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违法?别误判——美国贸易博弈进入新阶段

多客科技

作者：微信文章
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作出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依据《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IEEPA）实施的两组关税措施（一组以芬太尼危机为由，一组以长期贸易逆差为由）缺乏法律授权而违法。
IEEPA到底写了什么?


多数意见的分析起点极为“保守”，它没有从政策效果出发，而是从法律文本出发。IEEPA授权总统在宣布“national emergency”后，可以“regulate … importation”。

特朗普政府的核心论点是，“regulate importation”当然包括通过关税进行调节，因为关税本质上就是调节进口的一种手段。

但法院并未接受这种推导。判决写道：

“Based on two words separated by 16 others in...IEEPA — ‘regulate’ and ‘importation’ — the President asserts the independent power to impose tariffs on imports from any country, of any product, at any rate, for any amount of time.”

这段话有两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层，是语义层面的限制。法院认为，从“regulate importation”推导出“impose tariffs … at any rate, for any amount of time”，属于逻辑跳跃。文本并未出现“tariffs”或“duties”字样。

第二层，是权力范围的无限性问题。总统主张的解释意味着，只要宣布紧急状态，就可以对任何国家、任何产品、任何税率、任何期限征税。这种权力如果成立，将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关税立法权”。

紧接着，多数意见强调：

“IEEPA contains no reference to tariffs or duties.”

在美国宪法结构下，征税权属于国会核心权限。如果法律文本中没有明确提及“tariffs or duties”，法院不愿意通过推定解释，把这一核心权力转移给行政部门。也就是说，当涉及税收这种高度敏感的权力时，授权必须清晰，而不能通过概念延伸获得。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本案真正具有分量的部分，在于法院适用了“major questions doctrine”。

多数意见指出：

“If Congress wants to delegate the power to make decisions of vast economic or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t must do so clearly.”

芬太尼关税与贸易逆差关税的共同特征，是其规模与影响范围。第一组关税虽以公共安全为由，但本质上改变了双边贸易成本结构；第二组更是直接对广泛进口商品加征税率，触及全球供应链。

法院认为，这显然属于“decisions of vast economic or political significance”。在这种层级上，不能依靠含糊的“regulate importation”来支撑。

这一点尤其针对第二组贸易逆差关税。贸易逆差是长期宏观经济现象，而IEEPA原本用于应对“unusual and extraordinary threat”。如果长期结构问题也可以被解释为紧急状态，那么紧急权力将变成常态权力。

法院没有直接否定总统可以宣布紧急状态，但通过重大问题原则间接限制了这种扩张路径。
关税权属于谁?


判决的深层逻辑在于宪法分权结构。

美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赋予国会征税权与调节对外贸易权。历史上，国会确实通过若干法律将部分关税裁量权授予总统，例如基于国家安全或贸易不公平调查的条款。但这些法律通常具有明确的程序限制与调查机制。

而IEEPA是一部经济制裁法，其历史用途集中在资产冻结、金融交易限制、敌对国家财产控制等领域。将其解释为全面关税授权，意味着绕过了传统贸易法框架。

法院在逻辑上维护的是一个底线，总统可以执行关税法律，但不能在缺乏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自行创造关税制度。

所以这个裁决，对中国企业有什么启示？

这次裁决并不意味着美国将放弃关税工具。它只意味着，不能再通过IEEPA这一紧急经济权力法案无限延伸关税权。

行政部门仍可依赖其他贸易法条款采取措施，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反倾销、反补贴等框架下。未来的关税政策，可能更加程序化、调查化，而不是以“national emergency”直接覆盖。

至于已经缴纳的关税是否能够退还，理论上存在法律路径，但操作极为复杂。是否进入终审程序、是否仍在诉讼时效内、税负承担主体是谁、是否存在合同分摊安排，都会影响结果。对在美有实体的中国企业而言，应当由专业律师进行个案评估，而不是预期自动赔偿。

更重要的是，这一判决释放出一个长期信号，美国内部的制度制衡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行政权试图通过紧急状态扩张贸易控制权，但司法体系为其设定了界限。

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未来风险的形态将发生变化，不再是简单的行政决定，而是更加依赖法律程序与条款设计。所以，理解美国法律体系，可能比预测政治表态更重要。

就在最高法院认定上述关税违法之后，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称，他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商品加征10%的进口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