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兵法形成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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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兵法形成新探


作者: GEC R , Jan 05,2006,22:51  回贴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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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兵法形成新探
　　■王援朝

　　唐代社会一向以开放性、融汇性著名，唐代不仅继承了前代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积极吸收外族、外域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创造了面貌焕然一新，迥异于前代的文化。唐代社会的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影响，在人类智慧最高表现之一的兵法方面也是如此。唐代兵法（1）具有游牧民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明显痕迹，是胡汉融合的产物，已不同于此前以《孙子兵法》 为代表的华夏传统兵法。但由于文献阙如及其它一些原因，近现代以来的史学论著在论述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时，很少论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对唐代兵法的影响，虽然一些军事史著作指出了唐代兵法的一些特点（2），但也没有指出唐代兵法的特点与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关系。笔者不揣浅陋，拟根据唐代兵法的一些特点，结合有关战例和其它文献记载，对唐代兵法与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关系，所受胡族兵法的影响等做一初步探讨。

　　一、胡汉兵法交流融合之原因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擅长骑射，很早就形成了适应骑兵作战的独具特色的兵法。如秦汉时期的匈奴人”善为诱兵以冒敌”，善于利用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大进大退，运动歼敌，”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3）。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拓跋鲜卑在作战时”敌弱则进，强即退走”（4）。稍后的突厥人临阵”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5）。

　　北方游牧民族的兵法行之有效，故长期流传不绝。十六国北朝的统治者多是胡人，他们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在作战中仍多用胡兵法。如北齐大将敕勒族酋长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6）

　　战争是民族融合的原因之一，而民族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变着战争的形式。华夏--汉族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学习、汲取少数民族兵法中于己有用的内容，但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尚为数较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与游牧民族的胡文化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但同时也互相从对方吸收于己有用的文化质。结果，不仅胡文化日渐汉化，汉文化也在胡文化的冲击下渐染胡风，双方在调整、适应的过程中趋于一体化。

　　与这种历史背景相一致，在西晋末年以后的民族征服战争中，汉族和游牧民族都从对方的兵法中汲取了不少精华。十六国北朝的胡族政权使用胡族兵法，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给汉族以深刻的印象，汉族兵法也给游牧民族以相当影响，北周时，胡族将领齐王宇文宪就曾整理汉文兵书，”以兵书繁广，难求指要，乃自刊定为《要略》 五篇”（7）。汉族与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的兵法已开始走向融合。

　　隋唐时期更是积极采纳游牧民族兵法中的精华。唐高祖李渊在隋朝末年即开始在军队编成、训练、作战方式等方面向突厥学习，甚至”饮食起居，一如突厥”。以至突厥人在和李渊的骑兵相遇时，疑其为突厥部落。由于兼有胡汉双方兵法的长处，致使李渊部队的战斗力大增，曾大败突厥，使之丧胆，”不敢南入”（8）。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开始形成的胡汉融合的兵法 至此已臻于成熟。唐代兵法已不完全是传统的华夏兵法，其中除华夏传统兵法的内容外，还有直接来自游牧民族兵法的内容，也有与游牧民族在军事上频繁接触的产物，又有因受游牧民族影响而进一步发展的内容。之所以形成这一胡汉融合的兵法，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为其创造了一系列适宜条件。

　　首先是文化方面的条件。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过程的完成，唐代社会在文化方面胸襟开阔，兼容并包，对胡文化持认同的态度，对包括兵法在内的胡文化成果积极吸收!接纳，致使汉族传统兵法中融入了不少胡族兵法。同时由于在饮食起居等生活习俗方面向游牧民族学习，大大提高了汉族将士忍受恶劣气候、饥渴劳累的能力，培养了不畏离家远行，不避艰难险阻的心理状态。这也为唐军采用游牧民族骑兵的战略战术，深入草原大碛，远程奔袭，决战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是用人和军队编成方面的条件。唐代最高统治者出自关陇集团，其将相大臣也有不少人出自这个集团。关陇集团是一胡汉混合之集团，对胡汉兵法自然也是杂糅而用之。另外 唐代大量使用归附的少数民族将士，即”蕃兵蕃将”。蕃将自幼”娴于军旅”，”早奉成训”，都有祖传的用兵之法，随着其加入唐军，其兵法自然也成为唐代兵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次是经济方面的条件。十六国以来，内地农耕区域大片荒芜，游牧经济渗入内地，在游牧民族影响下，汉族的农业有所衰退，而畜牧业却有了较大发展。十六国时期，不仅河西成为牧场，黄河中下游许多地区也成为畜牧或农牧混杂经济区。经济生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军队编成和战略战术的演变。特别是到了唐代，由于空前的统一，农业区域和牧业区域合为一体，北方牧区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这样就为唐军提供了大量战马，为组建骑兵大集团，运用游牧民族的战略战术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另外，这也与这一时期作战对象的变化有关。与飘忽不定，行动迅速的游牧民族骑兵作战，必须以快制快，吸取其兵法中的长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自然也会引起兵法上的胡化。

　　唐代兵法是胡汉融合的二元兵法，但在唐代兵法中居首位的仍是华夏传统兵法。这是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文化融合都是以汉族为主体，文化融合主要是胡文化的汉化 汉文化的胡化是次要的，唐代文化仍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而且华夏传统兵法中有很多长处 如强调深思熟虑，注重充分训练、协同动作，战斗队形严整，充分发挥集体战斗力，步战能力较强等等，所以唐代兵法仍是以华夏传统兵法居首位，只是大量融入了游牧民族兵法的成份，并在与游牧民族冲突碰撞的背景下，其传统成份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唐代兵法的若干特点及其与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之关系

　　以下试从战略、战术、后勤等方面对唐代兵法的一些特点及其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关系、所受胡族兵法的影响等作一粗浅分析。

　　（一）战略

　　1，强调进攻，主张积极防御

　　唐代兵法在战略、战术上都强调进攻，主张积极防御、机动防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太宗对游牧民族的进扰，不是沿袭秦汉以来修长城被动防边的老办法，而是采取招抚结纳和军事上的主动行动相结合的战略，在沿边战略要地部署重兵，通过进攻或机动防御来保卫边防。他曾批评隋炀帝修长城防边的作法，说：“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绩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9），唐太宗不修长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不少都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影响有关，与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军队编成等有关。

　　汉族等传统的农业民族，以农耕为本，世世代代固着在土地上，长期维持着一种狭隘、闭塞的地方性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成了安土重迁的习性。保守的文化心态，使之趋向于保持现状，缺乏强烈的创新和开拓欲望。反映在军事上则往往形成重视防守疆界，单纯防御的战略 总想以一道屏障来确保农耕地区的安全。即使军事力量强大的秦和西汉也仍依靠修筑长城来防御匈奴等游牧民族的进攻。而游牧民族迁徙不定，不像农业民族那样固着于明确划分的地块上生产劳作，也不像农业民族那样有强烈的此疆彼界的意识。水草是游牧生活之源，失去水草，牧人就会失去生命，因而虽有牧地划分，却并不严格，为争夺水草，越境侵夺之事时有发生。他们还往往以射猎为谋生的补充手段，经常远程游猎，四处追逐野兽。因而他们不那么重视明确划定的地界，不愿也不能局限于严格划定的界限之内。他们经常迁徙，住帐篷，无城郭，其军队基本上都是骑兵，而骑兵是以机动见长，利于进攻的兵种，即使在防御时，也宜采用机动防御，而且无城郭也使他们难以固守。这样就使游牧民族形成了强调进攻和积极防御的兵法。因而中国历史上，塞外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在其它战略方向无较大压力的情况下，对尚留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的袭扰，往往采取主动进攻的方略。如北魏曾主动出击，进攻柔然，清也曾主动出击蒙古准噶尔部。随着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文化融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强调进攻和积极防御的思想遂成为唐代军事上的指导思想。

　　在游牧民族的影响下，唐代建立了机动性很强的骑兵大集团，可以远距离地迅速调动，这也使唐军能够攻则深入塞外，决战歼敌，守则依托要地，机动防御，而不需被动地防守长城。

　　另外，由于长期的民族融合，胡汉隔阂已不像秦汉时期那么深。唐统治者自身也有胡人血统，因而对胡人不像秦汉统治者那样歧视，而是实行”华夷一体”的政策，不打算以一道人工屏障来划分胡汉，而是通过对少数民族的接纳羁縻，来建立有弹性的边疆防御缓冲地带。

　　不仅唐太宗不修长城，而且即使唐玄宗时期在沿边地区普遍设置节度使之后，唐王朝仍经常在边境地区主动出击，以保持和扩大有弹性的边疆防御缓冲地带。唐玄宗之所以不接受杜甫基于汉族传统儒家思想的”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的讽谏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游牧与农耕，开拓扩张与固土自守这两种文化的碰撞。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虽然国力下降，但在对付吐蕃、南诏等的进扰时，仍经常主动出击。即使在整体上是处于战略防御时，也力争以战役、战术上的进攻来挫败敌军。如代宗大历八年 公元，，年，吐蕃攻灵武。唐将李晟迂回敌后，奇袭吐蕃后勤基地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种”（10），迫使吐蕃撤围退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吐蕃攻唐北部的灵、朔等州。唐派西川节度使韦皋从成都西山攻入吐蕃。韦皋军”转战千里”（11），大破吐蕃，迫使吐蕃从灵、朔撤兵南下。

　　2 ，重视战略、战术上的突然性，经常使用突然袭击和轻骑兵远程奔袭　　
　　唐代名将李靖强调，”用兵上神，战贵其速”（12） 。他善于使用突然袭击，常出敌不意，战而胜之。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他率军攻萧铣，趁”江水泛涨，三峡路险”，萧铣认为其无法进军，“休兵不设备”时（13），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顺流急下，一举攻灭萧铣。贞观四年 公元（630）年，他率军进攻东突厥，趁其不备时，突然以三千骑兵”夜袭定襄”（14），大败突厥。

　　不久，又趁唐俭等前往突厥牙帐慰抚时，“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15）， 一举歼灭突厥主力。

　　在强调进攻的突然性这一思想指导下，唐代战争中经常使用轻骑兵进行远程奔袭。除前述李靖破东突厥之战外，著名的战例还有天宝六载（公元747年），高仙芝率安西四镇兵远程奔袭小勃律之战。唐军行军数千里，历时百余日，乘敌不备攻下吐蕃军据守之连云堡。接着又急行军数日，长驱五百里，直入小勃律国都孽多城（16）。另一个更著名的战例是李?逖┮瓜讨荨Ｔ褪辏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