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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一、引言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实践。跨境贸易通道作为“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的核心物理载体与制度纽带,承担着降低物流成本、提升通关效率、稳定全球供应链、带动产业集聚的关键功能,其建设质量直接决定“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近年来,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往来持续深化,2025年对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达23.6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比重超51%,跨境贸易通道建设迎来快速发展期。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丝路海运等标志性通道高效运转,陆路、海路、空路、网路“四港联动”的立体通道格局初步形成。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跨境贸易通道建设也随之从“重建设、重里程”向“重效率、重质量、重安全”转型,同时面临地缘环境复杂、标准规则差异、运营协同不足、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滞后等多重挑战。系统梳理跨境贸易通道建设的现实成效,精准识别突出瓶颈,探索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升级路径,对完善跨境物流体系、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深化“一带一路”国际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也能为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支撑。二、高质量发展视角下跨境贸易通道建设的核心内涵与演进特征
(一)核心内涵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跨境贸易通道已不再是单一的交通线路,而是“立体交通网络+便利化规则体系+数字化服务平台+安全保障机制”的复合型系统,其核心内涵集中体现为“五个维度”:一是联通性,实现海陆空网多式联运、干支衔接、内外贯通,打破地理空间限制;二是便利性,通过通关一体化、监管互认、单证简化等措施,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三是稳定性,构建多元线路布局,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保障供应链持续畅通;四是绿色化,推广低碳运输技术与节能设施,完善绿色物流标准,实现可持续发展;五是数字化,依托信息技术实现信息共享、全程追踪、智慧通关,提升通道运营效率。(二)演进特征
随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跨境贸易通道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演进特征:一是从线状通道向网状枢纽转型,由单一铁路、港口线路,升级为集结中心、分拨中心、口岸枢纽、产业园区联动的综合网络体系,辐射范围持续扩大;二是从硬件主导向软硬并重转型,在完善铁路、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逐步强化AEO互认、单一窗口、运单物权化等规则软联通,提升通道综合效能;三是从运输功能向贸易产业融合转型,通道不再局限于物流运输,逐步延伸为“贸易走廊+产业走廊+开放走廊”,带动跨境电商、市场采购、保税维修等新业态发展;四是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型,摒弃“重里程、轻效益”的发展模式,更加注重准点率、回程率、综合成本控制与绿色低碳发展。三、“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下跨境贸易通道建设的现实成效
(一)立体通道网络基本成型,联通能力显著提升
经过多年建设,“一带一路”跨境贸易通道已形成“陆海空网”协同发展的立体格局。陆上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6国232个城市,2025年开行量超2万列,成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钢铁桥梁”;中老铁路、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建成通车,中吉乌铁路加快推进,中国—中南半岛、中蒙俄等陆路通道持续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串联我国西部12省(区、市)与东盟,成为连接内陆与沿海、贯通国内与国际的关键干线。海上通道方面,“丝路海运”航线已达148条,覆盖全球主要港口,我国投资运营的海外港口有效提升了全球航运话语权。空中与数字通道方面,“空中丝绸之路”已通航63个共建国家,跨境电商、海外仓、数字通关等新业态快速普及,构建起“线下通道+线上平台”的协同发展模式。(二)贸易促进效应持续释放,支撑作用凸显
跨境贸易通道的畅通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提升了贸易效率,对“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陆路进出口增长12.4%,显著高于整体外贸增速,其中中欧班列、中老铁路等通道带动下,机电产品、汽车零部件、农产品、新能源产品等货物实现大规模双向流通。通过通道建设,跨境运输时间平均缩短1/2以上,物流成本降低20%—30%,大幅提升了我国与共建国家贸易的竞争力。同时,多式联运“一单制”试点逐步推广,通关时间大幅压缩,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显著下降,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参与“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积极性。(三)规则软联通取得突破,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
在完善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与共建国家的规则软联通,为跨境贸易通道高效运转提供制度保障。目前,我国已与30多个共建国家实现AEO(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与15个国家完成“单一窗口”数据对接,大幅简化了货物通关流程。铁路运单物权化、关铁通、一站式申报等创新举措落地实施,推动跨境物流向标准化、金融化、便利化升级。此外,我国与共建国家在检验检疫、认证认可、运输规范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逐步缩小规则差异,为跨境贸易通道建设扫清制度障碍。(四)区域开放布局更加均衡,带动效应显著
跨境贸易通道建设有效打破了我国区域开放不均衡的格局,推动内陆地区与沿边地区成为开放前沿。西部陆海新通道带动成渝、北部湾等内陆地区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成为我国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新疆、云南、内蒙古等沿边地区从过去的开放“末梢”转变为“门户”,口岸经济、加工贸易产业快速集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通道建设还推动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协同开放,形成“沿海带动内陆、内陆辐射沿边”的开放新格局,进一步释放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潜力。四、跨境贸易通道建设面临的主要障碍
(一)设施联通仍有断点堵点,衔接效率不高
尽管立体通道网络已初步成型,但设施联通仍存在诸多短板。境外段基础设施薄弱问题突出,部分沿线国家铁路轨距、技术标准不统一,导致货物换装与中转环节增多,运输损耗与时间成本上升。国内枢纽集疏运体系不完善,港口、铁路、公路等运输方式衔接不畅,“最后一公里”运输成本偏高,影响了通道整体运营效率。此外,部分通道运力紧张、线路布局集中,抗风险能力不足,难以应对地缘冲突、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二)规则标准对接不充分,制度障碍尚未破除
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导致跨境贸易通道相关规则标准对接不充分,成为制约通道高效运转的重要因素。海关、检验检疫、认证认可、运输规范等领域的标准差异明显,互认范围有限,增加了企业合规成本与通关难度。跨境金融、保险、法律、仲裁等配套服务不完善,铁路运单物权化落地不畅,跨境融资结算存在障碍,难以满足企业跨境贸易与物流的需求。同时,沿线国家政策协同机制不健全,分段管理、重复监管现象普遍,进一步降低了通道运营效率。(三)运营效率与市场化水平不高,可持续性不足
当前,我国跨境贸易通道运营仍存在效率偏低、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问题。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通道存在去回程不均衡、货源结构单一、市场化定价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部分线路盈利能力较弱,依赖政府补贴维持运营。跨境物流企业呈现“小散弱”特征,缺乏具备一体化运营能力的龙头企业,全程供应链服务能力不足,难以满足企业多元化、个性化的物流需求。此外,信息化平台碎片化严重,不同通道、不同企业的数据不互通,无法实现货物、车辆、集装箱的全程可追溯,影响了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四)风险与外部环境约束加剧,安全隐患突出
跨境贸易通道建设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与多重风险挑战。部分沿线国家政局不稳定、地缘冲突频发,加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通道安全运营带来严重隐患。全球供应链多元化、“去风险”思潮兴起,部分国家推动供应链“近岸外包”“友岸外包”,降低对我国通道的依赖,影响了通道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同时,国际社会对融资合规、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增加了通道项目的建设与运营成本,项目落地难度加大。(五)绿色与数字化转型滞后,赋能作用不足
在“双碳”目标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跨境贸易通道的绿色化、数字化转型滞后问题日益突出。低碳运输技术、新能源装备的应用范围有限,绿色通道建设缺乏统一标准,通道碳排放强度较高,难以满足绿色发展需求。数字化赋能不足,智慧通关、物联网追踪、大数据调度等技术的普及度不高,信息化平台功能不完善,未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通道效率提升的支撑作用,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差距。五、高质量发展推进跨境贸易通道建设的路径建议
(一)完善立体网络,强化枢纽功能,打通联通断点
聚焦主通道建设,优化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中南半岛、中蒙俄等核心通道布局,加快推进中吉乌铁路等境外关键路段建设,打通设施联通断点。加强国际枢纽港、空港与铁路集结中心建设,完善枢纽集疏运体系,提升港口、铁路、公路的衔接效率,降低“最后一公里”运输成本。推动通道线路多元化、公交化、时刻表化运营,构建多线路备份机制,增强通道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二)深化规则软联通,提升贸易便利化,破除制度障碍
扩大AEO互认、检验检疫证书互认、原产地数据联网的覆盖范围,推动沿线国家在海关监管、运输规范、认证认可等领域的规则对接,缩小标准差异。全面推广“一单到底、一次申报、全程通行”的多式联运模式,简化跨境监管流程,提升通关效率。加快推进铁路运单物权化、提单电子化改革,完善跨境物流金融体系,解决企业融资结算难题。建立沿线国家政策协同机制,加强沟通协商,消除分段管理、重复监管等问题。(三)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赋能通道高效运营
建设跨境物流统一信息平台,整合不同通道、不同企业的数据资源,实现货物、车辆、集装箱的全程追踪与信息共享。运用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优化物流调度、仓储管理、货物分拨与风险防控流程,提升通道运营的智能化水平。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推进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完善数字通关、数字结算等服务,推动数字贸易与跨境物流深度融合。(四)健全市场化运营与投融资机制,提升可持续性
鼓励龙头物流企业整合资源,开展一体化运营,发展全程供应链物流服务,提高回程货比例与盈利能力,降低对政府补贴的依赖。构建多边投融资机制,吸引亚投行、丝路基金、商业金融机构协同支持通道建设,拓宽融资渠道。推广PPP、特许经营等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通道建设与运营,提升项目的市场化水平与可持续性。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根据市场供需情况灵活调整运输价格,增强通道的市场竞争力。(五)强化风险防控与安全保障,稳定通道运营环境
建立跨境贸易通道安全监测体系与应急联动机制,加强对沿线国家政局、地缘冲突、自然灾害等风险的研判与预警,及时应对突发情况。加强与沿线国家警务、海关、边防等部门的合作,打击走私、跨境犯罪等行为,保障通道安全运营。推进线路备份、口岸备用、货源分散布局,降低地缘政治与政策风险对通道的影响。完善跨境物流保险体系,扩大保险覆盖面,为企业提供风险兜底保障。(六)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推广电气化铁路、新能源物流车辆等低碳运输装备,优化运输结构,发展绿色多式联运,降低通道碳排放强度。建立跨境贸易通道碳排放核算、认证与减排合作机制,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参与绿色通道建设。将绿色标准纳入通道项目规划、建设与运营全流程,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与低碳技术研发应用,推动跨境贸易通道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六、结论
跨境贸易通道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工程、纽带工程与战略工程,其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成效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当前,我国跨境贸易通道建设已实现从“点线联通”到“网络成型”的跨越,在完善立体网络、释放贸易效应、深化规则对接、优化区域布局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跨境贸易通道建设仍面临设施联通有断点、规则对接不充分、运营效率不高、风险防控薄弱、绿色数字化转型滞后等突出障碍,制约了通道效能的充分释放。面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跨境贸易通道建设必须坚持“硬联通打底、软联通赋能、数字化提效、绿色化转型、安全化托底”的原则,以多式联运为骨架、以规则互通为核心、以市场运营为动力、以风险防控为底线,着力完善立体网络、深化规则对接、提升运营效率、强化风险保障,打造高效、便捷、经济、绿色、安全的现代化跨境贸易通道体系。未来,随着跨境贸易通道质量持续提升,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潜力将进一步释放,“一带一路”将更好地服务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共同发展注入新动能。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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