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小娥 李淑玲 |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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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屈小娥（1964—），经济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计量经济模型与应用研究

原文刊发于《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经济学研究”栏目，仅代表作者本人学术观点，转载请注明来源。本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摘 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规模持续扩大，这已成为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2005—2023年的面板数据，首先从理论上解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作用机制，从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视角解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然后，构建基准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仅具有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且其非线性作用显著。在制度环境视角下，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呈现“三重门槛”，政府参与度呈现“双重门槛”，环境规制呈现“单一门槛”。在吸收能力视角下，社会资本呈现“双重门槛”，金融发展呈现“单一门槛”。面板门槛回归结果表明，O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政府资源配置能力门槛下呈非线性边际效应递增特征。政府适度及合理干预有助于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发挥。环境规制强度只有达到并跨越一定的门槛值，OFDI才能显著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资本、金融发展的良好运作有助于提升OFDI的贡献力度，但需要突破门槛限制。以上结论为采取措施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根据具有显著中国情景特质的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制定科学的对外投资策略提供经验支持。

关键词：OFDI；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门槛检验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政府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高水平开放体系，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使本土企业参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倡导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参与国际创新合作促进逆向技术溢出。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1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 240.9亿元，同比增长28.4%，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近1/4。中国已成为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大国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一方面，许多本土企业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将资本延伸到国外技术、知识及清洁生产密集区，学习模仿其前沿高端技术和管理技能，不断提升研发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又将沿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丰富的油气、矿产等资源回输国内，打破了我国资源供给不足的枷锁。

那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迅速增长的直接投资，其逆向溢出效应如何？已有的文献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帮助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缓解产能过剩，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提升绿色发展水平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些文献探究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如何，目前尚缺乏从理论与实证结合角度的深入研究，这为本文提供了较大的探索空间。

一、文献综述

有关OFDI逆向溢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Madougall提出的国际资本流动利益分配模型，认为OFDI对国际资本流动和要素合理分配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能够提高母国社会福利水平和促进经济增长。Kogut & Chang在考察日本制造业对美国投资时，开创性地提出OFDI技术寻求动机及逆向技术外溢的设想。随后，国际投资的母国逆向溢出及经济增长效应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母国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研究，二是关于OFDI逆向溢出影响因素的研究。Potterie & Lichtenberg首次基于溢出视角，运用1971—1990年美国、日本和德国等1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对R&D密集国家的OFDI显著促进了母国生产率增长。Wu等使用中国企业层面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对企业层面和省级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Driffield等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技术获取型和技术应用型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发现这两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别通过获取被投资国先进技术和将低附加值产业转移至低成本地区促进本国生产率提高。OFDI既能够提高母国生产率，也能够显著促进母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企业创新水平提高以及制造业高端化发展。也有学者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Bitzer & Kerekes使用OECD国家产业层面数据，检验OFDI的母国逆向溢出效应，得出OFDI逆向溢出效应不明显及对非七国集团国家生产率存在负向显著影响的结论。Bertrand & Betschinger以俄罗斯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负面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匮乏，跨境投资信息不透明、法律环境复杂等因素造成的。

关于OFDI逆向溢出影响因素的研究。Borensztein等较早探究了母国人力资本与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人力资本只有越过一定的门限水平，对外投资才能对母国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Gorg & Greenaway认为母国企业从对外投资中能否获益与吸收能力有关，只有吸收能力跨过特定的门槛值，OFDI才能显著促进母国技术进步。朴英爱、于鸿等将研发投入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及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纳入母国吸收能力范畴之中，研究发现母国吸收能力提高有助于促进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实现。周经、黄凯研究发现OFDI逆向溢出对母国创新能力的影响与母国市场分割程度有关，且产品市场分割具有门槛效应，会降低OFDI逆向溢出效应。刘鹏振、董会忠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会显著影响OFDI逆向溢出对母国创新效率的影响。此外，技术差距、法制因素（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距离等也都会对OFDI逆向溢出效应产生影响。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目前研究主要局限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国内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及创新水平等的影响，鲜有文献从理论与实证结合视角考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溢出对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在吸收能力指标选取上，主要集中于母国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等。对于制度环境因素，多数文献重点考察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鲜有文献考虑中国特有的制度情境，如政府强大的经济影响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也缺乏从理论与实证结合角度深层次探究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从研究方法看，主要以线性模型为主或者引入交叉项检验其传导效应，甚少考虑OFDI逆向溢出的非线性效应。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从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视角剖析OFDI对母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然后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在吸收能力指标的选取上，除文献普遍关注的人力资本外，社会资本和金融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本文将其引入考察范围，尤其是社会资本，以往文献尚未涉及。由于经济增长除了数量型增长，还包含质量型增长，质变才是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而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最优状态，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制度保障。故本文重点探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母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既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的转变，对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目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频共振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O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作用机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包括欧美工业化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转型国家。首先，欧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高、专利多，通过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助于将其高端技术回输到国内，国内企业通过学习、模仿、再创新及前后向关联和纵横向溢出效应，提升了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俄罗斯、新加坡、印度、土耳其等国专利较多外，大多数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技术水平不高，但这些国家原油、煤炭、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储量巨大，通过对这些国家的顺梯度投资，有助于获取稀缺资源、寻求低边际成本和市场，使企业以更低的投入生产同等数量和质量的产品，能够为国内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提供更多资金，促进国内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同时，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为了寻求发展机遇成立的国际战略联盟，为企业间近距离学习、共享资源和技术等提供了较多便利，有助于企业在自身竞争力较强的领域加强与其他企业知识产权的互换，在此基础上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同时，联盟内的企业通过文化整合，有助于消除员工之间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产生的隔阂，对于促进隐性知识的逆向传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研究假设1。

假设1：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能够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O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作用机制

OFDI逆向溢出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母国企业通过OFDI能否获取投资国的先进技术，二是是否有合适的技术溢出途径，三是母国企业获取的技术通过溢出途径传导回国内的程度。如果前两个因素是给定的，则OFDI逆向溢出主要取决于母国的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母国制度环境越完善，政府扶持能力越强，吸收能力越好，企业通过OFDI进行技术获取型投资的意愿和动机就越强，越有助于实现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

（1）制度环境。制度理论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的、约束和限制人们行为的规范和准则，是影响企业行为和决策的重要变量，制度包含规制、规范和认知三个维度。制度环境是OFDI逆向溢出效应能否产生和被内化应用的土壤，高质量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企业充分利用发展资源，降低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强企业创新激励，从而推动逆向技术溢出的扩散和再创新。

首先，使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GDP比重表示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介入强度，反映政府对地区经济的调控能力，衡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扶持能力。政府强大的财政支持直接或间接增加了企业的有形资源，如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支持企业研发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活动、补贴人才引进、免费提供技能培训等，以公共政策支出的形式节约企业资金，帮助企业对接市场资源，从而显著影响企业OFDI决策，并促进母国企业吸收能力的提升，助推发挥OFDI的正向溢出效应。并且政府扶持能力越强，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就越大。

其次，从所有制性质看，国有企业的经济行为更多体现着政府的发展目标，政府政策和制度也会为国有企业发展提供更多优惠和便利条件，政府通过国有股权为企业赋能，提供有利的制度性资源，如低成本银行信贷资金、行业准入许可、稀缺土地资源等，帮助企业降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试错风险，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引入和再创新，以此支持和推动地区产业发展，因此对企业而言，政府参与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制度性资源，是企业绩效的重要支撑。政府还能够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为企业提供技术转移支持，一方面为企业创造更便利的技术回哺渠道，提高母国创新能力，有利于充分发挥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和高水平的法制环境，为企业技术引入和创新成果提供保护，消除企业对技术失窃和被恶意侵权的顾虑，从而增强企业的技术引进和再创新动力。随着政府扶持力度的增大并越过特定的门槛限度，OFDI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将随之进一步增强。

再次，政府环境规制与OFDI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强了母国企业对逆向绿色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欧美发达国家环境管制政策严格，排污标准高。跨国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活动时，为了达到东道国的环境准入门槛，不得不完善环境标准，提升企业绿色制造能力，从而倒逼OFDI企业加大能源和环境领域的技术研发，创新绿色清洁技术或者在对外投资时把握机遇。母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学习和整合国外先进技术，利用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本国企业绿色生产能力。对于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会因制度质量不足而无法吸收技术，导致其无法实现技术追赶，而制度环境超过阈值的国家，其制度质量提升能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支撑本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发挥，但需要越过一定的门槛限度。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研究假设2。

假设2：O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逆向溢出效应存在制度环境门槛，只有跨越特定的门槛值，OFDI的逆向溢出作用才能显现。

（2）吸收能力。Cohen & Levinthal认为吸收能力是企业识别外部知识价值并将其内化、整合，最终实现其商业价值的动态能力，并指出吸收能力是影响逆向溢出在母国充分显现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在吸收能力诸因素中，社会资本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对特定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OFDI企业在识别并获取海外前沿技术及知识后，还需要强大的吸收、消化和应用能力将其内化为自身禀赋。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要素如社会网络、文化规范及社交活动中形成的相互信任等，为企业消化和应用外部技术知识等无形资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地区社会资本越丰富，投资者的信任度就越高，更愿意为其研发活动提供较多融资。同时，相较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组织中的信息传播、行动协调等要素，能够推动个体协作，为社会效率的提升提供助力，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加速知识传播和促进知识共享，进而增强对O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但当社会资本水平较低时，其吸收能力较小，企业之间共享技术知识的程度也相对较低。因此，社会资本只有跨过特定的门槛值，才能促进其对OFDI溢出效应的吸收。

其次，母国企业对OFDI溢出效应的吸收在一定程度上与其金融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发达的金融体系不仅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母国企业对OFDI溢出技术的吸收能力，也有助于OFDI回输技术的扩散、转移和吸收。通过企业间的交流、协作及前后向关联，促进OFDI溢出效应的充分发挥。但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突破门槛限度形成一定阻碍，不利于母国企业对OFDI回输技术的吸收。因此作为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OFDI逆向溢出效应与母国金融发展之间可能存在一个最低“门槛”，只有母国金融发展水平达到并越过最低“门槛”值时，跨国企业通过海外投资获取的前沿技术才有可能在发达的金融体系、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支持下，回输国内并产生外溢作用，OFDI逆向溢出对母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才能显现。因此，OFDI逆向溢出与母国金融发展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门槛特征。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研究假设3。

假设3：OFDI的逆向溢出存在吸收能力门槛，只有达到或越过特定的门槛水平，OFDI对母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才能显现。

三、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Heco）：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具有抽象性、系统性和复杂性，本文立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从创新投入、经济协调发展、绿色可持续发展、对外开放、民生基础设施等维度选取每万人专利授权数、研发经费占GDP比重、人均GDP、单位GDP资源消耗、单位GDP污染排放量、人均教育及医疗支出、公路密度、互联网普及率等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紧密相关的指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测算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图1  2005—2023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变化趋势

图1为样本考察期内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变。可以看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随时间推移上升趋势较为明显，意味着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已初见成效，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核心解释变量（Ofdi）：本文使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存量数据。

3.门槛变量：结合前文理论机制分析，选取如下门槛变量。

（1）基于制度环境视角，选取政府资源配置能力、政府参与度和环境规制强度作为门槛变量。

政府资源配置能力（Govc）。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衡量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反映政府对地区经济资源的调控和配置能力。

政府参与度（Part）。政府通过国有股权为企业赋能，提供有利的制度性资源，推动地区产业发展，而且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也更容易获得支持，因此使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作为政府参与度的代理变量。

环境规制强度（Reg）。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

（2）基于吸收能力视角，选取社会资本和金融发展作为门槛变量。

社会资本（Soc）。OFDI目的国与母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以及制度差异是影响OFDI逆向溢出不可忽视的因素，而社会网络、文化规范、信任等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要素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识别、获取、消化、融合以及应用外部技术和知识等无形产品的交易成本。但是目前尚缺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溢出与社会资本关系的研究。由于社会资本难以直接度量，借鉴相关研究，本文用每万人民间组织数（个/万人）表征社会资本。

金融发展水平（Fin）。King等将信贷区分为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和对国有部门的信贷，并指出用私人部门信贷占GDP比重更能反映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效率，刻画金融发展的深度和水平。借鉴学者们的研究，本文用地区生产总值中非国有企业信贷占比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4.控制变量。主要包括：①人力资本（Hum），用不同受教育程度人数计算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单位为年/人。②研发投入（Res），用各地区报告年度用于开展R＆D活动的实际内部支出表示，单位为万元。③产业结构（Str），使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表示。④经济集聚度（Deg），使用单位面积非农产出衡量，单位为万元/平方千米。⑤贸易开放度（Tra），用地区进口与出口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表示。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CSMAR数据库，部分缺失的数据通过插值法和各省份统计公报数据补齐。

（二）模型构建

1.基准模型

由于O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逆向溢出效应是一个逐步显现的过程，即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期，故在模型中引入Ofdi的滞后项（Ofdiit-1），构建动态面板基准模型如下：




2.面板门槛模型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OFDI逆向溢出效应会受到母国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为检验O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Heco）的影响是否存在母国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的非线性效应，参考Hansen的研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如式（2）—（6）所示，其中门槛变量分别为政府资源配置能力（Gove）、政府参与度（Part）、环境规制强度（Reg）、社会资本（Soc）和金融发展水平（Fin），τ为待估计的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ε为随机误差项。x是控制变量，其余变量及含义与模型（1）相同。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

首先估计模型（1）。本文使用“OLS+聚类稳健标准误”的方法，以避免自相关和异方差的影响。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参考已有研究，使用Davidson—MacKinnon的内生性检验方法，通过对核心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统计上检验内生性是否存在，计算得到的检验统计量的值为0.802 7，对应的P值为0.332 5，表明原假设不能被拒绝，即内生性对OLS估计结果无显著影响。

（1）在表1中，模型（2）至模型（6）为分别添加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OFDI回归系数始终为正向显著，表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已经显现。可能的经济逻辑在于：第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步伐的加快，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逐年增长，规模逐步增大，国内企业对东道国高科技密集区的渗透力度逐渐增强，通过人员交流、资源共享、模仿学习等，将前沿技术、知识及经验回输给国内母公司，母公司通过模仿学习、技术改造及二次创新，最后通过企业间的技术交流及示范效应，提升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及创新研发能力。第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力度的增大，加速了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进程，使市场范围扩大，有利于获取廉价资源，分摊母公司研发成本，提高利润水平。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广泛，涵盖了高、中、低技术水平的国家，对于高技术水平的国家，可以通过OFDI获取前沿技术，提升产业链高端化水平。中等技术水平的国家，在某些特定领域拥有技术优势，通过对这类国家的投资，学习其相对优势技术，可以促进国内相关产业升级。低技术水平的国家，拥有原材料、劳动力成本和新兴市场增长空间的相对竞争优势，通过在这些国家投资生产，能够有效提高国内企业全球价值链治理能力，推动其价值链攀升和提升创新能力，这些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假设1得到了验证。

（2）人力资本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是技术和知识的载体，对人力资本投资不但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及受教育水平，还能够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对外溢技术的吸收能力。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相互融合能够加速节能减排技术进步。因此，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够充分吸收和利用OFDI的技术溢出。研发投入回归系数为正并且显著，意味着研发投入力度越大，越有利于促进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发挥。技术研发一方面能够使自然资源利用率得以提高，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另一方面促使生产企业使用先进技术，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显著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3）产业结构回归结果不显著为负，说明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高能耗、高排放产业比重逐渐降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贸易开放度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可能和目前国内出口贸易品以资源型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为主有关，出口产品的能耗和环境压力依然较大，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集聚度回归结果为负向显著，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和产业协同效应，但集聚通过产能扩张也加速了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增大了治污减排的难度，不利于经济的绿色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二）门槛检验

本文使用Hansen提出的Bootstrap法检验门槛效应，具体如表2所示。表2显示，在5%、1%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政府资源配置能力的三重门槛检验通过。在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政府参与度的双重门槛检验通过，但三重门槛检验不显著。环境规制强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不显著。社会资本和金融发展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分别存在双重门槛和单一门槛。上述5个门槛变量均存在门槛效应，与前文理论假设部分的分析一致，故使用模型（2）—（6）进行面板门槛回归。

表2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三）基于制度环境视角的门槛回归

（1）由于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存在三重门槛，故具体回归时使用三重门槛模型。表3显示，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小于第一门槛值时，OFDI的回归系数为0.036 8，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大于第一、第二和第三门槛值时，回归系数依次变为0.107 4、0.253 8和0.312 4，回归系数逐渐变大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到随着政府资源配置能力的增强，OFDI逆向溢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为正向边际效应递增的显著特征，意味着政府资源配置能力越强，越有能力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如工业互联网平台等创新基础设施），为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发挥提供更多便利条件，从而强化逆向溢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力度。

（2）政府参与度存在双重门槛，故使用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回归。表3显示，当政府参与度小于第一门槛值时，回归系数为正（0.127 6），并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第一门槛区间内，O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当政府参与度继续增强，大于第一门槛值后，回归系数变为 0.251 7，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政府参与度的提高，在政府良好制度环境的支持下，O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增强。当政府参与度突破第二门槛限制，回归系数变为负向显著（-0.152 6），说明超过一定的门槛极限，政府过度干预对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发挥可能会产生影响。意味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必须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之内。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本文的这一结论为研究政府如何适度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实证依据。

（3）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单一门槛，故使用单一门槛模型回归。表3显示，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时，O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系数为-0.105 8）。一旦跨越该门槛值，则转化为显著的促进效应（系数为0.162 4）。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只有超过一定的门槛水平，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才会显现。可能的经济逻辑在于，一是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难以有效约束企业的排污行为。二是在较低的环境成本下，OFDI企业采取和研发绿色技术的能动性不足。而随着环境规制力度增大，企业从长远角度考虑会转变对外投资策略，将资本投向绿色生产技术成熟的企业，由此回输的绿色技术为国内企业模仿学习提供了契机。通过模仿学习及创新，提高了清洁生产能力，进而促进O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逆向溢出效应。

以上制度环境变量的门槛检验及门槛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假设2的成立。

表3  制度环境变量的门槛回归



（四）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门槛回归

（1）社会资本的“双重门槛”效应显著，故使用双重门槛模型回归。从表4可以发现，当社会资本小于第一门槛值时，O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0.022 5，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只有当其跨越门槛值后，OFDI的促进作用才变得显著（系数变为0.115 8），并在达到更高水平后回归系数增至0.162 7，影响效应进一步增强。因此，OFDI对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社会资本门槛下呈现正向边际效应递增的显著特征。首先，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经济信息共享和交流，通过信息分享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其次，社会资本通过促进经济主体的相互合作，通过社会组织中诸如信任、规范、网络等形式的相互合作，形成良好的学习和模仿效应，改善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因此，社会资本是制度运行和经济良性增长的润滑剂。随着我国社会资本规模的扩大和水平的提高，社会资本正在逐步成为重要的吸收能力因素和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2）金融发展的“单一门槛”效应显著，故使用单一门槛模型回归。表4显示，当金融发展在第一门槛区间时，O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说明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为企业提供的金融资源有限。当金融发展越过门槛值时，影响系数提升至0.048 5，并且系数检验1%统计显著。说明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不同，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不利于获取吸收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非国有部门信贷配给逐渐增多，达到并跨越一定的门槛限度，OFDI的逆向外溢效应才能被充分吸收。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及金融环境的优化，良好的金融运作系统使企业融资渠道增多，健全的金融中介为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提供了良好的融资支持，促进了技术知识的空间外溢和行业外溢，最终促进了整个行业和地区的产出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述吸收能力变量的检验结果验证了本文假设3的成立。

表4  吸收能力变量的门槛回归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借助面板门槛模型，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视角探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而且其影响效应受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的影响，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制度环境视角下，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存在三重门槛，政府参与度存在双重门槛，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槛。吸收能力视角下，社会资本存在双重门槛，金融发展存在单一门槛。各门槛变量只有跨越一定的门槛限度，OFDI对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才能显现。由此得到以下启示：

（1）完善制度环境，为获取OFDI逆向溢出效应创造良好的制度基础。对政府资源配置能力较低、环境规制力度较弱的地区，应加大地方财政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力度，促使其尽快跨越门槛限制。对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政府资源配置能力强的地区，应更多发挥本地区的制度环境优势，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鼓励本地区企业加大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力度，延伸OFDI技术溢出的产业链，强化“产学研”结合，以提升OFDI的贡献力度。

（2）挖掘社会资本潜力，提高社会资本水平，促使其尽快跨越最低门槛水平。要重视社会资本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作为吸收能力的重要作用，鼓励增加社会资本积累，采取措施加大社会资本培育力度。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办事效率，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参加各种社团组织，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以提高社会资本整体水平。此外，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种，地区间差异较大，在较低制度水平的地区，社会资本还有很大的作用空间，因此应采取措施突破社会资本最低门槛，充分挖掘社会资本的吸收能力作用。

（3）积极改善金融环境，加大金融支持对外投资力度。良好的金融运作系统能够促进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发挥，但存在非线性的门槛约束。为了尽早突破门槛约束，需要大力推进金融市场化进程，规范金融市场发展，推进绿色信贷进程，为消化吸收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创造良好的金融制度环境。同时，要协调区域金融发展，拓宽民营经济融资渠道，切实增强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保证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企业的有效性。对于金融市场不甚健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要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力度，拓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金融服务，促使其早日跨越门栏水平，最大限度获取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

（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侧重点各异，对于以获取核心技术、研发人才为目的的技术寻求型OFDI，政府应强化金融资源支持，积极引导海外知识回流。对于以拓展市场资源为主要目的的市场拓展型OFDI，则需要深刻了解和融合东道国的消费习惯和当地文化，因此应着重积累社会资本，通过发展社会组织网络与东道国建立规范和相互信任关系，推动产品和文化输出。对于基础设施与工程承包型投资，则更需要提高政府参与度和政府对资源的配置能力，通过政府的强有力介入为企业降低投资和交易成本，从而激发OFDI及逆向溢出效应。

文案 | 屈小娥

排版 | 姜   涛

初审 | 王正良

复审 | 黄伟华

终审 | 张子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