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违宪＂之后:1000家企业为何还要打官司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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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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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月23日，联邦快递一纸诉状将美国政府告上法庭，要求退还已缴纳的关税款项。法庭记录显示，美国已有超1000家企业加入这场"民告官"的法律大战。这场看似寻常的税务诉讼，实则是一场关乎美国宪政根基的深刻博弈——当总统的关税大棒撞上最高法院的宪法铁壁，谁将胜出？

一、司法裁决：总统权力的"紧箍咒"

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压倒性多数作出历史性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征收的关税超越法定权限，违反宪法。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中写下关键判词：总统声称拥有"单方面征收无限金额、期限和范围关税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必须获得国会明确授权。这一裁决直击行政权扩张的要害——即便在"国家紧急状态"的幌子下，总统也不能将国会赋予的有限权力，膨胀为不受约束的"关税独裁"。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国法院首次全面叫停总统依据IEEPA实施的关税措施。此前该法律多用于制裁特定实体，从未被用作大规模贸易战的武器。最高法院的裁决，实质上为IEEPA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紧急状态权不能等同于空白支票。

二、法律真空：胜诉之后的救济困境

然而，司法胜利并不等同于权利兑现。最高法院的裁决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法律真空——法院仅确认关税违法，却未明确退款程序，而是将具体执行踢给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

这导致了一个荒诞局面：1000余家企业虽手握"违宪"尚方宝剑，却不得不逐案起诉、各自为战。联邦快递、开市客、锐步、固特异、隆基绿能等巨头纷纷涌入CIT，形成罕见的"诉讼潮"。

从程序法角度审视，这种救济路径存在三重障碍：

其一，管辖权碎片化。 不同企业进口商品类别各异，适用的关税税率、征收时点、损害计算各不相同，难以通过集体诉讼或代表人诉讼制度高效解决。

其二，举证责任沉重。 企业需证明已实际缴纳关税、该关税属于被裁定违宪的IEEPA范畴、且未通过其他法律渠道获得救济。对于供应链复杂的大型跨国企业，这无异于一场财务审计的"马拉松"。

其三，政府拖延战术。 特朗普政府已明确表示"不会立即退款"，并可能通过上诉、申请禁令、甚至推动国会立法等方式延缓执行。在"程序正义"的掩护下，实体正义可能遥遥无期。

三、宪政危机：三权分立的应激失调

这场诉讼潮暴露出美国三权分立机制的系统性失灵。

立法权的休眠。 国会作为关税权的宪法所有者，长期对总统的IEEPA滥用保持沉默，直至司法介入才被动"苏醒"。这种"立法不作为"为行政权扩张提供了温床。

行政权的任性。 特朗普政府在裁决当日即签署新行政令终止旧措施，但同时宣布对全球商品加征10%-15%的新关税，并计划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六个行业再征新税。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操作，显示出对司法裁决的技术性规避而非实质性尊重。

司法权的局限。 最高法院虽敢于"亮剑"，却未能一锤定音解决退款问题，反而将烫手山芋抛给下级法院。这种"半拉子"司法，使得违宪审查的威慑力大打折扣。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行政权持续挑战司法权威，宪政秩序的根基将何以维系？ 特朗普怒斥最高法院"违宪""不忠"，已不仅是政策分歧，而是对司法终局性的公开挑战。若行政权拒绝执行司法裁决，美国将面临真正的宪政危机。

四、国际法视角：条约义务的国内法冲突

从国际法角度观察，这场诉讼还涉及美国条约义务的履行问题。

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名义实施的贸易措施，涉嫌违反WTO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关税约束承诺。虽然美国长期阻挠WTO上诉机构运作，但单边关税的国内法合法性被否，客观上削弱了其在国际经贸谈判中的道德高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光伏企业隆基绿能也加入了诉讼大军。这表明，美国关税政策的法律风险已外溢至国际贸易领域，外国投资者开始寻求美国国内法的救济渠道。这种"以外制内"的诉讼策略，可能重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格局。

五、结语：法治还是人治？

联邦快递诉美国政府案，表面是税务争议，实则是法治与人治的较量。当1000家企业不得不通过个案诉讼来纠正总统的违宪行为，当最高法院的裁决无法自动转化为权利救济，美国引以为傲的"宪政法治"正遭遇严峻考验。

正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张茉楠所言，这将是一场耗时漫长的拉锯战。但无论结果如何，最高法院的裁决已确立了一个关键先例：在关税问题上，没有人——即便是总统——可以凌驾于宪法之上。

对于全球贸易体系而言，这场诉讼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单边主义的关税大棒，终将在法治的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 联邦快递们追求的不仅是退款，更是一个权力受约束、权利可救济的法治秩序。而这，正是现代文明的基石。

（本文部分信息综合自公开报道，不构成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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