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学人风采 | “一带一路”与中国内陆城市外交:新精神、新动力、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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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全文刊发于《云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马千里，西南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全球胜任力研修中心副主任、国家治理学院副教授、中国式现代化政府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外交与城市治理、两岸治理和亚太海洋安全研究。

摘要  Abstract

      考察陆海经济新时代“一带一路”与中国内陆城市外交的内在关系，有助于后者在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并可为世界内陆城市外交提供中国经验。共建“一带一路”为作为城市外交前提基础的城市精神植入了“和谐共生”新理念导向，并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国际化水平提升等中国内陆城市的自我利益、中国内陆城市所代表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家利益和全球治理国际利益层面，为中国内陆城市外交提供了新动力。中国内陆城市应基于连通东亚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的区位优势制定城市外交新战略。即以蕴含融合内陆城市自身自古以来对外交往历程中形成的城市精神价值，并同“和谐共生”新理念于一体的新城市精神为灵魂，优化城市外交运行机制；以新动力为价值标准，统筹平衡自身城市目标、机会空间和资源约束，确立新战略目标；在开拓思想外交和公民外交等城市外交形态新类型基础上，灵活、综合运用多种城市外交形态，服务于切合自身的战略次序与方针。

关键词  Keywords

“一带一路”；城市外交；城市命运共同体；内陆城市

      作为人类文明大趋势的全球化重构了世界政治经济地图，城市的外交角色被错综复杂的跨国流动和社会参与激活，21世纪以来城市外交随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愈加成为一种独立的外交形态。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浪潮汹涌、民粹主义强势崛起，导致国际关系极大不确定性，国际社会风险加大，2025年1月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使得这些风险进一步加剧。而中国首倡的共建“一带一路”，开启了以互联互通为特征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方式，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驱动下，充分展现出全球经济在经历传统大陆经济时代和海洋经济时代后，向陆海经济时代转型的新趋势。陆海经济新时代要求实现内陆经济与海洋经济互动共生，内陆城市与海洋城市相互作用和推动。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有助于增强国际关系确定性。由此，“一带一路”在外交领域，对作为全球化网络节点的城市提出了时代新要求，尤其为内陆城市在全球视野下开展城市外交提供了新机遇。

      鉴于陆海经济新时代中国内陆城市在地理区位、经济发展特点、国家战略中的定位，以及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地位等方面与沿海城市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中国外交及国际社会同逆全球化和国际关系不确定性作斗争的世界外交舞台上，其城市外交理应扮演一定独特角色。同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已于党的十九大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标志着它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长期坚持的外交布局。因而，对于中国内陆城市的城市外交而言，考察共建“一带一路”十余年来对其提出的新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指示精神，有助于其在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并能够为世界内陆城市外交提供中国经验。不过目前对“一带一路”与中国城市外交的研究，要么集中于全国城市这一普遍性的宏观层面，要么聚焦于某一个或某几个中国城市这一特殊性的微观层面，专门、整体观照中国内陆城市这一既有一定普遍性又有一定特殊性的中观层面研究却较为缺乏，这就成为本研究的创新任务所在。

Part.01

“一带一路”与中国内陆城市外交的时代性关联

      共建“一带一路”十余年来，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得城市外交日益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希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再接再厉，更好推进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城市外交概念。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提出要“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指出要“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方面对外交往”。

      共建“一带一路”开启后，中国城市外交的新实践也推动了中国学界对城市外交理论与政策的探索。城市外交概念虽有不同界定，但结合学界共识与中国实际可被表述为：在中央政府授权指导下，某一具有合法身份和代表能力的城市当局及得到其授权的附属机构、城市社会团体或市民，在国家主权和总体外交战略框架内为执行国家对外政策和谋求城市自我利益及国际利益，与他国官方或非官方机构围绕非主权事务所开展的制度化沟通活动。

      内陆城市的共性是海洋经济时代它们的全球连通性客观上受限于远离海岸线的地理区位，这使得中国在国家战略指引下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进而在全球经济体系内中国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相比呈现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同时内陆城市却相对具有“纵深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优势”。由此，因内陆城市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及自身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和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等不同于沿海城市，故其城市外交不可盲目照搬沿海城市经验，必须切合自身实际。

      21世纪以来，内陆城市在“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国家政策指引下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随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增强它们的全球连通性提供了新机遇，而且因它们作为陆海经济新时代下中国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的重要战略依托而被赋予重大使命，即要“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且使它们原本处于全球连通劣势的地理区位转变为连通东亚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的战略支点，全球视野成为它们开展城市外交的时代性必要条件。

      当然，“一带一路”也给内陆城市外交带来了时代新挑战。《愿景与行动》针对内陆地区提出，要“建设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运输通道”。该重大机遇中的挑战投射在内陆城市外交上就是，如何在与沿海城市相比缺乏现代城市外交经验的情况下避免盲目照搬其经验，如何真正理解“一带一路”的新要求，如何在共同面对新机遇时避免内陆城市间的同质化竞争，如何实事求是地把握城市自身的内外需要。概言之即为，在新发展阶段的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如何有效开展中国内陆城市外交，以切实执行国家对外政策、谋求城市自我利益及国际利益。围绕该问题，我们须把握“一带一路”下中国内陆城市外交的内在逻辑与共性作为。

Part.02

“一带一路”与中国内陆城市精神新内涵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城市“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一带一路”为全球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互动发展提供了历史新机遇，它必然要求中国内陆城市在充分认识城市精神对城市外交的重要性基础上，融合自身历史、文化和时代要求来凝练和培育城市精神。

      （一）城市精神是开展城市外交的前提基础

       城市精神是指一个城市通过其市民生活、生产、交往行为方式及规章制度、文化艺术、伦理道德、城市景观等方面体现出的共同价值观念和心理导向，是城市植根于其历史、体现于其现实、引领其未来、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灵魂。

       城市离不开人的物质实践活动，而“任何人都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的一切物质实践活动都是在他的精神、观念和动机的支配下展开的。如果缺乏精神、观念和动机方面的正确引导，他所从事的物质实践活动就会迷失方向”。培育城市精神能够增强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市民主体意识，促进城市形象品牌诞生，强化城市软实力，从而极大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正是纽约、伦敦、巴黎、柏林等国际大都市高度重视培育城市精神的原因所在。对于作为既存在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又是城市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外交来说，它首先代表的就是城市精神。城市外交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如果一座城市没有独特的城市精神，就不可能有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外交。确立独立的城市精神并努力将其扩展为城市共识，构建起强大的文化环境，这是开展城市外交的前提和基础。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掀起的“城市精神”探讨热潮，正是其城市外交理念由自发走向自觉的体现。

      （二）“一带一路”要求内陆城市首先发掘自身对外交往历程中的城市精神价值

       全球化时代要求城市必须善于从国际互动维度培育城市精神，而这正是海洋经济时代的内陆城市与地理区位上全球连通性更具优势的沿海城市相比，较为缺乏自觉意识的地方。所以，“一带一路”下的内陆城市，首先应着重发掘自身对外交往历程中的城市精神价值。以典型内陆城市重庆为例，其于2008年启动城市精神培育研究，引发各界热烈讨论，这标志它随着国际化程度提高而城市外交进入到自觉阶段。作为当时的讨论成果，“培育重庆城市精神”课题组建议将重庆城市精神表述为“登高涉远，负重自强”，同时有市民提出的“重山重水，重情重义”在网络投票中支持率最高。这两种表述均彰显出重庆的精神特质，不过均为自我认知视角而非从国际互动维度进行的审视。

       随着不断深化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重庆在新发展阶段开始注重从历史长时段的国际互动维度重新审视、凝练城市精神。历时性看，重庆作为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巴渝文化发祥地，有文字记载历史达三千余年，在漫长的对外交往历程中传承并发展着自身城市精神，这当中不仅有重庆险峻自然环境的磨炼，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对重庆人民共同价值观念和心理导向的形成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能够体现出重庆的城市精神价值。战国中期，巴国将军巴蔓子与楚国交涉时“以头留城”的悲壮事迹震惊楚国，两千多年来“忠勇”的巴蔓子精神渗透进重庆人的灵魂。南宋末年，重庆钓鱼城军民坚持抗击蒙古军队长达36年，蒙古大汗蒙哥阵亡于此，欧亚大陆的战场格局和历史因此被改写，钓鱼城亦因被欧洲人称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而成为一座让世界铭记之城，重庆人“忠勇、坚韧”的精神品格被世界广泛认同。1891年重庆正式开埠后，重庆人民放眼世界学习先进科技文化，掀起两次留学热潮，同时针对列强侵略自发组织成立反帝爱国团体进行英勇斗争，体现出“开放、争先、忠勇”的精神品质。抗战时期，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在日本侵略者长达五年半的战略大轰炸下伤亡惨重，但是不仅不屈服，反而“愈炸愈强”，成为享誉国际的“英雄之城”，重庆人“忠勇、坚韧”的精神品格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等国际政要的称赞。改革开放后，重庆未因深处内陆而封闭保守，它先后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和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战略，2011年率先开行“渝新欧”班列；同一历史时期，三峡库区百万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的三峡移民精神举世瞩目。重庆“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在国际舞台上再次展现。于是，十余年不断深化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愈加强烈的国际互动自觉意识，催生出重庆城市精神的正式表述，即2024年12月26日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正式宣布“坚韧、忠勇、开放、争先”为重庆城市精神表述语。

      可见，在漫长的对外交往历程中，尤其是紧要历史关头，“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重庆城市精神均得到了充分展现，而这正是重庆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开展城市外交时的形象品牌和软实力所在。中国内陆城市如昆明、成都、西安、太原、武汉、长沙等均有悠久的对外交往史，在对外交往历程中展现着内陆城市不同地理区位的独特魅力，各自独特的城市精神价值也就蕴含其中。共建“一带一路”下的内陆城市外交应首先对各自独特的城市精神价值进行自觉、主动发掘，这是避免盲目照搬沿海城市外交经验及造成内陆城市外交同质化的首要前提。

     （三）“一带一路”对中国内陆城市精神的新导向

      城市精神不应只是特色，还要在共性与个性之间建立必要张力。内陆城市在海洋经济时代大多因地处内陆而与沿海城市相比国际知名度不高，故陆海经济新时代在体现自身独特城市魅力的同时，更应注重培育人类共同价值以产生国际共鸣，提升自身城市国际软实力。而“一带一路”传承弘扬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路精神作为人类共同价值，必然对中国内陆城市精神产生共性方面的新导向作用。

      从国际互动维度看，“一带一路”蕴涵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和谐共生”精神。国际社会只有达成和谐共生的精神共识，人类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和谐共生精神是“一带一路”对国际行为体提出的新要求，自然也为中国内陆城市的城市精神做出了新导向。

       故而，新发展阶段中国内陆城市开展城市外交，首先就要自觉培育和弘扬蕴含“和谐共生”理念的新城市精神，当然具体表述语应结合具体城市特色而有所不同。总之，鉴于中国内陆城市位处连通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的战略枢纽，它们倡导“和谐共生”理念便于辐射“一带一路”全局，所以它们的城市外交应以蕴含融合自身自古以来对外交往历程中形成的城市精神价值与“和谐共生”新理念于一体的新城市精神为灵魂，这体现出处理与自我、他者和世界关系的价值追求。

Part.03

“一带一路”与中国内陆城市外交新动力

      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看，城市自身结构、城市与国家和国际体系环境的结构性关系以及与城市体系中其他城市的互动，建构了城市的个体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城市利益被这四种身份界定为自我利益、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三个层面，它们构成了城市外交的动力结构。而城市外交所涵盖的安全、发展、经济、文化、合作网络和代表（Representation）等活动层面，则构成了城市外交的动力领域。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时代维度中，“一带一路”形塑了中国内陆城市外交的动力结构和领域，并为其提供新动力。进而，这些新动力为中国内陆城市外交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设定了价值标准。

      （一）“一带一路”是中国内陆城市外交新的内在驱动力

       城市自我利益是构成城市的基本要素所代表的，使城市得以存在、生存和发展的那部分利益，主要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化遇挫，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内陆与沿海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世界经济出现壁垒高筑、孤立分隔风险，为中国内陆城市在国际上获取自我利益带来了挑战。

       而作为陆海经济新时代来临主要标志之一的“一带一路”，能够创造性地推动亚欧内陆地区与世界海洋地区连接起来，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平衡发展。它所倡导的“五通”，激发了沿线节点城市通过基础设施连通、产业合作、政策学习和人文交流来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为中国内陆城市外交提供了新的内在驱动力。如西安凭借其综合经济文化优势，于共建“一带一路”中地位得以凸显，在《愿景与行动》中被赋予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与兰州、西宁等西部内陆城市一起“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的历史使命。在基础设施连通方面，2023年，相关中欧班列西安累计开行3435次（列），位居全国九个国家中心城市之首，远超排在第二位、开行2054次（列）的重庆；在产业合作方面，2019年1月，专业合作型开放载体西安“一带一路”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区获批复设立，这标志着西安在探索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扩大开放及开展先行先试方面，走在了国家中心城市前列；在政策学习和人文交流方面，2019年西安举办30场国际会议，远超举办17场国际会议的沿海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广州，截至2023年国际友好城市数西安和广州分别为40个、38个。

      （二）“一带一路”是中国内陆城市外交新的外在拉动力

      世界经济塑造了城市的生命。冷战后期以来，世界经济的空间扩散和全球整合趋势使得城市尤其是主要城市，集中控制了国际贸易、金融、专业化服务公司、领导性产业的生产地与产品市场等广大资源。城市也在此趋势下形成了处于支配地位的全球城市、区域性全球城市和卷入全球化的一般城市等不同能级的全球城市网络，城市间既连接又竞争，全球连通性强弱程度决定了城市的能级水平并呈正相关关系。全球化下城市竞争的这一新态势，正是中国城市近些年纷纷以国际化城市为建设目标的外因所在。

       “一带一路”为处于传统地缘连通劣势的内陆城市增强全球连通性创造了机遇，成为其提升国际化水平的新抓手。数年来成都的全球连通性和国际化水平提升显著即为明证。它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抓住机遇积极开展城市外交，成功将“蓉欧快铁”纳入中国—中东欧16国交流合作框架，将意大利米兰等名城拉进成都“朋友圈”，与巴西累西腓、阿根廷拉普拉塔、摩洛哥非斯等结好，填补了成都在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没有友城的空白，在“一带一路”沿线筹划建立的“友城网”初见雏形；组织开展“成都媒体访友城”“蓉欧快铁行”等对外传播活动，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交流合作；通过引进项目落户和搭建推介平台等方式，助推中德、中法、中韩等国际合作园区建设。全球最权威的世界城市研究机构之一GaWC（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依据全球连通性强弱将世界城市等级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全球一二三线和高度自给自足、自给自足五档十二级，并定期发布名册。名册显示，成都2012年为高度自给自足城市第6名，2016年升为全球二线三类城市第8名，2018年攀升为全球二线一类城市第16名，2020年则进一步蹿升为全球二线一类城市第9名，2022年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略降为全球二线一类城市第19名，2024年再次回升为全球二线一类城市第9名。可见，“一带一路”已成为内陆城市外交的强大外在拉动力，能够有力地拉动其国际化水平的提高。

      （三）“一带一路”赋予中国内陆城市外交新的主体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一带一路”作为一次全方位外交布局，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载体，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更加平衡、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与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新使命。

      中国内陆城市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它们的城市外交承担着相应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主体责任新使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通过建设总体稳定、均衡发展和具有确定性的大国关系，营造更加和平友善的周边环境及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来实现，而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国际利益所在。对此，“一带一路”下的中国内陆城市，正好可以运用自身连通东亚与欧洲两大经济圈的区位优势，积极与“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发展双多边友好关系、加强经济合作、深化社会文化交流以夯实沿线国家友好关系的社会基础，既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发展，又在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增强国际关系确定性等全球治理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此承担起内陆城市所代表的相应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主体责任。它们还可以发挥便于对接沿线国家内陆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优势，讲好中国腹地故事，展示一个秉持“和谐共生”理念且全面开放的中国，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发祥区人民与沿线国家人民的民心相通，消弭“中国威胁论”，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所持有的偏见与误解。如2016年长江中上游地区内陆省份（直辖市）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和四川，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在原有两地区地方领导人座谈会机制基础上成立地方合作理事会，即为同处内陆的中俄两地区城市搭建了良好的城市外交舞台。

       此外，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途径，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和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问题。这些问题在城市尤为突出，解决它们是全球化时代城市国际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中国内陆城市义不容辞的主体责任。如2016年10月，中共重庆市委承办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主题的“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并通过《重庆倡议》，成为重庆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重大契机，体现出中国内陆城市新的主体责任；2019年11月，西安在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CLG）第六届世界大会上作为中国和亚太区唯一代表，成功当选该组织联合主席城市，2022年重庆连选连任该组织理事会成员，2023年11月成都正式加入该组织亚太区物流委员会并成为创始会员城市，这些城市的脱颖而出表明，中国内陆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得到了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政府国际组织的充分肯定。

Part.04

“一带一路”与中国内陆城市外交新战略

       国家外交战略具有长期性、全局性、谋略性和高层次性等基本特征，是一国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意识形态等诸领域的总体协调和运用，是其为实现对外目标而设计和规划的长期对外政策思路和策划。城市外交战略从属且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不过就其本身而言，也具有长期性、城市全局性和谋略性特征，在内容上首先要确立有效的运行机制，然后在统筹平衡城市目标、机会空间和资源约束基础上制定战略目标、战略次序和战略方针。鉴于中国内陆城市间共性与个性并存，它们在新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树立自觉主动意识，制定陆海经济新时代切合“一带一路”新要求的城市外交新战略。具体来说，首先要根据自身新城市精神优化城市外交运行机制，然后依据“一带一路”提供的新动力明确自身城市目标并厘清机会空间和资源约束，基于此来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目标、战略次序和战略方针。

      （一）贯彻新城市精神优化城市外交运行机制

       作为城市外交的灵魂，城市精神的改变将带来城市外交组织体制和行政机制的大幅度调整。中国内陆城市已开始自觉、主动探索。如中共重庆市委业已成立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统筹协调外事工作，并于2018年10月在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外事工作职责基础上组建市外事办公室作为市政府组成部门。新发展阶段，中国内陆城市应在明确培育蕴含融合自身自古以来对外交往历程中形成的城市精神价值与“和谐共生”新理念于一体的新城市精神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城市外交运行机制。

       新城市精神内在要求中国内陆城市的市委、市政府及其组成部门，人大、政协等机关及学校、企业、媒体等机构乃至普通市民，均积极参与城市外交并形成合力。因此必须构建城市外交共同体，而且该共同体应该首先做到内部成员之间贯彻新城市精神，如此方可保证城市外交的灵活高效和价值吸引力。据此，运行机制上可以设立由市委书记担任组长的“城市外交协调小组”，这样既可以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又能够与国外城市的相应机构对称。在“城市外交协调小组”之下，设置由市政府外事办承担日常工作的协调小组办公室，协调推进城市外交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贯彻新城市精神。

       （二）依据新动力确立城市外交新战略目标

       “一带一路”提供的新动力为新发展阶段中国内陆城市外交的新战略目标设定了价值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内陆城市应以新动力为价值标准，统筹平衡自身城市目标、机会空间和资源约束。在此基础上，对新发展阶段城市的自我利益及其代表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进行选择和判定，以此确立新的战略目标。

       以另一典型内陆城市昆明为例，其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澜湄合作区域、泛珠三角经济圈交会点，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乃至中东、南欧、非洲的前沿和重要门户，具有“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巴”的独特区位优势。以其为省会的云南省在《愿景与行动》中被赋予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的区域性建设使命。这些主客观要素界定了昆明的自身城市目标、机会空间和资源约束。首先，这要求昆明作为区域性枢纽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国际化水平提升不可盲目以“国际大都市”，即“世界高端生产要素的集聚与扩散中心”为目标，而是应该定位为“国际城市”，即“奠定大洲范围内具有突出地位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其次，这是对昆明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中的任务要求。即昆明应该依托自身的独特区位优势，为中国营造和平友善的周边环境，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增强国际关系确定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凭借自身发展成就讲好中国故事、消弭“中国威胁论”、推动全球治理进程；同时，陆海经济新时代昆明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实现离不开与世界其他城市合作应对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问题，并以此提高昆明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完成这两方面任务的战略依托就是建设“全球治理城市”，因此这是昆明的另一个城市目标。

       概言之，新发展阶段的昆明城市外交即应为建设“国际城市”和“全球治理城市”城市目标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外交对等原则决定了城市外交主要在城市之间展开。故而基于陆海经济新时代昆明连通内陆与沿海、沟通“一带”与“一路”的独特区位优势，切实可行的新战略目标可以确定为推动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命运共同体”。具体目标任务包括，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推动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利益共同体”和“全球治理责任共同体”。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命运共同体”战略目标，集中体现了昆明的自我利益及其代表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越的战略区位势能。

      （三）开拓城市外交新类型基础上制定城市外交战略次序与方针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外交涉及城市各组成部分。为切实推动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命运共同体”，中国内陆城市应在开拓城市外交形态新类型基础上制定针对性的战略次序与方针。当然，已取得成效的城市外交形态及其类型需要巩固，如依托国际友城和UCLG等平台的城市政府外交形态及其双多边外交类型，以市政府为主体向外国公众传播市情市政的城市公共外交形态，以中欧班列和专业合作型开放载体“一带一路”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区为抓手的城市经济外交形态，以文化艺术、教育科技交流活动为载体的城市人文外交形态之文化外交类型等。

      与此同时，还应积极开拓城市外交形态的新类型以激发城市各组成部分的城市外交动能。可以依托城市精神交流互鉴及民间交流活动，积极开拓城市人文外交形态之思想外交和公民外交新类型。城市思想外交是城市之间在价值观领域的跨国互动，围绕城市精神交流互鉴开展城市思想外交，传播分享蕴含融合自身自古以来对外交往历程中形成的城市精神价值与“和谐共生”新理念于一体的新城市精神，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凝聚共同价值，进而推动“城市命运共同体”构建。而在城市人文外交形态的三大类型中，如果说思想外交和文化外交更多局限于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和文化名流等相对狭小的社会圈子，公民外交则更多强调宽泛的人际互动、情感交流和社会交往，泛指一切跨国性的人员交流。在人员跨国流动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以民间交流活动为载体，借助于经贸交流、文化沟通、社会往来以及跨国旅行等方式，实现跨国城市民众之间了解和沟通的城市公民外交，能够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促进中国内陆城市与外国城市“民心相通”，为增强国际关系确定性夯实社会基础，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命运共同体”建设，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些城市外交形态的新类型，应该与已有城市外交形态及其类型一起，在“城市外交协调小组”的统一协调下得到综合、灵活运用，并在运用过程中遵循一定的战略次序与战略方针。鉴于内陆城市在海洋经济时代相对缺乏现代城市外交积淀，因此战略次序上应该遵循从“神经末梢”开始，随后到“神经网”，再到“神经中枢”。即首先以夯实国际友城关系为基础，在深化既有国际友城关系的同时，重点与“一带一路”沿线有相似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记忆和经济条件的城市结好，进而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网络，最后为更加有效地履行全球治理主体责任而努力以良好的国际连通能力争取更多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来中国相关内陆城市设立领事馆、办事机构和区域总部；战略方针上，要统筹兼顾自我利益、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坚持正确义利观，掌握节奏，也即应该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针。

      就开拓城市外交形态的新类型而言，像昆明、西安、西宁、兰州、银川、乌鲁木齐等拥有众多穆斯林居民的中国内陆城市，可以围绕伊斯兰文明积极开展城市思想外交，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城市共同发扬古代伊斯兰文明中蕴含的多元、开放、中道和博爱等世界主义理念，在人文精神共鸣中凝聚城市共同价值，这将有助于自身城市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

Part.05

结语

       通过深入考察陆海经济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与中国内陆城市外交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发现，体现着陆海经济新时代发展趋势的共建“一带一路”，其推进十余年来不断走深走实的国内外实践，对中国内陆城市在新发展阶段开展城市外交既提出了时代新要求，也提供了历史新机遇。这是因为，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增强中国内陆城市的全球连通性提供了实践机会，而且由于中国内陆城市是陆海经济新时代下中国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全面开放格局的重要战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赋予中国内陆城市重大的时代新使命，使它们转变为连通东亚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的战略支点。具体而言，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内陆城市开展城市外交的前提基础，也即城市精神，提出了中国内陆城市应该首先发掘自身对外交往历程中的城市精神价值的新要求，并为中国内陆城市的城市精神植入了蕴含“和谐共生”理念的价值新导向；此外，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新引擎和提升内陆城市国际化水平的新抓手，与中国内陆城市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肩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新使命一起，为中国内陆城市开展城市外交提供了新的内在驱动力和外在拉动力，并赋予中国内陆城市外交新的主体责任。 为在新发展阶段更好地开展城市外交以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突出城市外交的长期连贯性、城市全局性和谋略性，中国内陆城市应积极制定城市外交新战略。鉴于中国内陆城市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中国内陆城市外交新战略应该首先在战略观念上进一步树立自觉主动意识。在战略考量上，基于陆海经济新时代中国内陆城市连通东亚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的区位优势，在逆全球化浪潮涌起和国际关系不确定性增大的国际社会中，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促进国际关系确定性，应该从内陆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国际化水平提升等城市自我利益，以及内陆城市所代表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家利益和全球治理国际利益出发。在战略路径上，应该以蕴含融合内陆城市自身对外交往历程中形成的城市精神价值与“和谐共生”新理念于一体的新城市精神为灵魂，并据此优化城市外交运行机制；以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的新动力为价值标准，统筹平衡自身城市目标、机会空间和资源约束以确立切实可行的城市外交战略目标；在开拓思想外交、公民外交等城市外交形态新类型基础上，灵活、综合运用城市政府外交、公共外交、经济外交和人文外交等多种城市外交形态，并在运用这些城市外交形态时遵循切合自身城市实际的战略次序与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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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丨商希冉

审核丨何健、马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