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艺谋:发掘出巩俐和章子怡 我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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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太在意某一种评价。”

《新周刊》:之前因为《英雄》和《十面埋伏》，有人评价你不会讲故事，你对此怎么回应？这一次的故事会怎样？

张艺谋：我从来不太在意某一种评价。一个电影出来以后，评价太多了，你在意什么呢？有时候表扬你，也是说法太多了，你兴奋哪一点呢？拍电影是自己心里清楚的事情，自己有几两重，先天有什么问题，剧本有什么问题，能做到什么程度，优点和缺点比例，我都很清楚。 我知道艺术无法做到完美，甚至无法做到让自己完全满意，所以大家的夸奖和批评都很正常，没有才奇怪。所以你不能根据某一种说法去修正、检讨自己，人家一说你不好立刻作检讨，或是一说好立刻就范进中举，得意忘形，都说明你不够自信。所以我不太在意某种说法。

《新周刊》:编剧邹静之以古装电视剧系列闻名，你怎么想到请他来为《千》编剧？你怎么看待他的风格？以及和《千》剧的结合？



张艺谋:五六年以前，我就跟高仓健约定双方合作，需要一个合适的剧本。但你知道关于一个日本人在中国的故事，如果要提高到一定的层次，不要局限在某种旅游心态，不要局限在用本土文化对外国人教育，不要局限在这些普通层次上，而要形成一种互动的故事，挺难的。当时我找了好几个编剧，我跟他们说，你们自由发挥，就是当代故事——高仓健在中国。剧本写了很多，但都不满意。一直到邹静之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曙光，看到了操作的可能性，于是我拉上他去了日本。高仓健很喜欢这个剧本，他的本子让大家看到了曙光，这一点我感谢邹静之。他写出这么一个有感觉的本子。

《新周刊》:有媒体评论这部电影是一次回归，是再度对人类朴实的情感进行抒写，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张艺谋:这还是媒体说法，媒体有什么说法都正常。要不就不是媒体。但回归这个词我不想评价，我还是我，对我来说，只是电影形态不同，要用不同的方法和心态来对待。如果要说是回归，那什么是不回归，什么是迷失呢？那我以前做什么，现在做什么？好像都不是。

“我电影中的爱恨情仇都比较朴素、比较贫下中农、比较大众。”

《新周刊》:陈凯歌在那篇《秦国人》里把你描述得沉默寡言，而你自己在一次访谈中，也说自己是“收缩性地做人”，但现在媒体都评价你越来越会说话了，而且话也比以前多了。你自己发现这种变化了吗？

张艺谋:我早就发现了。这个发现是我当了导演之后。陈凯歌写《秦国人》的时候，我是在做摄影。可以这么说吧。我37岁当导演，37岁之前我都是沉默寡言的人。37岁之后我渐渐改变，到47岁，10年之后，我彻底变成一个话多的人了。没办法，是导演工作限制的，不知道是好是坏，但因为工作需要介绍自己的想法让别人理解，只能如此。希望老了以后别罗嗦，话痨，就让人讨厌了。

在创作中，我每一天每一分钟都要清楚地让我的团队知道我想干什么，否则就会造成电影制作中的无效劳动，造成人力精力上的浪费，有时候你每一分钟都要立刻作决定。尤其是《英雄》、《十面埋伏》这种耗费那么多钱和人力的大制作，更要很清楚每个部门要做什么，不能依靠在现场的即兴发挥。这是没有办法的。

《新周刊》:一部电影，有时候会折射出创作者本人的心灵。如果说，从前的《红高粱》到《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里，都能触摸到你身上那股劲儿，《千里走单骑》呢？

张艺谋:这是所谓文如其人吧，牵强地说，它是一种执着的精神。这跟我有关系，大家都约定俗成地认为我是“一根筋”。《千里》里高仓健也是一根筋，其他某几个人也有这种一根筋的影子，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偏好吧，喜欢这种执着的、认定一个目标的特性。我始终认为这种性格能产生一种戏剧性。如果你让我塑造多变的、灵活的，一个随风飘的那种人，我很没有这种感受，可能塑造不好。还有就是《千里》呈现了某种朴素感，这不是指画面，也不是指手段，而是指电影中的某种情怀。这个朴素感跟我个人也有关，你看我的电影很少有特别复杂、矫情、扭着缠绕在一起的情感故事，我很不擅长这个。不管电影拍得好和坏，我电影中的爱恨情仇都比较朴素、比较贫下中农、比较大众。

“主流电影的强大，才是中国电影的真正强大。”

《新周刊》:你和巩俐当年合作过一部港产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这好像是你首次与香港合作，首次接触商业运作，我记得你在一个采访中说当时对商业电影很看不起，演完了配音都没去。现在回头看，从什么时候，你对商业电影不排斥了?

张艺谋:我印象中，10年以前，商业、票房、娱乐这些词，我们都很少提起。10年后，今天每一个导演都大谈票房、商业，大谈上座率，已然不是庸俗、低级的表现。10年以前我们都不屑于谈，只谈艺术或政治。时代渐渐发生了改变，我们自己也慢慢改变了观念。

而且，今天我有更清醒的认识，我认为中国电影的未来，首先是在于主流电影的强大。有人说商业电影叫得不准确，每一个电影都要卖钱，包括艺术电影、探索电影。所以我说主流电影，就是大部分老百姓喜欢看的电影，我指大部分老百姓，不是少数精英。有时候导演有这样一个体会，当你拍出一个很棒的电影时，你几乎可以把大小电影节的奖通吃一遍，这对导演的个人成就来说，一部电影就可以让他满载而归，就能成腕儿。但这是电影的唯一出路吗？这是电影产业的强大吗？不是，我觉得这是导演个人的成就，不能说明中国电影产业的成就。只有主流电影的强大，才能牢牢吸引观众进电影院，才能抵御好莱坞电影对市场的瓜分和侵蚀。才能保护自己的电影产业、电影投资、销售的良性循环。韩国是最好的例子。我去日本参加东京电影节，看到一个三层的大商店，里面全部是韩国明星的纪念物品，所有的扇子、手绢、书啊、影碟啊、钥匙链，大到汽车都有，全是关于韩国电影明星附属的产品，是给日本发烧友准备的。这样一个专用品商店让我震惊，而且里面还是熙熙攘攘，还不是门可罗雀，这让人很惊讶，这会带来多大的产业利润啊。这就形成了产业链。

中国电影真正的强大，我以为是主流电影的强大，但我们不要把主流电影只看作商业，而不看作艺术，它没有那么严格的区分，所以不必去讨论多少艺术、多少商业，谁赞成这个，谁赞成那个。主流电影，就是大多数老百姓看的电影。我认为今天的中国电影最缺的就是这个。你可以把《英雄》看成是在做这样的尝试，得奖电影我也拍了很多，我也没有野心要把奖都得完。拍《英雄》、《十面埋伏》，题材是我们的喜好，但多多少少也是在做新的尝试，去拍一些主流电影。我下一步电影就是主流电影。希望有更多人观看。



张艺谋:巩俐和章子怡都是我发掘出来的，在这方面我有自豪感。

“她们都是在大二被我发现的。”

《新周刊》:你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或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女人是谁？

张艺谋:这种问题挺像八卦杂志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当然我也可以回答你，就是我母亲。母亲给我的生活的勇气和最大的力量。

《新周刊》:谋女郎一向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但和巩俐当年所引起的赞誉相比，章子怡更多面临的是国内舆论的责难和非议，你认为为什么她们两人有截然不同的媒体反应？

张艺谋:焦点只是两个人，巩俐和章子怡，别人还到不了这个程度。当然这两个人也很特别，都跟我有多次的合作。虽然是我发现她们，但如果不是我启用，她们就不成了吗？也未必。首先她们是这块料，第二也在于有几部拿得出去的作品，迅速地在世界上有了影响。最重要的，是她们也都非常努力和刻苦，大家只看到成就和花环，机会和条件什么的。但我知道，她们每走一步都是很艰辛的，没那么容易。这三者缺一不可。但我觉得很幸运的是，现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中国女星，都是我发掘出来的(得意地笑)。她们都是在大二被我发现的，在这方面我有自豪感。

巩俐刚出道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被砸得很厉害，说三道四，再加上跟我所谓的绯闻，骂得很厉害。这事我还问过张曼玉，她说她在香港刚出道的时候，也一片骂声很多年。她说一个年轻女演员只要出来，飞速蹿红，一定是这样的。这好像就是个规律吧。



“那时候大家都很无私很可爱。”

《新周刊》:你和陈凯歌导演曾经合作过，以后是否有机会以某种形式合作？

张艺谋:第五代出道初期，都是团队作战，至今回忆起来很珍贵，非常让人难忘的一段时光，那时候团队作战的团队精神，是一去不复返了。不是每个人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电影走向真正个性化、多元化之后的必然。在那个时代还注意不到电影需要个性化，那时候其实谁都是导演，谁都是摄影，大家都谈很多东西，很无私很可爱。但那是一个特殊时期，那时的中国电影完全处在一个需要呼唤新生力量的时候。

你看现在的年轻导演，一出来就是独立作战，不搞抱团了。大家只是把他们统一叫做第六代、第七代，但你问问他们谁和谁商量拍电影？没有，实际上他们一出校门就呈现了个性化的强烈色彩。这是必然的，因为作品，尤其是创作，没有个性就没有生命。

今后合作也不是没可能，但那已经不是团队作战，就是谁需要给谁帮忙了。

《新周刊》:因为你和陈凯歌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人们习惯性地把你们设想成对手关系。但你们却是同学，又合作过，陈凯歌写过文章来评价你，但很少听你对于他的言论。

张艺谋:我很担心你拿这个评价的东西去参与到现在这个比较的潮流中去。我只说一点，他的文学才华是我们这一批同学中最好的，这是毫无疑义的。其他的就不评价了。

“至今我也没看过他的这部电影。”

《新周刊》:长期以来，你和陈凯歌是中国两位大师级的导演，你觉得你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竞争关系？对于同期上映的陈凯歌的《无极》，你怎么看？

张艺谋:大师级我不敢当。真的。大家把这两部电影放在一起议论，我觉得这是好事，这种电影之外的多余话，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会提醒大家有这么两部电影，这是好事，至少多一些票房对谁都有好处。这种事情多一点会更好，但不只是我们两个导演，而是我们要是老有这种话题就更好了。(笑)如果是大众真正关心，而不只是媒体在搞话题，如果大众也很关心这些导演都有什么特色，讨论我更喜欢谁的电影，那就是中国电影的福音了。那我们的票房就会像韩国了。媒体热炒这个话题，我一点也不反感。我觉得能提升大众吸引力，这不是坏事。

但我自己根本不往这儿想。因为我觉得拍电影，你去跟谁竞争啊，实在是太可笑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跟谁比啊？全世界有这么多导演、这么多电影，你把目标放在一个人、一部作品上，实在是很可笑的事情。至今我也没看过他的这部电影。你真的设定一个目标打的话，你得要了解人家是什么呀，到今天为止，我对《无极》的了解只限于你们媒体的介绍。

《新周刊》:你比较看好中国第六代哪些导演？你认为未来有谁能追上你们的成就？

张艺谋:今天很多年轻导演的作品拍得很不错，我也会去吸取他们成功的地方，未必去模仿，谁是天才啊？其实都是在学习。

你不能说追上，要是说追上，他们会不高兴。因为这些导演都是很有志向的。你把他们放在一个追赶的位置，那是小看了他们。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用去追我们。要说看好谁，我觉得陆川、贾樟柯、路学长、王小帅，我觉得他们都不错，他们都很有创意和想法，他们确实是在认真拍片，在努力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们一定是中国电影的未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他们代表未来，所以不用说追赶。

Altezarin

《新周刊》:谋女郎一向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但和巩俐当年所引起的赞誉相比，章子
怡更多面临的是国内舆论的责难和非议，你认为为什么她们两人有截然不同的媒体
反应？

张艺谋:焦点只是两个人，巩俐和章子怡，别人还到不了这个程度。当然这两个人也
很特别，都跟我有多次的合作。虽然是我发现她们，但如果不是我启用，她们就不
成了吗？也未必。首先她们是这块料，第二也在于有几部拿得出去的作品，迅速地
在世界上有了影响。最重要的，是她们也都非常努力和刻苦，大家只看到成就和花
环，机会和条件什么的。但我知道，她们每走一步都是很艰辛的，没那么容易。这
三者缺一不可。但我觉得很幸运的是，现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中国女星，都是
我发掘出来的(得意地笑)。她们都是在大二被我发现的，在这方面我有自豪感。

巩俐刚出道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被砸得很厉害，说三道四，再加上跟我所谓的绯
闻，骂得很厉害。这事我还问过张曼玉，她说她在香港刚出道的时候，也一片骂声
很多年。她说一个年轻女演员只要出来，飞速蹿红，一定是这样的。这好像就是个
规律吧。

答非所问，避重就轻。果真一日夫妻白日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