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想象中国的两个极端ZT

苏格兰风笛

中国形象：幸福山谷与城市墓场
     
     1933年，西方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的书，都很畅销。一本是《消失的地平线》，一本是《人的状况》。这两本书想象的中国，一个是人间乐园，一个是人间地狱。一部畅销书将乌托邦场景放到中国，这不仅说明一个人的想象，也说明某种大众共同的想象。一个人的想象只能写成一本书，大众共同的想象才能使一本书变成畅销书。那么，是什么文化背景、历史机缘，使西方人将想象中的乐园放到中国呢？
     
     中国西藏：想象乐园的背景
     公元1933年，西方世界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的畅销书，一本是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的《消失的地平线》 ，一本是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人的状况》。这两本书想象的中国，一个是人间乐园，一个是人间地狱。
     《消失的地平线》写一位英国驻印度殖民官在一次飞行事故中迫降到喜马拉雅山脉或昆仑山脉中的一个幸福的山谷——香格里拉（Shangrila）或蓝月谷。人们或许不知道《消失的地平线》，但都听说过香格里拉。这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幸福的山谷”。小说主人公康韦叙述自己在那里的经历，像是天堂记游。
     那是一个清凉神秘的夜晚，飞机强行着陆在万山峰巅之间的一块谷地。垂死的中国飞行员告诉他们，不远处有一所名叫香格里拉的喇嘛寺。夜空寂静，山谷寂静，在这无边的宁静中，刚刚从印度的骚乱中逃离的康韦，感到一种灵性的召唤。夜退去，露水打湿的天空被东方第一朵朝霞抚摸着。远处走来一行人，为首的姓张，是一个中国人。
     张的儒雅令人想起耶稣会士（Jesuits）书简中描述的中国士大夫或接待马戛尔尼（Macartney）使团的“满大人”（Mandarin）。他邀请康韦一行去前面的喇嘛寺。黎明冉冉升起的太阳，捧在蔚蓝色的手掌上，远方徐徐航来的晨雾，又渐渐散去，拥抱着最后几座雪山峰。高原的气候清新。在这一刹那间，康韦似乎也走出了雾锁的心灵，感受到灵性的最初的祝福。
     康韦已经记不清他是怎么到达香格里拉的了。稀薄的空气有一种梦幻的质素，与瓦蓝色的天空连成一体。每一呼吸，每一触目所见，都使他陷入一种深深的“如痴如醉的宁静”。康韦一行在张的陪同下，参观幸福山谷，他们发现“这个远离人烟的山谷竟是一个富饶迷人的乐园，山谷里的气温随着海拔的升高与早晚的温差变化，从温暖到炎热再到清凉；土地各尽其用，精耕细作，农作物品种繁多，丰收在望。沿着山谷开垦的田地呈狭长状，长约１２英里，宽在１至５英里不等，正午时分，这里能够享受到温暖的阳光，雪峰上融化的雪水，化作清流蜿蜒在山谷中，灌溉着这片富饶的土地，温暖的和风拂着万物，却使在荫凉处，人们也丝毫不会感到寒冷。”
     康韦注视着逶迤的山峦，沧海桑田的变化使他在富足中隐约预感到危机，但这都不能抵消他时刻感受到的幸福，“康韦再次陶醉了”。在香格里拉度过的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这是一个魅力无穷、富饶丰腴的国度。逶迤绵亘的精美的草坪与花园，溪水边点缀着茶亭，民居村舍都是那么精巧亮丽。在康韦看来，山谷里的人民都是汉藏混血，是最出色的人种，他们清洁、英俊，许多优良品质是其他民族都不具备的。他们世代生活在这和平宁静的山谷里，他们并没有一般封闭社会近亲繁殖所造成的人种衰退，田野边、道路旁、村舍门前、茶亭栏畔，到处都是欢乐的人民，他们向坐在轿上的康韦一行人笑着，与张热情地招呼，他们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无忧无虑，每一个人都致力于手边各种各样的工作，但谁也不会显得匆忙。这是康韦见过的最可爱的地方，就连那个“处处寻找异教弊端”的Ｂ小姐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一切至少看起来“无可挑剔”。
     香格里拉不仅有东方式的自然灵性的美与神圣，还有西方式的物质文明的完善——从空调到抽水马桶。张不无得意地对他们说：“我们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野蛮……”康韦一行来到香格里拉，无论是物质享受还是精神滋养，都是一次极大的丰收。以后的那段日子里，他们越来越深刻地领略到香格里拉的神秘，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幸福的谷地”，是唯一未被污染的地方，那里仍保持着天堂的纯洁与爱，“神在东方的伊甸设了一个乐园给人安居。”（《创世纪》２．８）西方人永远也忘不了这段启示，它是幸福的回忆，也是永恒的许诺。
     《消失的地平线》是一部乌托邦小说，采用了乌托邦作品通用的叙述模式。主人公在旅行的一次偶然的机遇中，来到一个遥远、封闭、未知神秘的人间乐园。莫尔（Thomas.More）的《乌托邦》（Utopia）、康柏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太阳城》（City of the Sun）、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岛》（New Atalantis），莫里斯的《乌有乡之消息》（News From Nowhere），形式都与这本书类似。叙述者是旅行者，他的使命不是成为乌托邦或香格里拉的居民，而是将乐园的消息带回他那动乱苦难、充满缺憾与渴望的故乡。康韦他们时刻想离开这个与世隔绝的幸福山谷，但张告诉他们，几个月才有一支商队从山那边到来，他们只有跟随商队才能离开这里。康韦感到自己的心灵一天一天地趋于宁静，他猜想自己是被有意带到这里来的，他又想起那位中国飞行员临死前神秘的微笑。

苏格兰风笛

香拉里拉的美在于它的神秘。一是自然的神秘，一是人文的神秘。它是人间最后一块净土。清晨的山峰裹着一层肃穆的银白色，荡涤万山的天风，不知正吹向哪一处幸运的地方；正午阳光的金黄色也令人眩晕，草木鲜花在凝固的光辉中沉思；黄昏时气候清朗，如同叶芝（Yeats）诗中描写——无数红雀的翅膀染了半天的颜色。而最感人的还是沐浴在如水月光中的幽蓝的山谷，被银光闪烁的卡拉卡尔雪峰围绕着，像个天然的港湾。
     对康韦来说，香格里拉也是心灵的港湾。他在月色下的庭院回廊漫步，让宁静慢慢浸透到身心。回到古老的梦中，就像回到梦想中的“家”。几个星期过去了，香拉里拉丰富的藏书，满族少女柔妙的琴声，精致的饮食起居条件，都使康韦感到天堂般的幸福如意。康韦终于有机会去拜见那位神秘的大喇嘛。张把他引进一间温热的小屋，康韦第一次见到矮小、苍老的大喇嘛时，他被某种神秘震撼了。
     那天从下午到晚上，康韦都在这位神秘的大喇嘛的低语与叹息中渡过。空气凝固住了，东方的超世理想在这遥远的山谷中变成现实。一切不可想象的事突然变得可以理解。大喇嘛说，两个千禧年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启示录”（Revelation）上所描绘的可怕景象不可避免地将展现在人们面前，贪欲与野蛮将毁灭一切，只有这和平宁静的山谷，才是保存人类文明最后的圣地。“……理性的人们能想出什么办法抵抗这铁与火的毁灭？请相信我吧，圣佩罗（Saint Petro）的预见很快就会变成现实。孩子呵，这就是我为什么呆在这里、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我们一同祈祷渡过这场毁灭性的灾难的真正原因。……孩子，强者互相残杀，终归于尽。基督的道义终将实现，柔弱者将继承战乱后荒败的大地。”
     乌托邦如果不是虚构的，就没有现实意义；虚构如果不显得像真实一样，又无法实现其超越现实的价值。在此真实历史成为虚构小说的背景。这位衰弱的、气若游丝的大喇嘛，竟是一位已经２５０岁的卢森堡人。他的经历令人想起某个耶稣会士 。１７１９年，他从北京出发，过了兰州、青海湖，继续向西，历经千辛万难、九死一生，来到香格里拉山谷，开始了他漫长而神秘、宁静的生涯，那一年，他５９岁。以后的日子里，他在这宁静的山谷中研读经典、聆听圣乐，沉思冥想，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外部世界兴衰沉浮，或激奋、或凯旋、或战乱、或失败，苦难接连不断。只有这山谷中，幸福才是永恒的。
     大喇嘛，或佩罗神父说，他的大限已到了，血肉凡胎，终有一死。这个世界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灾难，大祸临头了。他已经生活得太久，见得太多，这是一个悠久的预言，早在拿破仑出世之前，他就已经知道这一切。文明之花朵将彻底被摧残。西方人已经经历过五百年的黑暗，那是由蛮族入侵造成的，但那时人类尚有光明之地，在中国，在秘鲁。可是这一次，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幸免。唯一可以承继人类文明之火的，便是“蓝月谷”。他劝康韦留下来，等新一代人绝望地从废墟中寻找文明的种子时，蓝月谷还在，那时康韦还在，这将是奇迹，文明复活的希望……大喇嘛虚弱的声音，像夜空中的露水，那低声的耳语、深沉的叹息，一次又一次，越来越深远地将康韦的灵魂引领上一次神秘的旅行。那是一种令人神往、痴醉的美！一切都在沉静中，老人挪动了一下瘦小的身躯，从椅子中站起来，幽灵一般地轻渺。此时室外已是密匝匝的夜幕，夜幕深处，隐约传来雷电的声音。康韦终于在这位圣者面前跪下了。星夜如梦境般地清朗洁净，山谷躺在雪峰间，夜空如水般清凉，他的心也澄明一片，灵魂似乎已经洗净尘埃，从来不曾有过地轻盈。
     一部畅销书将幸福乌托邦的场景放到中国的西藏，这不仅说明一个人的想象，也说明某种大众共同的想象。一个人的想象只能写成一本书，大众共同的想象才能使一本书变成畅销书。那么，是什么文化背景、历史机缘，使西方人将想象中的乐园放到中国呢？

苏格兰风笛

中国上海：想象地狱的背景
     公元１９３３年，《消失的地平线》在英国出版的同一年，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的《人的状况》 ，希尔顿描写了一个远在中国西藏的人间乐园香格里拉，马尔罗描述了一个远在中国上海的人间地狱。所谓“人的状况”，就是人在地狱中的状况，而这个地狱的背景就是充满血腥与暴力的上海。在那里，革命者正在进行谋杀，政府无情地镇压，大众则贫困、肮脏、混乱、疯狂、仇恨、绝望……中国这座城市可能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
     地狱般的上海既是一个现实的城市，又是一种想象的场景。春天是令人绝望的雾水季节，浸在潮湿中的黑夜，一切都在腐烂。天空低垂，拥挤着奇形怪状的乌云。仅有的几颗星星，像几盏即将熄灭的灯，透过阴冷的云缝，绝望地燃烧着。混浊的河水喘息着流淌。在这座乱七八糟的城市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辰，都在滋长着罪恶。小说开篇，一位姓陈的中国革命者正在进行的谋杀。血终于从刀口奔涌而出，整个雾蒙蒙的空气中，都渗着血腥味。
     上海是一个城市坟场。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这部以“四、一二”政变为背景写中国的小说中，想象的中国城市天空总是阴云密布，肮脏、混乱，恐怖的夜晚用寂静掩盖着谋杀，等到黎明，凄厉的号声中，刽子手走过旧城，一只只乌黑的笼里装着砍下来的头颅，头发上还滴着雨水。很多人说马尔罗去过他笔下的这座城市——上海。马尔罗没有认可，但也没有否定。他是个艺术家，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生活在充满恐惧与欲望的梦幻中。就像当年拉文那（Lavena）街头的市民指着但丁蹒跚的背影说：那就是去过地狱的人，但丁也并没有回过头来承认或否认。
     马尔罗想象的中国城市是一座坟场，人们在死亡中体验生命的意义，因为在所谓“人的状况”中，只有死亡是唯一的意义。马尔罗是个主观的作家，《人的状况》中关于中国城市的描写中，除了一点他生活过的西贡堤岸市华人区的影子外，其余都是他纯粹的想象。他根本不需要再现什么现实，在他用语言操纵的那一小块世界里，他享受绝对的自由。他把一座中国城市描绘成地狱，那是因为也需要一个地狱的背景，把脚踏在血泊与污水中，感觉与思考“人的状况。”
     问题是，他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人的状况”的背景是中国？是什么原因使他在如醉如痴的激情中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只有黑夜的地方？
     “荒凉的夜幕笼罩着遍布水田和沼泽的中国．．．．．．”用马尔罗的话说，大概从菩萨的年代开始就是这样。他用了许多描写黑暗死亡的词汇描述上海或武汉，批评家甚至认为，但丁以后西方语言中描绘地狱的词汇，从来没有像在《人的状况》中那样被丰富过。恐惧、荒凉、残酷、迷雾、狂乱，在那个永远黑暗的国度里，重重叠叠挣扎着的人都陷入同样的绝望中，饥饿、贫穷、虚弱、愚昧无知，萎靡不振，混浊的河流像地狱中的血，从那里流向生活。陈将枪口伸进嘴巴开枪自杀，失败的革命者被鞭打后，一个个投入燃烧的火车头煤炉中烧死．．．．．．
     《失去的地平线》与《人的状况》的背景都是作家主观臆想的中国，这两本书同一年出版，但是呈现的背景反差却如此之大，形成最令人吃惊的对比。一个（香格里拉）是走向永生的光明，另一个（夜幕下的上海）却是死亡的黑暗。不仅如此，《人的状况》在许多方面都与《失去的地平线》构成最鲜明的对比，不论是事件，还是人物，那地狱般的城市里的生灵，“活像深浊的泥水中的一条条鱼那样丑怪难看”。他们忍受着极度的屈辱、饥饿、肮脏与混乱，在无边无际的黑夜中绝望地死去，只有鲜血上才滞凝着一丝冷光。而香格里拉的男女却是那样优雅漂亮，他们和平幸福地生活在阳光中，即使夜晚，星星或月亮也是明亮的。没有什么比香格里拉更像天堂，也没有什么比《人的状况》中所描写的两座城市——上海与武汉——更像地狱，那是所有想象中最黑暗的背景，最可怕的废墟：
     “天空低垂，聚满了乌云，只有云与云之间隙缝深处露出几颗最后的星星。风吹云移，使昏暗的天色时暗时明，仿佛这无边无际的阴影使底色更深浓了。卡托夫和乔穿着运动胶底鞋。只有他们走到泥泞的地方，才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租界——敌人——这一边，屋檐处，已是晨曦微露。汽笛长鸣，慢慢划破长空，在戒备森严的城中，风带着渐趋平息的嘈音，及舰船交汇时的鸣叫，在小街陋巷惨淡的灯上飘过。在静止不变的灯光照映下，周围一带的断垣残壁以及它们种种的残破景象都从这荒凉的阴影里显露无遗。而且似乎还从中发出一股永无止境的臭气。有五十万人，在这些墙垣下栖身度日：有纱厂工人，从小每天就干十六小时活的人，有怨声载道的人，残疾的人，挨饿的人。保护灯泡的玻璃灯罩变得模模糊糊了，中国的一场忿怒的暴风雨不久即将席卷全城了。”这是上海，同样地狱般的景象也出现在汉口，中国的另一个城市。当陈到达这个绝望混乱的城市时，夕阳已经落到世界的某个角落去了，西边天空青蓝色的磷光已在高处融入夜幕，爬在佛塔上的青藤也漆黑一片，城市一片乱糟糟。残垣断壁间，士兵们无精打采地在街头巡逻，“挂着哈蚧招牌的郎中，卖草药和符咒的小贩，代写书信的先生、巫师、看相术士和算命瞎子，都在浑浊的掩盖血迹的灯光下，继续经营他们的惨淡生意。”

苏格兰风笛

马尔罗笔下的中国城市，是他所能想象到的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就像香格里拉是希尔顿当时所能想象到的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一样。实际上它们都不是什么现实的地方，而是想象创造的“乌托邦”。想象天堂或想象地狱，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关于天堂与地狱的想象，我们的问题不是这种想象本身，而是西方这种想象的现实历史与地理背景，都可能“落实”在同一个国家——中国。
     
     第二节 中国形象：欲望与恐惧的梦乡
     想象天堂或想象地狱，两部小说都将故事场景设置在中国。《消失的地平线》中说：香格里拉“与其说是西藏的，不如说是中国的”；“人的状况”更直接，故事就发生在上海与武汉。我们从两部小说开始讨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重要的不是指出其虚幻，而是发现其真实，一个文化心理的、历史的真实。天堂遥远、地狱遥远，它们可能都在遥远的东方。从乐园到香格里拉是一种传统，从地狱到人的状况，是另一种传统，它们都是西方文化的中国想象的原型。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国家，而是一个神话，一个隐藏了西方人欲望与恐怖的梦乡。
     东方神话，想象香格里拉的历史传统
     想象天堂或想象地狱，两部小说都将故事的场景设置在中国。这是一种文学幻想，但并非没有历史依据。其中不仅包含着某种关于历史事实的置换想象，也包含着西方人对世界与自我的某种深层想象。香格里拉“与其说是西藏的，不如说是中国的”，作者这样说。但是，中国与中国之西藏，都是知识的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而香格里拉，则只在想象的地图上。
     《消失的地平线》是一部乌托邦小说，它包含着乌托邦的一个最基本的悖论，即乌托邦一定是某一个地方(nowhere must be somewhere)，但乌托邦又不是任何一个地方(utopia is no place)。传统的乌托邦作品，总是将乌托邦置于世界某个未知的地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世界南方大洋是个未知的领域，所以莫尔的《乌托邦》、康柏内拉的《太阳城》、安德烈（J.V.Andreae）的《基督城》（Christianopolis）与培根的《新大西洋岛》，都出现在南方大洋的某个未知的小岛上或某个已知的岛屿的未知的内地（如“太阳城”在锡兰岛内陆）。传统的乌托邦大都设置在某个神秘的岛屿或山谷中。因为只有这些未知的地方(Terrae incognitae)，才可能既是某一个地方又不是任何一个地方。探险、旅行、发现、不断推展已知世界的地平线，最后当乌托邦作家在这个星球的表面已经找不到一处未知之地可以安置他们的乌托邦时，他们可能将乌托邦的地点转移到地下，或者干脆放弃空间的地点，将乌托邦置于时间的未来的某一段上，如霍尔堡（L.Holberg）的《尼尔斯·克里姆的地下行纪》9Niels Klim’s Journey Under the Ground）、塔德（G. Tarde）的《地下人》（Underground Man）或贝拉米（E.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 20世纪对西方人来说，世界上如果还有某处神秘未知之地可以容下幻想安置乌托邦，大概是只有世界屋脊的那些神秘的大山，那里不仅是世界最高最难以企达的地方，也是西方人了解最少的地方。《失去的地平线》在书名上已经暗示了这一层意义。Lost（消失）即暗示着未知又暗示着失去，而horizon（地平线）既指地域的极限又指人们对地域的知识（视域）的极限。香格里拉就是“消失的地平线”，它是人们未知的，也是人们失去的乐园，在地域与人们已知视域的极限之外。
     20世纪30年代西方作家想象乌托邦，似乎只有在中国西部的大山之中。所谓世界未知的领域，是相对的概念，历史不同时代未知的领域不同，世界不同地区、民族与文化、个人的未知的领域，也不尽相同。对于纪元开始时的罗马人来说，汉帝国是他们未知的最遥远的地方，而对于汉人来说，罗马帝国又是世界上未知的最遥远的地方。美国地理学家怀特（J K Wright）提出想象的地理学，在人们的头脑中，既有一张知识的地图，又有一张想象的地图。想象的地图是不同民族文化与个人根据自身的欲望、恐惧、爱与焦虑等情感构筑的世界图景。 中国形象同时出现在西方文化的知识与想象两张地图上。出现在知识地图上的中国，是一个已知的、现实的国家，由特定的地理信息确定；出现在想象地图上的中国，比知识地图上的中国，历史更加久远。当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未知的国度时，西方人关于世界，尤其是东方的想象中，就已经出现了中国形象，这个中国形象，可能表现为想象中西方人欲望的地方，也可能表现为想象中西方人恐惧的地方。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同时涉及到西方文化视野中知识地图上的中国与想象地图上的中国，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关联。
     中国首先是作为一个莫须有的地方，出现在西方的异域想象视野中。这个“地方”可能叫“赛里斯”（丝人国）（Seres）或契丹蛮子， 也可能叫“大明”或“中央帝国”。它可能因为未知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地方，更可能因为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对已知世界的遗憾，而成为一个欲望的乌托邦。中国出现在西方人的知识地图上，最早也要到17世纪。但早在马可·波罗时代（13世纪），中国已出现在西方的想象地图上，那是一个欲望之地，一个可能期待“长老约翰的国土”与巨大的财富出现的地方。马可·波罗前后的旅行家，直接或间接地都证明他们在中国或中国周边发现了“长老约翰的国土” 。这种想象与西方传统的东方想象是相关的，东方是财富与智慧的家乡。博岱（Henri Baudet）在《人间乐园》（Paradise On Earth）一书中指出：“欧洲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就是将异域理想化为人间乐园。”这种心理也是西方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扩张的精神动机：“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说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互不相关。一方面是物质因素，欧洲与非欧洲的关系反映在客观现实上；另一方面，与种种客观现实——诸如金银香料之类无关，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冲动，更强烈更有力，它产生于一种深层的、理想的怀旧情绪，对体现着创世的真正意旨的终极和谐的向往……起初，我们的文化在时间中追求这种和谐，在我们自身或他者的‘绝对往昔’中追求这种和谐。……然后，我们又在空间中追求这种完美的和谐：在一个现实的或非现实的同时代的世界中，追求完美的和谐，于是，所有想象中的外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可能被理想化……”
     《消失的地平线》就是西方想象的同时代异地空间中体现着完美和谐的地方。将完美和谐的乌托邦设置在中国，在西方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 知识之光无法洞透的朦胧之地、想象生长。在西方的想象地图上，中国一直被传说为某种类似人间乐园的地方。在马可·波罗那里，中国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乐园，在启蒙哲学家那里，中国是文化与道德的理想国。而从马可·波罗的游记到启蒙哲学家的著作，其中中国形象的原型基本上是一致的。18世纪后期以来，贸易、战争、殖民加速了知识的增长，中国在西方的知识地图上的轮廓渐渐清晰了，开始驱赶想象。当知识地图上的中国大部已容不下想象的乌托邦时，乌托邦在想象的地图上，只好迁址西藏。所以利·费贡（Lee Feigon）在《解密西藏》（Demystifying Tibet）一书中说，“许多西方人将西藏当作中国的替代性自我”（many Westerners perceived Tibet as China’s alter ego）。 曾经将中国当作“长老约翰的国土”的人们，现在将西藏当作“长老约翰的国土”。在希尔顿描写香格里拉的时候，希特勒派了一个考察团去西藏，试图证明藏民是雅利安人种。在人们的头脑中，知识的地图与想象的地图经常混淆不清。莫尔写出《乌托邦》后，真有航海家去南太平洋寻找“乌托邦”这个地方。而1998年底，英国考察团还在西藏寻找香格里拉，他们的探险纪录片在圣诞夜的晚上由BBC四套节目播出。
     香格里拉“与其说是西藏的，不如说是中国的”，实际上应该说是“遥远东方的”，因为“遥远的东方”在西方人的想象地理与心理中，都有着特定的含义，而且这个含义一直是与乌托邦相关的。在西方文化中想象的地图中的东方乐园或香格里拉没有变，变的只是想象的乐园与知识的地图的关系。乌托邦是某一个地方又不是任何一个地方，它的存在必须假定想象的地图与知识的地图的某种程度上的错位。从历史上看，想象的地图与知识的地图相互参照，构成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两个维面。乌托邦地理的基本特征是某个遥远的、封闭的、处在时间之外的永恒的地域。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封闭遥远的亚洲社会，首先是印度、中国大陆、日本，最后到西藏地区，便成为西方的乌托邦想象的场景。20世纪西方人关于香格里拉的想象，重复了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关于“大汗的国土”和“康熙治下的中华帝国”的形象特征。在启蒙哲学家那里，哲学家统治的中华帝国曾是拯救西方的希望，如今，香格里拉又成为拯救西方的希望，甚至拯救世界的希望。在20世纪人的想象的地图上，只有万山之颠的青藏高原，才是遥远、封闭、永恒的，适应乌托邦想象生长的地方。彼得·毕少（P Bishop）在《香格里拉的神话》（The Myth of Shangri-La）中总结道：“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是西藏乌托邦的精华，其最基本的权威性不仅表现在经验上比较可信，还表现在它基本符合当代人关于乌托邦的想象。这里的形象是清晰可辨的：香格里拉的空气‘象另一个星球上那样纯净’；‘稀薄的空气在瓦蓝色的天空下，具有一种梦幻的质素’；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文明，‘丝毫没有来自外界的污染’，尤其没有‘舞会、电影、霓虹灯’，没有电报；只有一种神秘，‘深藏于爱的核心’的神秘；这里没有时间的紧迫，甚至让人感觉不到时间，一切都适度、悠闲，温文尔雅，四周的高山是‘一道纯洁的屏障’，幸福山谷即使处在四周的荒蛮之地、也丰腴富饶，甚至可以找到大量的黄金……” 如果我们对比《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的“香格里拉”与《中国佬的来信》 中描述的中国，我们便知道，在西方人想象的地图中，那是同一个地方，一个表现西方人缺憾与向往的乌托邦，只是在知识的地图上，它的背景从传统中国的核心移到边缘的青藏高原上。
     在西方的想象的地图上，香格里拉的传统一直可以远溯到东方乐园。“神在东方的伊甸设了一个乐园给人安居。”（《创世纪》2.8）这是同一种想象的同一个地方，只是在知识的地图上，可能从印度移到中国内陆再移到青藏高原。乌托邦的“地址”的意义不在于知识的地图上的某一个国家，而在于设定想象的地图上表现特定文化意义的空间，其距离与方位。如遥远的东方，遥远表示距离，东方表示方位。这个遥远的东方，在西方文化的想象地图中，具有特定的、不变的含义，变化的只是它与知识的地图的上那些东方地域与国家的关系。

苏格兰风笛

东方神话：想象人间地狱的历史传统
     想象东方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种特殊的浪漫。它可能是美好和谐的，也可能是邪恶恐怖的。从西方古典时代想象的波斯帝国与食人部落、中世纪的地狱与魔鬼部族，到浪漫主义时代怪诞、奇异、阴森恐怖的东方，都是西方关于东方想象的一部分，或另一个极端。
     小说想象并不是随意的，不管是将中国想象为人间乐园还是人间地狱，都有其深远的历史传统，都可以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找到根据。在西方想象的地图上，地狱也出现在遥远的东方。古典时代，这个东方地狱在印度，老普林尼(Pline)的《自然志》总结了古希腊人关于印度是魔鬼的故乡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想象。 基督教中世纪的传说中，地狱在乐园的旁边，在东方的某个地方，所谓大墙之内哥革与玛各（Gog＆Magog）的故乡。蒙古人入侵，使西方纯粹想象中的地狱有可能获得一个确定的地方，鞑靼人是来自地狱的魔鬼，他们的家乡鞑靼就是地狱所在，拉丁语中的鞑靼与地狱是同一个词，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时，他是准备下地狱的。 从马可·波罗时代到耶稣会士时代，西方旅行家在遥远的东方没有见到地狱却找到了世俗天堂。直到浪漫主义时代，现实领域的殖民扩张与精神领域中的哥特文化复兴，才使地狱幻象再次出现在西方人的东方想象中。德昆西（De Quincy）在鸦片梦幻中见到的中国景象是一个地狱，恐怖的密林，深谷与各种可怕的怪物，都与西方人传统的地狱想象相吻合，而德昆西在鸦片梦幻中看到的遥远的东方的地狱景象，麦都思（W.H.Medhurst）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也看到了。在他们那个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中，想象的地图中的人间地狱与“知识”的地图中的中华帝国几乎重合了。 中华帝国便是西方人可以想象到并已经“认识”到的人间地狱。如果我们将德昆西的梦幻、麦都思的报告、帕斯卡尔（Pascal）的警句 与马尔罗的小说放到一起读，我们又可以发现，在中国的“人的状况”恰恰是可以想象到的地狱景象。
     19世纪使西方想象的东方乐园变成神秘恐怖的东方地狱，而中国在西方的想象中不管表现为天堂还是地狱，文化功能都是确立一个表现差异的他者。卡巴尼(Rana Kabbani)在谈到“欧洲的东方神话”时指出：“欧洲关于东方的叙事，不断处心积虑地强调所谓不同于西方的性质，从而将东方置于某种万劫不复的‘他者’地位。在欧洲叙述东方他者的众多主题中，最明显的有两点：一是反复强调东方是一个纵欲堕落的地方；二是强调东方的内在残暴性。这两类主题出现在中世纪观念中，并断断续续、时强时弱地重复叙述到今天。其中19世纪这两类主题被表达得最淋漓尽致。因为19世纪东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的对立——帝国主义时代的对立。如果能够证明东方人是懒惰的、淫荡的、残暴的、混乱而无法自理的，那么帝国主义者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入侵与统治是正义的……” 不管怎样，西方想象的中国或东方，总是一个与西方截然相反的世界。这是西方文化认同的策略。19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除了鸦片帝国的所谓“本质特征”外，也具有西方人想象的那些“东方性”。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皇朝，却没有结束西方想象中的鸦片帝国的邪恶与堕落。革命后的中国，在许多西方人看来，不是走向复兴，而是陷入更深的混乱与罪恶，甚至是一种集东方与西方罪恶之大成的人类存在的黑暗深渊。马尔罗选择上海作为“人的状况”的背景，是以文学的方式解释、重构、发挥西方传统关于中国想象的另一个极端——地狱中国的原型。
     想象天堂或想象地狱，两部小说都将故事场景设置在中国。《失去的地平线》中说：香格里拉“与其说是西藏的，不如说是中国的”；“人的状况”更直接，故事就发生在上海与武汉。我们从两部小说开始讨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重要的不是指出其虚幻，而是发现其真实，一个文化心理的、历史的真实。天堂遥远、地狱遥远，它们可能都在遥远的东方。从乐园到香格里拉是一种传统，从地狱到人的状况，是另一种传统，它们都是西方文化的中国想象的原型。
     在西方的想象中，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乐园般光明的中国，如香格里拉，另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如马尔罗笔下的上海。它们虽然都不能说明中国的真实，但却能说明西方的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心理的真实，这种真实可以在历史事件与观念中找到其根据与意义，甚至具体到细节。在香格里拉这个虚构的人间乐园中，我们看到中西关系史上形形色色的角色：世界主义空想家、传教士、军人、政客、商人、海盗、流浪汉、冒险家．．．．．．康韦一行四人偶然来到香格里拉，这四个人除了康韦外，一个是有军人气质的查尔斯．马林森，他是康韦在领事馆的下属；一个叫亨利·巴纳德的美国人是在逃犯，真名查默斯．布莱恩；最后是一个女传教士布琳克洛小姐。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扩张史上也正是这四类人在“闯荡世界”。马林森始终带着西方军人与政客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历史上他们对中国表现出最大限度的仇视。他焦燥地要离开香格里拉，不断诅咒：“这些家伙都是典型的东方人，无法迅速有效地做任何事！”他对香格里拉的一切表示怀疑，唯一感兴趣的是这里的“少女”罗珍，这大概是西方骑士传统的表现，如今拉美世界那么多混血种，可以说都是马林森的后代。巴纳德关心香格里拉耀眼的财富，这是商人或强盗的眼光。西方关于中国的许多传说，甚至包括马可．波罗的游记和哥伦布的幻想，都是这种眼光中的东方世界——金银与钻石的世界。读一部乌托邦式的小说像读一部历史，想象的自由在这里显得苍白、贫乏，因为所有的虚构都被纳入历史与传统之中。布琳克洛小姐是那些传教士的代表。她在享受乐园的同时随处看到东方式的道德败落。终于有机会离去了，可巴纳德却不愿意走，他在财富与地狱之间选择，东方成了罪恶的藏身之地。布琳克洛小姐也愿意留下来，基督教信徒的热情在她胸中燃烧，她无法忍受让这样一个乐园跌落在基督教世界之外，她要留下来传播福音、学汉语，说服教会派更多的传教士来，她的想法与行为是典型的西方传教士的，从耶稣会士到中国内陆传教团。康韦是个有启蒙时代世界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游历过许多地方，对中国表现出最大限度的理解与好感。张是典型的“康白度”（Comprador），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负责招待这些闯入的西方人。满族姑娘罗珍是西方想象中的东方艺妓，而那些藏民出现在小说中，不过是会抬轿子的无知百姓，生活在动物般纯朴的幸福中。罗珍弹奏的美妙的音乐是莫扎特、肖邦的小夜曲，博雅的图书馆是奥地利人亨切尔建立的，其中几千册图书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俄文的，当然“还有中国和东方典籍”，遗憾的是希尔顿先生没有举出一部。最后是那个神秘的大喇嘛，香格里拉的首脑，原来也是西方人，像是18世纪“礼仪之争” 后在中国幸存的传教士，而且带着19世纪的种族主义偏见。他认为本地的西藏人头脑迟钝，感受力差而且寿命也短，至多不过１００岁。汉人比藏人好一点，但天份不如人意，很难培养成功。最好的还是西方人、北欧人、拉丁人，美国人也可以．．．．．．所以他在这里守候康韦，希望他能够继承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原来是个西方殖民地，由鲁滨逊的子孙们建立的，连香格里拉所谓的东方智慧也值得怀疑，那是基督教启示录的智慧！

苏格兰风笛

第三节 中国形象：在两极间摇摆
     《消失的地平线》与《人的状况》描绘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中国形象，同时包含着想象地图与知识的地图上某个模糊的地域指向，又包含着某种明确的隐喻或象征意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中国形象，不仅代表着西方的中国形象历史上的两个最基本的原型，也代表着20世纪西方的中国想象的两种极端倾向。
     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二元对立原则下的“他者”想象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他者想象的原型。它与其说明中国，不如说明西方文化自身的意义。现代思想中，“他者”概念在哲学、心理学、文化研究领域，都有相当的重要性。在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理论中，他者是无意识领域与自我相对立并确认自我的一种象征秩序或象征性的地点，它以话语的形式表现出来，确定主体所缺失的与主体所必须追求的东西，从而引导着主体的欲望与命运。文化研究中的他者概念主要来自于福柯（Michel Foucault）与赛义德（Edward Said）的理论，指一种文化通过塑造一个与自身对立并低于自身的文化影象，来确定的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并认同自身。 西方将东方塑造为“他者”，而在东方的他者形象中，中国形象作为最遥远的东方，意味着西方文化视野内东方性他者的某种极端化因素。它意味着地理与心理上的某种极限，作为另一个世界，它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如人间乐园或人间地狱，作为自我的对立面，它可能是无意识领域非理性的最隐密最深遂的角落。
     在西方的异域想象背景上，两部小说描述的中国形象差异如此之大，以致走到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中国同时表现为人间乐园与人间地狱，如果只是小说家随意的想象，也就罢了，但问题是小说中描述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中国形象，不仅代表着西方的中国形象历史上的两个最基本的原型，也代表着20世纪西方的中国想象的两种极端倾向。 我们从两部小说开始讨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强调的是这种形象本身的想象性与虚构性。
     西方的中国形象，既不同于所谓严肃的汉学（Sinology），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西方文本中关于中国的虚构与想象。汉学仅指西方精英圈子内对中国的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多少也参与中国形象的构筑，便毕竟不能代表西方的中国形象，一则它只是传播面窄，专业化的“知识”或伪知识，不能代表大众形象，二则它一旦作为“知识”，就同时假设了真伪与知识的进步尺度。西方的中国形象，也不只是指某一篇文本中所描述的中国，因为任何一篇具体的文本，都既是个人经验的陈述，又表现出某种共同的文化原型与期待。西方的中国形象，指表现性的（Representative）、具有某种原型意义的西方有关特定“他者”的一整套话语。这种形象是大众化的，由不同类型文本，从通俗文学到政论、新闻、学术研究，共同构筑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稍加变异地重复的，某种具有原型性的形象，其中包含着对地理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也包含着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当然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中国形象即所谓的文化“他者”。中国形象是普遍意义上的，我们在众多资料中选择分析的文本，根据在于这些文本具有某种代表性，它既是特定时代里流传较广、代表大众观念想象的文本，又是略加变异地重复历史中一贯的普通原型的文本。在西方历史的不同时代，有些文本提供的有关中国的形象一闪而过，毫无影响，它可能是非常真实的，也可能是非常荒诞的，这都无关紧要。而另一些文本，似乎重复一些老的套话，却在各个时代经久不衰。在后一类文本中，不管它属于什么类型，总是在新语境下重复旧原型，它加入了特定时代某些独特的因素，但基本结构却没有变。比如说，《消失的地平线》与《人的状况》，依旧将“遥远的东方”想象为天堂或地狱出现的地方，只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这个遥远的东方已经被推远到青藏高原，而且还加入了许多西方殖民的特征。
     西方的中国形象，具有形象的个性与丰富性，又具有原型的普遍性与一致性，其意义并不表现在指涉形象之外现实世界，而在自身结构通过观念与形式的关系而创造的意义。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西方文化关于中国的想象与表现，而是西方人想象与表现“中国”的方式与角度。正如希尔曼（J. Hillman）在《原型心理学》（Archetypal Psychology）中指出的：“形象并不代表形象之外的任何东西”，“……形象不仅是人们所想见的东西，也是人们想见的方式，形象产生于想象的视野，也只能为想象活动所感知。” ；因此，我们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并不是研究它所指涉的现实中国，而是研究西方文化心理视野内想象地图上关于“遥远的东方”的原型及其在不同时代的表现，研究西方文化心理结构及其他者想象的方式与角度。由此看来，文学文本与学术文本，在我们的研究中具有同样的真实价值，这种真实性体现在形象的表现力上，而且，虚构文本往往更能说明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
     中国形象寓于不同类型的文本中，我们选择不同类型的文本作为典范性文本进行分析，揭示特定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原型意义。在不同文本之间，我们试图寻找某种协作与互证的关系。比如说，通俗文化作品与学术著作，以不同的话语方式，竟在构筑或重复证明同一种中国形象。所以我们同时在分析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语境。研究的基本方式是分析与总结，但对文本形象往往必须采用描述的方式，因为形象的意义及其丰富性是由文本自身呈现的。每一种形象都有多重显现的意义，它可能是个人的、政治的、历史的、宗教的，这些意义侧面相互渗透，细节丰富而幽微，其整体性与多面性、象征与暗示意义，经常是逻辑分析所无法揭示的，所以，描述甚至引述，就成为研究的必要手段，它让形象自身表述、显现，以感性的方式“解释”自身。正如原型心理学提出的，它不仅研究想象，而且以想象的方式研究。托马斯·摩尔（T. Moore）在为亨利·希尔曼编的文选《蓝色火焰》（A Blue Fire）前言中说：“希尔曼是一位心理学的艺术家”，他的独特的风格描述再现了心灵的梦幻形式。

苏格兰风笛

小说的想象可能是文学的，但想象的语境，其素材与渊源却是历史的。马可·波罗以来7个世纪间，中国形象在西方被美化丑化到两个极端，其中经历的历史与观念变故，都形象地表现在这两部小说中。文学的自由想象，也成为某种“大叙事”的功能，作者似乎无意识间复述着西方历史中两种典型的中国形象。在《消失的地平线》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地理大发现的激动、传统的乌托邦向往、耶稣会士们关于基督教化中国的理想、19世纪以来对中国的殖民历程、20世纪初西方有关东方文化启悟的想象；《人的状况》暗示着西方历史上中国形象的另一个类型，一个堕落、混乱、残暴、邪恶的中国，一个等待西方殖民“拯救”的中国。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异在的空间”，它已被包容到西方之中，成为西方的邪恶部分。小说也不是无端的虚构，它是历史大叙事的一种功能。我们从两部小说开始讨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意义在于强调中国形象本身的虚构性与两极化。虚构性指西方的中国形象并不“反映”中国的真实，只是“表现”西方文化构筑的“他者”。这个“他者”的意义在于标示差异，中国形象可以表现为天堂，也可以表现为地狱，关键在西方文化如何从这一“他者”形象中认同自己。两极化强调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形成两种原型，美好的与邪恶的、人间乐园性的或人间地狱式的，这两种相反极端化的中国形象，构成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的“范围”与“形式”。因为中国形象本身的性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的认同期待。西方文化自我批判自我改造时，中国形象就可能展示为肯定面（天堂），而西方文化自我认同自我扩张时，中国形象往往就表现为其否定面（地狱）。西方不同文本中关于中国的描述，与其说明中国，不如说明作家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某种文化心理；与其说明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不如说明关于中国的想象和这种想象所意味的他们自身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自足结构。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伦理意义的虚构的空间，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地方。“香格里拉”或“人的状况”发生在西藏或上海，现实知识地图上的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文化想象中遥远的东方，一个可以安置天堂或地狱的地方。西藏可能出现和平幸福的乐园，也可能隐藏着邪恶与危险，例如同时流行于西方的傅满洲的故事中，“神秘东方的最大的谜”的“密社”，就在西蕃（Sifan），“西蕃”指中国西域，与香格里拉出现在知识地图的同一个地方。西方的中国形象说的中国，实际上是西方想象地图上的那个“中国”，其心理的含义往往大于地理的含义。我们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既是研究它所指 的那个具有特定内涵的“遥远的东方”，又是研究西方文化心理中一种既定的原型，因为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地理与心理的因素往往是相关相联的。实际上没有所谓纯粹地理的“遥远的东方”，不管这个遥远的东方是作为人间乐园还是作为人间地狱出现，它都是一种经验类型。“遥远的东方”是一个表达西方文化心理中关于欲望与恐怖、平静与焦虑、满足与失落、堕落与超越的经验的方式。从这方面讲，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个隐喻，有关的形象文本，从文学到政论到传教报告，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这一隐喻的不同侧面，而且相互参照。“香格里拉”或“人的状况”发生在喜马拉雅或昆仑山脉，上海或武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表现了西方的关于“遥远的东方”的想象的两个最基本的心理原型。
     天堂的故事之外，必是一个地狱的故事。这是二元对立原则下想象他者的方式。小说当然是不真实的，可小说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心理因素却真实，它既是历史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国家，而是一个隐藏了西方人欲望与恐怖的梦乡。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的小说中，马可．波罗用手势与语言反复向疲倦的忽必烈大汗讲述他治下无数的城市时，他似乎就在说明这个道理：城市是一个梦，源自人的内心，是塑造与表达欲望与恐惧的地方。在西方人眼里，飘浮在现状与神秘之间的遥远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实在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梦境，它表达的是无意识中的恐怖与欲望。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知识与想象，经常是该文化自身结构本质的投射与反映。它意味着该文化自身的本质与现实之间出现断裂，于是就以幻想的形式将自身的本质投射到一种未知或一知半解的异域文化中去。这种文化最好是博大的、神秘的，否则也可能没有想象的余地。所谓异域的形象，实际上就是自身内在本质的形象，在西方历史上，中国形象始终摇摆在天堂与地狱的两极间，它不仅是一个现实的人文或地理概念，更有意思的是，它是一个文化心理或集体无意识概念。
     同一个中国，在西方文化中却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而这两种形象在历史不同时期重复或者稍加变化地重复出现在各类文本中，几乎成为一种原型。我们选择两部小说作为文本，从想象的地理学的角度，确定了中国形象中“中国”的想象性；西方的中国形象，只出现在西方的想象地理的背景上。从想象心理学的角度，观察同一类形象在西方文化心理背景中不断重复，又可以确定了中国形象中“形象”的原型性，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在原型心理学的背景上。正是在“形象”这一点上，地理概念与心理概念在我们的研究中结合起来。研究精神分析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弗洛依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中讨论无意识的词汇，恰好是西方人描述东方或非洲的词汇， 而我们在分析德昆西的忏悔与柯勒律治（S.Coleridge）的诗时，他们的鸦片经验的地理背景是遥远的东方，而心理背景则是潜意识。西方的中国形象在想象的地理中，出现在“遥远的东方”，在想象的心理中，出现在集体无意识中。

苏格兰风笛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中想象地图上的那个“遥远的东方”，表现着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中欲望与恐怖经验的原型。想象地理学为我们提供的理论假设，有地理的内容同时也包含着心理的含义，而想象心理学又假设，心理因素往往以地理性的隐喻表现出来。我们在原型的心理学与想象地理学的两种视野的交汇点上，追索中国形象历史的发展、演变及其原初隐喻（Root-metaphor），而对某一个时代某一种中国形象的解构，我们又试图强调其不同层面，如经验现象层面、神话原型层面与社会现实层面的意义。
     “香格里拉”或“人的状况”，暗示出20世纪西方的中国想象的两个极端
     “香格里拉”或“人的状况”同时包含着想象地图与知识的地图上某个模糊的地域指向，又包含着某种明确的隐喻或象征意义。《消失的地平线》与《人的状况》描绘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中国形象，这种中国形象反映了西方文化心理中关于中国的两种传统的原型，同时也暗示出20世纪西方的中国想象的两个极端。
     20世纪开始的时候，从传教士、军人、政客的报道到小说诗歌，西方的中国形象一方面是贫困、肮脏、混乱、残暴、危险的地狱，集中体现在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文本上，另一方面又有像《中国佬的来信》(Letter From John Chinaman)那样的作品，将中国描述为智慧、宁静、纯朴的人间乐园。以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两种形象交替出现，20年代西方知识精英曾想象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活的宁静和平的旨趣能够给陷入贪婪与仇杀中的“没落”的西方某种启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但影响只限于知识精英圈子的“遐想”，没有大众社会基础。30-40年代这种“遐想”找到了大众的表达式，从通俗小说到新闻报道，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纷纷将中国想象为纯朴、智慧的传统社会，或者反法西斯战争中“崛起的英雄”，一个有英明的领袖勇敢的人民的和平文明的国家。这段香格里拉式的想象很快就过去了。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迅速从光明陷入黑暗。红色中国在西方想象中，几乎成为一个被XX奴役，被饥饿困扰的人间魔窟，它不仅威胁着现实世界，也威胁着人们关于世界与人的善良的观念与信仰。他们检讨自己过去美化中国的“过失”，为自己的“幼稚”感到难过。然而不久，他们发现自己又错了，不仅幼稚而且健忘。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中国形象在西方逐渐由暗复明，在左翼思潮的影响下，甚至变成某种社会改造的乌托邦。红色中国变成了“美好新世界”，他们在那里看到人类的未来与希望。有趣的是，19世纪西方的进步话语曾经将中国作为“停滞的帝国”，排斥在文明历史之外或者文明历史的起点上，100多年后，中国经历一场革命之后，又成为历史进步的楷模，在中国，人类看到未来。“毛主义”（Maoist）的红色乌托邦在70年代后期又遭到破坏，西方人发现那个美好的中国形象又是一个“骗局”。一次两次“失误”，人们怀疑某一种中国形象是否真实，不断“失误”，人们或许就该怀疑西方的中国形象从来不曾真实，或者真实这个概念是否有意义。80年代的中国形象乍明还暗，一方面是西方这一时期的中国想象一直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80年代是“后文革时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在西方眼里正使中国愉快、迅速地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的基督化中国、商人的市场化中国、政客的民主化中国的神话，一时间都可能成为现实。幻想在一夜间破灭，89事件戏剧性地将西方的中国形象推入黑暗。这次不仅有追悔，还有恼怒。90年代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似乎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改变的东方XX社会，那里践踏人权、政治腐败、道德堕落，它的经济的确在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再是可喜的，而是可怕的，因为它将“助长邪恶的力量”。尤其是当西方人发现中国曾经“热爱民主西方”的青年学生，也出于一种民族主义激情进行反美示威时，他们忘了事件的起因，只感到绝望与恐慌，一个世纪的中国形象，从莫名的恐慌开始，到莫名的恐慌结束。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黑暗与光明两极间摇摆，在《消失的地平线》与《人的状况》式的想象间摇摆。它浓缩并加剧地表现了西方700年中国形象史上的两种原型，1750年之前基本上美好的中国形象与1750年之后基本上邪恶的中国形象。20世纪中期一位美国记者对美国人的中国形象做调查时指出：中国具有两种肯定与否定截然相反的形象。
     “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毫无陈旧之感，它们还随时出现在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每个历史时期均因循环往复的感受而变得充实和独特。这两种形象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可因不同的历史条件而随时间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可因人们的独特经历或品性而因人而异。于是，我们对中国时起时落但总是共存的印象，既包含了近乎永恒的稳定性，又包含了近乎无限的混乱。聪明才智和迷信无知、强壮有力和软弱无力、不可改动的保守性和不可预测的极端性、达观的冷静和突发的狂热，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我们对中国人品质的看法中。我们对中国人的感情在同情和厌弃、在父母般的仁慈和父母般的恼怒，在喜爱和敌意、在热爱和近乎憎恶的敌视中游离。”
     20世纪末，这种总结基本上被证明无误，。90年代初斯蒂汶·莫舍尔（Steven W. Mosher）完成他的著作《被误解的中国：美国的幻觉与中国的现实》， 他发现20多年过去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依旧在传统的两个极端间摆摇。无知、误解、一相情愿，异想天开，依旧是美国的中国形象的构筑基础。令人困惑的是，即使已近“地球村”时代，世界上信息最发达的美国对中国依旧那么隔膜、陌生、无知，即使是那些有直接中国经验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与了解，也有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想象与误解。这是令人失望的，甚至对世界未来大同幸福的美好前景产生怀疑。莫舍尔对美国半个多世纪间中国形象的种种误区，尤其是美化中国的误区追悔莫及。这种观点与态度的来源，是一种认识论假设或汉学假设，即认为西方是可以“认识”中国的。如果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不过是表现性的他者想象，无所谓真实与虚假，那么追悔或恼怒也就没有必要了。《被误解的中国》写到20世纪80年代末，重点在30-70年代间。科林·麦克拉斯（Colin Mackerras）的《西方的中国形象》（Western Images of China）（修订版，1999）则写到90年代末，重点在20世纪最后20年。而他认为，即使在最后这20年，西方的中国形象——以美国为主——也发生了一次两极间的剧烈摇摆，转折点在1989年。麦克拉斯认为20世纪末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个世纪间最复杂的，明暗毁誉参半。 实际上我们从20世纪中国形象整体或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整体上看，20世纪最后25年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恶化”的。80年代的中国形象始终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故事的阴影中，90年代又笼罩在6、4事件与中国威胁的阴影下，在20世纪内，它是50年代邪恶化红色中国形象的继续；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它是1750年之后丑化中国形象的传统的继续。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就像在19世纪殖民主义浪潮中一样，中国作为他者永远是被排斥、被否定、被贬低、被恐惧的对象。
     中国形象，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是西方想象中国的两种原型。无论是《消失的地平线》还是《人的状况》都是这种原型的象征与回声。在西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潜在着比任何客观经验或外在经验都更坚定稳固，更具有塑造力与包容性的中国形象的原型。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近千年历史中无数次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其中有一些客观的知识，但更多的，尤其是在情感领域中，都是那些产生自独特的心理原型的幻想。西方人正是根据西方精神或文化传统无意识中的原型来规划世界秩序“理解”或“构筑”中国的。这种原型是具有广泛组织力与消化力的普遍模式，任何外部知识都必须经过它的过滤与组构，变成可理解的形象。关于中国的原型，实际上是一种既定的知觉上领悟的能力或模式。中国的内容，只有纳入这样一种先在的模式或基型中，或地狱或天堂，才能为西方人所理解。因为西方人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中国的现实，除非是中国成为一种虚构，成为他们能够观照自身、理解自身的幻境。在那里，他们看到他们欲望的天堂，或者恐惧的地狱。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形象这一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异域经验模式，使任何中国的“事实”本身都失去自足性，必须在既定原型框架中获得改造与装扮，以充分西方化的、稀奇古怪的形象，滋养西方人的想象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系统。
     中国，这个飘浮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的“他者”形象或异域，只有在为西方文化的存在提供某种参照意义时，才能为西方人所接受。中国是西方的异已世界。它帮助西方人确定自己存在的位置、意义，确定他们自己历史的起点与终点。伊塔罗·卡尔维诺是西方现代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小说家之一，他写过一本离奇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这位出生在南美洲的马可·波罗的乡亲，试图用他那位先辈的事迹表现一个带有魔幻色彩的道理：世界是人的观念构筑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特定的意义，它们可能是家乡、异乡、亲切的、危险的、向往的、恐怖的；每一处有意义的地方，都成为我们存在的环境并构成我们存在的意义。想象将这些有意义的地方“镶嵌”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地方”大到一个洲、东方或西方，小到家中的一个角落或书桌上的一个抽屉。世界是人创造的，在人的头脑中……
     黄昏的御花园里，苍老的蒙古帝国皇帝忽必烈汗，倾听来自远方的威尼斯青年马可．波罗讲叙他那未知的庞大的世界帝国的各种城市；记忆的城市，欲望与符号的城市死亡的增进城市，所有他所统治的，他统治的所有似真似幻的、未知且看不见的城市．．．．．．马可．波罗在“城市与天空之二”的标题下讲到一个名叫比希巴的地方时，他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在比希巴（Beersheba）有这样的信仰流传：有另一个比希巴悬在天上，城市最崇高的德性与情感都位居那儿，如果地上的比希巴以天上的比希巴为典范，两座城市就会合而为一。传说中的景象是一座纯金之城，有银制的锁和钻石门，可以说是一座宝石城，全部是细致的镶嵌，是在最珍贵的材料上殚精竭虑、费力费神的成果。比希巴的居民对这个信仰笃信不疑，他们崇敬一切让他们想起天上城市的事物：他们收集贵重金属和珍奇宝石，他们弃绝一切转瞬即逝的奢侈纵欲，他们发展出各种镇静沉着的样态。
     这些居民也相信地底有另一个比希巴，是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低劣无用事物的贮藏所，时时刻刻，他们谨慎地从眼前的比希巴，抹去任何与地下的比希巴的关联或相似之处。他们想象在地底的比希巴，垃圾桶翻倒在屋顶上，倾洩出干酪皮、油污的纸张、鱼鳞、洗碗水、吃剩的意大利面，以及旧绷带。甚至倒出来的东西又黑又粘稠，像是从阴沟倒出来的沥青，是人类胃肠的延伸，从一个黑洞流到另一个黑洞，直到它泼溅在最底层的地下室地板上，而且从底下缓慢围绕的泡沫开始，一层一层地，升起一座粪便滓渣城，有着螺旋状的尖顶。
     在比希巴的信仰里，有真实的部分，也有错误。这座城市的确伴有两个自身的投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狱，但是关于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居民却弄错了。在比希巴最深的地底酝酿的地狱，是由最具权威的建筑师设计的城市，用市面上最贵重的材料建造，采用了各种设计和机械和齿轮系统，所有的管线与杠杆上都装饰了流苏、镶边和缘饰。
     为了堆积它完美的纯度，比希巴将填满自身的空洞视为美德，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严酷的巅狂；这座城市不知道它慷慨抛弃的唯一时刻，是那些它脱离自身的时候，是当它放手、伸展的时候。在比希巴的天顶，沉积了一个闪耀着城市所有财富的天体，圈围在丢弃物品的宝藏里：那是一个飘浮着马铃薯皮、破伞、旧袜子、糖果纸的行星，铺着电车票、剪下的指甲屑和硬皮、蛋壳。这就是天上的城市，长尾的慧星扫过天际，它是由于比希巴市民唯一感到自在快乐的动作，而被释放出来，在天空中运转。比希巴是一个只有在排便时才不吝啬、算计与贪婪的城市。”
     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天堂式的莫须有的地方；或者就是一个更坏的世界，一个地狱般的莫须有的地方。犹如比希巴人的信仰中自身的投影，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

the.O.C.

原帖由 苏格兰风笛 于 2006-1-26 18:56 发表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中想象地图上的那个“遥远的东方”，表现着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中欲望与恐怖经验的原型。想象地理学为我们提供的理论假设，有地理的内容同时也包含着心理的含义，而想象心理学又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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