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离开身体半步!"——“美男作家”葛红兵访谈录ZT

苏格兰风笛

葛红兵正在新加坡，归期未定，8月份小说《沙床》交稿后，他一直在那里的南洋理工大学做关于“身体和政治”的研究。他没有想到的是，留下的《沙床》会在三个月后，令他陷入一场“情色小说”的风波中。
     出版该书的长江文艺出版社，近日对外宣称，将以5万册起印力推葛红兵的新作《沙床》，并意欲将其打造成全国首个“美男作家”。一时舆论哗然，争议四起，以学者教授之身份创作“情色小说”成为从文学界到大众视野的焦点。
     《沙床》已经不属于我
     记者：最近，《沙床》正在全国陆续上市，长江文艺出版社向你反馈过目前的销售情况吗？
     葛红兵：前两天出版社和我通过话，他们因为担心这本书出差错，专门为武汉做了一个版本，印了3000册，提前一周上市，据说第一天就全部出去了，现在开始添货。对销售我没有什么预期，这本书5万册全部卖完，稿费也抵不上我一个半月的工资，所以经济上没有什么价值。
     记者：《沙床》被炒作成“情色小说”，许多读者可能只是冲着“情色”的字眼，而不是葛红兵作者本人去买书的。你怎么看？
     葛红兵：冲着情色去买书也不错。情色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甚至是小康时代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接受它，在文学中就不能接受它呢？写情色不等于这个作家品位低，看情色也不等于这个读者品德差。情色并不低贱，也不堕落。相反，在我看来，对情色的敌视和压抑，才是现代生活堕落的根源。
     记者：但是，“情色小说”的宣传策略正使你陷入到许多非议之中，当时签约时就没有对宣传尺度作过一些约定吗？
     葛红兵：我没有同意他们要我“配合宣传”的要求，我划掉了这个附加条款，要求不参加任何出版社组织的宣传活动。他们同意了，但是也要求我不能妨碍宣传，要允许他们有自己对于这本书的理解。我说，我既然不参与，也不会来瞎干预。
     记者：那你认可《沙床》是“情色小说”的定位吗？对于书中为数不少的情色描写，你是出于什么考虑？
     葛红兵：关于“情色小说”的说法完全是出于误解，是这个世界对我最大的误解。如果要我说《沙床》的主题的话，它有两个：情色和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沙床》是一本情色小说，但更是一本关于“死亡”的小说。而它的核心是身体，存在就是身体。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失败是背叛人的身体，试图从“文化”上“立人”的失败。“文革”就是一个极端，可惜，“文革”后，我们还没有醒悟，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大写的人”，其实路子还是一样。我想做的就是放逐那个“人”，我愿意我的笔触始源于身体，也回到身体，它永远也不要离开身体半步。
     记者：但是身体写作也是可以多元化的，疾病、创伤都可以直接指涉身体，未必一定需要赤裸裸的情色来表现吧？
     葛红兵：五四文化首先就从情、性开始，郁达夫、丁玲都曾为此孜孜以求过。其实我已经有所妥协，在任何场合，我都不用“性解放”这个词，我避免用这种在大众心目中带有道德倾向的词，我会用“性实验”。
     记者：《沙床》里诸葛教授的角色，似乎有许多类似的细节可以在现实中的你身上得到佐证，别人会想，这本情色小说会不会就是葛红兵的自传？
     葛红兵：每一部作品都会融合作者的人生体验。但是，读者更要相信作者的想象力。这个作品构思是前年冬天我在上海西郊一个朋友的房子里养病时写的，现在回想起来，这部小说怎么会和情色有关联呢？相反，主人公“我”是那么恐惧“性”，他总是在延宕着“性”的来临。这部小说是和“疾病”的暗示和隐喻相连。
     记者：那么，现在你应该会为自己作品的真正内涵被淹没，或者被部分遮蔽而感到痛苦了？
     葛红兵：我没有痛苦，我不关心我的小说，它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了，它的命运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会因为世人对这部小说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写作。老实说，我不相信语言可以改变什么，我也不相信作者可以和读者对话。人的语言永远是渺小的，言不及义的。
     记者：有没有想过，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或许会有学生在下面议论你的《沙床》，会觉得尴尬或是有一丝的不快吗？
     葛红兵：不会。我想我的学生有能力区分谁是讲台上的葛老师，谁是小说里的“诸葛教授”。很多学生很喜欢我的小说，会在课后拿我的书来要我签名，《我的N种生活》从2000年一直签到今年6月，还有学生不断地拿书来。《我的N种生活》是自传小说，里面几乎每个细节都是真的，那部小说里面，我对自己的解剖更彻底，我把自己的怯懦、颓废、恐惧等等展露开来，让所有的人一览无余，但没有学生因此议论我。
     最后的我必将受到嘲笑
     记者：现在许多人都可以从网上看到朱大可对于你及这本小说的批评，言辞苛刻，不乏讽刺之语，你回应了吗？会不会为失去一个朋友而惋惜？
     葛红兵：朱大可曾经是我的朋友，但这次我觉得他是与我断交了，没有人会对朋友动用那么恶毒的字眼。他说他“看见男人脱裤子了”，他还像市井女人一样捂着眼睛发出了尖叫，更重要的是他的尖叫里还夹杂了那么多的粗俗的“方言”，“性暴露狂”、“露阴癖”等等，这已经完全不是学者的语言了。失去一个原本就并不志同道合的人的友谊，并不算什么代价。但正因为他曾经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愿意回应他的批评。但是，我也知道我和朱大可之间的时代鸿沟——我们不可能获得理解，哪怕是相互的谅解。他在用1980年代的头脑看待今天的问题。他是文化本位主义者，试图用他的文化、道德、话语标准来强暴2003年的作家。他属于1980年代，他缺席了10年，现在突然又出场了，但是实际上只是身体出场而已，他的思想已经永远地缺席了。
     记者：也许朱大可并不痛恨“身体”，而是痛恨以“身体”为名的性公开化，情色表演呢？
     葛红兵：身体有自身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比朱大可的文化标准更严酷。身体懂得如何自处：它懂得恶心、颤栗。其实，朱大可也好，其他人也罢，他们都没有看过我的完整小说，可能只是看了网上流传的一份故事梗概，如果这样也能做批评，我应该在3岁的时候就是批评家了，3岁的时候，我已经能读一千多个汉字了。其实事已至此，我已无心恋战，最后的我必将受到嘲笑，我只能从讥谑中领受这个时代对我的奖赏。
     我诅咒他们的饭碗
     记者：当年你以两份悼词“宣告”当代文学的死亡，有时不禁困惑，现实是否真的已经这么不堪？还是葛红兵这人“无知者无畏”，或是借这个作秀？
     葛红兵：当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里摸爬滚打了10年之后，我发现这个领域并不值得我贡献一生，这里没有我需要的真理，这是《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一份悼词》的由来，我是怀着悲痛的心情，怀着和自己曾经的理想告别的心情写那篇文章的。我们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家吗？只要我们这样问一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现代文学是怎么回事情了。
     后来，我转向了对文学史的反思，我要在理论上思考“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史”，“文学、文学史研究有价值吗？”但是，这依然不能使我满足，文学、文化只是人类历史的衍生物，它和人类、人类史本身相比，非常渺小。它们根本不可能揭示人类世界的本质。这是《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写一份悼词》的由来。许多人以为我是在作秀，但是有几个人能理解我的真实动机？一些没有什么信念的人，一些对真理没有什么追求的人，用这个做“学术”，做职业吃饭，他们要养家糊口，而我却诅咒他们的饭碗，他们就骂我。事情就这样简单。
     记者：你曾经说过，繁华盛世最应当引起知识分子注意的是文化在精神上整体性的“娱乐化”，而你似乎正成为这一娱乐化的典型代表，有人说，你总是无意间成为你自己观点的破坏者？
     葛红兵：我的小说不是娱乐小说。郜元宝说过，我的小说构成了对当下自以为是的严肃文学的挑战。严肃或世俗，不是以是否首印5万本，是否以师生恋为题材来区分的。事实上，托尔斯泰的小说卖得都很好，都有爱情情色内容，但是，他们依然严肃，他的高贵的精神追求依然存在。
     记者：如果小说内容我们不谈，依然会有人说，“美男作家”的葛红兵，“学术明星”的葛红兵，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这难道不是“娱乐化”的表现吗？
     葛红兵：“美男作家”的提法，我姑且听之，我不会像小女人一样跳出来说：我不是美男，我是丑男。“学术明星”批评来自武汉大学教授昌切。三年前，我因为《我的N种生活》到武汉做宣传，他在媒体面前批评我，当时刘川鄂也这样说过。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这样说是出于爱护，但是他们还是误解了我。有各种各样的学者，我是这样一种学者：我永远只追随内心的激情。我还是我：我完全可以像萨特那样把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统一起来。
     向巴金献礼
     记者：据说此书原定于11月25日上市，是为了向巴金的百岁生日献礼，可是我们都还记得你当年批判鲁迅、钱钟书、巴金这些前辈时的犀利和尖刻，会不会有人说葛红兵的批判面孔是多变的？
     葛红兵：我们不一定要向完人献礼，人的世界里没有基督。问题是：我们向巴金的什么献礼。我是向巴金的“说真话”献礼，向“巴金的忏悔精神”献礼，向作为“‘文革’纪念碑”的巴金献礼，不是向巴金的职务以及他曾经的错误献礼。
     可能有人认为我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巴金精神，根本没有资格向巴金献礼，但巴金不应该为某些人所独占。
     记者：你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里说过，巴金“就因为写了随想录，别人都原谅了他”，其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自明。现在还坚持这样的观点吗？
     葛红兵：说得不错。但是，我们也可以对一个百岁老人表示宽容，尤其是他身上有值得我们汲取的精神资源，这样的资源在无神论中国不多。我不愿意在一个老人100岁的时候说他的错误。一个100岁老人的错误，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原谅的。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向这位老人表示我们的祝福和敬意。这是我要反其道而行之，向巴金献礼的动机。我和我的学生们在论坛上曾经讨论这个问题很久。我们都觉得有必要发起一项“把巴金还给民间的活动”，有必要发起一个“民间的向巴金生日表示祝福和献礼”的活动。当然，我们失败了，我们并没有征集到1000个签名。
     记者：别人的不支持或许会是出于怀疑你们做此项事情的动机。
     葛红兵：是啊。我已经在一个随笔中写过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那种伟大的心灵，他们愿意用伟大的灵魂来理解同时代人的举动。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怀疑，他们宁可表示冷漠，也不愿意参与，他们没有一颗理解伟大事物的心灵。
     记者：巴金会接受一本被指斥为“情色小说”的书向他致敬吗？
     葛红兵：我想他会理解并接受的，他的作品，尤其是处女作诞生的时候，也曾经被当时的反动文人批评，巴金应该理解作为青年作家此刻的遭际。而且我以为，《沙床》是忏悔之书，是悲悯之书，是真实之书，我觉得它和巴金在精神上没有冲突。
     记者：媒体爆炒，可能是基于大众认知中对于教授与情色小说的原本不相干的定位，你不担心这样的宣传会影响到你为人师表的形象？
     葛红兵：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农民”这个身份是我看重的，我感谢我的父母，让我拥有了这个在常人看来可能代表了苦难和卑贱的“身份”，我将永远永远珍视它。此外，我对其他身份一概都不看重。

苏格兰风笛

与葛红兵当年在文学批评领域首创"身体写作"、"新生代作家"这两个新名词一样，他即将在今日登陆武汉各大书摊的长篇小说《沙床》，因与"美男作家"和"情色小说"挂钩而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致出版方长江文艺出版社还专门发出了《就"美男作家"和"情色问题"的声明》。在湖北大学以新锐文学批评家立足于文坛，成名后辗转上海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葛红兵究竟是不是美男作家，新作《沙床》真的是情色小说吗？以第三人称塑造的主人公诸葛与葛红兵本人的生活又有多大的联系？记者电话采访了正在新加坡做访问学者的葛红兵。
     每一部小说都有自传的成分
     记者：《沙床》的故事发生地是在上海，主人公名叫诸葛，其身份是一位大学老师，有一段还提到了诸葛正在办新加坡的人力资源签证，很容易让人将诸葛与你对号入座，这是一部自传小说吗？
     葛：每部小说都有自传的成分，但作家，尤其是男性作家不会把小说写成自传，而是要再造一个新的世界。我写《沙床》是在两年前，当时我得了电话恐惧症，我将房间所有的电话都关了，整个人都有自闭的倾向。加上那个时候我哥哥已经到了乙肝晚期，我哥哥只比我大一岁，你可以想像眼睁睁地看着死亡降临在最亲近的人身上，而自己无能为力的那种悲哀。那时，出版《我的N种生活》的书商向我约一部小说，但是我并没有兴趣再为书商写小说，于是，便有了和长江文艺的合作。写作成了一种抚慰。
     记者：这就是《沙床》以爱情和死亡作主题的原因？葛：对。以往的文学作品都过分夸大人的作用，其实人是没法对抗命运的。《沙床》想要表达的便是一种虚无感，疾病的、身体的、爱情的虚无。
     《沙床》写的是情色背后的虚无
     记者：你要表达的是死亡和虚无，关于《沙床》的炒作则是往情色靠，小说中诸葛与张晓闵、裴紫、罗筱等复杂的男女关系，也极容易让人把它归类为情色小说，这是否是一种误读？葛：我不认为他是一种误读，或者说情色是我有意为之。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一直以文化为中心，比如鲁迅倡导的文学革命，认为是文化决定了这个世界。其实人最本源的东西是欲望，我正在新加坡做一个"身体政治"的研究，研究的范畴有凶杀、群集等，反观一下，我觉得中国人真正需要改造的也是身体和情欲。记者：是有意把社会学的探讨融入小说创作中？ 所以《沙床》中，诸葛一方面身患绝症，想爱而不敢爱，另一方面却不停地与女人纠缠？
     葛：文学作品往往夸大了爱情拯救，其实爱情要的只是那一刻的温暖。爱到极致，只有靠死亡来结束，不过，在我的小说中，男女之间的激情并不是指向情色本身，而是情色背后的虚无。记者：作为一个学院派作家，如此浓墨重彩地写情色，是否会担心"伤害"你为人师表的形象？
     葛：我一直想做一个尼采或者萨特那样的学者，我也希望别人能对我这样的学者型作家有新的心理准备。至于读者，我的小说已经交出去了，对我，它起到了理疗的效果，陪我走过了那一段就够了。我在《沙床》中穿插了10首我最喜欢的诗，我最喜欢的是"到旷野中去说吧"，我觉得我只是把语言撒播在旷野里，不太会关心语言的命运。读者若是从《沙床》中读到了情色，是成功，读到了死亡和虚无，是成功，读到了爱情，同样是成功。
     把《沙床》比为当代《围城》是低估
     记者：《沙床》的另一条线是大学校园里评职称、分房子、派系斗争，因此，也有人将《沙床》比为当代《围城》，你接受这种说法吗？葛：这是低估了我的小说。我一直认为钱钟书是一个道德驼鸟，对知识分子有太多嘲笑。
     《沙床》高于《围城》的地方在于它有信仰，超越了追求。诸葛首先接受了自己的死亡，与命运也没有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而是深深陷入命运中，展开命运，找到了游戏命运的武器，性便是其中的一种。在我的原稿里，诸葛还找到一种大超越，那就是信仰，寻求上帝，编辑虽然做了删节，我相信读者还是能感受到这种超越。记者：《围城》在40年代曾让不少知识分子产生对号入座的恐慌，你如此地写诸葛和他的学者同仁，不怕引起他们的反感？葛：大学并不是真理的场所，相反还可能是真理被藏得最多的地方。我一直认为写作中，自我更加重要。
     想做卓越的 情色写手
     记者：《沙床》进入市场运作之后，"葛红兵"这三个字便与"美男作家"和"情色"联系在一起，而你想要表达的是个体面对死亡的挣扎，想传达命运的虚无感、无力感以及在其间，情色对一个人命运的推动，有强烈的西方思辩色彩，而这恰恰是东方读者所缺乏，可是你的读者又恰恰在中国，你会为读者，包括出版社的宣传，不能够领会到其中的真义而遗憾吗？葛：对"美男作家"我不想做任何评价。至于将《沙床》称之为情色小说，说对了。我跟这本书的编辑是很好的朋友，我渴望成为非常卓越的情色写手、情色作家。
     《沙床》：一个青年教授的情色地图
     这是一部当代高校生活的青春忏情录，也是继张者的《桃李》之后，又一部直面中国高校精神现状的长篇力作。作者以自传手法讲述了一名青年教授和他的学生以及多名恋人之间复杂的情欲故事，对当代高校知识分子及城市部族青年的精神状况、生活状态作了深刻描写和大胆披露。

兰心剑

葛红兵当年批判鲁迅、钱钟书、巴金这些前辈时的犀利和尖刻,如今能以这样情色小说向巴金老人生日表示祝福和献礼,我是鄙视他的.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比,他还能大言不惭的说低估了他的小说....古话说:一 日为师终身大为父,他实不配为人师表.
         他不失时机的还为《我的N种生活》是自传小说，做宣传广告.........
          细细看看他的答记者问,实在不是学者应具备的修养素质.

Keano

特地找来看了，看得很快。老实说，不喜欢，文字不抓人，看不下去。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整天介用忧郁极了的眼神看世界，止不住地虚无而且是假装往哲学层次的虚无，要真说点什么吧，又欲语还羞地说不清楚，装什么托马斯大尾巴狼啊，好像是被生活强奸了的情圣似的。

美女作家至少有一点比美男作家强，真刀真枪，没那么多篇幅装B。

黑夜瞳的情人

呵呵，这是一个作秀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