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迷局难破:美国关税政策的过往回溯与未来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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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当地时间2月23日，美国媒体披露的新一轮关税拟议计划，再次将全球贸易的目光锁定在这片充满政策动荡的土地上。以“国家安全”为名，拟对大型电池、铸铁及铁制配件等六个行业加征独立关税，这并非美国首次挥舞关税大棒，而是其长期以来贸易政策摇摆的又一缩影。从历史维度回望，美国关税政策始终在“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间反复拉扯，背后缠绕着政治博弈、经济利益与全球格局的复杂纠葛；展望未来，在最高法院裁决的余波、特朗普政府的激进姿态以及全球贸易秩序的重构之下，美国关税政策的走向更显扑朔迷离，其影响将穿透国界，波及世界经济的每一个角落。
回溯过往：美国关税政策的三次核心转向与底层逻辑


美国的关税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国内经济形势、国际地位与政治诉求的变化，经历了三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向，每一次转向都深刻影响着全球贸易格局，也埋下了今日政策混乱的伏笔。
第一次转向：从“保护初创”到“门户开放”（1789-1930年代）


美国建国初期，作为新兴工业国家，国内制造业薄弱，无法与欧洲老牌工业强国抗衡。1789年，美国颁布第一部关税法，核心目标是通过征收高额关税，保护国内幼稚工业，抵御欧洲商品的冲击，同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这一政策持续近百年，使得美国制造业在关税壁垒的庇护下逐步壮大，从农业国逐步转型为工业国。直至20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实力跃居世界首位，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急需开拓海外市场，关税政策开始向“门户开放”转向，逐步降低关税税率，推动自由贸易，试图通过主导全球贸易规则，扩大自身经济影响力。这一时期，美国主导签署了一系列降低关税的国际协定，关税政策成为其争夺全球经济主导权的工具。
第二次转向：从“自由贸易”到“极端保护”（1930年代-二战后）


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爆发，成为美国关税政策转向的导火索。为应对国内严重的失业与经济衰退，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关税税率提升至历史峰值，平均关税税率高达59%，试图通过隔绝外部竞争，保护国内产业与就业。这一极端保护主义政策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关税战，各国纷纷效仿加征关税，全球贸易规模急剧萎缩，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大萧条的蔓延。二战结束后，美国深刻认识到极端保护主义的危害，同时为了遏制苏联，巩固自身全球主导地位，再次调整关税政策，重新回归自由贸易轨道。主导建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推动全球关税水平大幅下降，构建了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系。这一时期，美国关税政策与全球贸易秩序深度绑定，关税成为其维护全球霸权、输出自身规则的重要手段。
第三次转向：从“规则主导”到“单边主义”（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崛起，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国内贫富差距扩大，保护主义情绪再次抬头。尤其是2010年代以来，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彻底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主导的自由贸易规则，奉行“美国优先”理念，将关税作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遏制新兴经济体发展的核心工具，开启了单边主义关税政策的新时代。从对中国加征大规模关税，到对欧盟、日本等传统盟友加征钢铁、铝关税，再到援引各类贸易法案，以“国家安全”“不公平贸易”为由随意加征关税，美国关税政策彻底陷入“单边主义”“实用主义”的泥潭。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实施全面关税，便是这一时期极端单边主义的典型体现，而这一政策最终被最高法院裁定违法，也折射出其政策的合法性危机。

纵观美国关税政策的历史演变，其底层逻辑从未改变：始终以美国自身利益为核心，将关税作为调节国内经济、争夺国际地位、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当国内经济疲软、产业受损时，便转向保护主义，挥舞关税大棒；当自身实力强大、需要开拓海外市场时，便倡导自由贸易，主导规则制定。这种功利性的政策导向，使得美国关税政策缺乏稳定性与连贯性，也为今日的关税迷局埋下了隐患。
展望未来：三重博弈下，美国关税政策的四大可能走向与全球影响


当前，美国关税政策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依据IEEPA实施的关税政策，引发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博弈；特朗普政府不甘示弱，援引《1974年贸易法》《1962年贸易扩展法》等其他条款，接连推出15%全球关税与拟议行业关税，激进姿态不减；全球各国对美国单边关税政策的抵制日益强烈，欧盟拟暂停欧美贸易协议，新兴经济体加速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在这三重博弈之下，美国未来的关税政策将呈现四大可能走向，其影响远超美国本土，深刻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走向一：激进升级，关税壁垒持续高筑（概率较高）


从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表态与行动来看，这是最可能出现的走向。最高法院的裁决不仅没有遏制其激进倾向，反而激发了其对抗情绪，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警告将以“更强硬、更令人厌恶的方式”征收关税，威胁各国重新评估贸易协定。拟议中的六个行业关税，将与15%的全球关税并行实施，形成“双重关税”壁垒；同时，美国政府还在考虑依据现有“232调查”，对半导体、药品等九个行业加征关税，加速推进相关调查进程。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可能进一步扩大关税适用范围，调整现有钢铁、铝材关税的征收方式，表面降低名义关税，实则让企业承担更高成本。

这种激进升级的关税政策，短期内可能会让特朗普政府获得部分政治支持，迎合国内保护主义情绪，但长期来看，危害深远。对美国而言，将导致国内物价上涨，企业成本增加，投资与招聘放缓，正如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所言，贸易战的动荡将对美国经济造成“只有负面影响”；对全球而言，将进一步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引发新一轮关税报复战，欧盟、加拿大等美国传统盟友已明确表达不满，新兴经济体将加速脱离美国市场，全球贸易规模将持续萎缩。
走向二：局部回调，政策趋于温和（概率中等）


这种走向的出现，主要取决于国内压力与国际抵制的双重作用。一方面，美国国内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质疑声浪持续高涨，约60%的受访者支持最高法院推翻其全面关税制度，63%的登记选民不赞成其对关税的处理方式，共和党内部也存在明显分歧，不少选民担忧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同时，美国企业与消费者已承担了90%以上的关税成本，玩具、制造业等行业盈利承压，中小企业生存艰难，国内反对高关税的呼声日益强烈。另一方面，欧盟拟暂停欧美贸易协议，新兴经济体加速供应链转移，美国出口企业面临失去海外市场的风险，这也将倒逼特朗普政府调整关税政策。

若出现局部回调，美国可能会暂停拟议中的部分行业关税，或将15%的全球关税期限缩短、税率下调，同时与欧盟、日本等传统盟友重启贸易谈判，缓解外交僵局。但这种回调注定是局部的、暂时的，不会改变其“美国优先”的核心导向，也不会放弃以关税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本质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试图在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间寻找暂时的平衡，缓解国内国际压力。
走向三：法律博弈加剧，政策陷入混乱（概率中等偏低）


最高法院的裁决，引发了美国行政权、司法权与立法权之间的深层博弈，这一博弈若持续升级，可能导致美国关税政策陷入长期混乱。特朗普政府援引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此前从未被动用过，其合法性可能面临进一步的法律挑战；《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虽未被最高法院裁决否定，但存在程序复杂、实施周期长的弊端，且可能引发新的诉讼。此外，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分歧也可能加剧，若国会拒绝批准15%全球关税的延期，或将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权力进行限制，将进一步导致关税政策的混乱。

政策混乱的直接后果，将是美国贸易部门无所适从，企业投资决策陷入观望，全球贸易伙伴难以制定应对策略。同时，此前依据IEEPA征收的1750亿美元关税的退款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答案，特朗普预计退款诉讼将持续数年，这也将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的不确定性，让美国经济陷入“乱上加乱”的困境。
走向四：回归规则，重构全球贸易合作（概率偏低）


这种走向的出现，需要美国彻底放弃单边主义，重新回归多边贸易规则，与全球各国共同重构自由贸易体系，这显然与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激进姿态相悖，因此概率偏低。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注定是死胡同，美国若持续推行高关税政策，最终将被全球贸易体系边缘化，自身经济也将遭受更严重的打击。

若美国未来能够回归理性，调整关税政策，主动与全球各国沟通协商，降低关税壁垒，重启多边贸易谈判，完善全球贸易规则，将有助于缓解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但这种转变，需要美国国内政治格局的重大调整，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推动，短期内难以实现。
结语：关税迷局背后，是全球贸易秩序的重构与博弈


回望美国关税政策的过往，从保护幼稚工业到争夺全球主导权，从自由贸易到单边主义，其每一次转向都与时代背景深度绑定，也彰显了其功利性的核心逻辑。今日，拟对六个行业加征关税的计划，不过是这一逻辑的延续，是特朗普政府在最高法院裁决后，维护自身政治遗产、迎合国内保护主义情绪的激进举措。

展望未来，无论美国关税政策走向何方，有一点可以确定：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无法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反而会加剧全球贸易动荡，损害自身与全球各国的利益。马克·赞迪的警告言犹在耳：“美国正在脱离世界，而世界其他国家现在也在脱离美国。” 去全球化的沉重负担，最终将由全人类共同承担。

对全球各国而言，面对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唯有坚定推进供应链多元化，加强多边贸易合作，共同维护自由贸易规则，才能抵御外部冲击，实现自身经济的稳定发展。而对美国而言，若不能及时摒弃单边主义，正视自身经济的深层问题，停止挥舞关税大棒，最终必将在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构中，逐渐丧失主导权，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关税迷局的破解，从来不在关税本身，而在于美国能否放下霸权执念，回归理性与合作的轨道——这，既是美国的选择题，也是全球贸易秩序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