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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己诏2

鲁迅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中国要走何种道路？有三种方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走俄国人的路”。代表人物－李大钊，毛泽东。

    军政，训政，宪政，德、意、日的路。代表人物－孙中山，蒋介石。

    “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一步步来，“取法其上”，学英、美，希望能收“得乎其中”之效。代表人物－胡适。

    有两个特别的边缘人－孙中山，陈独秀，须说一说。

    孙中山心慕英、美，可是，中国的事，一办起来，“一盘散沙”，非“法西斯”不可。因此，在“军政”、“训政”后，加上“宪政”，作为最终目标。而蒋介石是实干家、急性子，一办中国的事，径直就组织“蓝衣社”了。

    陈独秀早年留学法国，以为取到真经，鼓吹民主、科学。但民主、科学底事，他实在不甚了了。后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科学社会主义乃真科学，普罗民主方多数人之民主。于是，服膺马列。“清党”后，成了“第三国际”－苏联政策的替罪羊，入了托，座了狱。后骂斯大林与希特勒为一丘之貉，成为自由主义者。王昭君终于嫁了胡。

    鲁迅于中国应走何路？全未论及。他只说：“世间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颇有电视剧－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之味。“五四”间作－狂人日记－指旧社会全是“吃人”；“清党”中“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受他感染的青年，都成为新、旧民主革命的中坚。比诸俄国的托尔斯泰、高尔基，他是中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鲁迅对“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的经济学，毫无兴趣。对辛亥革命的不能成功，认为是没有“痛打落水狗”的原故，所以“费尔泼赖”应该缓行。后读曹聚仁文－杀错了人－又说，与其说杀错了人，不如说是看错了人。类似于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鲁迅于中国近代史之演进过程，并未看透，这是他终生苦闷的原由。鲁迅早年曾参加革命党，属徐锡宁、秋瑾一派，说起话来，总是气势汹汹，有革命家气质。但于如何建国，他所知甚少。“五四”中，他希望胡适能多说两句，看见胡适等人都去“整理国故”了，且反对激烈的革命，才灰了心，终与胡等人分道扬镳。鲁迅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佥事，在数所大学里任讲师，职卑薪少，常有饥渴之忧。与胡适之等人，不属一个阶级。言辞上，自然激烈些。

    鲁迅于“五四”前，饮酒无度，烂了肠胃，“五四”中不得不天天喝盐酸；“清党”后烟瘾奇大，烂了肺。这也是他早逝的原因。对中国之前途，他曾引裴多菲诗“希望是甚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语近颓废。

    鲁迅一生秉达尔文进化论，晚期加入些许点物质论。人说其好作尼采式的癔语，其实是“师心”、“使气”的魏晋文风。为中国小说史的始作俑者。晚年，忽忧心于海婴之教育费用的来源，方露出其可爱之一面耳。

    鲁迅的小说，胡适曾评说：“没有不好的”。它好就好在都是亲身之经历和体验；或者说写出了“永恒不变的人性”。譬如：《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就是鲁迅本人或范爱农的形象。鲁迅对阿Q之类愚民的态度，绝想不到要“唤起工农千百万，齐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的。鲁迅不是共产革命家。又譬如：《弟兄》中的弟弟，生病高烧不退，可能感染了“猩红热”，要死人的。当哥哥的着急万分，既耽心于弟弟死前、死后的大笔花消，又忧心于将要遗下的子侄的供养，成天饮食难安。中医西医，病急乱投医，最终确诊是出“疹子”，因打小就没出过，方才皆大欢喜。这正是鲁迅与周作人真实生活的小说化。
   
    鲁迅的魅力，恰在“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孤独和感伤：他觉悟着爱情，就不能与“妈妈的礼物”同房；他欲要救国救民，又不是“振臂一呼，应者数百”的英雄，更不是刺秦的荆轲。“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高长虹说他是性变态；周作人也骂他是流氓，并大打出手。考据他有生海婴，亦具男人的正常生理，却又长期不得正常的夫妻生活，偷窥手淫解决，也在学理之中。总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他总是枕利刃而眠，随时准备着“我以我血鉴轩辕”。鲁迅是人，不是神。
      
    鲁迅终于走出了“绝望”和“虚妄”，要了“我的女人”－“害马”；参加了“左联”，并成为“旗手”，与蒋汪政府作对。临死亦不宽恕自己的敌人，并留话道：“忘了我吧”，而希望“速朽”。无赖有毛泽东的表彰，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许多的恶果。但这些，他是不能负责的，因为他已经死了。
      
    读鲁迅的文字，总感“此中有真味，欲辨又忘言”，颇具禅家的机锋，他曾引《五灯会元》：“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常让人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尽管说得高妙，确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空空如也”。他让文学青年们，去张之洞《书目答问录》中摸门径，即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禅家本就是让人，自己去体认，自己去顿悟，自己增见识，决不会教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鲁迅欣赏苦行僧，而厌恶居士，重形式轻内容，其实,他老人家并不懂什么是禅。

    鲁迅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展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实绩。他的文章，就是“呐喊”与“彷徨”的交错，颇具煸动宣传性。但所有的，也只是要打倒一个旧世界的情绪，唯独没有如何打倒、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思想。

罪己诏2

孔子之道没有论及工业化，但却为工业化准备了实体——巴金的《家》。这个宗法的家，正是五四诸人要千方百计打倒的。工业化是知本与资本的累积，是干出来的。从上海荣氏家族的实例，以及当今大陆、台湾民营企业看，中国的资本主义只能从这个家中产生。耶苏也没论及工业化，但却为工业化准备了基督教伦理，韦伯说：“资本主义精神者，新教伦理也”。欧美法制国家的民法、商法，并非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先有商业的习惯规则，后把这些规则做成了法规。这些个习惯，开先都是按基督教伦理办的。伦理先于风俗，风俗先于法制。古希腊文化光辉灿烂，为什么要在二千年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才能放出异彩？正因为古希腊文化仅是些元素，必要经由经院哲学的酝酿积累，才能开花结果。世上没有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先考察土壤，再选种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有没有工业化、民主政治的土壤？这个土壤也只能是传统文化。
鲁迅说“古人并不纯厚”；意大利也有《十日谈》；文艺家们总是从个体的表现上，来谈道德的真伪。诚然，僧侣们长得有“鸡//巴”亦要勃起，诱奸了善男信女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基督教伦理存在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更不能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存在了五千年的实在性和合法性。文艺家多是扒粪主义者，但历史是要算总账的。道德律令从日用伦常中抽象出来，本就不是个人能做全的。忠孝不能两全，古人明白，现代人怎么就糊涂了呢？
鲁迅指旧社会全是“吃人”，并把中国的历史分成“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把历史上的中国文人分成“帮忙”与“帮闲”两种人。司马相如、李太白“云想衣裳花想容”自然属帮闲；连贵族出身的屈原，也属想帮忙帮不上一类。真正把中国历史，涂得一团漆黑。后来的“外国月亮比中国园论”、“全盘西化论”、“中国应被殖民三百年论”，与鲁迅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无关系。抗战前，鲁迅写了《中国人失去自信了吗？》。今天我们要问他，在中国的历史上，究竟“脊梁”与“帮忙、帮闲”哪个是主流？怎么又跑出来了“第三种人”？
中学读《藤野先生》，对 鲁迅的弃医学文，欲救中国人的灵魂，深以为是。后来读《琐记》中说：“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以及鲁迅自承不能从听诊器中，区分出痨与非痨的声响。加之，陶成章曾向他求教催眠的药物，以便在算命时用来赚到钱。再纵观五四一辈人，周作人是学海军的、胡适是学农业的、郭沫若亦是学医的、成仿吾是学军工的，后来统统都搞了文艺。联系到八十年代初，千军万马都来过“文学的独木桥”的现实——文饭好混而理工农医难干。五四运动时，鲁迅正忙着置办“八道湾”的房产，还请蔡元培来参观，他与周作人月收入共计五百大洋，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五万；而与周作人翻脸，体面的说法是经济的原因。有人考究“八道湾”的结构不适于偷窥。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里说：日本人洗澡，男女同浴，从不避家人。自己在日本出差时小便，厕所里正做卫生的女工就不避。千家驹说：“家信”乃鲁迅早年的日本姘妇，本欲与之成婚，无赖“妈妈的礼物”的到来，而此“家信”正是周作人的老婆。鲁迅常举叔本华书页中的梅毒方子，以及日本一大帮作家的变态，来说明“只有自认为不可靠的人，才有几分可靠”。鲁迅的文字多有孤愤之语，这份孤愤举止多是社会包括他的至亲至爱——母亲、兄弟逼出来的。读人的书，更要理解书后的这个人。知根知底的方法，正是孔子所说：“视其所以，察其所由”。
列宁曾说：“伟人之所以伟大的原故，是因为我们都还是跪着的。站起来吧！”

罪己诏2

原帖由 罪己诏2 于 2006-2-8 21:40 发表
...读鲁迅的文字，总感“此中有真味，欲辨又忘言”，颇具禅家的机锋，他曾引《五灯会元》：“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常让人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 ...

真是同感呀!:lol:

听道

鞭辟入里，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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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挑灯看剑

列宁曾说：“伟人之所以伟大的原故，是因为我们都还是跪着的。站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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