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否决”闹剧,美国最高法院介入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

多客科技

作者：微信文章
华盛顿特区的二月向来阴冷，但2026年2月20日这个周五的寒意却带着一种特殊的政治质感。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六比三的投票结果宣布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全球关税体系违宪时，这座城市的反应并非简单的胜利欢呼或失败哀叹，而是一种夹杂着释然、焦虑与算计的复杂沉默。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中援引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将征税权牢牢锚定在国会手中，这一纸判决在技术上废除了价值可能高达一千七百亿美元的关税征收依据。特朗普在判决公布后的数小时内便出现在镜头前，用他标志性的愤怒语调将这一裁决称为"耻辱"，并毫不留情地攻击那些投下反对票的法官是"傻瓜和走狗"，指责他们"缺乏为国家做正确事情的勇气"。这种将司法挫败直接转化为政治攻击的姿态，与其说是对法律权威的尊重，不如说是对另一套权力逻辑的宣示。



要理解这场所谓"否决"闹剧的本质，必须首先穿透关税作为经济工具的表层，审视其在这一届政府政策架构中的深层定位。自2025年2月再次执政以来，特朗普政府便将关税从传统的贸易调节工具，系统性地转化为一种跨领域的政策杠杆和对外政策语言。过去，关税主要围绕贸易逆差、不公平竞争或产业保护展开；而现在，它开始被绑定到更广泛的议题之上——包括毒品问题、移民、安全、能源以及地缘政治安排。这种转变的核心功能在于迅速改变对方的成本结构，使维持现状的代价显著上升，从而迫使对方重新进入谈判框架。通过《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这一1977年的冷战遗产，政府以打击毒品贩运、纠正贸易逆差等名义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从而绕过国会繁琐的立法程序，直接以行政命令对全球贸易伙伴施加压力。

这种做法的吸引力在于其极高的政治可见度和操作灵活性。在总统任期的硬约束下，真正拥有相对充足行动空间的时间通常只有三年左右。中期选举、国会博弈、司法审查以及舆论压力，都会不断压缩政策操作空间。在这样的时间结构下，政策工具的选择天然会偏向那些见效快、可控性强、可随时调整或撤回的手段。与长期谈判、多边机制或制度改革相比，关税具备显著优势：它不依赖复杂立法程序，行政成本较低；其效果直接、可量化，政治可见度高；一旦阶段性目标达成，也可以迅速撤回，形成"成果叙事"。从这一角度看，关税在任期政治中被高频使用，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种高度现实主义的工具选择。

然而，这种便利性也埋下了宪政冲突的种子。当一家伊利诺伊州的教育玩具公司和一家纽约的葡萄酒进口商将政府诉至法院时，他们挑战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税率，而是整个行政权力扩张的边界。最高法院最终采纳了"重大问题原则"，强调任何具有重大经济或政治影响的行政行动都必须获得国会极其明确的授权。罗伯茨大法官的意见书虽然措辞谨慎，但其核心信息清晰无误：在涉及如此巨额的经济利益和如此广泛的国际影响时，总统不能仅凭一部四十八年前的模糊法律条文便单方面重塑美国的贸易格局。这一原则近年来已在环保、公共卫生等领域多次被用来限制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标志着司法机构对"行政国家"权力扩张的系统性回拨。



但将这一判决解读为行政权力的实质性挫败，未免过于天真。特朗普政府的反应速度揭示了一个精心准备的"Plan B"早已待命。在裁决公布后的数小时内，白宫便宣布将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以应对"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为由，重新对全球进口商品征收最高百分之十五的临时关税，期限为150天。这一法律工具虽然在时间上限和税率上限上受到更多约束，但其核心逻辑与已被否决的IEEPA路径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在特定法律条件的掩护下，以行政命令快速启动贸易壁垒，将政策杠杆牢牢握在白宫手中。

更值得玩味的是，政府同时表示将扩大对"232条款"的适用，将半导体、关键矿产乃至更多制造业领域纳入国家安全范畴。这种做法利用了法院通常对国家安全议题给予的高度司法尊重，试图在另一个法律维度上规避审查。这种"法律游击战"的策略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对于这一届政府而言，关税不是可有可无的政策选项，而是其整个任期内不可替代的核心武器。即便一个法律依据被封死，也要立即启用下一个，利用漫长的司法审理周期维持关税的存在。这种"小步快跑"的策略，反映的是行政分支在落实战略目标时的强硬意志。

在这场法律与行政的拉锯战中，最富讽刺意味的或许是被广泛讨论却几乎注定无法兑现的"退税"承诺。根据业界估算，如果严格执行最高法院的裁决，美国财政部可能面临向近两千家进口商退还一千三百亿至一千七百亿美元已缴关税的潜在义务。这一数字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财政幻象。在过去一年中，这些关税收入已被纳入联邦预算的多个支出计划，部分甚至被用于抵消减税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部分则被特朗普本人许诺以"关税股息"的形式返还给选民。现在要求国库一次性筹措如此巨额的现金，在当前的财政状况下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为关键的是，退税程序本身将成为一场精心设计的行政拖延战。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完全有理由通过设立繁琐的审核标准、要求进口商提供几乎无法完整的供应链证明文件、质疑关税是否已被转嫁给终端消费者等方式，将每一个退税申请拖入漫长的行政申诉和司法审查迷宫。特朗普本人已经公开预言，这场官司可能持续五年，而在这期间，政府将继续征收新的关税，旧的退税请求将被淹没在程序性的 backlog 中。这种"以拖待变"的策略不仅缓解了财政压力，更在政治上制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法院的技术性胜利被行政程序的复杂性所消解。



事实上，如果要从这场闹剧中寻找确定的赢家，美国法律界和游说团体或许是唯一符合这一描述的群体。随着裁决的公布，贸易律师事务所的电话线路瞬间繁忙起来，专攻海关法和行政诉讼的律师团队迎来了业务量的爆发式增长。每一个寻求退税的进口商都需要专业的法律代理来应对复杂的行政程序，每一个试图在新关税体系下寻找合规路径的企业都需要游说者来影响规则的制定，每一个担心供应链中断的跨国公司都需要顾问来评估风险和设计对冲策略。

这种由政策不确定性催生的法律服务需求，创造了一种奇特的经济循环：政府的法律行动制造了混乱，混乱催生了专业服务需求，而专业服务的高昂成本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迫使更多企业卷入这场消耗战。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在反对意见中直言不讳地警告，退税过程将是一场"混乱"，这一判断虽然出自对行政能力的担忧，却意外地精准预言了法律市场的繁荣景象。在这场游戏中，律师和游说者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利益相关者——政策越混乱，规则越复杂，他们的价值就越凸显。这种利益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关税政策能够如此顽固地持续存在：它不仅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标，还养活了一个庞大的专业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有着充分的动机去维持现状，而非推动清晰的解决方案。

这场法律泥潭最深层的意义，或许在于其为2026年中期选举预热的精准时机和叙事功能。从政治日程的角度看，最高法院的裁决发生在距离关键选举不到九个月的节点上，这一时间点绝非偶然。特朗普迅速将司法挫败转化为政治动员的燃料，将法官描绘成"不爱国的深层政府"代理人，将法律程序重构为阻碍"美国优先"议程的阴谋。这种叙事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需要在事实上赢得法律争议，而只需要在情感上激活基本盘的忠诚度。对于核心支持者而言，特朗普的愤怒和对抗姿态本身就是领导力的证明——一个愿意为了"美国工人"而与"腐败的建制派"正面冲突的强人形象，远比一个尊重司法制衡、谨慎行事的传统政治家更具吸引力。

这种"边缘冲突"的制造，也符合任期政治中"场域控制竞争"的逻辑。当直接的政策成果难以在短期内兑现时，通过制造持续的政治热度和对抗性叙事，可以确保在选举周期中始终掌握话语权。民主党方面同样看到了这一裁决的政治价值，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迅速将其定性为"美国消费者的胜利"和"遏制行政越权"的里程碑，试图将关税与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危机直接关联，以此在中产阶级选民中建立共鸣。两党的这种同步动员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现实：在国会陷入党派僵局、立法程序几乎瘫痪的背景下，司法裁决已成为替代性的政治战场，法院被迫承担起本应由立法机构完成的权力制衡功能，而选举则成为对这一功能合法性的最终裁决。



在这种"可交易的冷和平"的内政投射下，美国宪制结构正经历着一种微妙却深刻的应力测试。特朗普对司法权威的正面攻击，虽然在美国政治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但其强度和系统性却构成了新的挑战。当总统公开质疑法官的忠诚度和爱国心，当行政分支通过不断切换法律工具来消解司法审查的实际效果，当立法机构在党派对立中选择性地支持或反对行政扩张时，三权分立的传统平衡正在让位于一种更为原始的政治竞争。这种竞争的核心不再是规则的共识，而是权力的零和博弈；不再是制度的稳定，而是叙事的争夺。

展望未来，这场始于2026年2月20日的法律与政治纠缠，注定将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重塑美国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关系。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设定的150天期限届满之际，如果国会未能就新的关税授权达成妥协——而这一前景在当前的党派格局下几乎可以预见——特朗普政府将面临新一轮的法律工具选择。可能的选项包括进一步扩大"301条款"的适用范围，以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维持对特定国家的高关税；或者诉诸更为边缘的法律解释，将传统的贸易救济措施重新包装为国家安全或公共健康议题。无论选择何种路径，其核心逻辑都将保持不变：在任期制度的硬约束下，在"美国优先"的叙事框架内，关税作为快速、可见、可控的政策杠杆的地位不可动摇。

而对于全球贸易体系而言，这意味着一种长期的规则不确定性。美国的贸易政策将不再基于稳定的立法授权或可预测的多边协议，而是取决于国内政治周期、司法审查的随机结果以及行政分支的法律创造力。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政策工具，它迫使贸易伙伴在谈判中保持持续的紧张状态，为企业投资决策制造障碍，并为美国在各种国际议题上争取杠杆空间。美国商业团体和进口商的政策空间被极度压缩，他们处于"旧税退不回，新税又要交"的行政泥潭中，被迫通过漫长的法律战来对冲政治风险。



在这场漫长的博弈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一方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法院可以宣布特定的法律依据违宪，却无法根除行政权力扩张的冲动；政府可以不断切换法律工具维持关税的存在，却无法消除司法审查带来的程序成本和声誉损耗；国会可以在选举压力下偶尔发声，却无法在党派对立中重建有效的立法权威；而企业和消费者，则将继续在这场权力的夹缝中艰难求存，支付着看不见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当2026年的中期选举最终尘埃落定，无论结果如何，这场始于一个寒冷周五的关税裁决，都将作为美国政治进入"后制度稳定"时代的一个标志性节点而被铭记。在这个时代，法律的文本与政治的意志之间的张力，将成为治理的常态而非例外，而"可交易的冷和平"也将从国际舞台延伸到美国内政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