中拉职业教育合作基础的地方政府先行，探索合作路径，形成示范效应；推动中拉政府、职业院校、企业共同研发职业教育学分转换和学历互认机制、职业资格框架、职业教育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和技术标准等。

其次，中国应坚持质量为先，在拉美打造中国职教品牌。中国职业院校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结合“走出去”的中资企业资源，与拉美当地高校、职业院校共同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合作。针对中资企业在拉美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需求，鼓励更多的中拉职业院校与中资企业合作进行“订单式”人才培养，进一步完善实习实训与校园招聘合作机制，同时推动中国职业院校赴更多拉美国家开展境外办学，扩大“鲁班工坊”“郑和学院”等境外办学品牌在拉美的辐射范围。针对信息技术、物流等领域的高端应用型人才需求，鼓励中国具有国际化基础的职业院校招收拉美留学生学习，并鼓励学生毕业后返回拉美，为拉美企业或在拉的中资企业工作，从而形成人才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38]

最后，依托区域性平台，统筹中拉职业教育资源。2022年，“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正式成立。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可以借鉴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经验，建立类似于“中国—拉美职业教育产教联盟”“中国—拉美数字技术职业教育联盟”等区域性、专业性的合作联盟。

（五）重视教育数字化合作

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中拉教育领域的共同战略方向，为中拉教育合作开辟了新路径。尽管中拉已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等领域开展实践探索，但尚未形成系统化、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39]未来，中拉可从以下几方面推动教育数字化合作向纵深发展。第一，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与教育科技产品的研发合作。拉美部分国家仍面临移动网络覆盖不足、数字设备短缺和教育技术应用落后的挑战。截至2024年，拉美的5G覆盖率仅为5%[40]，其教育数字化发展严重滞后。中国科技企业（如华为、中兴、腾讯等）已积极参与拉美国家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光纤网络铺设、5G技术推广以及云计算与数据中心的布局。目前，巴西、智利等国家正积极布局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向教育科技企业采购产品。[41]中国可鼓励教育科技企业结合拉美国家的实际需求，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拉美教育领域的集成应用。

第二，共享优质数字教育资源。虽然中国已依托“爱课程”和“学堂在线”等平台与拉美国家进行数字课程资源的共享，但拉美的高校和职业院校参与度较低，资源共享模式尚未成熟。中国可与智利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等已经具备一定合作基础的大学共同开发高质量的双语课程，形成品牌效应，吸纳更多的拉美大学加入。同时，中拉大学间应进一步完善微证书与微认证制度，构建线上学习成果认证体系，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

第三，共商数字教育治理。目前，中拉在教育数字化领域的合作主要依赖企业碎片化的自发行为，缺乏统一规划与稳定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中拉可借助已经建立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数字技术合作论坛”，形成常态化沟通机制，推动教育数字化发展战略对接。在此基础上，中拉可以联合研制数字教育标准体系，包括在线课程质量标准、数字教材认证体系、教育数据安全管理规则、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伦理准则等，以确保跨国教育资源共享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和注释见原文）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6年2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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