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度案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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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The BN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Center

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及中日韩国际商事调解中心、中非民间商事调解中心已经建立起全球线下调解室137个，调解员1225名，受理进入调解程序案件10333件，调解成功率达60%，调解总数累计60586件。案涉类型包括合同买卖、货运物流、股权争议、融资租赁、民间借贷、保理、票据、信用卡、建设工程、知识产权、道路交通、保险理赔、劳动争议、民事侵权、继承财产分割、仲裁裁决执行等。

现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2025年度涉外典型调解案例发布如下。

案例1 中立评估报告打破保险代位求偿金额僵局 专业意见促成涉台多方纠纷一揽子和解——厦门涉台调解室运用专业评估机制高效化解货物运输保险纠纷

案例2 外籍调解员助跨国商事调解 “双调解”共同破解定制设备合同僵局——广州南沙调解室引入也门籍调解员成功化解涉也门国际货物买卖纠纷

案例3 “法官+跨境律师”联合调解厘清法律冲突 包干式化解涉澳继承与保险金分配纠纷——横琴调解室创新模式一揽子解决跨境法定继承权认定难题

案例4 外籍调解员主持、线上线下同步化解涉新资企业大额保理合同纠纷——重庆调解室引入新加坡调解员成功调解标的额超五千万元保理纠纷

案例5 全流程在线调解5天结案 为分居美加侨胞提供高效离婚解纷方案——北京调解室与朝阳法院联合快速化解全市首例涉侨益司法保护民事案件

案例6 高效处理德国百年奢侈品牌维权纠纷 彰显涉外知产保护典型价值——南昌调解室远程化解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NO.1

案例一

中立评估报告打破保险代位求偿金额僵局

专业意见促成涉台多方纠纷一揽子和解

——厦门涉台调解室运用专业评估机制高效化解货物运输保险纠纷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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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某保险公司在赔付发货方货物水损赔款后，向大陆的收货方、承运人、实际承运人及其保险公司等多家主体行使代位求偿权，索赔金额约133万元人民币。厦门海沧区人民法院涉台法庭委托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涉台调解室调解。调解初期，各方对损失金额争议巨大：保险公司仅愿降至125万元，而承运方认为货物有残值，主张全损不合理，只同意赔付95万元，且各方相互推诿责任，调解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调解员蔡雅文并未简单折中撮合，而是以独立第三方身份，对案件核心争议——损失认定依据进行专业研判。她审查全部材料后，出具《中立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基于产品特性与品牌保护，按全损主张具有合理性；但按发票价110%索赔缺乏依据；同时，货物销毁未与承运人协商且无强制凭证，相关费用应由原告承担。这份客观、专业的评估报告为各方提供了清晰的裁判预期参考，促使各方回归理性，重新评估自身立场优势与风险，分歧迅速缩小。

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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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展示了在责任主体多元、专业性强、对抗激烈的商事纠纷中，“中立评估报告”作为专业工具对于打破谈判僵局的关键作用。面对保险理赔中常见的损失金额认定难题，调解员超越一般协调角色，发挥其专业判断能力，对争议焦点进行独立、深入的分析。所出具的评估报告并非裁判，却因其客观性与专业性，起到了“定锚”效应，有效消除了各方因信息不对称和立场差异而产生的认知偏差，将谈判从情绪化的对抗拉回到事实与规则的轨道。这一做法避免了因僵持不下而必然导致的冗长诉讼或鉴定程序，以极低成本和高效率促成各方在105.5万元赔偿额上达成一揽子和解，体现了专业调解在化解复杂商事争议时，将“调解”与“评估”功能相结合，引导当事人走向理性合作的创新实践。

NO.2

案例二

外籍调解员助跨国商事调解

“双调解”共同破解定制设备合同僵局

——广州南沙调解室引入也门籍调解员成功化解涉也门国际货物买卖纠纷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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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也门籍商人H先生通过广州某公司中介，向中国B公司以25万美元定购一台专用机器。H先生支付定金及30%货款后，于年底委托第三方鉴定，认为机器不符合约定标准而拒收。B公司抗辩鉴定程序不当，机器质量合格。双方互诉违约，案件进入诉讼程序。2025年，鉴于双方情绪对立、沟通存在文化和语言壁垒，且互相不理解对方国家的政策和情况，导致庭前和解受挫，法院将案件委派广州市汇智蓝天国际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暨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南沙调解室。调解员林启迪评估认为合同已无继续履行基础，机器因系按也门方的需求特殊定制很难快速转售，H先生在也门当地已经租用了土地建设工厂，因未按时拿到机器设备，致使他承受了租金和与其他供应商违约金的损失；B公司因庭中申请鉴定额外付出了高昂成本，且巨大的机器在B公司厂房持续闲置也造成了耗损……以上沉没成本的增加致使双方矛盾愈演愈烈，案件陷入僵局，调解的关键在于如何重建沟通桥梁，协助双方止损。为此，她向调解组织申请引入在广州经商、通晓中阿语言与商业习惯的也门籍调解员Malek共同参与。经Malek与也门籍当事人用阿拉伯语积极沟通，缓解对抗情绪的同时利用其商业网络协助从商业合作角度与双方探讨更多解纷可能性。中国调解员林启迪则与双方就相关法律规定分析诉讼成本、核算不同调解方案下对应的实际金额与影响。在两者的通力配合下，经过共同会议与分别会议，快速设计出了不同的调解方案以供当事人选择，并科学建议当事人按照“普通预期”“底线预期”等多个方案进行讨论磋商。最终，H先生放弃了部分请求，B公司同意解约，双方达成和解，并在调解员的积极推动下为制冰机寻找新买家。

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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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精准定位于“信任重建”与“商业止损”两大核心难点，积极邀请外籍调解员加入，在沟通上为化解高难度跨国商事纠纷提供了范本。调解并未纠缠于难以复原事实的质量鉴定之争，而是敏锐抓住双方一直以来在沟通上有着理解错位和“定制设备闲置造成双方损失持续扩大”这一商业现实，将解纷思路从“法律归责”转向“共同及时止损”。引入熟悉当事人母国文化、语言且具商业背景的外籍调解员，有效打破了因文化隔阂与不信任导致的沟通僵局，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文化译者”与“信任中介”。更为关键的是，双调解员通过积极探索商业上的转售止损方案，将抽象的“和解”转化为可操作的商业路径。此案凸显了专业商事调解在应对跨国纠纷时，超越法律条文、运用商业智慧与跨文化沟通能力重构信任、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独特价值。

NO.3

案例三

“法官+跨境律师”联合调解厘清法律冲突

包干式化解涉澳继承与保险金分配纠纷

——横琴调解室创新模式一揽子解决跨境法定继承权认定难题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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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3 月，澳门籍某继承人起诉内地保险公司，要求按约定分配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遗产。调处中发现，被保险人除原告外，还存在另一法定继承人（被保险人父亲），但该继承人依内地法律享有继承权，依澳门法律则无继承权，澳门籍某继承人诉请按澳门继承法处理本纠纷，此外还存在其他关联遗产分配争议。内地保险公司有支付意愿，根据内地保险法因全体继承人未就保险金分配达成一致，无法启动理赔程序，纠纷涉及跨境法律冲突与家庭内部多重遗产分配问题。纠纷诉至法院后，由法院法官、澳门许冰调解员联合调解组，共同开展调解。联合调解组首先系统梳理并对比了两地关于法定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及份额规定的法律差异，向当事人清晰阐释了在跨境继承中可能适用的法律冲突解决规则（如不动产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等法律原则）。在此基础上，调解组并未孤立处理保险金问题，而是采用“包干式化解”策略，将保险金分配与其他关联的遗产争议一并纳入调解范围，平衡内地与澳门法律规定下的继承人权益。经多轮沟通，最终澳门籍继承人同意保险金继承事宜适用内地法律，各方就全部遗产的分配比例与支付方式达成一揽子协议。

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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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针对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更广范围内日益增多的跨境民商事纠纷，创造性运用“法冠与跨境律师联合调解”模式，有效破解了因法域不同导致的实体权利认定困境与程序繁琐难题。联合调解的优势在于：内地法官精通内地法律与司法实践，澳门律师熟悉澳门法律与社会人情，两者结合能够权威、精准地向当事人解释法律差异及其后果，避免了因法律误解而产生的对立。调解组采取的“包干式化解”策略，避免了当事人就同一被继承人的遗产在不同法域、通过不同程序分别处理的讼累，一次性解决了所有关联争议，极大提升了纠纷解决效率，降低了当事人成本。本案为涉及法律冲突的跨境家事、商事纠纷提供了可复制的联合调解样板，彰显了专业调解在融合不同法域知识、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方面的能力。

NO.4

案例四

外籍调解员主持、线上线下同步化解涉新资企业大额保理合同纠纷

——重庆调解室引入新加坡调解员成功调解标的额超五千万元保理纠纷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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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某保理公司与某体育公司签订《商业保理合同》，受让应收账款并提供融资5000余万元。后因体育公司及众多担保人均未履约，保理公司行使追索权，将包括应收账款债务人、保证人在内的13名被告诉至法院。本案原告系新加坡世界500强企业在渝投资设立的独资企业，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标的额大、当事人众多、法律关系复杂等特点。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为实质性化解纠纷，依托国际商事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将案件委托给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重庆调解室，调解中心特别委托通晓中国法律、中文流利的新加坡籍调解员Lim Tat，与中心的重庆调解员陈肖平共同组成调解组。调解组采用了“线上+线下”同步调解的创新模式：组织身处境外或外地的当事人、代理人通过在线视频方式接入，在渝当事人现场参与。外籍调解员充分发挥其跨文化背景优势，在沟通中有效弥合了商业习惯与法律理解上的潜在差异；两位调解员密切配合，在线清晰梳理了复杂的保理法律关系、担保链条及各方的核心诉求与风险。通过多轮线上磋商与背对背沟通，最终促成各方就高达五千余万元的债务清偿方案达成一揽子调解协议。

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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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针对涉及外商投资、案情复杂、金额巨大的商事合同纠纷，创新性运用“外籍调解员介入”与“全流程线上线下一体化”调解模式的标杆案例。其成功之处在于：第一，精准匹配调解资源，针对原告的外资背景，引入新加坡籍调解员，不仅增强了程序的中立性，更以其熟悉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提升了与外方当事人的沟通效能与信任度。第二，技术赋能复杂程序，面对当事人多达十余方、分布各地的实际情况，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调解，既保证了所有当事人高效、便捷参与，又确保了调解过程的规范性与严肃性，突破了时空限制。第三，专业处理复杂法律关系，调解员对保理合同、连带保证、资产抵质押等多重法律关系进行了精准梳理和释明，引导各方聚焦于债务重组与清偿这一核心商业问题，而非陷入冗长的程序争议。本案被重庆高院评为年度典型，充分彰显了我国国际商事调解机制在应对高端、复杂跨境金融纠纷方面的专业能力与国际化水准，有效提升了外商投资者对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信心。

*该案例被评为法治日报社主办的第七届“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典型案例争议解决典型案例

NO.5

案例五

全流程在线调解5天结案

为分居美加侨胞提供高效离婚解纷方案

——北京调解室与朝阳法院联合快速化解全市首例涉侨益司法保护民事案件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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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某（长期居住美国）与吴某（长期居住加拿大）系中国籍夫妻，因感情破裂，孙某通过在线立案方式向北京朝阳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分割分布在海内外的多项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当事人均年近六旬，希望获得便利、快捷的诉讼服务。朝阳法院奥运村法庭在立案后，立即依托与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建立的诉调对接机制，委托该中心专业调解员介入。谢丹调解员具备中外法律背景，荷兰籍侨胞，熟悉侨情。在法院与侨联指导下，调解员全程利用法院信息化诉讼平台开展工作：通过在线视频与分处两国的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建立联系，进行“背对背”沟通，了解双方对财产分割的具体诉求与顾虑。针对海外房产、存款等复杂资产，调解员引导双方在线交换证据线索，并协助梳理权属。在法院承办法官的协同下，调解员就财产分割方案组织了多轮在线调解会议，最终促成了双方均能接受的详细分割方案。随后，法官、调解员、当事人及代理人四方通过在线诉讼平台，完成了最后的调解庭审，并对协议内容进行最终确认。从立案到在线签署调解协议、法院出具调解书及离婚证明书，全程仅用时5天。

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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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人民法院与专业调解组织紧密协同，全流程在线高效化解涉侨民事纠纷的标志性案例，创造了涉侨家事纠纷解决的“北京速度”。其典型意义在于：第一，极致效率与程序保障的统一，在短短5天内完成跨国离婚案件的全部法律程序，包括身份核实、证据交换、多轮协商、协议达成与司法确认，展现了在线解纷机制的巨大潜力，彻底解决了侨胞诉讼“周期长、成本高、奔波苦”的痛点。第二，专业化调解与司法确认的无缝衔接，专业调解员凭借其跨境法律知识，高效梳理了涉海外资产的难点，而法院则对调解过程进行指导、对协议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快速出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文书，形成了“调解高效促成、司法权威背书”的完美闭环。第三，精准响应侨胞司法需求，本案是落实最高院、中国侨联关于侨益司法保护意见的生动实践，通过“让数据多跑路，让侨胞少跑腿”，不仅保护了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更以极具获得感的诉讼体验，传递了司法温度，增强了海外侨胞对祖国法治环境的认同与信心，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科技赋能下服务于跨境群体的成功典范。

*该案例作为北京市首例涉侨益司法保护民事案入选朝阳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审判白皮书》及中国侨联2025年“十个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

NO.6

案例六

高效处理德国百年奢侈品牌维权纠纷

彰显涉外知产保护典型价值

——南昌调解室远程化解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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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某公司（成立于1906年，总部位于德国汉堡，主营高端书写工具、手表等奢侈品）作为国际知名品牌方，发现江西某公司未经授权，在生产、销售的书写工具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并采用了高度近似的商品装潢，极易导致消费者混淆。原告认为该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遂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调解员受理后，通过审阅材料及分别沟通，迅速确认被申请人对侵权事实无异议，主因系法律意识淡薄。鉴于原告系海外主体，为提升解纷效率、降低跨国诉讼成本，调解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模式：安排原告代理律师通过远程视频参与，被申请人在调解室现场出席。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向被申请人清晰展示了类似案例的司法判决，深入释明了侵权行为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及商业信誉损失，使其深刻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与严重后果。同时，引导原告从务实、高效解决争议的角度出发进行考量。最终，被申请人当场承诺立即停止侵权、销毁所有侵权产品并书面致歉，双方就一项合理的赔偿数额达成一致，纠纷得以快速、圆满解决。

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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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通过专业调解实现高效、妥善化解的典型案例。首先体现在权利主体的代表性：原告系具有超过百年历史的德国奢侈品牌，此类高端品牌因其产品附加值高、仿冒获利空间大，在全球范围内均是知识产权侵权的高发领域，本案的处理对此类具有高度市场影响力的品牌维权具有普遍参考意义。其次，本案凸显了中国商事调解在应对涉外知产纠纷上的专业与效率：通过远程视频调解，极大便利了海外当事人，显著降低了其维权的时间与经济成本；调解员精准把握案件事实清晰、侵权定性明确的特点，绕过冗长的诉讼程序，直接聚焦于“停止侵权”与“合理赔偿”核心诉求，快速定分止争。这种处理方式既捍卫了法治尊严，也引导了市场规范，增强了国际企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高效性与可预期性的信心。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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